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忆王震和王任重的一些交往
李慎明
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４日上午刚上班不久，红机子响了。王任重的秘书曹志勤在电话里说：“任重同志想请你过来一趟。”
任重同志家住在东交民巷。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兼卧室。他穿着睡裤，圆口黑布鞋，正半倚在沙发床上，极可能是工作太劳累，精神显得疲惫。但一见我进来，他立即站起，伸出温暖的大手，并吩咐工作人员倒茶。接着他询问了王震的病情。
就在此８天前，即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６日，王震同志在北戴河度暑假时，前去看望在这里休假的彭真同志。两位老人单独交谈，谈得很是投机，也十分高兴。谈话结束送行时，彭真同志嫌打开着的一扇纱门太狭窄，便蹲在地上拔另一扇纱门的插销，拔了两次拔开后，没想到彭真同志身体重心失衡向后倾倒，王震同志见状急忙去扶，结果两位老人同时摔倒。王震同志左股骨颈骨折，当晚返回北京，住进解放军总医院。
听罢介绍王老的病情，任重同志很着急。他说：“伤筋动骨１００天，王老长我９岁，今年８２了。别说躺１００天，就是３０天在床上不让动也是难熬的。能不能想点什么办法，让王老尽快好起来？”任重同志还说：“能不能不打石膏？能不打石膏最好。这样就可以设法活动，经常翻翻身，有利于康复。”说到这里，任重同志更动了感情，他说：“听说王老摔了跤，８２岁的老人了，我心里很难受。王老是我们党内不可多得的敢于直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病就是我的病，他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他的腿也是我的腿！一定要设法让他尽快康复起来！党和人民需要他尽快工作。”任重同志打着手势，灰白色的头发随着激动的手势抖动着。任重同志还交代说：“你们一定要照顾好王老，让他早日康复！”
此后，任重同志还几次到医院看望王老，并多次询问王老的康复情况。
１９９１年１月中旬，王老在病床上将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建处、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等４个单位拍摄的电视专题片《三峡在呼唤》看了数遍。当滚滚东逝的长江江面上回荡起“万里长江滚滚流，流的都是煤和油”的苍凉、悲壮的主题歌时，王老的眼里噙满了泪水。王老曾说：“我是三峡工程的大喊大叫的促进派！”他和任重同志都为推动三峡工程上马几十年如一日尽心竭力。
１月下旬，王老一出院，便亲自给任重同志打电话：“我看了《三峡在呼唤》的片子，睡不着觉呀！我想找几个科学家谈谈上三峡工程的事，然后再给中央写个报告，时间很紧，不能再拖了。我跟广东省的领导人约好了，要去那里考察和休养，时间不好改了。我看你春节也别在北京过了，咱们一起去广州，你提个名单……”于是由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光斗等１０位专家学者参加的三峡工程座谈会，于２月１７日即阴历年正月初三在广州召开，接连开了三天。尽管王老身体很弱，但他仍和任重一起坚持与大伙座谈。座谈会上，形成了以王老名义给江泽民、李鹏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和小平同志的关于建议尽快上三峡工程的报告。王老在此报告上批道：“这是任重同志同意，根据专家意见写的，我完全同意论据。我是《三峡在呼唤》的热烈拥护者。此文本想改过口气，身体不好，就一字不动，特此呈上。”
１９９２年４月３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但任重同志在会议前几天与世长辞了，王老也在重病之中。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既为这一消息感到高兴，又为任重同志的过早逝世感到分外悲痛，为王老的疾病感到十分的焦虑。
王老与任重同志一直没有一起直接共过事，但他俩相知甚深，交往甚密，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后期直到晚年。
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王老认为为一大批深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平反的时机渐趋成熟，便到处奔走，大声疾呼。当时，任重同志因莫须有的罪名仍被关在狱中。王老提着拐杖几次找到先念、耀邦，说：“任重同志是个好同志、老同志。我与他没有一起工作过。他还很年轻，为党工作的时间更长。你们更了解他，应找找毛主席、周总理给他说说话。”王老为任重等同志平反的呼吁引起了“四人帮”的注意，江青在有关会议上点了王老的名，说他“搞复辟、刮翻案风”。好心的同志劝王老：“你没有与任重同志一起工作过，又不是特别熟悉，惹那麻烦干啥？”王老说：“王任重同志是我们党内很有才干的优秀青年干部，毛主席很欣赏他，我们党的事业很需要他，我为什么不保他？”
在毛主席、周总理、小平、先念和王老等的关怀下，１９７５年任重同志从监狱中被放出，但仍被放在陕西武功的西北农科院监管。这年，王老考察工作来到西安，刚刚安顿好，便提出要见任重同志。当时负责任重同志专案的人不好“得罪”已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老，只好派辆破吉普车把任重同志接到西安，并由两名专案组的人员陪送。王老一见专案组的成员，火气不打一处来：“这是我的客人，你们来干什么？！”专案组的两名成员只得回避。此后不久，任重同志恢复工作，任西北农科院革委会副主任。
１９７８年，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王老又找到耀邦同志：“你现在是组织部长了，有权了，任重同志的工作你要尽快考虑。”耀邦调阅的老干部的档案第一个就是任重同志的。不久，任重同志就任陕西省委书记，后任国务院副总理。
１９９１年２月１日，在广州珠岛宾馆，为撰写《王震将军》传纪片解说词，我访问了任重同志。任重同志谈了王老对他的关心和保护后说：“王震同志敢于坚持真理，不信邪，这是十分可贵的品质。王震同志对毛主席感情很深，坚决贯彻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全力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工作，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两位王老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但他们的交往是君子之交，是信仰、事业、品质相通之交。任重同志没有请王震吃过一顿饭，倒是王震在家里请任重吃过两次。真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愿此风长存，以此作为对两位王老的最好的纪念。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爱国工商界的楷模——胡子昂先生
经叔平
今年２月２０日是我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实业家、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胡子昂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日。胡子昂先生毕生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顽强奋斗，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和信赖，也受到全国工商界的爱戴和崇敬。人们尊称胡子昂先生为“子老”。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有幸认识子老，并和子老同在全国工商联共事多年。现在，我谨以往事的追忆，一抒我对子老的怀念之忱。
大力兴办实业，走“实业救国”之路
子老原名胡鹤如，１８９７年生于四川省巴县南坪镇。他青年时期的中国，正是军阀割据、外敌入侵，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时刻，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志向，从本世纪３０年代起，他开始创办实业。子老创办实业，始终把企业的发展同爱国利民联系在一起。他的视野更多地着眼于政治，更多关注的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他创办的企业的名称前面大都冠以“华”字，以示振兴中华之意。他先后创建了电力厂、自来水公司、机器制造厂、钢铁厂、水泥厂、砖瓦厂、木材厂等企业。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他尊重人才，重视信誉，充分显示出了一个实业家的管理才干。经过长期艰苦创业，终于建成了一个以工矿企业为主，包括金融、贸易在内的西南地区著名的企业集团，为发展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做出了贡献，成为我国有声望有影响的著名爱国实业家。
中国共产党拂去他心头的雾霭
１９３８年，抗日烽火已在中华大地燃起，子老作为一名爱国的民族实业家，数度到武汉向国民党政府申请贷款，以扩建钢铁企业，为抗战服务。不料，官僚资本却趁机染指，控制民族工业，使子老呕心沥血创办的实业不得不倒闭关门。子老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到，依靠官僚资本是不能发展民族工业的，“实业救国”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于是他在苦闷、彷徨中，苦苦求索，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深深地吸引了他。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子老在武汉有幸见到了周恩来，从此对中共抗日方针和“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对周恩来的远见卓识和道德风貌十分敬佩，以后在重庆，子老又多次聆听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的教诲，在思想上受到深刻的教益和影响。此时的子老为自己找到了党的领导，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希望而高兴万分。他深切地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是引导中国走向光明的政治力量。从此，他不断追求真理，积极接受新思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他曾利用国民党立法委员、重庆市参议会议长的身份，在重庆“较场口事件”后，发动罢免制造“事件”阴谋者的国大代表资格，在追悼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大会上发表演讲，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立场上，三呼“和平救国”的政治主张，使这次追悼会变成了对国民党的控诉大会。１９４８年，子老在国民党立法院全体委员会议上，严正反对国民党轰炸刚刚解放的济南，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贡献了力量。
走上新的征途
１９４９年９月，子老应中共中央邀请，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国旗、国歌的制定，参加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等重大政治活动。
１９５０年子老受党中央的委托回到重庆筹组重庆市工商联，在此期间，子老将其经营的华康银行及四川水泥公司、中国兴业公司、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等企业的全部股票和房产无偿交给了国家。抗美援朝开始后，他积极送两个女儿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随后，他也担任赴朝鲜慰问团第三分团副团长，亲到朝鲜前线看望慰问志愿军将士。在朝鲜的所见所闻，使他受到极大震动，深刻地体会到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真谛，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重大。回国后，他加倍努力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引导工商界同仁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以后，他组织重庆工商界广大会员认真学习，为推动工商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胜利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１９５６年，子老被组织调到北京工作，他作为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协助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黄炎培、陈叔通主持日常工作。１９５８年民建、工商联为加强对工商界的领导，成立了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协作委员会，子老任主任委员。从此，子老工作的范围和对象相对扩大，任务更为艰巨。他与黄炎培、陈叔通一起，带领全国工商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主席关于工商界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励民建、工商联广大会员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就公私合营的公私共事关系，工商业者的安排使用、定息、工资和生活待遇等问题，向党和政府及时提出建议，为全国工商界做出表率，成为工商界的一面旗帜。
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而忘我地工作
十年动乱结束后，子老已是八旬老人，但老而弥笃，奋进不息，更加坚定了他跟随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他坚决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不顾年老体弱，努力工作。
１９７８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给“文革”浩劫后百废待兴的祖国带来了徐徐春风。在欢愉、振奋之余，子老开始思考，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工商界的成员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带着这个问题，子老以巨大的热情和魄力，带领全国工商界的广大成员和工商联机关全体同志，努力探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路子。从此，子老不倦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各地民建、工商联的基层组织，大江南北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有一次到上海，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他组织召开了近３０次座谈会，经常是上午一个会，下午又一个会，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了解掌握了经济建设中的种种情况，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经过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子老就经济领域里的一些重大问题，与胡厥文同志多次联名给党中央写信。如１９８１年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设备管理工作的建议》；１９８２年和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季方同志联名提出《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１９８３年６月根据民建、工商联召开传统食品咨询工作座谈会所拟《关于恢复和发展传统食品的建议》等，其中不少被有关部门采纳。
１９７９年１月，邓小平同志邀请子老和胡厥文、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等民建、工商联领导人商谈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问题，并就经济建设中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征询意见。在这次会见中子老就工商界在技术、经营管理和经济人才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小平同志叮嘱大家，“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这次会见，使子老受到极大鼓舞，深感共产党和国家对工商界寄予了高度的信任和期望。此后的十几年里，原工商业者在祖国四化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子老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几十年来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风雨同舟，诚心诚意地做党的挚友、诤友。在参政议政中他尽其职责，认真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１９８１年，中共中央召开统战工作会议，子老与胡厥文同志联名，就加强统战理论、政策的再教育和听取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意见等问题提出建议。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就整党问题听取意见。子老在发言中表示，整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大事，也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我们要以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态度，发表自己的意见，要讲真理，不讲面子。１９８６年夏季，子老针对“一国两制”的构想和爱国统一战线出现的新情况、新格局，与胡厥文同志联名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的意见》。同年，在纪念“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３０周年座谈会上，子老发言，希望互相监督从内容到形式、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有所发展，并逐步制度化，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邓小平关心出版工作纪事
袁亮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非常关心出版工作。在“文革”前是这样，在“文革”后期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和“文革”结束后，更是这样。他对出版工作的论述和决策，有些已收入《邓小平文选》中，还有不少未收入。现在记述邓小平关心出版工作的几件事，都是极有指导意义的，其中有些是鲜为人知的。从中可以看出，他关心出版工作，总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宽广眼界，审视与分析出版工作中的问题，指导出版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支持编辑人员提出的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出版各类图书的建议
１９７５年１月，第四届全国人代会后，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力排“四人帮”的破坏，在全国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整顿工作。同时，他对出版战线的整顿也给予极大的关注。
当年９月３日，中华书局编辑周妙中给邓小平写信，针对“文革”对出版工作造成的破坏，大胆建议恢复出版各类图书。周妙中在信中说，为配合国家建设，要制定１０年出书规划，大力出版或重印学术著作、工具书和古籍。他建议要组织老中青知识分子编写著作和工具书，要落实“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个人写作，要防止“乱扣帽子、一棍子打死”。为了完成１０年出书规划，要做好印刷、装订、发行等工作。
邓小平对这封信给予高度重视。９月１１日，他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看。并在信前批注：
主席：知你向来关心这些方面的问题，故送上一阅。拟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乔木同志等研究处理。
在毛泽东圈阅后，邓小平于９月１６日又将此信转给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９月２３日，中央办公厅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将信转给胡乔木。９月２４日，胡乔木给国务院和国家出版局有关负责人写信，对贯彻邓小平的批示提出具体意见。国家出版局随即召开专门会议，进行研究和贯彻。邓小平对这一建议的支持和批示，对此后我国出版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心和批准编纂出版中外语文词典的大型规划
“文革”否定知识、破坏出版工作，造成的重要恶果之一就是中国的辞书园地遭到蹂躏。除《新华字典》等极少数几种辞书可以发行外，大多数辞书都被禁止。１９７２年，当仅有２万多人口的摩纳哥公国代表团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他们编纂的百科全书时，作为１０亿人口大国的总理，回赠的只是一本６４开的小小的《新华字典》。这种“大国家、小词典”的有损国家形象的场景，深深地刺痛了中国出版工作者的心。
邓小平于１９７５年１月主持中央工作，开始全面整顿，为改变这种“大国家、小词典”的局面提供了契机。同年３月２２日，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联名给国务院送上请示报告，提出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工作座谈会。这个请示报告经有关负责人审阅后，最后报邓小平审批。邓小平很快圈阅批准，使这次座谈会得以顺利召开。
就在这个座谈会上，讨论和制定了全国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８５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草案），共计划出版中外语文词典１６０部。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６日，国家出版局向国务院报送了这次座谈会的报告和中外语文词典１０年规划。
这个报告和规划最后报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国务院其他领导人审批。同年８月２１日，周恩来批示：“因病在我处压了一下。”邓小平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均圈阅同意。８月２２日，国务院转发了这个报告和规划，从而保证这一规划得以实施。
由于这一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一大批高质量的中外语文词典相继问世，从而改变“大国家、小词典”的局面，逐步满足广大知识界和读者对辞书的需求。近一二十年来，我国出版的举世瞩目的大型词典，许多都是起源于这一规划，或者说是这一规划的成果。如１９９０年出齐的８卷《汉语大字典》，总字数达２５００万字，收入单字５４６７８个，比《康熙字典》多７６４３字，是当今世界集汉字最多的一部大字典。又如１９９４年出齐的１３卷《汉语大词典》，总字数达５０００万字，收词３７．５万条，是当今世界收集汉语词条最多的独一无二的大词典。喝水不忘挖井人，我们不能忘记周恩来、邓小平当年的重要决策。
发挥老一辈专家学者力量尽快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
编纂一部全面反映我国科学文化水平、总汇中外广博知识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多年的夙愿。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７日，姜椿芳提出《关于出版大百科全书的建议》，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接着，胡乔木向邓小平建议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当即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与批准。
据胡乔木１９８７年２月２７日向中央领导人写的《关于改进大百科全书工作的请示报告》说：“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是由小平同志１９７８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口头批准进行的，责成我牵头组织编辑班子。”
又据梅益回忆，听胡乔木说，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同志听到胡乔木提出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后，当即表示支持，并说要快点出，趁老一辈专家学者还健在的时候着手编写。
随后，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１日，国家出版局、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向中央报送《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请示报告》，又很快得到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审阅批准。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很快组成以胡乔木为主任的总编委会，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先后组织２万余名专家学者，进行这项浩大的工程。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过程中，邓小平继续对这项工作给予关心和指导。
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将美国友人赠送给他的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转送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并殷切希望《中国大百科全书》早日出版。
解放军总政治部百科编审室于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５日给邓小平写信，请示《军事卷》中“李明瑞”的释文内容是否准确？邓小平审阅后于５月２２日批示：“称李明瑞为‘左右江领导人之一’的提法，是正确的。”
１９８６年，《军事卷》中的“毛泽东”一条，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后，经胡乔木修改，最后报邓小平亲自审阅定稿。
在１９８８年３月２２日，邓小平题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社名，给该社全体工作人员以极大的鼓舞。
胡乔木于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８日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根据国际上编纂百科全书惯例，建议在人名条下，一概不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类词语，亦不用最有威望、杰出、卓越一类形容词，但这一处理原则只限百科全书和各种辞书。邓小平审阅后批示：“我赞成。”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圈阅同意。
由于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使这部科学巨著的编纂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到１９９３年，包括７４卷的堪称中华文化丰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胜利完成。此时，总编委会１１０位委员中，已有３２位溘然长逝。可见当年邓小平要求尽快编纂这部巨著是多么富有远见卓识。
倡导和赞成积极翻译出版国外有益的科学文化书籍
邓小平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缺乏知识不行，应该从多方面取得知识。他总是倡导和赞成翻译出版国外有益的科学文化书籍，以增加我们的知识。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就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开始会谈，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２日双方签订合作出版的协议。邓小平非常关注和支持这件工作，先后三次接见来华访问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的负责人，并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这在我国出版史上是空前的。
第一次是在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６日。当美方代表谈到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意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时，邓小平说：这是个好事情。三十几年了还没有搞这件事，现在应该开始做。当然做这件也不容易，特别是中国自己的部分。外国的部分搬你们的就是了，中国的部分由中国自己来写。
第二次是在１９８０年９月８日。当美方代表谈到他们期待着中国方面翻译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简编时，邓小平说：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百科全书在学术领域享有权威性的地位。我们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将把你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从中得到教益，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邓小平还强调说：这项工作同四个现代化有关嘛！
第三次是在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０日。当时美方代表来华参加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前三卷开始出版发行的庆祝活动，邓小平对美方代表说：我对这次合作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明年全部出版是很好的事情。邓小平还说：这部百科全书是非常有用的。这是知识读物。现在搞四化建设缺乏知识，知识不足，应该从多方面取得知识。
在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下，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于１９８６年全部出版，受到我国学术界的欢迎。
１９７９年９月，浙江人民出版社为了改变当时文艺读物缺乏的状况，决定翻译出版有一定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美国长篇小说《飘》一书。此书出版后，在舆论、出版界引起争论。一种看法，这是一本不好的书，不应该出版；另一种看法，这本书虽有缺点，但仍是一本值得出版的好书。此事引起邓小平的关注，并对翻译出版《飘》持支持态度。
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３日会见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代表团时谈到《飘》的出版问题。他对美国客人说：“你们有一本书叫《飘》，是写南北战争的。”“小说写得不错，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因为这本书的观点是支持南方庄园主的。我们想用中文出版这本书。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大家看一看，评论一下。”
邓小平对翻译出版《飘》发表的重要意见，不仅支持了一本《飘》的出版，而且对国外有益读物的出版具有广泛指导意义。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４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世界各国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都翻译出版。
根据邓力群当时传达，３月１４日，邓小平听取胡乔木、邓力群汇报一个中央文件起草工作情况。胡乔木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组织力量，花几十年工夫，把世界上凡有学术价值的可以作为思想资料的著作，都翻译出版。邓小平说：这个工作很重要，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在国内组织现有人力翻译的同时，也可以在欧美一些地方分别成立编辑部，邀请华侨、华人学者参加翻译工作，翻译这本书，翻译那本书。稿费还要从优。
为了贯彻落实邓小平上述重要意见，中央有关出版部门召开了专门会议进行研究、讨论和部署，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的工作。（附图片）
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０日，邓小平接见以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任吉布尼为首的代表团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姜椿芳等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