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十五大贯彻十五大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特点和作用
戴舟
党的十五大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那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什么特点？它的地位和作用怎样？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特点
什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党的十五大报告作了十分明确而简洁的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我国国民素质和人才资源开发的现状，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面对我国４０多年特别是近２０年来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科学概念。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种区别于以往任何文化形态的全新的文化，具有突出的特点。首先，鲜明的时代性。文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虽然有其超越时代的共同性，但作为一定文化的总体而言，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社会具有不同性质的文化。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然带有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它必须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二，浓郁的民族性。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延续和发展，自有其深刻的道理。不管人们如何认识和把握它，它都要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社会心理的深层，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标准、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处世态度以及风俗习惯融为一体，成为“化民为俗”的东西，成为人们生下来就濡染其间的一种精神家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吸收世界文化成果，形成了社会主义内容和中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全新的文化。第三，实事求是的科学性。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正确地反映了自然和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坚持了同自然观、社会观中一切非科学的文化思想进行坚决斗争的立场，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高度的民主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继承优良民主传统，增强民主意识，同封建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残余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使民主精神在广大群众中生根开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题中应有之义。贯彻“三不主义”，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自由讨论、自由创作和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使文化园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合理吸收外国文化一切好的东西，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为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博大体系，是这一文化民主性的重要表现。第五，深广的群众性。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创造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人，是一切文化创造的最深厚的源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化。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中汲取营养，又用健康的文化成果教育人民、服务人民，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四有”公民。第六，勇于改革的创造性。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促进文化事业繁荣昌盛的强大动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要求深化改革文化管理体制，这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改革要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文化产品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属性，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有重要影响。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保证国家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建立健全既有竞争激励又有责任约束的机制。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作用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强弱不仅要看物质财富的多寡和社会发展速度的快慢，而且要看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水平，要看人才资源和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随着社会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化，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是文化建设和人的素质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建设是现代化事业的决定性因素。正如报告指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早在１９７９年１０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要求，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三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到了十四届六中全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被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强调指出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进而指出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这是贯穿于新时期以来的我们党的一贯思想，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主张。“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物质文明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点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文化对现代化建设的巨大作用，首先表现在它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从而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邓小平同志指出：“在我们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地刻苦钻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必将在生产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可以激发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形成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如果没有革命的精神、理想、信念，如果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为现代化事业提供智力支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开发人的智力资源。先进的教育、科学、文化，给人以知识武器，成为一种智慧的力量，推动人们有效地建设现代化事业。智力文化水平的高低，集中反映着一个国家公民素质的总体水平。其发达程度同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并常常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智力水平的提高。而人的智力的提高，又要受到科学文化知识的制约，受到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影响。社会主义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就要有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在一个文盲、科盲充斥的国度里，很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很难有物质文明建设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大幅度增长。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保证现代化建设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作为正确的思想价值导向，从思想上保证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邓小平同志说：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人类创造物质文明的过程，并不只是人和自然简单的物质交换过程，而且是在人与人结成一定生产关系的条件下进行的社会交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行为要以科学的思想为先导，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如果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不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听任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侵蚀，听任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泛滥，人们就将陷入思想混乱和精神危机，物质文明建设就不可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为建设现代化事业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阐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可以通过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动荡不安，国无宁日，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极其深刻的教训必须记取。在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方面，文化具有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展开的。如何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化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这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文化是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开展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十五大报告将其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极其精辟的概括。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是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之势所必然。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表现在物质力量上，也表现在文化和精神力量上。某些西方国家搞强权政治，基本手段之一，就是运用思想文化的方式干涉别国内政。如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能呈现强势状态，我们在国内治理和国际斗争中就难以掌握主动权。因此，我们必须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大局中去考察，放到整个世界的大局中去考察，才能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才能从根本上重视它、实践它，使之真正成为我们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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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纵横
首先是解放思想
刘炳义
贯彻十五大精神，有许多事情需要赶快去做，但首先应该是解放思想。
“首先是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的一个著名论断，出自于十五大报告称之为“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为什么邓小平把解放思想明确地放在“首先”的位置上？他的回答是：“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此后近２０年的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这一论断的无比正确。如果我们不首先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成功地“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也不可能有效地推进改革开放。事实表明，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和社会发展的速度；思想早解放，早发展，大解放，大发展；思想的解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
在邓小平的理论宝库和领导实践中，“首先是解放思想”，是一个鲜明的特色。解放思想，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在理论上，他的每一个基本观点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无不体现着“首先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领导实践中，每当改革遇到重大问题、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他总是要求人们“首先是解放思想”，鼓励人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以便走出一条新路，干出一番全新的事业。
十五大报告通篇贯穿着“首先是解放思想”的红线。为了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２１世纪，它要求“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在阐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时，它强调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对于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它创造性地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等等。报告对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作出了新概括、新结论。这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表现，也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
面对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十五大报告，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去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呢？毫无疑问，靠陈旧的思想观念、落后的思维方式不行，靠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也不行。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有这样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无论多么好的理论和路线，都只会成为“空中楼阁”，无法落到实处。因此，首要的问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此基础上，实现思想观念的实质性更新、思维方式的科学化变革、精神状态的振奋型改造，勇敢地投身到创造性实践中去。这叫什么？这就叫“首先是解放思想”。应该看到，经过近２０年的改革与发展，原有体制中的一些浅层次矛盾已得到解决，而更多的深层次矛盾正在逐渐地显露出来。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尽快渡过这一时期，必须加大思想解放的力度。完全可以说，在今天，是否首先解放思想，“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一个能否把十五大精神落到实处，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２１世纪的关键问题。
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自己的思想首先需要解放。只有自己的思想解放了，才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有资格去宣传、教育和帮助别人解放思想。可以认为，强调一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带领群众推进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带头解放思想，也是邓小平关于“首先是解放思想”科学论断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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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研究和尊重企业扩大再生产规律
——从一个侧面思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
杨承训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主体，它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目前，造成国有企业深层次矛盾和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缺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是一个重要因素。市场经济是激烈竞争的扩大再生产型的经济。这是它与自然经济乃至计划经济的一个重大区别。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消费需求日新月异、资本重组更迭频繁和流转周期大大缩短、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都在加快的今天，面临着现代信息化经济的新纪元，如果企业停留在原地仅仅维持简单再生产，那就等于后退，转眼间即会被淘汰。我国有许多一直保持领先水平的国有企业，也有不少由中小企业迅速扩张而成的大企业（例如河南的周口莲花味精集团、新飞电器有限公司等），其经营要领之一就在于具有自我改造、自我扩展、滚动发展的能力。而那些为数更多的企业却因为缺乏自我积累、更新改造的能力，一个个负债累累，陷入困境。这里确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再生产的客观规律在起作用。人们不研究不尊重它，势必受到惩罚。有鉴于此，应当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积累的数量界限。折旧费是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基金，积累才是支撑扩大再生产的基金。企业要发展就需要每年提出一定比例的积累基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经常假定：资本家将剩余价值的一半用于自己的消费，一半用于扩大再生产。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发育阶段，用于后者的部分常在一半以上，原始积累时期恐怕更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我们许多国有企业创造的相当于剩余价值（ｍ）部分，现在大约百分之七十用于交税，百分之二十用于还息，只有百分之十左右留为企业自用，其中一部分还要用于福利（如医疗费），再加还有种种摊派，结果平均能够剩下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算作扩大再生产基金就不错了。有一个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县，国有企业产值只占乡以上工业产值的百分之六点六七，却负担着百分之五十六的财政收入，ｍ的百分之八十上交了，还要付息。这怎么能够保证国有企业参与平等竞争和进行扩大再生产呢？看来，应当至少把ｍ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留在企业，新投产的应当留百分之五十以上，方可使企业有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企业的负担。
扩大再生产的主体。计划经济体制把政府视为投资主体，市场经济则以企业作为投资的主体。但是，由于计划经济的惯性，实际上至今政府仍掌握绝大部分投资权，包括新上项目和技术改造。即使资本来自银行贷款，而审批权仍然握在政府部门手里。不少企业也并不想依靠自有资金（事实上无积累）扩大再生产，仍习惯于向上跑项目、向银行跑贷款。这就涉及到我们是否真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当然，就整个社会全局来看，需要从宏观上调控扩大再生产的规模、结构、布局、速度等，需要集中财力投资一些重要项目（就整个社会来说，同样有一个把有限的资金尽可能用于扩大再生产、认真削减其他开支的问题）。然而，扩大再生产主体同市场竞争的主体应当是一致的，企业乃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微观经济缺乏活力，宏观经济便会失去坚实的基础。因此，要通过改革，使企业尽快成为投资的主体。
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以外延为主，还是以内涵为主？这个问题似乎已取得共识，但实际上没有解决，外延性的投资冲动一直左右着扩大再生产的方向和质量。其原因主要在于各级政府仍为实际上的投资主体。现在要向集约型经济转变，必须外靠市场、内靠企业，以经济效益为主线，更多地依靠企业自我发展，这样才能够充分利用技术进步，实现少投入、多产出的要求。质言之，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是与积累的机制紧密相联的，必须使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投资主体，增强企业自我积累的能力，来保证向集约型经济转变。
自身积累与负债经营的关系。这些年来国有企业负债经营掩盖和取代了企业自身积累问题。然而，债务负担一旦超过积累能量，便会变成以债还债、债上加债的恶性循环。因此，必须研究负债率与积累率之间的数量关系，确定负债经营的限度。为此，要研究企业通过积累偿还债务（包括利息）的合理期限，确定偿还债务后企业还能够形成的净积累。应当说，负债经营只能是扩大经营的一个手段，它不能取代企业积累，相反，它最终必须以后者为转移。
企业改制、改组要促进扩大再生产。企业改制、改组有利于挖掘现有的潜力，也能够更多地吸纳社会上的资本。培育和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扩大直接融资，吸收社会股金，实行兼并联合，这些属于集中的行为，是扩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不过，这种吸纳社会资本的手段并不能取代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增加自身积累。集中必须以积聚为基础，而集中之后还要进一步积聚。因此，社会财富的增值、社会扩大再生产的不断发展，最终要靠企业具有健全的自我积累的机制。所以，改制、改组必须立足于转换机制。作为政府，也不能满足于为企业化解债务、集聚一些资金上，重要的还在于认真帮助企业（集团）成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使它具有新的活力和后劲，尤其不要再加重企业和银行的负担。因此，在企业实行改制、改组的时候，必须把提高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作为转换机制的重要标志，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更要在新层次上研究和遵循扩大再生产的规律。
当然，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的进程中，如何提高国有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我们应当按照党的十五大的精神，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和切实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这对于从根本上搞活国有企业、盘活国有资本，乃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9版(理论)
专栏：调查归来
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好形式
本报记者李炳清
不久前，记者参加了由江泽民总书记题写馆名的“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开馆庆典活动。这座纪念馆坐落在浙江名城镇海招宝山南麓，占地面积２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２００平方米。纪念馆是在全国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热潮中，于１９９５年４月奠基兴建的。这是宁波市委、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近两年来，镇海口海防历史遗址先后被国务院、中宣部、团中央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乔石、迟浩田、胡绳、张震、张爱萍等领导同志，杨振宁博士以及国防大学组织的“百名将军”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为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挥毫题词。数千名海内外中华儿女纷纷慷慨解囊，献上爱心，为建造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添砖加瓦，在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史上树起一座新的丰碑。
镇海素有“海天雄镇”、“两浙门户”之誉，是我国历史上的海防要地。在镇海这块弹丸之地，曾发生过４次著名的抗击外来入侵的战争，即明代的抗倭、清代的抗英、抗法和１９４１年的抗日。其中最著名的是１８８５年的抗法战争。“四抗”不仅留下了一大片丰富而珍贵的历史人文景观，更重要的是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和值得弘扬的民族精神。如明朝名将卢镗、俞大猷、戚继光先后驻守镇海，抗击倭寇；鸦片战争期间杰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钦差大臣裕谦莅镇监防督战；中法战争时，欧阳利见、薛福成、吴杰等在镇率军奋战，击败法军等。镇海口的海防遗迹多而集中，类型较全。目前列入统计的达３０多处，都集中在招宝山一带不到２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这些海防遗迹是中华民族热爱祖国、不畏强暴、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见证，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
１９９４年８月，《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颁发以来，镇海区各级领导根据《纲要》精神，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大力开发镇海历史资源，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全区干部群众爱国爱乡的热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他们在统一领导班子成员的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及时形成“保护、修复、开发、利用海防遗迹，全面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工程”的总体方案和确立“一地、二全、三化、四促”的工作基本思路。“一地”即经过３年多的努力，形成以“一馆三区”（新建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整修招宝山区、后海塘区和梓荫山区内的海防遗迹）为龙头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二全”即全社会发动、全民参与，共同投入海防遗迹的保护、修复和开发工程。“三化”即爱国主义教育制度化、教育活动形象化、教育基地网络化。决定每年４月第一周为镇海区爱国主义教育周，使教育活动制度化；充分利用海防遗迹和各种宣传工具以及组织党、团活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使教育活动形象化；在重视“一馆三区”基地建设的同时，注意发挥区内原有的德育、国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作用，使之形成网络化。“四促”即通过保护和修复海防遗迹，促进历史文物的进一步保护和利用，促进港城文明建设，促进投资环境的改善，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全面发展。
爱国主义教育搞好了，历史财富就会变为现实的精神财富，变为精神动力，促进经济建设，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镇海这几年的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干部对记者说，开发利用历史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并把它作为镇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龙头工程来抓，虽然才３年多，但已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这几年全区经济建设取得可喜的成绩，旅游业和引进外资有很大发展，财政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特别可喜的是，青少年的精神境界、道德水平大大提高，爱国勤学的热情高涨。这些都得益于历史资源的开发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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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迈向２０２０年的中国》简介
洪边思
２０２０年即中国共产党建党１００周年前夕，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图景将如何？海内外各方面都很关注。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计划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迈向２０２０年的中国》，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蓝图。
该书凝聚了海内外百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就此课题进行的国际研讨会的主要成果。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为该书作序。该书描绘了迈向２０２０年的起点、方向、途径、策略和前景，是融定性定量分析于一体的关于我国迈向２０２０年的宏观性、战略性与预测性的著作。
在该书中，李京文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预测与展望”一文，进行了总量分析；王慧炯、周叔莲等提出的中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与振兴支柱产业的战略任务，从结构上进行了研究；陈吉元的中国粮食状况及未来变动趋势，田江海等的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史清琪的２０２０年的中国科技进步，周凤起的中国能源消费和能源发展战略，乌家培的中国信息产业的现状与未来等，对经济发展关系重大的若干领域进行了分析与展望。书中，董辅礽、王洛林、黄范章等还就世界经济合作与交流区域化、洲际化、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做了展望。对经济发展、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问题，田雪源、陈宗胜、邱大雄、江春泽等分别作了论述。本书对走向２０２０年如何使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给予充分的重视。张卓元对迈向２１世纪不断完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做了精辟的分析，曹远征对走向２０２０年中国经济体制的演进趋势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完善的目标如何分阶段推进，进行了论证，王永治等对中国２０２０年前反通胀的重大举措做了论述，秦池江对走向２０２０年的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作了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的框架设想。书中还汇集了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外国专家提出的展望中国２０２０年前景与问题的论文，有助于多角度地观察２０２０年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