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见闻录
知耻近乎勇
本报记者袁亚平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离发生时间已经３年，离讲述时间也已经几个月了，但它鲜明生动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春寒未退时节，我们赴新疆英吉沙县采访。这里手工生产的英吉沙小刀出了名，这里也在国家第一批贫困县中挂了名。
３７岁的县委书记史少林，在介绍全县工作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时，无意中说出一段故事，令我们怦然心动：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我来当县委书记，第二年全县棉花减产２．４万担。原因很多，关键在领导。我说，以减产为耻，要自己罚自己。有的县级领导不同意，哪有自己罚自己的？但在当时那个特殊情况下，只能这样做。我定出规矩，县委书记、县长、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副县长５人，每人罚４００元，１３个乡的书记、乡长，每人罚２００元。
“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第一项内容是领导受罚。面对４００多名下级，我们县里５人，乡里２６人，排队上主席台，我第一个认罚。县委办公室主任在边上一一签收。
“当时有个别领导很不痛快。历来只有上台给人家作指示的，哪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认罚的？过了几天，办公室主任拿了那罚款，问我是否收回？我火了，我县委书记的脸都丢了，谁还要这４００元！经济不发展，农民收入不提高，我当县委书记的就是有责任！
“过去没有耻辱感，减产就减产了，有的甚至说假话，减产了还报增产。当干部的，没有责任心和荣辱感怎么行？如果感到脸上无光，那就下决心把这罚的钱，明年挣回来！
“我和县里一班人，全部到乡村，到田头，狠抓棉花生产。就这样，１９９４年受了灾，但棉花产量还比上年增了３万担，在地区得了个三等奖。去年棉花大丰收，在喀什地区评了一等奖，还得了‘银花奖’，奖金１４．２万元，县委书记和县长每人各奖８０００元。这笔钱，交给县棉花奖励基金了。今年棉花产量指标２３．６万担，我们县里资金投入到位，技术和管理跟上，决心超过这个指标！”
这位毕业于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年轻干部，带我们到了棉田里。他蹲在田头，用熟练的维吾尔语和老乡们交谈，做示范动作，教技术要领。平展展一眼望不到边的棉田里，有三铧犁、五铧犁，有大宽膜机、小宽膜机，全是机械化耕作和播种。
“当领导就是这样，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任干给一任看。人要有点精神，当领导的要有点志气。”
年轻的英吉沙县委书记，带头自罚，激励众人，最后夺得了棉花丰收。这显示了一个人的勇气，更体现了一个领导者的素质。
在不同地域、不同的生存条件下，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内核：人要自救，人要自立，人要自强！
发生在英吉沙的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西部人的潜能，也给我们以深深的启迪。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物志
普通话在西藏
索穷
武汉小伙子刘中平大学毕业自愿申请来藏工作。对西藏艰苦的物质环境，他早有思想准备，然而，由于父母和同学们担心他到了西藏语言不通，会给工作带来不便，所以他踏上征途后，心中总是忐忑不安，顾虑重重。
刘中平分配到拉萨市一个政府机构工作，办公室除了他，还有３位藏族同志。上班第一天，他自己不知道怎样向同事们打招呼，藏族科长土旦桑布大大方方地站起来，用标准的汉语普通话说：“刘中平同志，欢迎你到西藏工作！我和我的同事很高兴与你共事！请坐！……”刘中平心里暖乎乎的，一切顾虑和担心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几年前，在一次全国性的汉语普通话大赛中，一个身穿筒裙，腰围“帮典”的藏族妇女“舌战群儒”，技压群芳，勇夺桂冠，成为大赛的新闻人物。人们问她是电台的专业播音员吗？怎么会说如此漂亮的汉语？这位藏族妇女骄傲地回答，“不，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员，而且参加工作才三年。”
今天，你走在西藏的城市、乡村，遇见的藏族同胞多多少少都能讲标准的汉语普通话，就连深山沟里没有出过远门的老头老太太见到陌生的汉族同志，也会风趣地来几句：“什么？”“你好你好你好……”，更不要说受过良好教育的藏族干部。
在西藏，除了少数民族同胞依照《民族区域自治法》自愿使用本民族语言，汉语标准普通话已经成为应用范围最广的族际共同语。一些外地人初到西藏，惊叹西藏的普通话推广工作如此之好。一些汉族公职人员在自己的家乡说汉话时还带有明显的方音，但是到西藏工作几年，惊异地发现自己的普通话大有长进，他们说西藏真称得上是进修普通话的特殊学校。笔者认识四川宣汉县一个叫吴富仁的打工小伙子，他来自贫困山区，只有小学毕业文化。刚来西藏时，他满口土腔土调没人能听懂，把鞋子叫成“孩子”，把钱叫成“经济”，把不知道叫成“懂不起”，听他说话，用他自己的话来回敬真是“懂不起”。但是，去年年底，当他离藏准备回家时，用标准的普通话和我道别，高兴地说，我到西藏不但赚了钱，而且学会了“说话”。而他的“老师”则是他的藏族房东。
西藏普通话推广成果较好的地区是拉萨、山南、林芝、阿里等地。而昌都东北部江达、贡觉等地，因与四川交界，与川人交往，当地人善操四川方言。昌都东南部的芒康、盐井等地，因与云南接壤，当地人说汉话又带有明显的滇西土音。拉萨、山南等西藏腹地，没有外来语言影响，推广汉语普通话条件更好，阻力更小。“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人们认为，藏民族的语言才能是汉语普通话在西藏得以推广的重要因素。也有人认为，是藏族人的模仿能力强使然。但说到底，普通话在西藏“吃香”，要归因于改革开放、兼容并蓄、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大环境。
哪个地方推普工作搞得好，哪个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搞得好，人的整体素质高，就必然有吸引力，有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的先决条件。拉萨市近几年的飞速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附图片）
藏族少女谢继胜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重访边关看孙吴
本报记者郭伟成
６月的小兴安岭北坡，万木葱茏，满山满岭是一片耀眼的新绿。白桦、柞木、松林之间，百合花、五味子、金针、紫罗兰和草原上叫不上名来的花儿，在微风中跳跃、欢呼。山坳里，田地边，布谷鸟呼朋引伴地欢叫着。当地人说，听那公鸟的叫声，仿佛是说：“光棍好苦！光棍好苦！”“不苦！不苦！”雌鸟欢快地和着，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
２８年前，正当布谷鸟叫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从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齐齐哈尔来到这个叫做孙吴的地方。有到屯子里插队落户的，也有到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都是一样的北大荒人。几度春风里，他们播撒了血汗与青春；几番秋阳里，他们收获了人生的硕果。我，只是他们中的一个。
２８年后，布谷鸟也还是那么叫着。当我又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惊异地发现，孙吴变了！
清代，这里是从哈尔滨北方的龙镇通往黑龙江边逊克城的驿道“龙逊关道”上的第五站，称作“逊五”。后来，日本关东军在这儿精心构筑了对北方作战的前沿，又因为崇尚中国古代军事家孙膑、吴起，遂将“逊五”改称“孙吴”。关东军１２３师团及７３１细菌部队孙吴支队曾在此屯兵扎寨。时有“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孙吴”之说，可见其军事地位的重要。但是，直到大批知识青年来到这儿的时候，孙吴，依然是一个遥远、落后的边塞。
现在，沿着古老的驿道，当年我们走马车，赶爬犁的地方，修起了铁路，旅游列车每天从哈尔滨开往黑河，还开通了飞机航线。村里老乡家安上了程控电话。去年，这里开通了无线寻呼，跑业务做买卖的，腰里挂上了ＢＰ机、大哥大。在我当年插队的那个村，过去赶马车的邹二，如今驾起了自家的吉普车；李家富一家６口人置起了４辆大小拖拉机，承包了７０垧（１垧＝１５亩）地，去年打了１５万公斤粮食；丁世昌一家承包了４０垧地，置了大小３台拖拉机，去年打了６万多公斤小麦和大豆，用了８吨化肥；畜牧专业户王庆贤养了５０多头牛，还承包了３０多垧地；致富以后，王庆贤又把牛犊赊给贫困户，有钱再还，不要利息。
虽说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兴安岭上春风依旧，但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却不一样了。从县里、乡里到村里，人们谈论的都是“招商引资”、“南联北开”、“进入市场”这样一些新名词。县里正开招商引资会。县委书记张清杰说：“中俄关系正常化，给孙吴提供了发展机遇。我们要以南联为重点，促进北开，引进资金、设备、人才和技术，推动孙吴发展外向型经济。”
据介绍，“八五”期间，孙吴的粮食生产能力已达到１０万吨，农村人均收入达到２０００元，最高村屯人均收入达到２８００元，最高户人均收入突破１．５万元。孙吴的产品已经出口日本、香港、台湾及西欧国家。在这里，我觉察到孙吴县上上下下都在图发展的愿望。就连县领导们的名片后面都在“推销”孙吴，上面印着：“孙吴县位于黑龙江北部，与俄罗斯康区隔江相望，有国家一级客货口岸，江海联运……”
过去多年，孙吴没有得到大的发展。现在不一样了，连乡里都在考虑着招商引资的事。西兴乡党委书记焦歧富说，现在全乡都在讨论怎样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推动农民进入市场。乡党委决定发动各村讨论“我乡经济怎样加快发展”，要制订出农民进入市场的规划、措施，落实好项目。一是乡办企业，二是畜牧业，三是引进资金，开荒扩种，形成更大的农业规模经济。
前不久，西兴乡还去参加了“’９６中国大黑河岛经贸洽谈会”，推出“西兴山珍”系列产品，展出西兴农民培养的蕨菜、黑木耳、猴头菇等十几种山野菜产品。嘿，还真受中外客商的欢迎。安徽、四川、浙江以及俄罗斯的客商都来与西兴乡洽谈合作。西兴乡也准备过江到俄罗斯去建立蔬菜生产基地，在俄罗斯销售。
为了帮助农民致富，发展市场经济，乡里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利用农闲办起了农机、农技、畜牧、庭园经济和食用菌技术培训班。西兴村家庭妇女王莲香在食用菌技术培训班学会了栽培平菇、猴头菇，成了远近闻名的“食用菌大王”，并且帮助乡亲们掌握技术。王莲香说：“党给了农民致富的金钥匙。党的政策好，农民不再苦。”为了培养农民的下一代，乡办学校也开办了农业技术课。为了办学，乡党委一咬牙卖了仅有的一辆吉普车。
不只是西兴乡。我到了山区的红旗乡，这个乡也在琢磨着发展经济的道道。乡长胡金亭说：“别看咱们乡在山里，已经协议引资３００万元，开发山区资源。”乡党委书记段迎春说：“咱乡的破题项目是试验种水稻。”我们踏着早晨的露水来到青山村。嗬，２０亩水稻试验田里，绿油油的秧苗已经有１尺多高了。这里地处北纬４９．３度，海拔５００米，属于第六积温带，无霜期不到９０天，是水稻禁区。上工的老乡说：“水稻产量高，用工早，和大田（小麦、大豆）不争嘴，种成了敢情好。”段迎春说：“红旗乡有适合种水稻的草原面积７５００亩，全部种上水稻可以收获３００万公斤，产值５００万元，等于现有３万亩耕地的总产量，现有农牧副业的总产值。”
晨风拂过，水田里的稻苗，犹如嬉春的女孩，恣意舞动着她们嫩绿的衣裳。远山也从沉睡中醒来了。这兴安岭上的蓬勃万物，似乎传达着繁荣的信息。这时，布谷鸟又叫了，远远地传来：“光棍好苦！光棍好苦！”更多的布谷鸟醒了，叫着“不苦！不苦！”我想起西兴乡农民的话：“党的政策好，农民不再苦。”
兴安岭上，布谷鸟在欢叫“不苦！不苦！”（附图片）
题图：孙吴县西兴乡南地窨子的大田作物。
左图：孙吴县木制品厂的产品已经出口到日本、韩国和欧洲国家。
郭伟成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卫士严守国门
周子淦
打洛，我国西南边陲新崛起的一座边贸旅游城，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西南部，与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接壤，国境线三十六点五公里，是滇南“茶叶商道”和东南亚国家“边贸之路”的通道口和驿站。
驻守在这里的武警云南边防总队西双版纳边防支队打洛边防工作站的官兵们，凭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在打洛神秘的边境线上筑起了一道攻不破、打不垮的钢铁长城。
与打洛相距四公里的缅甸勐拉，各式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便宜的价格，特殊的环境，给这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前来旅游购物。然而，出境要凭“出境证”才能通行。我们的哨兵就在中缅二一八号界桩我方一侧执勤，每天要与上万名出入境人员打交道，负责查验他们的证件。一次，战士桂保周在桥头哨卡站岗，家乡几位领导来到桥头，要求免证出境旅游，并提出当他退伍回家时包安排工作。来自农村的战士谁不想回乡有份工作，然而，小桂很有礼貌地将眼前这几位可能主宰自己今后命运的“地方官”请进检查室，向他们解释边防政策规定。这下可惹恼了他们，其中一人不客气地说：“这点方便都不给，你要考虑退伍后的前途！”小桂听后，严肃地说：“我本是农家子弟，大不了回家还是种田。”他们听了，只好悻悻而去。
打洛边防工作站的官兵并非没有一点人情味，只不过这种感情不是奔放的野马，而是一种助人为乐的崇高精神。有一次，一位名叫李苏金的老伯千里迢迢从贵州来到打洛，寻找失散三十多年的弟弟。当他打听到弟弟就在四公里外的缅甸勐拉开商店，激动不已，急匆匆走到口岸准备出境，可他没有办理“出境证”。执勤哨兵鲁光富问明情况，一边安抚老伯，一边托人出境寻找其弟。经过三个多小时找寻，终于使这对失散多年的兄弟在两种社会、两个世界的边沿见面了。
打洛边防工作站口岸检查室处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没有高墙、电网相隔，双方边民自由往来。夜晚，从对面酒楼、赌场、录像厅飘出来的喧闹声和靡靡之音不绝于耳。面对近在咫尺、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站党支部始终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立体腐蚀”的特殊环境中，筑起一道金钱物质冲不垮、美色勾引不动摇的坚固防线。一次，走私分子找到哨兵王国林，答应给一万元人民币要求放行三辆走私轿车，小王将计就计，引蛇出洞，最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在打洛神秘的边境线上，无论犯罪分子多么善于伪装，都将难逃法网。那些躺在担架上的“病号”、挺着肚子的“孕妇”以及用种种手段藏匿毒品的贩毒分子，一个个被剥去了伪装，美梦被打得粉碎。在一连串的碰壁面前，犯罪分子哀叹：“过打洛口岸武警这关，比登天还难！”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为政以德造福百姓
——山东省曹县县委书记朱保忠一席谈
武宪威武卫政
朱保忠，１９４８年生于山东省东明县农村，大学文化。历任乡镇党委书记，东明县副县长，梁山县县委副书记、县长，菏泽地区行署副秘书长。１９９３年１月任曹县县委书记，１９９５年任菏泽地委委员兼曹县县委书记。
我认为“为政以德”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摆正“官”与“权”的关系。“官”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权”是人民赋予的责任。一个称职的县委书记，一定要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把“温暖”送给群众，把真心交给群众。
１９９３年底我到曹县任职那天，离过年还有５天，我首先想到全县较为贫困的倪集乡：那里群众的生活怎样？过节的东西准备齐了没有？到了倪集乡，我了解到那里农民人均收入４３２元，各种提留竟占１６０元，个别村超过２００元。回城的当晚我们开了常委会，用一整夜时间定出了《减轻农民负担十条规定》，把提留款严格控制在农民年纯收入的５％以内。两天后，各乡镇超收提留款全部退还农民手中。为让农民过好春节，我还带领县里各机关的同志将６２万元救济款、３０万公斤面粉及其他救济物资发放到困难户手中。
当然，做一任书记要想十任之事，关心群众不光是解决他们眼前的困难，更应为他们的长远利益着想。曹县在菏泽地区首创粮、棉、桐、杞条、蔬菜、果品、畜牧、建材八大生产基地，围绕基地建立了八大市场和八大加工基地。３年多来，这个造福１３５万百姓的三“八”工程，使农民得到了极大的实惠，人均纯收入由原来的不足５００元上升到１４０８元。
为把工业迅速搞上去，县里将重点企业的帮扶工作落实到人，我负责曹州橡胶厂，为此赴京昼夜不停为项目资金四处奔波，带回了几十个有价值的信息，争取资金１４００万元，洽谈项目４个；又成功地在武汉为曹州橡胶厂召开了定货会，一次签订合同１０４５０万元；在济南召开全国技改会议期间，我２４小时打个来回，使曹县两个项目进入部专项，一个项目进入省重点。
作为县委书记，激励要从别人身上做起，约束先从自己开始。我深知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县委，很多人在衡量领导言与行之间的距离。为此，县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制定了《关于加强自身思想作风建设的八条规定》，把不买豪华车，不改善办公条件，教育投入优先，教师工资优先作为一种制度一直坚持下来。
这几年，曹县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发展。财政收入３年内增长３倍，农民收入增长２．９４倍，有１８项工作获得国家级先进称号，精神文明、社会治安、教育、信访等项工作多次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在菏泽地区的排名由倒数第二位跃居第一位。这些成绩的取得，正是我们作决策办事情始终坚持“为政以德，造福百姓”的结果。（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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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抱憾昆仑泉
万秀斌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柴达木盆地。听朋友们介绍，在巍巍昆仑山下，有一口昆仑泉，泉水系千年积雪融化而成，喝起来清纯、甜美，不需任何加工，其各项指标均优于市场上出售的一些矿泉水、纯净水。
可记者在青海境内采访近半个月，甚至在昆仑山脚下的格尔木市，都未能喝上那叫人渴盼已久的“昆仑矿泉水”。
乘车来到昆仑泉边，看到汩汩涌流的泉水，车上的人不约而同地倒掉手中的矿泉水，争先恐后地拥向泉井，忘情地畅饮着大自然的琼浆玉液。
当地导游向我们介绍泉边的昆仑矿泉水加工厂，大大的红字招牌倒是非常醒目，厂房和院落也颇具规模，但值此盛夏旺季，这里却看不到繁忙的工作场面，也见不到车来车往运载的情景，人们甚至怀疑厂家是否正在生产运营。
据介绍，“昆仑矿泉水”如果得到规模开发，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不仅可以迅速在国内打开市场，而且可以走向国际市场。而眼前这种冷清局面实在令人困惑。难道是生产技术不过关？知情人坦言，加工这种矿泉水的技术要求并不高。难道是无力投资？否，仅青海就有几家颇具实力的企业愿出资开发。而合作之所以未能成功，是因为当地提出的一些苛刻条件让人难以接受。于是，昆仑泉水便日复一日地在人们的遗憾声中流走了。
有资源条件，有市场需求，又有投资意向，却未能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说一千道一万，不过是个观念问题：拥有资源而无力开发，让别人开发又怕钱被赚走，只好捧着金碗讨饭吃了！
开发中西部，宏观思路早已明确，但要落到实处，达到目的，还是要千方百计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转化的路子或手段可有多种，但前提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抱着保守的观念来看问题、办事情，纵有天大的发展机遇也会眼睁睁地让它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