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贯彻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
遵守党章是加强政治纪律的基本要求
叶笃初
江泽民同志关于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论述，把加强政治纪律作为一个重要方面，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并说：“我们讲加强政治纪律，最基本的就是要遵守党章，按党章的规定去做。对党章的各项规定，所有党员都要遵守，高级干部更应该带头遵守。”
遵守党章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尺
以遵守党章为加强政治纪律的基本要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一个新的建树，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历来把党章视为党的建设与党的巩固之本，是划分正确与错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界线。列宁指出：“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对党章的态度，说到底是对党的态度问题，包括对党的理论信仰、政治目标、组织原则、党员义务的态度问题，是关系党的兴衰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
第一，党章是党的理论、路线和组织原则的集中体现。遵守党章包括了忠于马克思主义，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要求。党章总纲最集中地表述了我们党的目标、任务以及实现目标的途径、方法，相联系的条文部分又规定了党的各级组织、党的干部、党员所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做一个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就要拥护党章总纲，遵守党章的各项规定。现在党内有一些人对党章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甚至把党章看作是“纸上的手段”、只有“文献的价值”，既不很好学习掌握，又不认真“躬行实践”，这是不严肃的，也是幼稚的、错误的表现。理想、信念、宗旨写在党章上了，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就不只是信念问题，还是一个纪律问题。理想的动摇，纪律的违反，都是很危险的。
第二，党章是党组织和党员行动的最高准则，是党的一切规章制度、各种具体纪律的总根据、总来源。党章作为对全党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具有党法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它的显著特征是既有义务性的规定，又有禁止性的规定，还有授权性的规定。也就是说，凡是党员、干部乃至党的组织，应该遵循哪些准则，应尽哪些义务，应享有哪些权利，以及违反这些规定将要承担的纪律责任，党章都有明确规定。这在党的一般指示、决议或单项法规中往往是难尽其意的，甚至是没有规定的。但党章就不同了，它从总体上涵盖了涉及党员政治行为、组织行为、经济行为、道德行为以及涉外行为的广泛要求。因而每个党员都可有所遵循，还可据此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党章是党的大法。现在党内的确存在着少数人无视党规党法的现象。有些领导者自视特殊，把自己置于党规党法之上，这实际是一种特权思想的反映；有些党员明知领导者的某些言行是不正确的、违反党章的，也不顾党规党法的尊严，唯命是从。如若允许这种现象存在和发展，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就会受到破坏。江泽民同志强调遵守党章，无疑正是对党内一部分人蔑视党章、践踏党章行为的批评和斥责。
第三，党章具有普遍性、平等性、概括性的特点。党章体现了全党意志和党的最高利益，它对每一个党组织和所有党员都有同等的约束力。在党章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也不应该有不受党章约束的特殊党员。但是它又不同于单项的具体法规，它是党内各种法规之“母”，是各项具体规章的集中、升华和概括，反转来，又指导和衍生各种具体规定。正因为它具有概括性的特点，所以还需要有一系列具体法规来补充、配套；正因为它具有平等性、普遍适用性的特点，所以所有党员都要遵守党章，领导干部更应带头遵守。是否按照党章规定去做，这是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尺。如果我们对党章有充分认识和深刻理解，那么，就必然以高度政治责任心和组织责任心，把党的最终目标和现阶段任务联系起来，把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诚心诚意为人民办实事联系起来，把理想和行动联系起来，从而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严格按照党章办事，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行动化、实践化。
遵守党章就要自觉维护中央权威
党是由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遍布城乡的基层党委、总支、支部及广大党员群众结合起来的统一整体。党的中央组织作为党的首脑，它是党团结与统一的中心。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就不可能有党的真正的统一。早在４０年代，我们党在《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就鲜明地提出，要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把三者联系起来，而把服从中央领导作为全党统一性、集中性的表现，这是党对自身内部关系认识达到高度成熟和完全自觉的一个标志，具有很深远的意义。后来，在１９５４年２月《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重申“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因此，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经验，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需要，明确提出：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这几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他还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这样，就把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的任务提到了全党面前。
党中央是党的最高司令部，同时又是党的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党的每一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服从中央，说到底，也就是服从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和宏观决策。用我们党的习惯语言，就叫局部服从全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党章作为党的法规，就是把这个道理以条文形式加以具体规定。例如：“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各部门、各地方的党组织可以向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党的各级组织的报刊和其他宣传工具，必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等等。
遵守党章，就要维护中央权威，保证党的统一，服从党的根本利益和最高利益。在这个并非难以明白的问题上，为什么有的同志却态度不鲜明，甚或犹疑、动摇以至在实际生活中违反呢？分析起来，至少是在以下问题上存在误区：
一是在权威问题上存在糊涂观点。任何一个集体都要有权威，党也必须有权威。恩格斯在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组织理论时曾有针对性地批评一些人反集中、反权威的观点。他说：“如果他们是工人，而不是资产者、新闻记者等等，或者，如果他们哪怕是稍微研究一下经济问题和现代工业的条件，那末他们就会知道，不强迫某些人接受别人的意志，也就是说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不论这是多数表决人的意志，还是作为领导机构的委员会的意志，或是一个人的意志，——这总是要强迫有不同意见的人接受的意志；然而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强调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中央领导和中央政令的权威必须维护，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纪律。我们这么大的党和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不强调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如果出现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局面，那不就乱套了，那还怎么能够集中力量搞好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
二是在利益问题上存在糊涂观点。有一些人不愿意遵守“全党服从中央”这条规矩，甚或想变通或打破这条规矩，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益问题。他们在关系本地区、本单位利益，或涉及个人及少数人利益问题上进入误区。他们不能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利益格局调整问题，他们颠倒了全局和局部、暂时和长远之间的利益关系，把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放在党的根本利益之上，自然就把党的规矩视为“障碍”，就不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对党中央的决定、指示也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
三是在发挥积极性问题上存在糊涂观点。我们党历来重视两个积极性，即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强调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维护中央权威，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两个积极性。我们一些同志在加强中央统一领导和发挥地方积极性这二者的关系上也陷入了误区，他们不是把二者联系起来，而是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是又一个存在的问题。
为了使我们更加自觉地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就必须对服从中央和服从全局利益及根本利益有统一的理解。既要从组织的角度，即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纪律的角度，又要从政治角度即政治方向、路线政策的角度认识同中央保持一致的极端重要性。必须把这种认识和实践联系起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最重要的是坚决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在思想上保持一致，最重要的是维护中央权威，反对阳奉阴违，反对自由主义，反对传谣信谣等一切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在行动上保持一致，就是一定要把党的决定落到实处，遵守纪律，重大的问题要请示报告，在自己负责部门和工作中体现中央说话能够算数。
遵守党章就要自觉维护和执行党的路线、政策
严格地讲，党的纪律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组织问题，同时还是政治问题。有些纪律的内容本身就是政治性的，涉及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原则和路线方针。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情况尖锐提出：“现在不只是组织纪律差，政治纪律也差。比如，中央说要落实政策，他就是不干。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政治纪律问题。”１９８０年，他又一次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严肃指出党内纪律废弛的性质及影响。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纪律废弛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也是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纪律相当废弛，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党规定的任务，可以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后来，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从战略高度上强调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他明确指出：“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
小平同志所说的有关理想、纪律等重要思想，最集中、最科学地体现在党章的各项规定中。遵守党章，按党章的规定去做，与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服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是完全统一的。我们必须在党章问题上，在纪律建设特别是政治纪律建设问题上有比较充分的完全的认识，使自己在当前的复杂环境及繁重工作中，始终处在清醒的、主动的地位，为党作出更大贡献。
第9版(理论)
专栏：
实现企业改革、改组、改造相结合
周绍朋
企业改革、改组和改造通常被称为企业“三改”。“三改”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分别有着自己的内涵。企业改革主要是通过调整企业生产关系，实现企业制度创新和经营机制转换，调动各方面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企业改造则主要是运用技术手段提高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实现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和技术升级；企业改组主要是通过企业组织形式的改变，达到企业内部，特别是某些企业之间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然而，企业“三改”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的共同目的都是要实现生产力各要素的合理组织，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因此，只有把企业改革、改组、改造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企业改革中要注意加强企业的改组和改造
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解放企业生产力、发展企业生产力的强大推动力。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的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和突破。国有大中型企业已经进入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的崭新阶段；对于国有小企业，则要采取多种产权组织形式和灵活政策，进一步放开放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加大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力度。通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起科学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有了这种体系，才能建立起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的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也正是进行企业改组的好机会。特别是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建立起合理的企业组织形式。同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还会遇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如企业债务负担沉重、冗员多和企业办社会等。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加大企业改革的力度，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如实行贷改投，允许企业进行经济性减员，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外，还必须大力推进企业的改组。从一定意义上讲，进行企业改组，是解决上述矛盾和问题的一条最现实、最有效的办法。此外，在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过程中，不仅涉及到企业存量资本的优化组合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企业增量资本的投入问题，这又是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极好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按照市场的客观要求，对企业进行技术上等级或充分发挥生产能力的技术改造，不仅能合理运用企业的增量资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还能促进企业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用改革的方法实现企业的改组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企业规模结构很不合理，主要是大企业、特大企业很少，中小企业很多。这是造成我国很多企业技术水平低，经济效益差，市场竞争能力弱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对资本增量进行调整，即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有计划地建立一批大企业、特大企业，更重要的则是要对资本存量进行调整，对现有企业进行改组，建立起一批大型企业集团。
企业改组，特别组建企业集团，必须采用改革的方法，即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贯彻平等互利原则，保证所有者的权力和利益不受侵犯。即使是国有企业之间的改组，也需要在理顺产权关系，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基础上，以产权为纽带，以产品为龙头来进行。
企业改组，可以采用多种形式。除以产权为纽带建立企业集团外，还有企业合并、兼并等。
企业改组必须运用改革的方法，而企业改革也可以为企业改组提供很好的条件和机遇，我们应当抓住这个契机，加快企业改组的步伐。
在企业改组的同时实现企业的改造
在企业改组过程中，企业资产存量发生一定的变化是确定无疑的。在多数情况下，企业改组要投入一定资金，引起企业资产总量的增加。在企业改组的同时进行企业改造，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位企业家在讲到企业改组时说得好：把若干企业的资产和职工加在一起，如果不进行结构上的调整和技术上的改造，就只能起物理上的变化。从经济效益上看，１加１最多等于２，弄不好还会小于２；如果按照企业的生产技术特点，把企业的资产和人员进行重组、优化和改造，就会起化学上的变化。这样就不再是１加１等于２，而是１加１等于３甚至更多。
在企业改组中，有关企业的资本可能会发生以下几种变化：一是总量不变，只发生结构上的变化；二是增加部分投入，使总量增加；三是虽未增加投入，但由于盘活了存量，使得资产增值；四是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总量减少，但部分资产变现。在上述几种情况下，通过市场的作用，都有可能得到一部分货币资金或设备从而对企业进行改造。
企业的改造同企业技术进步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企业技术改造实现企业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重要的手段。而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是需要大量资金的，在资金比较紧缺的情况下，除了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减少新开工项目，把有限的资金更多地投入到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上以外，当务之急是要把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同企业改组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企业改组实现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研究和评价民主社会主义的新作
——读《民主社会主义评析》
张中云
源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有较大世界性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派别。与一般的社会思潮和政治派别不同，民主社会主义不时用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潮的词语作装饰，具有很大疑惑性。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是什么性质的，它在历史上和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怎样的，这是人们长期来探索、研究和要回答的问题。徐崇温著《民主社会主义评析》（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出版）在全面、深层次研究的基础上，作了科学和求实的评析。
从理论上、政治上严格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澄清思想，明辨是非，是该著的最显著的特点。该著的主题和体例是紧紧围绕民主社会主义的性质、社会功能和作用展开的，它针对有关把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相混淆的错误认识和说法，以及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肤浅之见，从民主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思想纲领、样板和橱窗———瑞典模式，以及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关系等，凡属足以判明其性质和作用的所有重大和关键的问题，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和判断，在援引第一手资料和进行理论分析的广度和深度上是同类论著所少见的。作者证明，民主社会主义是始终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用社会改良主义解救和巩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配合西方对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势力。这是我们正确了解和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在当今变革的时代和开放的世界，国际联系日趋紧密，各种政治和精神文化力量互相激荡，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纷然杂陈，猛烈冲击着人们的理想信念和政治取向。此时，我们如果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理论观点不清，政治辨别力不强，必然会误入歧途。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一再提供的深刻教训。
该著突出地强调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并不意味着全盘、彻底否定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以此为基准，客观地评价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执政时期，在发展经济，改善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活民主化等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和采取的某些做法的价值。这是与别的论著有所不同之处。作者阐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了钝化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在现有制度和秩序的基础上，改进和完善资本主义的统治和管理机制。也可以这样说，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方国家，创立了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以适应资本主义进一步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进而替代它，仅仅从本质上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该著对此有所阐释。把握这一点，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我党提出并实行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接触与交流的方针。
此外，作者在该书中对一些重大问题和令人疑惑与易生歧义的问题，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为什么把自己的思想体系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为民主社会主义，怎样辨析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权观，等等，都发表了自己的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