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
清明，在非洲扫墓
顾章义
每当清明时节，总免不了想起那年在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非洲，为我国长眠在非洲大地上的殉难者们扫墓的事。
１９９２年，我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从事研究工作。４月４日这一天，达累斯萨拉姆港的上空灰蒙蒙的，像要下雨。按照计划，上午上班时我要去一趟学校图书馆。刚走下住宅楼的台阶，前面不远处一辆小汽车嘎吱一声停了下来，从里面出来的是我国驻坦桑尼亚使馆文化参赞和他的秘书。“走，到烈士公墓扫墓去！”经文化参赞这么一说，我才想起这天是我国传统的清明节。但在坦桑尼亚有一个中国烈士公墓，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汽车在达累斯萨拉姆市西南郊区的马路上行驶着。一路上，文化参赞向我讲述了这里中国烈士公墓的来历。
６０年代前半期，坦桑尼亚、赞比亚相继独立后，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和支援其他正在争取独立的非洲国家，决定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起初，两国政府向西方国家求援，但均遭拒绝。１９６５年２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问我国时，向我国政府提出了援建要求，得到了我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重视和支持。两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并达成了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原则协定。尼雷尔对这次访华十分满意，当时就说中国是坦桑尼亚真正的朋友。随后，１９６７年６月赞比亚卡翁达总统也来华访问。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卡翁达总统时说，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取得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尚未独立的国家。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赞比亚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卡翁达总统对中国的真诚援助大加颂扬。后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患难知真友。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只有中国才真正帮助我们，中国是赞比亚真正的朋友。”卡翁达总统访华后不久，坦、赞两国政府很快组成代表团来北京商谈有关修建坦赞铁路的事宜。１９６７年９月，中、坦、赞三国政府签订了合作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铁路全程１８６０多公里，１９７０年１０月正式动工，１９７６年７月全线通车。为了修建这条铁路，我国先后动员了上万人次前来非洲。要奋斗总会有牺牲。在援建过程中，我国先后有数十名工程技术人员、翻译和工人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让我国的殉难者有一固定的长眠之地，坦、赞两国政府主动提出在各自的国土上为之建立公墓。当然，现在安葬在公墓的还包括我国其他援外殉难人员。
约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了公墓所在地。公墓是一片绿树环抱的平地，四周围墙用青砖砌成，占地约４万平方米。每一墓前立一长方形石碑，刻着殉难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公墓的正前方是一块高２米多、阔４米多的大石碑，上面自左至右镌刻着“为援建坦赞铁路及其他援助项目而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许多人前来扫墓。我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也来了。附近不少村民前来观看。一些儿童不时伸出小手，向前来扫墓的中国人索要小物品。当我把一盒清凉油放到一个儿童手中时，他高兴地欢呼雀跃，一手举着清凉油一边跳舞，一边高喊：“中国！中国！”
上午１０时整，祭奠正式开始。人们在敬献给烈士的花圈前肃立默哀。我国外交使团团长、我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主祭，宣读祭文。
“……为了援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坦赞铁路和其他建设事业，我们已有８０多位同胞殉难在非洲这块土地上。其中６４人安葬在坦桑尼亚，１８人安葬在赞比亚……”
天空淅沥淅沥地下起了小雨，仿佛也为在非洲大地上殉难的中国烈士们流泪致哀。人们排成一字队形，轻轻地缓步走到每一位烈士的墓前，有的在烈士墓前放上一束鲜花，有的放上烈士生前喜爱之物，一些熟悉情况的人还讲起烈士们生前的事迹。
“那天中午，他汗流浃背与几个同事一起走下工地，来到树荫下，打开饭盒和罐头，正吃着吃着，突然树上的几窝蜂倾巢而出，迎面袭来，众人不约而同弃餐而逃。但他因过于疲劳，躲闪不及，成为群蜂攻击目标。当其他的人回来找他时，他身上被蜂蜇过的地方已成肿泡。面对这种症状，工程队医生束手无策。工程指挥部速电北京。周总理得知后，决定急速派出国内最好的病毒专家前去医治。那位医生从接到通知到上飞机，仅三个小时。但当时飞机从北京到坦桑尼亚，至少需２４小时。最后终因时间延误，蜂毒进入了血液，无法治疗而离开了人世。”一位中年男子如此诉说一位姓赵的工程师殉难的情况。
一位女教师指着一位姓陈烈士的墓碑动情地说：“他１９８５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１９８６年满怀豪情前来坦桑尼亚工作，在一次出差途中因车祸遇难，年仅２４岁。对他来说，真是壮志未酬……”
…………
雨下大了，前来扫墓的人渐渐离去。留在烈士墓前的是一束束鲜花，生者的无限怀念和哀思……
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读祖孙言画的思考
袁敏杰
近日读到一位文化人的文章，其中言及其小外孙“长大了不画油画，要画赚钱的画”，读来令人深思。
作者说，他１０岁的小外孙迷恋画画，在少年宫美术班学习已快两年，画画颇受老师称赞，其作品屡屡被拿到班上示范。有一天，小外孙用铅笔为外祖父画像，于是祖孙俩便有了如下饶有趣味的对话：
外祖父问小外孙：“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好好作一幅油画肖像？”
孰料小外孙回答：“不，我永远不会画油画！”
外祖父吃惊地问：“为什么，你长大了不想当画家吗？”
小外孙却说：“我长大了要当美术设计师，画工艺品啦、布景装饰啦、广告啦……干这些工作才能赚钱呢……”
这个１０岁稚童“成熟老练的赚钱观念”，着实令人吃惊！
也许有人会说：“稚童戏言，何必当真”。但我却想，童言无忌呀，孩子的话未必不是“真话”——我这里所言的“真话”，并非是这个１０岁孩子长大了干什么。他长大了究竟干什么，恐怕现在谁也说不准；再说，孩子长大了选择什么职业，那是他的自由，他的权利。我所思考的是，这小小稚童“成熟老练的赚钱观念”，实非“戏言”也，而是时下某些社会现象对其心灵影响的真实反映。
可能又有人批评我“观念陈腐”：赚钱有什么不好？
是的，正当的赚钱是没有什么不好。但我总觉得，一个１０岁的小小稚童，实在是不应该这么早早地对赚钱产生如此强烈、浓厚、痴迷的“情结”的，以至于连习画也有了“功利目的”，考虑得那么“长远”、那么“细微”、那么“周到”……
可话又说回来，这能够怪孩子“铜臭”么？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这实在值得人们思考。笔者不禁想，难道我们就这么早早地把我们的下一代“熏陶”成“言必称利，行必逐利”的“商人”么？
恕我直言，在我们的社会，如今确有那么一些人，是不再“羞言利”了，但却很有些“言必称利，行必逐利”了，乃至“羞言义”了，乃至不择手段地敛金逐利！这是不是刚刚走出了一种禁锢，又急急步入了另一种误区呢？而且，这种不良现象正在影响着青少年的心灵，影响着他们的健康成长。这种现象，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么？
窃以为，１０岁稚童“长大了不画油画，要画赚钱的画的理想”，实在是有警世意义的！
第12版(副刊)
专栏：文化广角
乡村盼“富”
窦全印
回忆并不遥远。
那时，乡村很穷，单从乡里人吃的、穿的、住的方面，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于是，乡里人就总羡慕城里的人，羡慕人家有钱花，住的是楼房，吃的是大米白面，穿的也体面。
当然，这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乡村确确实实富起来了。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从精神与文化方面讲，乡村依然还是很“穷”的。
“穷”则思“富”。有件事，使我实实在在感觉到了这一点。
这几年，农村经济繁荣了，集市贸易也搞活了，不管是二、四、七，还是三、六、九，常常不是这村逢市就是那村成集。在这些乡村集市上，常会看到一些做旧书刊生意的小贩。他们的摊子也简单，不是在墙上钉几个钉儿，扯几道绳儿，将那些书刊一本本挂上去；就是在街边抻上一块塑料布，将书刊摆在上面。别看书是旧书，刊物也都是过期的，有的“过时”得还不轻，是几年前的，但这些书摊前，却照样常常围满了人。
我也是时常光顾这些书摊的人。时间长了，与摊主也就相熟了。一次我问其中一个摊主：“你的这些书刊，哪些方面的卖得最快？”他告诉我，青年类、生活类和娱乐性的书刊最畅销，像《家庭》、《妇女生活》、《故事会》等，专业性的也经常有人买，像《果树的栽培与管理》、《棉花栽培技术手册》等。我又问他，这些旧书刊是从哪儿弄来的。他说：“城里。像专业类的书刊，是书店里多年积压的，便宜处理给我们的。其他畅销的书刊，是从城里人手中直接收购的。”他又进一步告诉我，城里人喜欢赶新兴儿，新书新刊物他们买了后，看过就不再看了，接着又买新的。那些看过的呢，就成旧的了，你随便给俩钱他们就卖给你。接下去的事他不说我也知道了，他们这些书贩，再把那些旧书刊弄到乡村来卖。
在文化方面，乡村依然还那么“贫穷”。不过，乡村是不甘于这种“贫穷”的，他们盼着自己在精神上、文化上“富”起来。那旧书摊前总也不消散的人丛，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我们的乡村，在文化上会“富”起来的，我相信。我也希望，我们的书刊，别尽把自己留在城市，多辛苦辛苦，到乡村走走，为我们的乡村在这方面脱“贫”致“富”，出一把力。那样，我们的乡村不是就“富”得更快一些了吗？
第12版(副刊)
专栏：
驼铃
高勇摄影 高深诗
悠远而又深沉
一串长长的影子
拴系驼队命运
一条梦幻的溪流
在生与死之间奔走
踏过
探险者的白骨
踏向神秘布下的
海市蜃楼
一滴滴汗珠似种子
总有一天要成熟（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