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专论
试论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
洪耀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受社会主义法律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的，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轨道运行。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和制度，就不可能形成正常的市场秩序，也就不可能有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的市场关系。
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切市场经济有相同的共性，诸如自主性、平等性、等价有偿性、公开竞争性、诚实信用性。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法治。因为，只有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市场主体的资格，规范了市场主体的行为，制定了市场交易的规则与秩序，确定了国家实现调控市场的有效法律制度，市场主体才能获得独立的品格，应有的自主权；各类交易才可能有序健康地进行，公平竞争才可能成为现实，并不断地推动企业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才可能有效地支配经济的运作；统一的大市场也才可能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各种资源的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没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准则，没有一种遵循的法律秩序，没有秉公执法的裁判，一句话，没有严密的法治，就不可能有健全、统一、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市场主体来看，市场经济运行主体是构成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依靠社会的自主、自治和自动调节，它要求社会主义法制成为保护社会主体、市场经济主体的权利的工具，成为维护经济秩序的工具。如果法制不完善，企业主体地位不确定，市场经济体制就难以建立。企业是最基本的市场主体，要使其成为市场的主体，必须确立企业法人制度，使企业具有独立完整的法律人格，具有自主进行民事经济活动的能力，具有高度自主性。显然，要使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可以自主行使占有、使用和依法处置法人财产的权利；要使企业有权按照市场要求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就需要国家法律加以确认和保障。市场主体还有一个进出市场的资格问题。什么样的主体可以进入市场，什么样的主体可以退出市场，都需要法律来调整和确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法人制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像民法通则、企业法、破产法、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企业财产监督条例、公司法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相关的配套法律尚不完备，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这就是目前市场主体自主性的实现尚不彻底的重要渊源。
从交易过程来看，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契约（合同）为准则的经济。市场经济主体间进行的各种经济往来，由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普遍采用契约即合同的形式来实施。契约具有平等、自愿、互利、互相制约的特点，能够刺激交易动机，维护交易信用，保障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因而契约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商品交易最基本的信用形式和法律手段。据有关资料表明，近２００年来，契约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民商事立法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规则之细密，条文之繁多，与经济活动联系之紧密，都是其他立法不能比拟的。近年来，在我国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契约（合同）的形式。据统计，已由１９８２年以前的每年不足４亿份，增加到１９９２年的约３０亿份。合同的种类，已由传统的购销、建设承包、加工承揽、货物运输等，发展到近年来出现的企业承包租赁、企业联营、兼并、房地产负债、技术成果交易、劳力、金融、期货等领域。以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为主的合同法律制度也得到不断完善。可以想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形式的合同必将更大规模地采用，合同法律制度的作用也将越来越显现出来。然而，目前我国合同制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秩序混乱，履约率不高。据估算，１９９２年未履行的合同约高达１０亿份，涉及金额约达三四千亿元。因而，有关法制部门要完善合同法制，制订统一的合同法，强化合同的法律效应，加强管理，以保障当事人正确、全面地履行合同，减少经济纠纷，保证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
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
竞争是市场经济中实现优胜劣汰和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手段。竞争的范围广泛、有商品品种规格的竞争、产品质量的竞争、服务方式的竞争、价格的竞争、消费者对象的竞争等等。只能通过竞争，才能促进企业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技术，占领更大的市场，实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但是，市场经济也是一种依法平等竞争的经济。竞争要有规则，要建立正常的竞争规范和交易秩序，以保证公平交易、平等竞争，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这就要由法律的力量加以规范和调整。一是要保证竞争主体平等，使他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机会，不因所有制的不同，财力大小的不同，隶属关系的不同，而处于不平等的境地。二是要保证竞争手段公平正当。当前，现实生活中存在回扣行为，虚假广告宣传行为，侵犯他人商业秘密行为，强行销售行为，巨奖销售行为，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和声誉行为，以及假冒他人注册商标行为和制售伪劣商品的行为等等，都应当运用法律手段坚决予以制裁。三是要保证竞争不出现垄断。要反对限制竞争协议和垄断性合并等经济垄断，也要反对地区封锁，部门分割，拼凑行政性公司的行政性垄断。然而，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要求公平、有序地进行，而这单靠市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这一问题只有依靠国家力量，通过法制的强制力量才能解决。
必须强调，市场有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容易产生自发性和盲目性。如市场在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控制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方面，往往作用不明显甚至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要加强宏观调控。但是，这种宏观经济调控应不同于传统体制下的计划经济的管理，而是要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宏观调控。一方面，建立统一的大市场，能够使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自由结合。而统一的大市场要求打破行业垄断、地区封锁、部门分割，实行地区间、城乡间、产业间相互开放的统一的全国性市场体系。显然，建立和保障这一种体系，不能依赖于哪个地方或哪个部门，只能依靠法制建设。另一方面，市场规则的统一，不能各行其是。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只能由全国性法律法规来统一规范。地方法规要服从全国性的统一法律，不能存在相互抵触的规则。个别地方或部门搞的“对策”，“土政策”，妨碍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的建立，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就应坚决纠正。同时，市场经济是全面开放的经济，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交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体系而独立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在经济联系上打破国家的界限，形成世界大市场和多种形式的国际经济联系。适应这一要求，国际上已经和正在形成了一系列比较统一的、通行的国际经贸条约、惯例和规则。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经济也逐步同国际市场接轨。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的开放性，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补。这就要高度重视法制在对外开放方面的作用，加快对外开放方面的法制建设，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严格依法办事，依照国家规则办事，决不允许滥用职权。这样，在法制建设实践中，我们必须大胆吸收借鉴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以便制订和修订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经济活动的一般准则，规范对外经济活动准则，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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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商榷
第三产业劳动和高科技是否创造价值
吴易风
内容提要：对第三产业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既不应作出全称肯定判断，也不应作出全称否定判断，而应对第三产业的劳动进行具体分析。第三产业的一部分属于物质生产部门，其劳动创造价值；第三产业的其余部分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其劳动并不创造价值。生产力决定于多个变量；价值只决定于抽象劳动这一个变量。高科技进入劳动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
第三产业的劳动是否都创造价值
对第三产业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既不应作出全称肯定判断，断言第三产业的劳动全都创造价值；也不应作出全称否定判断，断言第三产业的劳动全都不创造价值。
第三产业包括的领域很多，情况很不相同。正确的做法是对第三产业的劳动进行具体分析。关于第三产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同国家的政府和经济学家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按照我国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２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的规定，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产业是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商业、公共饮食、物资供销和仓储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地质普查和勘探业，房地产管理、公共事业、居民服务和咨询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金融、保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该方案还将农业、工业、建筑业、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邮电通讯业列入物质生产部门。交通运输业分为货物运输业和旅客运输业，货物运输业被列入物质生产部门，旅客运输业被列入非物质生产部门。第三产业的其他所有领域，均被列入非物质生产部门。
同一产业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可以进入不同的类别。按是否进行物质生产的分类原则，所有的产业可以分为两大类：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按三次产业的分类原则，所有的产业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完全属于物质生产部门，第三产业的一部分属于物质生产部门，其余部分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是否生产物质产品，这是有客观标准的。我们不能因为还存在按三次产业分类的标准，就断言第三产业全部生产物质产品。同样，是否创造价值，这也是有客观标准的。我们也不能因为还存在按三次产业分类的标准，就断言第三产业的劳动全部创造价值。
应指出，价值的定义是：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定义在“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前面加的“凝结在商品中的”这一定语十分重要。商品体是价值的载体。如果承认这个定义，那就必须放弃第三产业的劳动全都创造价值的说法，因为第三产业的某些领域并不生产物质产品。断言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都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实际上就抛弃了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概念。如果要坚持第三产业的劳动全都创造价值的说法，就必须修改公认的价值定义，这实际上就抛弃了价值概念。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产业中，一些领域的劳动既进行物质生产，又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一些领域的劳动既不进行物质生产，又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一些领域的部分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部分劳动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一些领域的劳动虽不能直接创造价值，但能间接地有助于生产领域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增加；一些领域的劳动既不生产物质产品，也不创造价值，但能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一些领域的劳动既不生产物质产品，也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能服务于剩余价值的实现、分配和消费。
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给三次产业分类法提供劳动价值论基础，这种分类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有它自己的理论基础，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没有任何关系。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是三次产业理论的主要制订者。他和其他西方经济学家都很清楚，三次产业分类法所依据的是Ａ．Ｃ．庇古等学者的理论，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不相容的。同样，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给国民经济核算体系（ＳＮＡ）提供劳动价值理论基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自有其理论基础。这个体系中的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国民生产净值（ＮＮＰ）、国民收入（ＮＩ）等指标是以生产三要素论为基础的。二战期间，英国经济学家Ｊ．Ｒ．Ｎ．斯通在凯恩斯的鼓动和指导下，开始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统计局于１９５３年公布了斯通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来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凯恩斯和斯通，从来没有、也绝对不会使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去适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实际上，根本没有可能把斯通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置于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之上。例如，国民收入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中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如一年内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即Ｖ（劳动力价值）和Ｍ（剩余价值）的总和。这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的。国民收入在西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例如一年内用于生产的各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全部报酬。这是以萨伊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和三位一体的分配论为基础的。一方面按西方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国民收入定义计算国民收入，另一方面又企图给这种国民收入概念提供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这是无法调和的。
高科技是否创造价值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已经经历了三次世界技术革命。本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世界高科技正在迅速发展。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能源开发、新材料研制、海洋开发等正在突飞猛进。科技可以将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成为新的生产力。马克思认真考察过第一次技术革命，十分重视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认为这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之一。马克思严格区分了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和决定价值的因素。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有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这就是说，生产力函数是一个多元函数，生产力决定于多个变量。高科技在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时，分别作用于生产力中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物的因素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人的因素包括工人、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高科技在生产中的应用使劳动资料中的动力系统、机具系统、运输系统、信息系统等更为先进，使劳动对象的范围更广，性能更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高科技会造就出素质更高的工人、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高素质的人的因素和高效能的物的因素的结合，形成新的生产力，从而大大提高人类支配自然的程度。高科技进入劳动过程，但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这就是说，高科技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和决定生产力的因素不同，决定价值的因素只有一个，这就是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也就是抽象劳动。价值生产函数是一个一元函数，价值只决定于劳动这一个变量。如果认为高科技和劳动二者共同决定价值，就会得出二元的价值生产函数，陷入二元论的价值论。事实上，在高科技应用于生产的情况下，创造价值的仍然只是抽象劳动，而不包括科学技术或任何其它因素。
那么，高科技和价值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高科技可以转化为新生产力，新生产力代表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在单位时间内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从而使单位商品所包含的价值量减少。其次，高科技在生产中的应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这样，雇佣劳动者就会为资本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再次，采用高科技的企业会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经过教育和再培训的工人具有更多的科技知识和更熟练的生产技能，能从事更复杂的劳动。这种更复杂的劳动在同样时间内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最后，高科技会造就出由生产技能高的工人、经营管理水平高的管理人员和科学技术水平高的科技人员组成的生产集体。这种同高科技相适应的生产集体所提供的劳动是更高级的复杂劳动，在单位时间内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此外，最先采用高科技的企业生产力特别高，“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３５４页）在这里，创造价值的仍然是劳动，是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而不是科技本身。采用高科技的企业比同行业的其他企业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即超额剩余价值。但是，超额剩余价值的存在有其暂时性。当高科技被普遍采用时，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就会消失，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为了获取超额剩余价值，企业就必须不断进行科技的研究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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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开发黄河流域的力作
——《黄河流域经济》评介
孙尚清
横亘北国的黄河流域，是一条资源丰富、尚待开发的巨幅条带。如果从它在历史上波及的土地和供水区域看，其面积约占全国１／１０。由于亚欧大陆桥的贯通，它又与大西北联为一体。对此偌大的区带进行深度开发，关系到我国跨世纪宏伟蓝图的实现乃至２１世纪的振兴。历史呼唤学术界对它尽快从事系统研究。可喜的是，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不久，由杨承训、杨庆安、庄景林主编的《黄河流域经济——构建黄河—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一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论著是作者们十年研究的新成果，它对于开发黄河流域、构建亚欧大陆桥经济带和进一步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从部门经济学的角度看，黄河流域经济研究应算作流域经济学。这部专著采取了贴近实际、突出应用性的论证方法和体例，写出了自己的特色。在理论创新上，它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同黄河流域及亚欧大陆桥区带开发的实际紧密结合，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新观点，诸如构建全国“曲”字形网络布局和黄河——亚欧大陆桥经济带在大布局中的战略地位，把黄河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利用大交通和大流通系统建立区带共同市场和城市群网络，增长方式转变中深度开发与综合治理相结合，建立大产业带同建立两大生态体系相结合，培植新的增长极、点轴式扩展和跳跃式的区域联片开发相结合等等。这表明，作者在黄河流域经济理论研究上做了大胆的尝试，这部专著可谓流域经济学领域中的力作。
该书还体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强调既尊重经济规律又尊重自然规律。作者提出促进黄河———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经济社会运行要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系统，它涉及自然科学中诸多学科和复杂的工程、技术问题。又提出需要攻克的开发黄河流域和中西部地区一系列科技上的重点和难点，论证了“科教兴带”的百年大计。这样，该书就为这一广大经济带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供了科学技术同经济相结合的思路，体现了科学研究的新趋势。
该书力图把战略构思和现实的运作结合起来，在提出开发黄河——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长远战略框架构思的同时，又对这一区带的现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以此为立足点设计实施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具体步骤和主要方法。本书的结构也是按这个逻辑展开的，首篇为开发战略篇，对战略构想作了理论阐述；第二、第三篇为治河经济篇和优化产业篇，具体论述了开发中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和增长方式；第四篇为区域发展篇，具体分析了不同地理单元的特殊矛盾和典型经验。书中运用了大量翔实的资料做了实证分析，努力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之更富于可操作性。
该书的问世，旨在把治黄和开发推向一个新阶段。我相信，学术界一定会重视这一新成果，并进一步深化研究，弥补该书的某些不足之处，使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我国跨世纪的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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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岭南文化研究蓬勃展开
张磊
最近，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与江门（五邑）炎黄文化研究会在江门市举办了岭南文化研讨会。这是继１９９３年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所召开的第三次研讨会。该会本着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特别是研究和弘扬岭南文化精粹，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宗旨，及时交流关于岭南文化的研究心得和最新成果，积极展开活动。
一、关于岭南文化的问题
岭南文化首次研讨会着重探究了岭南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本质特征，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周边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关系，岭南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以及当代岭南文化的有关问题。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祖国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株绚丽的奇葩。植根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融会了中原文化、周边文化和海洋文化，岭南文化的崛起和发展，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清以迄近代，岭南文化渐居于前列，甚至呈现出群星灿烂的景象。岭南文化以其独特而多彩的内容，丰富了伟大的中华文化。
不少学者指出，岭南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坝人”、“柳江人”。氏族社会的文化遗址——“西樵山文化”、“石峡文化”，颇为完整地保留下来。至于岭南文化的形成，则是南越土著文化同中原文化、周边文化及海洋文化融合的结果。在这个融合过程中，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外来的官吏、学者和文学艺术家的活动，中央集权政府的管辖把中原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推行于岭南，从而对岭南文化的变化、发展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不少学者还以大姓望族南徙、南雄珠玑巷的迁民对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开发的作用、南越文王墓出土文物、广东语言中的葡英语成分和广州城市文明演进及其特点等研究的成果，揭示了岭南文化的形成过程。
许多论文和发言探索了近代岭南文化及其未来走向，并把目光集中于中西文化的关系，认为近代岭南文化与西方文化形成了“相辅”的文化格局，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风气之先，对中国文化从以传统为支柱的格局迈向中西文化结合的新格局。同时，还剖析了近代岭南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思想的演变和商品文化的特色。至于岭南文化的未来趋向，则将经历更新的过程：既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更要继承和发展本土传统文化的优势；既要体现外向型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更要蕴涵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
二、关于爱国主义的问题
第二次岭南文化研讨会着重讨论了爱国主义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商品经济对岭南文化的影响。爱国主义是岭南文化——特别是近代岭南文化的主旋律。与会的许多学者指出，近代岭南人民既坚决抵抗殖民主义的侵略，保卫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又理智地学习西方先进的事物，以逐步走向近代化。通过学习西方振兴中华。
与会学者指出：对于爱国主义的内涵，应当深入研究。一方面，爱国主义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对祖国的炽烈的激情；另一方面，爱国主义又包含着理性的内涵——从朴素的对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多娇的江山和优秀的人民的挚爱，升华为拯救和发展祖国的热忱、理论和实践。因此，爱国主义只有与当代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相结合，才能具有深广的社会内涵，洋溢着时代精神。从爱国走向变法维新，从爱国走向民主革命，从爱国走向社会主义——这就是近代岭南文化中爱国主义的发展轨迹。
这次研讨会的另外一个课题——商品经济与岭南文化。学者们较为一致认为，岭南自古以来就有重商传统，独特的地理环境、商业（包括对外贸易）的长盛不衰等因素，使得岭南文化与商品经济关系密切，双方相互渗透和促进，形成独特的重商传统和商业特质，而其具体表现则是追求财富，重视效益，讲求实惠，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等。岭南文化的这种特色，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明清时期的广东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并改变了传统的农业文化单向演变趋势。有些学者在肯定岭南文化的重商内涵时也指出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即这种缺乏“价值理性”的“文化氛围”容易导致人文价值迷失、道德滑坡。为此，许多学者认为，我们要吸取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过程中应当加强宏观文化理论构建，侧重文化的政策导向，培植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再创岭南文化的辉煌。
三、关于岭南文化研究新拓展的问题
第三次岭南文化研讨会进一步讨论了岭南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等问题。许多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史实出发，坚持以理服人的学风，明确地回答了人们提出的问题，指出近代爱国主义不能须臾离开反帝这个主题，因为殖民主义者不是“文明的使者”，包括它们“为自己”而不得不带来的某些社会新因素也完全是服务于掠夺的，而绝非为了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为殖民主义枷锁所桎梏的人民失去了旧世界，却未能也不可能获得一个新世界。只有在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后，那些社会新因素方能真正成为他们享有的果实。与会学者还一致认为，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发我们奋发向上、振兴中华的伟大精神力量。我们深入研究爱国主义的目的是，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发掘爱国主义的人文内涵，以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我们的任务是承前启后，让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世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使我们的国家、民族得与日月同辉，日益繁荣昌盛。
把侨乡文化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是岭南文化研究的新拓展。不少学者认为，侨乡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侨乡文化研究，弘扬侨乡文化的优秀传统，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侨乡的“两个文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加强地域文化与炎黄文化的宗源关系研究的同时，也应深化各自地域文化的研究，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和岭南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使中华文化呈现出更为璀璨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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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代领导者应重视战略研究
——《论战略研究》简介
路敏
冯之浚著的《论战略研究》一书，已由群言出版社出版。一般而言，“战略”是泛指重大的、带全局性的、规律性的或决定全局的谋划。该书在理论篇中着重阐明战略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以及有关的研究方法与预测技术等；在区域篇中着重论述了有关建立黄河上游经济开发区、加快上海、天津和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以及黄河三角洲开发等方面的战略思考；在部门篇中着重探讨有关企业发展及其战略研究，以及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
当今世界，战略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十分引人注目。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法，就不同的层次与范围，展开了多层次、多模式、多学科的战略研究。从战略研究的性质来看，有全球范围的战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发达国家的增长战略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调发展战略研究。从战略研究的层次来看，可分为国际级的战略研究、国家级的战略研究、地区级的战略研究、部门级的战略研究，以及企业战略研究。领导工作，就其广义的涵义而言，实际上应当包括战略、规划、政策和管理，也就是说，战略研究、规划制订、政策选择和组织管理这四大环节，构成了现代化领导工作的全部。由此可见，当代领导者应重视战略研究，并将战略决策作为全部工作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