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走向共同富裕笔谈征文
选择优势产业促进经济发展
王维山
乌兰察布盟是内蒙古自治区人口较多和经济较贫穷的一个盟。乌盟经济长期发展比较缓慢，有自然、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也有人为和工作上的原因。
总结差距，我感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重视选择和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由于没有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选择和发展优势产业，这样，乌盟经济总的状况，特别是工业方面的状况，就相当薄弱，各种产业虽然有一些，但大都小而散，形不成真正的经济实力，难以带动全盟经济的发展。
究竟什么可以成为乌盟的优势产业呢？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我觉得应当选择和发展的优势产业之一就是皮革工业。
第一，拥有丰富的皮张资源。乌盟地处乌兰察布大草原和阴山山脉东部，面积达８万平方公里，接近浙江省面积。境内北部素以畜牧业为主，南部以农业为主，中间为半农半牧地带，总起来看，畜牧业在全盟占有很大比重，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农区畜牧业近年来也有很大发展。目前，全盟牲畜头数已达到５００万头（只），年产各种皮张达１５０多万张。今后，畜牧业还将有更大发展，所以，我盟大力发展皮革工业有着丰富的资源条件。
第二，皮革工业历史悠久，水平、档次较高。畜牧业在历史上就与乌盟人的生活关系极为密切。１９６０年，国家为扶持我盟皮革工业的发展，特地从沿海工业先进地区——上海市迁来一家工厂，成立集宁市皮件厂，故使乌盟的皮革加工业、主要是皮革服装的加工拥有很高起点，其技术、装备、产量、质量、款式、品种等不仅在自治区独占鳌头，就是在全国也享誉很高，这对于我们把皮革工业作为优势产业来发展，是十分难得的条件。
第三，拥有一定的产业规模。近年来，由于鼓励国营、集体、私营、个体大力发展经济，提供政策、资金、环境等优惠条件，全盟各地的皮革工业都有一定发展。其中尤以集宁市皮革、皮件加工业的发展最为迅速。目前，全盟仅国有和集体皮毛加工企业已有２３个，年制革、制裘能力达到１１０万张，加工皮件７．７万件。在集宁市，从事皮件加工的个体户已达５０００余户，从业人员３万余人，占全市人口的１／７，年加工皮件１０万件，手套２００万双，销售收入５０００万元以上，可交税费１００余万元。
第四，产业关联度大。发展皮革工业，一是关联到生产畜产品原料的农牧业，没有皮革加工业的大发展，现有的畜牧业就难以持续和得到进一步发展。二是关联到工业本身各部门。皮革加工需要各种化工、机械、动力、热能，并有许多副产品。因此，有利于相关工业部门的发展。三是可带动运输、包装、金融、商旅、信息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五，环境良好。乌盟地处京包、集二、集通、丰准等几条铁路的交汇点，又有１１０、２０８国道南北贯通，交通相当便捷。距北京、天津、大同、呼市、包头、太原、石家庄、张家口、二连等城市仅半日或一日路程，辐射半径较大。近年来城市基础设施、通讯条件等都有相当改善，电力有充分保证，劳动力价格低廉，这些对皮革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都很有利。
确立皮革工业为乌盟的优势产业，这在乌盟的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事。我们要搞好科学论证，合理而切实地规划，使我们的皮革工业在更高的起点上前进。
（作者系乌兰察布盟盟长）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千里访贫送温暖
国家民委派团到民族贫困地区考察慰问
本报讯为增强扶贫工作的力度，加快民族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国家民委于３月中旬组派了以副主任图道多吉、李晋有为团长的两个定点扶贫考察慰问团，分别赴广西壮族自治区德保县和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进行考察慰问，送去了党和国家对民族贫困地区人民的亲切关怀。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历史、地理和自然的原因，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仍然十分艰巨。从贫困面看，全国列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重点扶持的５９２个贫困县中，民族地区有２５７个，全国８０００万贫困人口中约有一半在民族地区。从贫困程度看，１９９４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在４００元以下的县有１７５个，而民族地区占了１３１个，全国贫困县中最困难的人口近８０％在民族地区。这就说明，我国要在本世纪末消除绝对贫困，其关键在于民族地区的扶贫攻坚任务能否顺利完成。
为加快民族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国家民委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就把扶贫工作作为民族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来抓。一是联合国务院有关部门深入１００多个国家重点扶持的少数民族贫困县调查研究，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有关政策问题的请示》（经国务院批转），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是“七五”以后扶贫攻坚战的主战场，必须集中力量解决少数民族贫困群众温饱问题的要求。二是配合有关部门管好用好各种扶贫资金，包括引进外资，利用国际援助扶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会同财政、银行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项目等。三是本着“以点带面，总结推广”的原则，把全国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的德保县和巴林右旗作为国家民委的扶贫点，重点做好定点扶贫工作。
上述政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进展。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９４年，内蒙古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１０６０元，其中牧民人均纯收入达１６００元；广西在战胜较大洪灾之后，农民人均纯收入仍比上年增长２１５元，达１１００元；贵州计划解决８０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实际有９１万贫困人口的人均收入越过温饱线；云南有１２０万贫困人口越过温饱线。定点扶贫县（旗）的扶贫工作也成效显著。其中，德保县１９９４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５６５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１３７．４％，累计解决温饱人数达１９万多人，占贫困人口总数的６０．５％；巴林右旗１９９５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１１７５元，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２倍，全旗贫困户已有４７％解决了温饱，其中有１８％已脱贫致富。
这次国家民委组派定点扶贫考察慰问团赴德保县和巴林右旗考察慰问，目的在于解决如何为当地办实事，进一步加强定点扶贫工作的力度，推动全社会都来关注和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扶贫攻坚。（陈乐齐）
告读者：“走向共同富裕笔谈”征文活动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族读者的关心与支持。此次征文将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5名以及若干纪念奖。获奖名单将于近期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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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走向共同富裕笔谈征文
走出深山天地宽
——尚兴村自费异地开发、脱贫致富的启示
周笑浪
尚兴村是广西百色地区田阳县的一个壮族村，地处大石山区，人均只有坡地０．１５亩，１９８７年人均纯收入１５７元，口粮５８公斤，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村。
１９８７年，在县、镇政府的支持下，该村文书莫文珍带领１６户８３人走出深山，到右江河谷的那坡镇那驮村承包荒土坡４５０亩，种植芒果、甘蔗和木薯。到１９９５年，这个开发点人均纯收入达１３５０元，家家住上了新瓦房。
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目前尚兴村已有２７５户１１３５人举家搬迁到那坡镇周围搞异地开发，占全村总人口的８２％。他们没要国家一分钱，建立了１０个开发点，承包荒地１８８５亩，种上粮食和经济作物。现在，“山民”们已适应了外面的世界，果树也进入挂果期，前景光明。
尚兴村人在莫文珍的带领下自费移民，脱贫致富，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如何脱贫致富，作了有益的探索，给我们以启示。
首先，贫困地区、少数民族中有很多像莫文珍一样有闯劲、能吃苦、公而忘私的人才，应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让他们带动一村一屯脱贫致富。莫文珍原来只是村文书，当年他不顾老父亲和村支书的反对，毅然出山，闯出了一片新天地。现在，他担任了村支书，一心扑在工作上。由于全村移民分布在１０个开发点，老村也还有２００多人，工作千头万绪，莫文珍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村里的工作上，家里的活却不得不雇人干，自己的摩托车也几乎成为村委会的公车。在村委会的努力下，新移民的安置稳妥、有序，生产开发的积极性很高。
其次，田阳县、那坡镇的领导颇具战略眼光，在莫文珍率人出山之初，就对他的创举大力支持，在租赁土地、签订合同、开发贷款和农技培训等方面给予扶持，使他们能较快地定居下来，度过创业最艰难的阶段。现在，当地政府又对移民点的通路、通水、通电、办学等问题统筹规划，合理安排。这说明，政府行为在扶贫开发方面是大有可为的，必不可少的。
另外，令人头疼的新老居民的关系在这里也处理得很好，尚兴村的移民和那驮村的村民和睦相处、关系融洽。１９８７年，尚兴村人上门租地时，那驮村人说，我们条件比较好，应该拉穷兄弟一把。因此，地租定得十分低。合同规定，租地５０年，前１０年不收租金，１９９７年以后每株芒果收２元租，以每亩４０株计算，租金仅为每亩８０元。另外，在引水、修路等问题上，那驮人也表现了很高的风格。那驮人的热情，消除了刚走出深山的少数民族兄弟的忧虑，也减轻了经济负担，为移民创造了一个适宜生存的“小气候”。
百色地区地处中越边境，是全国闻名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８７％，山区面积占９５．４％，１２个县市均为广西的贫困县，其中１０个为国务院划定的特困县，是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经各级政府和人民的努力，贫困人口从８０年代初的２３２万减少到１９９５年底的８６万，成绩斐然。但这些贫困人口大多居住在不宜耕种的大石山区，人均不足３分坡地，无法就地脱贫。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有移民。但８０多万人，如果由国家包下来，以每人３０００元的安置费计，就是２０多亿，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尚兴村人自费移民，异地开发走上致富路的成功经验，为我们的扶贫工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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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工作者手记
观念也需扶贫
余梓东
自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各有关部门投入了许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有效地减少了贫困人口，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是，在民族地区开展扶贫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比如：为解决某省一个少数民族山寨的饮水问题，国家投资几十万元将自来水管接到山寨，但时隔不久，由于缺乏管理意识，水管淤塞，寨民们仍旧下山挑水吃。又如：为了解决某山区少数民族脱贫问题，有关部门批准适量采伐部分人工林，结果出现大面积毁林现象，有的一户就盗伐５００立方米的木材，使当地的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等。
长期以来，一提到贫困，人们往往只注意经济的角度，比如经济收入、生产力水平、生产效率、技术装备等。
然而，另一种更隐蔽的贫困同样不容忽视，那就是观念上的贫困。生活期望值低而安于现状的观念；封闭、狭隘和守旧的意识；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的思想；缺乏社会参与的心理等等。上述这些差距虽不如经济差距直观，却是贫困地区人们摆脱贫困的障碍。人们的观念直接制约着对实现行为目标方式的选择。人们往往在维持传统观念的前提下，习惯性地选择一种可以直接带来利益的实现行为目标的方式，并实现行为目标。这种行为过程，尽管存在外部参与和帮助，都属于低层次的循环，投入再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只能在低层次上使用，甚至会出现“民尽力于无用”和生态环境受破坏等局面，降低了扶贫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为了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应从扶贫工作者和扶贫工作对象两方面入手。对于扶贫工作者来说，要摒弃传统的片面的对贫困的看法，全面、正确地看待贫困，扶贫首先要转变观念。
观念扶贫比资金、项目、科技扶贫更困难也更宝贵，当扶贫工作对象转变了传统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观念，扶贫工作者才能高质量高效率地使用扶贫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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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黔东南自治州经济林里花果香
绿色扶贫项目惠及七万多贫困户
本报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把绿色扶贫基地开发作为扶贫的支柱产业来抓，经过多年努力成效显著。
目前，该州的１３个贫困县共培训乡土人才１４万多人次，形成了一支能稳定建园、栽培、修剪、追肥、病虫害防治、摘果的科技队伍；各贫困县先后建立了４１家绿色扶贫基地开发专业公司，实行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技术，连片开发，分户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管理形式，做到种、管、加配套，产、供、销一条龙；１３个贫困县共投入扶贫资金６８００多万元，支持贫困户高标准建成柑桔、茶叶、油桐、五倍子等绿色扶贫基地７４．５７多万亩，共覆盖７．７７万贫困户，４２．７２万贫困人口，占全州贫困人口总数的２６．８％。从江县建成了以椪柑为主的４万亩柑桔基地，已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水果基地；岑巩县建成了１０多万亩油桐基地；施秉县建成五倍子基地２．５万多亩，覆盖８个乡镇，７２个村，２２０个村民小组，已成为全州典范。
去年基地产品销售收入达７９８７万元，比上年净增２０００多万元，户均增收１０３元；从江县４万亩柑桔产量达６００多万公斤，销售收入１２００多万元，创利３６０多万元，上税１１０多万元。项目受益６０７５户，户均收入５０００元以上的就有１５８７户。
各贫困县在项目开发中，还注重抓高产优质，创名牌产品。去年榕江椪柑、冰糖橙荣获农业部第二届中国农产品博览会银奖，脐橙获铜奖；岑巩天仙剑雪茶荣获’９５中国珠海国际名优食品贸易博览会金奖。这些产品已产生规模效益和名牌效益，对促进扶贫经济开发向纵深发展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杨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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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龙大姐的鼓乐年华
向民航
湘西，山多、水多、情多。湘西的女人不仅能挑善绣，而且唱歌打鼓有一身绝活。如今，只要提起湘西苗家鼓王，人们总要与龙大姐联系在一起。
龙大姐是吉首市矮寨镇坪年村人。苗家老年女子，一辈子也没个正儿八经的名，龙大姐就成了她的名字。古老的苗寨，逢年过节，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唱歌打鼓、舞狮子、爬刀梯、槌猪槌牛、唱傩堂戏，一连就是几天几夜。龙大姐就生长在这美丽的歌乡、鼓乡里，从小跟随乡亲姊妹上山砍柴，下河洗衣，受到了纯朴的乡风熏陶。解放那年，村里建立俱乐部，龙大姐唱歌打鼓，算个热角。
后来，有了机会。１９５６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举行全州农村俱乐部文艺汇演。她随队参加。她一上场，鼓槌一挥，银铃摆动，鼓声雨点般地响起。她表演的鼓舞，鼓点节奏强烈、刚劲有力，舞姿灵巧敏捷、挥洒自如，赢得观众的阵阵喝彩……
初次演出成功，龙大姐习鼓的劲头更足。回村后，她吸收花垣、保靖、凤凰等地代表队鼓舞的精华，自编自演了一套反映苗家农事生活的《十二月花鼓》。１１月在长沙参加全省农村群众艺术观摩会上榜上有名，获自编自演和优秀演员一等奖。１９５７年在北京全国音乐、戏剧、舞蹈观摩会上，她表演的《苗家鼓舞》和演唱的《苗歌颂党》又双双获优秀演出奖。
１９５８年，龙大姐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受到了中南民族学院的邀请，在武汉举办了为期８个多月的苗族鼓舞培训班，精心传播苗家鼓舞。不久，她被自治州歌舞团录取为苗歌苗鼓专职演员。从此，走湖南、闯湖北，四省边区遍布她的足迹。她利用演出之余，搜集整理、自编自演了２０多种富有苗家生活气息的鼓舞，如《育花鼓》、《养蚕鼓》、《猎鼓》等，有的多次获奖。１９６０年７月，她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接见。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艺术的春天重新回到了遥远的山寨。她扬眉吐气，人到哪里，歌到哪里，苗鼓也传到哪里。从１９８２年开始，她先后在吉首大学、寨阳、矮寨、己略等地成功地举办了２０多期苗族鼓舞培训班，培训学员１０００多人次。她的弟子石顺明曾在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获奖１７次，被誉为湘西苗家第二代鼓王；第三代鼓王龙菊兰也脱颖而出，曾飘洋过海，在新加坡等国家地区表演……
如今，龙大姐已经６８岁了。为了使苗家鼓舞后继有人，她仍在家乡沃土上默默地耕耘着……（附图片）
龙大姐在习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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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边远人家
树为媒
王昌秘
鄂西群山环抱着一个土家山寨——五峰林家坪村。海拔千米以上的山梁上散居着几十户人家，其中一户姓李，就一个憨头憨脑的男儿，叫李全。他单身半辈子，４０岁上，终于按土家风俗，用一条采莲船改装成的花轿，抬回一个３０来岁、风韵犹存的汉家媳妇。这一天是鼠年的正月初八。
从此，李全的瓦房里，弹奏起快乐的和弦，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常常搂着李全叫爸，听得旁人心里痒痒的，李全的眼里便涌出了泪珠。１２年前的岁月在李全的脑海里翻滚着：村子里满是荒山荒地，“穷”字嵌进了家家户户，能倒插门的男儿甩手就走，女子虚报着岁数提前嫁了。李全不走，他说这荒山上有银子呢！他扛着尖锄，爬上门前的荒山，挖地三尺，刨起一堆堆杂灌林的蔸儿，然后平整土地，栽上杉，种上松，培育杜仲、辛夷花……
看到李全开荒植树，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朋友们都来劝阻，“连媳妇都娶不上，还栽哪门子树！”“过几年集体一打拢，栽的树不就白搭了！”憨李全照旧没白没夜地在山坡上垦荒，挖好一片山，种上一坡杉；开好一坡荒，播上一坡松树籽；打好一条坎，满坎都种上了辛夷花和杜仲树。一年两年，一晃就是１２年，一亩、两亩，迅速连成了３０多亩，昔日的荒山秃岭杂灌林，变成了绿色银行：松树成荫，杉木成行。辛夷花、杜仲喷出阵阵药香。李全栽树上了瘾，种地不含糊、养猪猪肥壮，他成了当地的冒尖户，三间草房子改建成了大瓦房。李全爱树，树是他的命根子。每天清晨，他都要到林中转转，呼吸新鲜空气；月儿爬上树梢，他才从林中出来。
去年夏天，劳作半晌的李全躺在路边一棵大松树底下歇息。这时，从山路上走来一位女子，牵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女孩说：“妈，渴！”李全早听见女孩稚嫩的叫声，他坐起来招呼说：“来，伯伯带了开水。”李全拿茶杯倒了杯开水递给小女孩。母女爬了２０多里山坡路，早渴了。母女俩轮流喝下几杯水，才顾得上说“谢”字，那棵伞面似的松树冠，浓荫蔽日，丝丝清凉徐徐渗进母女的心田。于是母亲问“伯，叫啥名？”李全红着脸说：“李全”。“就是那傻栽树的李全？”李全点点头，满脸的欣喜就在母亲的脸上扩散。李全虽没有上过报纸广播，但单身汉栽树的不多，因此，他的名儿在村子里传得挺响。母亲也作了自我介绍“余珍，３３岁，他爸去了，丢下我和女儿俩过”，眼眶里有一片潮湿……
一来二往的他们就熟识了，不见面就有点想念。那穿白衬衣黑健美裤的余珍刻进了李全的脑海，傻李全的形象也印进了余珍的心里。每天，李全总要站在那棵高大的松树底下，往山下观望，像是在等人。
有一天，李全在那棵松树底下，等来了余珍，见了面，余珍说：“我的屋檐坏了，找你要棵树修一修好吗？”
李全说：“行”，余珍仔细瞧了一会儿树就说砍李全身后的那棵松树。
此时，李全却又不答应了。一个偏要砍，一个不让伐，这下，他们就争论起来。恰好村主任打这里路过，就问余珍“为啥要砍这棵树？”余珍神秘兮兮地说：“试试他，是人重要还是树重要？”村主任问李全“为啥不让伐这棵树？”李全憋了好大一会儿才说：“这是我和余珍相识的树，留个纪念！”村主任听了笑起来，笑过之后说：“想不到李全还是个多情种子，这棵媒树砍不得，千万砍不得！”笑声之中，李全、余珍的脸红到了脖根子，两颗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如今，土家婚嫁的轿子早退了休，替代的是汽车拖拉机。李全家还不通公路，余珍说：“我能走。”李全说那不行，我是明媒正娶，酒席可以不办，但花轿一定要坐。他借来土家戏班子拜年用的采莲船，往竹杆上一绑，正面贴个大红喜字，还真像那么回事。抬上新娘子，沿途惹得众人看热闹、放鞭炮、喝彩声不断，树为媒的故事也就长了腿似的传遍了汉家山，传遍了土家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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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京各族青年共植民族团结树
本报讯４月６日，北京市青年联合会组织百名在京各族青年，利用休息日来到正在建设中的芳华园百米绿化带，为这里又植下了一片新绿。
参加这次活动的有北京市青年联合会的各族各界委员，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西藏中学的同学以及雍和宫的蒙藏青年喇嘛。他们在刚刚复苏的大地上栽下了几十株银杏树苗，心中共同祝愿小树茁壮成长，共同祝愿各民族团结奋进，共同祝愿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
这次活动是１９９４年以来，市青联第三次组织我市的各族青年积极参与我市绿化美化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既支持了绿化工作，又为民族团结谱写了新的篇章。 （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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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的藏族小号手。 本报记者 宣宇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