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丹心照日月刚正炳千秋
——纪念陈云同志逝世一周年
韩光
时如流水。转瞬间，陈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周年了。
在这悲痛的日子里，我时常夜不能寐，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陈云同志在１９８６年６月２４日《陈云文选》出版发行的当日，特意为我签名赠书的感人场面，又无数次地端详他老人家８３岁时为我题写的唐诗《枫桥夜泊》。睹物思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一）
３０年代初，我任共青团满洲省委秘书长。那时，由于地下斗争条件恶劣，我们仅能看到党的地下交通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传来的一个叫《斗争》的秘密油印刊物。正是从《斗争》上，我第一次知道了陈云这个名字，但对他缺少更多的了解。１９３６年，党派我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学习期间，经常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史平等领导人的报告。王明作报告，总要捧着马列书本，讲讲翻翻，翻翻讲讲，使听者不明白，最终也不知讲的是什么。而史平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讲的都是我们想知道又不知道的国内政治形势。比如，他讲红军长征问题，讲遵义会议，讲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分析、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错误，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讲这些党内的大事，对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的年轻共产党人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我和刘仁、李范伍、林纳等同学经常讨论史平同志的报告，对他的每个观点，所述的每一历史事件都特别感兴趣。我们猜测他一定是中央领导，为了工作需要才改了姓名。不久后我终于弄清楚了，原来史平就是我从《斗争》上知道的陈云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回到国内，先在新疆工作，后来到延安，在中央统战部工作。那时，陈云同志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工作上没有多少联系，但从文件和报纸上不时看到他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报告、文章，感到非常亲切、非常精辟，从中得到很大教益，使我比较具体、比较完整地理解了作一个共产党员应具备的素质和肩负的任务。从此，陈云同志成了我最敬仰的党中央领导人之一。
（二）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我任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常务书记（设在晋察冀，由晋察冀中央局代管）。９月底，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晋察冀边区到达沈阳，与东北局书记彭真、委员陈云和伍修权等同志见了面。１０月初我受东北局委派，前往大连，向苏联军事当局交涉我山东、华北部队借道大连进军东北的问题。事后，我返回沈阳，向彭真、陈云同志汇报大连之行的情况。他们认为大连的形势很好，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打开我党工作的新局面，当即决定派我到大连任市委书记，并要伍修权和肖华同志从山东来的干部中优先选派一些人，同我一起去工作。彭真同志指示，要抢形势，搭起大连市党、政、警、群领导机构的架子，尽快开展工作。陈云同志指示我，要充分认识苏军对大连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对我有利的方面，放手开展工作，恢复发展工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努力支援前线。工作中，要照顾苏联的外交关系，不使苏联在应付美、蒋方面发生额外的困难。
１９４７年春末，陈云同志作为南满分局书记，在临江主持召开了一次辽东地区省地委和区党委以上干部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土改问题，大连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由我单独向陈云同志进行汇报。他听后说：你们那里农业人口才４万户，而城市人口２０多万户，可见农民不是主体，土改晚些搞也没关系，要紧的是先把党的工作、工会工作、工业、公安、支前工作做好。关于苏联方面内定大商人迟子祥任大连市长的问题，陈云同志分析说，这是苏联出于外交上的需要。如果用我们的人当市长，就会给美、蒋以口实，攻击苏联破坏条约，将大连行政权交给了中国共产党，造成外交上的被动。苏方用当地商人作市长，例行公事，既不影响我们控制大连政权，又可堵住美、蒋的嘴，我们何必计较这些。
按照陈云同志的指示，大连市委在美蒋特务不断干扰破坏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各方面工作，组织和发展了军工、军需工业，并带动了整个民用工业；同时，还采取中苏合营的形式，恢复了大部分大型工业企业的生产。在东北３年解放战争中，各地战火纷飞，唯有大连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和平局面，生产了大批军工军需产品，为支持东北、华东和华北的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仅大连建新公司就为前线生产炮弹５０余万发，引信８０余万枚，弹体中碳钢３０００多吨，无烟火药４５０吨和迫击炮１４３０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同志亲笔写信给我，对大连市委和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援表示感谢；副司令员粟裕同志在谈到大连的军工生产时说：“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三）
１９７８年，我在国家建委工作，负责抓宝钢建设。宝钢是个特大引进项目，对全国、上海都关系重大。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像这样一个２００多亿元的大工程，按道理本应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可行性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决定。但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展得较好。可是，社会上对此一直议论纷纷，全国人代会期间又有不少代表提出质问。到底是上马还是下马，一时间成为人们关注的大问题。
就在这时，陈云同志专程来到上海。当时，他是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考虑，他回到北京，主持召开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明确表示，对这个项目要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然后，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补救措施，如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外部的协作条件，如煤、电、运输、码头、河道治沙以及一机部的协作配套等各方面的问题，都要考虑到；要买技术，买专利；要抓好提前练兵，对焦炭的灰分含量、铁矿粉的含硫量等问题要及早研究解决。另外，他拍板确定，宝钢由国家建委总抓。负责人第一是谷牧同志，第二是韩光同志……在讲话中，他要求对宝钢要严格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说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做出榜样来。他还主张全国主要的冶金专家都要参加讨论，都要参与、过问、接触、关心这件事，因为建成以后，要依靠他们来工作，必须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
陈云同志这些指示，矫正了人们在这一特大引进项目上的“七嘴八舌”，也给予我极大的信心。在宝钢建设期间，我一年去上海两次，认真贯彻了陈云同志关于严格要求、要培养自己技术队伍的指示精神。历史已经证明，陈云同志关于宝钢的这篇讲话是完全正确的。
（四）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不久，我也被选为中央纪委常委，又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陈云同志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这一严肃的政治论断，在我们党的建设史上，提出了一个既现实又深刻的理论性问题。这一远见卓识，在全党同志心灵深处敲响了警钟，也是他领导中央纪委工作的重大指导思想。
正是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陈云同志在抓党风党纪的过程中，自始至终突出的是一个“严”字：从严要求，从严执纪，从严治党。１９８２年初，当他看到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有的干部提供保护从中牟利的信访简报后，立即批转中央常委同志，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小平同志看到后表示完全同意，并且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正是在小平、陈云同志的决心之下，一场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才在全国范围特别是沿海地区开展起来，有效地遏制了这股歪风蔓延的势头，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陈云同志抓党风提倡“严”，尤其强调对领导干部要严。他多次提出，对整顿党风这件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对于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
１９８５年，福建晋江地区发生制售假药的案件，涉及当地的一些领导干部。中央纪委在查处此案中遇到阻力，陈云同志在当年召开的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晋江地区制造、销售假药，那个地区的党委熟视无睹，甚至包庇、袒护，如果不追究那里党委的责任，就丧失了党的立场。”在陈云同志的支持下，这一案件终于得到了严肃处理。
在我与陈云同志接触的几十年里，我深深感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作风贯穿着他的全部言行。对实事求是，他自己的体会是１５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我认为，这１５个字，正是他的思想精髓，是他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精神，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而努力奋斗。
丹心照日月，刚正炳千秋。陈云同志的求实精神、高尚品德将与世长存！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陈云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赵德尊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对夺取东北这块战略后方基地是下了最大决心的。从各老根据地抽调八路军、新四军１０万部队和两万干部，２３名中央委员包括陈云同志来东北。我们延安干部团步行奔赴沈阳。为了便于领导，我们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张秀山为组长，我为组织委员，杨英杰为宣传委员，另有委员李寿轩、兰桥同志（军事干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０日我们赶到沈阳即到东北局报到，将全团干部交与东北局。那时彭真同志为书记、林枫同志为组织部长，大家听完彭真同志的报告后，便重新调整分配干部，给黑龙江省的干部最少，共计２５０人，中经哈尔滨又留下一个小分队军事干部，到达当时省会北安只有１９５人，我们是第三批到达北安，连同先期到达的抗联同志和晋察冀同志，一共２４１人。范式人同志受东北局委任，改组了省工委并担任工委书记，我为组织部长。以后，王鹤寿同志到达北安。根据东北局决定，由王鹤寿同志任工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抓全面工作。范式人为副书记、副政委，专抓军队工作。为加强北满党的领导，陈云同志担任北满分局书记，我们就在陈云同志直接领导下，在北满开展工作。
想及过去，如在眼前。令我感念不已的是陈云同志的正确领导和言传身教。
由于陈云同志的正确领导，使我党在北满很快站稳了脚跟
按照陈云同志的指示精神，省工委决定从分配干部、建立政权、建军剿匪、下乡发动群众几方面开展工作。１１月中旬国民党军队突破山海关后，不少地方的特务、土匪、警察蠢蠢欲动，开始向我们开刀。１１月２５日，北安特务大造谣言、散发反动传单，接着五天五夜放火，声称要烧掉北安所有大的建筑。在这种紧急形势下，省工委研究做出“中心是发展武装力量”的决定、各县开始扩兵。扩兵的方针是“既要放手扩大，又要能够掌握”。一是严格审查兵员成份，当过汉奸、特务、伪警察、土匪的一律不要；二是先审查扩兵的人，不准根据扩兵多少委任，扩回来的兵打乱重新编队；三是要求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大队长和老干部都要掌握一个连队。由于我们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方针和办法，新的武装力量没出大岔子。根据形势需要，省工委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拿下泰安（依安）敌人老巢，打决定性一仗。任命军区司令员叶长庚为总指挥，王钧为副总指挥；以三支队为主力，一、二支队配合，经过四天四夜的苦战，在１２月３０日解放了泰安。消灭了大部分敌人，少部溃散。这一仗打出了我军的威风，也打出了信心。我在１９４６年１月１日召开的党政机关干部大会上宣布了这一喜讯，并告诉大家“大局已定”。机关干部欢欣鼓舞。一个时期的疑虑、埋怨情绪一扫而光。从泰安战役我们认识到，在东北，武装斗争是发动群众、开辟工作的先决条件，也认识到集中力量打好决定性的一仗对稳定局面具有关键作用。下一步如何放手发动群众？陈云同志在宾县发动群众的经验，使我们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宾县一共有２９万人口。陈云同志明确地指出“县委就是民委，民委就是农委”。县委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各县干部先后下乡，发动群众，开辟工作新局面。
一周间的言传身教
在北安局面稳定之后，省委决定由我去北满分局向陈云同志汇报工作和请求指示。我于１９４６年春上路，到达哈尔滨陈云同志处受到陈云同志的亲切接见。虽仅一周时间，真像到家一样，倍感温暖。现在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１．爱护干部，维护党的团结。陈云同志肯定了省委贯彻北满分局的方针和措施。即坚持原则同时对有错误的同志尽量挽救，给人以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２．学哲学，受用一辈子。陈云同志反复倡导领导干部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要把我们的党领导好，最要紧的，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对头。为了使自己的认识比较全面，比较正确，少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尽可能做出正确决策，一要“不怕同志说错话，就怕不说话，或顺情说好话”。凡接触过他的人知道他有个鼓励人说真话的习惯。他在决定事情前总是先征求别人意见并着重说上一句“你要讲真话”。他的名言是“有钱难买反对意见”。二要“交换、比较、反复”。“交换”就是多方征求不同意见，特别是下面基层同志的意见。因为他们更多了解实际情况，千万不要一切自己说了算，成为“孤家寡人”。“比较”就是正面意见要听，反对意见逆耳之言也要听！但要分析、比较，然后作出正确的决策，以求真正有利于国家、人民和党的事业！“反复”即一次决策未必完全符合实际，因为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因此，决策后，即使当时比较正确，随着事物的发展也要不断修正！“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他的唯物论；“交换、比较、反复”是他的辩证法。这对当时还很年轻的同志来说，真是上了一大课！
３．工作上的严谨和生活上的廉洁自律。这一点尤为感人至深。现在宾县保存着他的一间办公室，也是宿舍，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办公桌、一把椅子。当时就这样。我在１９９２年去宾县又来到这里，门上写着“陈云办公室”的牌子的字迹已经模糊了。我当即嘱咐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一定要重新写过，一切精心保存，以便教育后代，不忘历史、不忘过去。
４．顾全大局，以大局为重。当年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派出美制机械化新一军、新六军，凭借铁路、轮船运输之便，突破山海关，大举进攻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我军随即撤军进行休整。国民党反动派猖狂一时，调集兵力北上，想彻底消灭北满我军主力。这时陈云同志自动请求中央批准前往南满工作。我看了他临行前给王鹤寿同志的亲笔信，信上说“南满现在只剩下临江等四个完整小县和少数正规部队！国民党的中央军像一匹野牛正冲向北满。我自问不懂军事，但为了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我一定要去南满牵住这头野牛的尾巴不可！”由于陈云同志的出色工作，使南满的工作顺利开展，形成了对敌人南北夹击之势。这才有以后南满“四保临江”、北满“三下江南”，使我党我军在东北生根结果，发展壮大。以后发展到百万大军解放全东北，南下配合各野战军，以三年半的时间解放全中国。陈云同志坚持南下南满，实为关键一步！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多么值得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学习！
如今陈云同志已经走了，但他的精神还在！希望年轻一代以陈云等老一辈领导同志为榜样，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康世恩同志与中国石化工业
陈锦华盛华仁
在中国石化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发展壮大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先后得到康世恩同志的领导、关心和支持。康老为发展我国石化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解放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在大力发展石油工业的同时，十分重视石化工业的发展，毛主席、周总理都曾提出并批准引进和建设一批化工、化纤、化肥装置，以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的问题。从７０年代初开始，先后引进建成了燕山３０万吨乙烯装置，上海金山、辽阳、天津、四川等４套合成纤维联合生产装置，１３套利用石脑油和天然气合成氨和尿素装置，为加速发展石油化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尽管如此，我国石化工业的生产规模，产品的产量、品种和质量，技术水平等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十分明显，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１９８１年９月，国务院决定成立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化纤综合利用规划小组，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恩同志兼任组长。在康世恩同志的主持下，规划小组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并对石化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进行了酝酿。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０日，由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四个部门联合向中央提出关于成立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报告，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正式组建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对全国重要的炼油、石油化工和化纤企业，实行集中领导、统筹规划、统一管理。
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康世恩同志具体负责石化总公司的组建工作。由于当时石化企业分属不同的部门和地方，要集中起来遇到的困难和阻力较大。康世恩同志在１９８３年６月听取筹备小组关于组建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时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深刻理解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石化总公司的意图，不是想合就合，想分就分，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件大事。过去我们的建设是按条条块块搞起来的，联合起来就很难。现在成立石化总公司，能否搞好的决定因素还是内因，我们都应从全国一盘棋来考虑问题。１９８３年７月，康世恩同志在石化总公司召开的首次直属企业经理（厂长）会议上，对如何办好石化总公司这样一个经济实体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一定要按照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的，通过改革把石化总公司办成技术先进、管理科学、信息灵通、效益显著的经济实体；正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在康世恩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在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配合下，石化总公司很快组建起来，从管理体制上为加速石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石化总公司成立后，有些同志对石化管理体制改革不够理解，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特别是１９８８年政府机构改革中，对石化工业管理体制问题的种种传闻已经影响到石化总公司的正常工作和企业、队伍的稳定。这时，康世恩同志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是他从稳定石化工业发展的大局出发，适时向国务院提出建议，认为目前石化总公司的体制是适合我国石化工业发展的，是改革的产物。他用几年来的实践成果证明党中央、国务院组建石化总公司的决策是正确的，这一改革是成功的。他还指出，从石化总公司所担负的投入产出承包任务看，它已经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之一，因此目前不宜在管理体制上再作变动，应保持相对稳定。国务院领导同志充分考虑了康世恩同志的这一建议，决定石化总公司管理体制不变，这对于坚持和进一步加快石化工业的改革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公司坚持高速度、高质量地建成投产了一批重点石化工程项目，同时坚持走以内涵为主发展生产的道路，注重技术进步，优化配置和综合利用石油资源，胜利完成了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６年投入产出承包任务和“八五”发展计划，使我国石化工业的经济技术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每年向社会提供石油和石化产品１５００多种、总量达１亿吨以上。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９３年的１０年间，总公司累计实现利税１７７６亿元，上交国家财政１２４５亿元，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之一。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康世恩同志的心血与奉献。
（二）
石化总公司成立之前，康世恩同志在担任石油管理总局局长、石油部长、燃化部长期间，一直主持炼油厂的建设，我国第一个大型炼油厂——兰州炼油厂以及后来的大庆石油化工总厂等是在他的领导主持下建成的。在康世恩同志担任国务委员分管石化工业和以后的时间里，他不顾年迈体弱，风尘仆仆地深入到石化企业，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
康世恩同志十分关心国家重点石化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７０年代末，我国引进了一批石油化工装置，后因国民经济调整而停缓建。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石化总公司成立以来，我国石化工业进入了一个加快发展的新阶段。８０年代初，这些装置陆续恢复开工建设。在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保证了这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竣工投产。“七五”期间，先后集中力量建成了大庆、齐鲁、扬子、上海４套３０万吨乙烯工程，还建成了一批以重油催化裂化为主体的深度加工装置，对这些壮大我国石化工业实力的工程项目，特别是四大乙烯工程建设，康世恩同志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关心和支持，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现场视察指导。他强调这些工程都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大事，一定要保证工程质量。他讲对质量问题要严之又严，要严到“吹毛求疵”的程度，这样才能保证开车一次成功。四大乙烯开工和投产，他都亲自参加。１９８７年扬子３０万吨乙烯投产时，他谆谆叮嘱石油化工建设者，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改革，在改革中加快建设和发展，管理好已经建成投产的装置，建设好正在施工的装置，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同时要同各国进行更加广泛、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多方面的合作，学习和利用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先进科技成果，以加快我国石化工业的发展。
在建设新的生产装置的同时，康世恩同志还非常重视石化工业的技术进步，关注老石化企业的技术改造，发挥老企业的作用。康老热情勉励广大科技人员，要像６０年代攻克石油炼制“五朵金花”，即硫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和加氢裂化等五个方面的工艺技术那样，加快开发石油化工新工艺、新技术的步伐，并尽快实现工业化生产，以增产节约，节能降耗，降低成本。１９８７年，他在总公司第五次经理（厂长）会议讲话时又强调，要按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要求，积极推进科技进步，重点要抓好引进技术、引进装置的消化、吸收、创新和发展，提高国产化水平；要抓好引进装置的达标、超标，抓好技术、装备的国产化，要把科研、设计、制造、施工、生产组成一条龙共同攻关。
按照康世恩同志的这些要求，总公司成立后就及时提出了“振兴石化，科技先行”的方针，把不断推进石化工业技术进步作为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一项根本性战略措施来抓，对技术改造下了很大力量，投入资金逐年增加，到１９９３年底累计技术改造投资达１９７亿元，约占同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２３％，从而使科技开发、技术改造、引进和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推广应用科技成果和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及合理化建议活动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
（三）
康世恩同志一贯重视和关心石化企业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重视和关心石化企业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和职工队伍建设。他在总公司１９８３年召开的首次直属企业经理（厂长）会议上就提出，我们要把石化总公司办成一个真正的经济实体，要在国际上能够竞争，技术上大提高，主要靠什么？首先，依靠总公司的各级领导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第二，要有好的思想作风，要强调全局观念，要严格要求，认真负责，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坚决抵制不正之风。在总公司一年一次的经理（厂长）会议上，康老每次到会都要强调领导班子建设和队伍建设。特别是康老对我们总公司历届领导班子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的关心帮助，在重大问题上的谆谆教诲，使我们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近几年来，康世恩同志虽然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身体又不太好，但他对石化总公司的工作仍然是非常关心的。每当中央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后，康老总是及时地找我们去谈话，仔细听取我们的想法安排，向我们提出贯彻中央指示、做好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过去大庆油田开发靠“两论”起家，现在要加快石化工业的改革与发展步伐，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我们的工作。当我们向康老汇报总公司工作，他说，你们总的思路和设想是好的，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但在执行中特别要注意处理好微观搞活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一方面要放权于企业，增强企业经营活力，同时也要有宏观调控，不能搞成各自为政。总之，要通过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的新路子。
康老对建设一支过得硬的石化职工队伍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论走到哪里都强调要搞好队伍建设，搞好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继承和发扬大庆艰苦奋斗、“三老四严”的优良传统。扬子石化公司是新建成的四大乙烯中唯一没有老企业为依托的，新工人比重大，人员来自全国四面八方。１９８７年４月，康世恩同志在给扬子石化公司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发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和不怕困难，敢于拚搏，艰苦奋斗，勇于献身的精神；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工作态度和严格要求、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还要大力提倡企业之间顾全大局、团结协作、互相支援、互相促进，因为我们为之奋斗的是同一个目标，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按照康老的要求，扬子石化公司狠抓企业管理和职工队伍建设，生产经营等各项工作水平稳步提高。多年来，总公司和企业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层建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保证了石化工业改革、发展和稳定等各项任务的完成。
康世恩同志从事石油和石油化工工作整整４５年，回顾他所做的贡献，他对事业的执著追求，更加激励我们加快改革与发展的步伐。我们将努力学习他勤奋工作，勇于开拓，严格要求，艰苦创业的精神，去夺取石化工业发展的新成就，不辜负为中国石化工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老领导、老同志的关心与期待，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