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山中岁月新
——浙西闽东贫困县纪行
世鸿晓明
浙西闽东地区有７个县被包围在层层高山云雾之中。这就是浙江省文成、泰顺、景宁３县，福建省寿宁、柘荣、周宁、屏南４县。这些县虽划为两省，但自然条件大致一样，又都是革命老区。
贫困在山致富也在山
几个县领导人同我们谈话，有一个共同的话题：贫困不可怕，怕就怕安于贫困；山高水冷不可怕，怕就怕人懒心冷。
贫困县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人的精神状态的变化。
屏南县有个法竹坑村，在海拔千米的高山上，过去村民只守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穷得叮当响。但人的思想一开窍，办法就来了。他们由一个好当家人带头，先是建起７．５公里公路，打开了山门，然后开始学种香菇，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科学门道。现在是满山香菇，每户年收入在６０００元以上，许多农民都靠香菇发了家。村里建起了电视转播站，家家户户从荧屏上看到千变万化的世界，眼界大开。他们不再孤独了。
各县制定的治穷战略都在山上做文章，有远期、中期、近期３个目标：远期是在山上造林；中期是在山腰种水果、茶叶；近期是在山底种蔬菜、香菇。我们参观了几个农业综合开发区，只见满山林木茂盛，柑橘成行，菜茶遍野。
这一带山上多产花岗岩，每立方米价格比一台电冰箱还贵，建厂开采一年即可收回成本。
这里村村都用山泉酿米酒，居然创出了名牌。文成县的“帝师玉液酒”、泰顺县的“青梅酒”，在日本大受欢迎。
各县都在兴建大大小小的水电站。文成县建的水电站当年投资当年发电。泰顺县把电输给温州市，旱涝保收。屏南县以电招商，同福州市合作办起了化工厂。
农业开发和电力开发，靠的都是民间集资，以股份制的形式与机关、乡村、农户联营。
当地人说，沿海有沿海的优势，山区有山区的优势。他们的优势我们没有，我们的优势他们也没有。
小县城要建起大城镇
每年新年时节，周宁县城小宾馆前停满了从大城市远道开来的小轿车。这是哪一方贵宾？是在大城市经商的本地人回来过年。县城中许多新楼都是他们花钱盖的。
现在，各县也把目光放在城镇建设上，要把小县城建成大城镇。他们认为，高山地区只有依托城镇，才能吸引四方客商，引导大批农民进城经商打工，开店设坊，从事服务业、运输业、建筑业，促进经济繁荣。他们成立机构，制订政策，编制规划，一般都是当年拆除，当年建设，当年付之使用，水电、通讯、广播电视设备、道路一应俱全。柘荣县只有９万人口，但已经形成１０多平方公里的大城镇规模，全县收入的８０％靠城镇；景宁畲族自治县也出现现代化城镇的雏形，整齐美观。由于投资环境改善，尽管交通不便，外商也乐于问津。寿宁县建立了中日合资的镁硅合金有限公司，产品全部出口，为全地区的重点创汇企业。
治穷先治本治本先育人
我们没有想到，这些县城中那些讲究而又现代化的建筑物竟是学校。
走进泰顺县鳌阳中心小学，不觉眼前一亮，多么漂亮的校舍！进门就是开阔的水泥地大操场，迎面而立的是四层新教学楼，楼台和长廊都有鲜花环绕，富有艺术构思。每个教室宽敞明亮，一尘不染，配有电视，可以进行有线直播。学校的建设资金大部分靠捐款，全体师生都参加了义务劳动，前后花了５年时间。
这里的教师尽管收入不高，却能安心教学，他们对教育的一片至诚令人感动。柘荣县富溪镇由侨胞捐款兴建了一所中学，请来大城市的高级教师上课。
泰顺县委书记章时趋，人称“教育书记”。他经常去温州市找富商募捐办学经费。有人说：“你不是泰顺人，又不是一辈子在泰顺，何苦呢？”老章说：“让泰顺的孩子都上学，是我的最大心愿。”两三年间，这里已新建小学４０多座。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下图：武夷山区的农民利用九曲溪开发旅游业。
右图：惠安女靠山“吃”山。
本报记者王东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评说
话说缩小东西部差距
主持人：赖仁琼（本版编辑）
记者：曾坤（记者部主任，原驻新疆站）
章世鸿（驻上海站）
王楚（驻深圳站）
刘伟（驻山西站）
龚达发（驻湖北站）
胡跃平（驻贵州站）
主持人：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今后１５年指导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今天，约请本报几位驻站记者，就此展开评说，以期引起读者的关注。
由于历史、自然等原因形成了东、中、西部差距，近些年西部发展很快，但东部发展更快，出现了共同发展中的差距。
章世鸿：我国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确实存在差距，这是环境条件、开发迟早等诸多原因造成的。即使发达国家，也有地区差距，就我国东部地区来说，发展也不平衡，如华东地区，目前还有５７个国家级贫困县。应该说，这几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也很快，问题在于东部地区发展更快些。所谓差距在扩大，是指发展速度上的差距，而不是说东部地区越来越富，西部地区越来越穷，应该说是先富和后富的差距。
王楚：地区差距，主要是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山东这５个在东部沿海地区崛起的“新兴的工业化地区”与其他省区的差距。这５个省，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倾斜政策，加上地方政府合理的配套政策和企业经济行为的积极作用，使经济快速发展，近４亿人摆脱了贫穷，先富起来，也为中国的国民经济保持持续较高的发展速度作出了贡献。
刘伟：东西部差距，表面上看来，这是一种富裕与贫困的差异，但它反映出的矛盾却是深刻的，这里既有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也有工业发达地区与原材料产地的矛盾等等。
龚达发：改革开放１７年，湖北、武汉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八五”以来，全省经济进入快车道，１９９４年赶上并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结束了连续９年低于全国发展水平的历史。１９９５年国内生产总值达１５６５亿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４．４个百分点，提前５年翻两番。武汉的综合经济实力也明显增强，成为中西部地区唯一跻身全国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十强的特大城市。
然而，由于长期计划经济和传统观念的束缚，湖北在“六五”、“七五”期间错过了一次次发展机遇，所以，在今后十几年，缩小差距仍然紧迫。
曾坤：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能做到齐步走，我国东、中、西部的不平衡发展，是今后一段时期必须面对而又难以完全改变的事实。因此，有差别地推进区域经济乃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实选择。但与此同时，必须把缩小地区差距提上议事日程。
东部与中西部的发展虽然不平衡，但却不是天然合理的。要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仍然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主持人：占国土面积８６％以上和总人口５８％以上的中西部地区，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４０％左右，而仅占国土面积１３．５％和总人口４１．２％的东部地区，其经济总量占到６０％以上。要在今后数年内改变这种不平衡，任务十分艰巨。
王楚：造成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原因是多方面的。尽管西部资源丰富，但缺乏像东部那样活跃的市场。为了缩小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后发达地区的差距，可加快步伐，先在西部培植一批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城市，通过这些具有辐射力的城市去带动周围的地区经济，如果这些具有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城市，像群星一样撒满西部，西部经济快速发展是指日可待的。
刘伟：抓住机遇，缩小差距是可能的。反过来说，有差距未必不是好事，就像赛跑，有竞争对手，可以尽力去追赶。因为地理、自然条件等造成的差距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起飞，出现区域不平衡和抓住优势地区梯度发展，是必然的现象。我国选择东部先行一步发展是明智的。
章世鸿：加快东部西部之间的合作，也不能说没有一些阻力。阻力来自认识，说到底，各方都还有些怕吃亏、怕肥水外流的思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如何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还缺少经验，不适应正在出现的大市场大流通新格局，在合作中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容易动摇；另一方面，各省市长期行政体制的分割，也容易产生各种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但情况正在好转。现在各省市领导人都已认识到，大家只要着眼于全局和长远，推心置腹，平等协商，立足于互利互惠，那么，各种矛盾就易于解决。
应创造各种条件促使双方相互了解，除领导人互访外，最近，上海电台和解放日报举办《上海人了解祖国西部，东西部手拉手共同发展》特别节目，邀请山西、陕西、甘肃、宁夏、贵州、青海、四川七省区主要领导人参加广播谈话，在当地和上海电台同时播放，介绍各地情况，沟通上海与西部各省市的感情，增强相互了解，效果很好。
刘伟：有位经济学家形容西部经济滞后于东部是“巨人的跛足”。要让巨人的步伐轻快起来，不是给他一根拐杖，而是要让“跛足”健康起来。
拿扶贫来说，山西３０００万人口中有３８０万人的年均收入在５００元以下。而全国人均年收入４００元以下的贫困人口，９０％集中在中西部。“救济式”的扶贫要转为“开发式扶贫”。过去我们喜欢“雪中送炭”，而炭烧完后怎么办？中西部应着眼增强后劲，与东部在基础产业如能源、交通建设上进行合作。
胡跃平：贵州这些年自己跟自己比，发展算快的，但与全国相比，差距却越拉越大。
去年，国务院在“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规划中，提出要对中西部地区扶持，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建设项目，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投入等，这是好的机遇，但毕竟是外部条件。要使贵州激活起来，首先而且关键的是要激活贵州的农村经济。
龚达发：近日我在武汉的车站码头采访，看到成千上万南来北往的民工，十分感慨。据统计，这些民工８０％来自河南、四川，而湖北本地民工不到十之一二。除去安心务农，立足当地解决贫困这一因素，湖北农村不是没有富余劳动力，不是已富裕得不需外出打工（去年人均收入刚过１５００元，还不到全国人均水平），但湖北人与生俱来的安于现状、小富即安的思想，使一些人宁愿在家受穷，也不愿外出闯荡。在武汉市一两千个建筑工地上，许多是福建、江苏、河南、四川的老板、民工；许多公路、水利工程也是外地民工干的。
以往湖北总是跟自己过去比，认为年年有进步；这几年不仅跟过去比，还跟先进地区比，跟周边兄弟省比，看到了差距。提出湖北的问题是两个不够：发展不够，解放思想不够。
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显现出东西合作极强的互补性。统一市场的逐步扩大和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使东西经济合作、优势互补成为可能。
章世鸿：怎样缩小差距？我认为，不是谁依靠谁的问题，而要相互依靠，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合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
东部地区有自己的优势，但也有劣势。以上海这个沿海大城市来说，它的优势是地理环境优越，技术管理水平较高，人才多，资金渠道也多；劣势则是资源和劳动力短缺，市场不足。正因为如此，上海一方面要打出去，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腹地，打开全国市场，否则也难快速发展。西部地区的优势是物资丰富，劳动力富余，市场辽阔。他们的劣势则是资金短缺，技术管理水平较低，人才不足，加上离出海口远，搞外向型经济困难多些。
因而，当前迫切需要把我国东部和西部的两种优势结合起来，双方加强全方位的多层次的经济合作。
曾坤：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愈来愈面临资源总量不丰裕，人均占有率很低的矛盾。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新疆、青海、甘肃等西部省区巨大的资源优势，正在转化为该区域经济的活力。我在新疆当驻站记者多年，亲眼所见这些年新疆依托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农业等资源优势，外引内联，东进西出，特别是在中央财政的支援下，塔里木油田、吐哈油田、准噶尔油田等迅速勘探开发，成了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的催化剂，并带动起新兴的支柱产业——石油化工业；为石油勘探开发服务的科技、机械、电子事业也跟着崛起。交通运输、邮电事业也发展起来。中外经济学家预测：未来几十年间，中国西部经济增长步伐将大大快于东部地区。
即将到来的２１世纪为西部和东部都提供了发展机遇。市场经济规律势将进一步推动东西部实行资源互补、共同发展。
刘伟：这恰好是我国西部与东部缩小差距的参照模式。我国各种矿产资源７０％以上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新疆的石油、青海的钾盐、内蒙古的稀土、山西的煤，将原材料就地加工，让廉价的资源增值，正是中西部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东部将劳动密集型工业西移，不仅可降低劳动成本，使西部企业分工更细，市场容量对东西部都扩大了，而且东部也可由此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
胡跃平：比较而言，贵州的经济起点较低，人们往往习惯于“梯度”发展规律或习惯于参照左邻右舍。其实，“因地制宜”仍然是一条闪光的真理，但必须跳出思维的惯性，赋予它新的活力，不是等、靠、要，而是以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来吸引外来资金技术，积极去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
龚达发：历史又一次赐予湖北、武汉大发展的机遇，长江开发、浦东开放、三峡工程、东汽１００万辆汽车工程等一大批世界级大工程，给湖北、武汉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专家们认为，构筑中部战略大支架，依托长江流域主通道，促进我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是减缓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必然选择。湖北武汉处在京广、长江交汇的大十字架的中心地位，是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中间过渡地带，理应承东启西，带动西部发展。
我国１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像一张大“弓”，京广线恰似“弦”，５０００多公里的长江像一支带响的“利箭”，湖北、武汉正处在“弓弦之箭”的关键环节，成为承东启西、南北对流的枢纽。
王楚：按市场经济规律，实行东部与西部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深圳的做法是，把特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与中西部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推动特区生产要素向后发达地区流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５年，深圳企业到内地８０多个地区兴建独资、合资、合作项目１４００多个，投入资本金１１０多亿元。深圳企业在新疆设立了５２家企业，还有１５家企业与新疆企业合作或合资。深圳年生产自行车达５００万辆，配套件不少是在中西部一些地方加工；深圳生产手表每年可达２．３亿块，加工零配件绝大部分在中部的一些协作厂。
１９８９年起，深圳市政府将市区财政每年可用财力的２％，作为合作发展基金，用来扶持欠发达地区，用合作发展基金给确定的项目以低息贷款，用项目的收入偿还给基金，使基金滚动发展。从无偿拨款式支持到互相支持、长久合作、共同发展。（附图片）
题图：建设中的深圳布吉镇。
下图：商品经济之风吹拂着古老的西藏，拉萨老城八廓街一带熙来攘往。
本报记者 王东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敢做第一责任人
——广东省惠东县委书记李锡鹏一席谈
郑德刚赵维
李锡鹏，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出生。１９７４年参加工作，历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团县委书记、团地委书记、副区长、区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财办主任，１９９４年５月调任广东省惠东县委书记。
到去年７月，我立下的“一年内整治社会治安如无明显效果，甘愿辞去县委书记职务”的军令状就到期了。这一年我过得既紧张又坦然。紧张的是没了退路，只能夜以继日加倍努力实现诺言；坦然的是这军令状督促我履行自己应尽之责，无私就能无畏。
惠东地处粤东交通要冲，毗邻香港，地理位置特殊，历来社会治安压力较大。我前年５月上任的第一天，就接到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明先生对广汕路执法人员滥查乱罚的投诉。此后５０多天，我先后听到这里农村出现恶势力，敲诈勒索、拦路抢劫时有发生及黄赌毒祸严重的反映。我深感治安问题如不认真、及时解决，将危及党和政府的威信、形象，也无法向人民群众交帐。
安居乐业是老百姓最基本的要求，为了表明县委、县政府正视矛盾和解决问题的决心，在上千人的干部大会上，我郑重立下了“军令状”。
很多人对我说，社会治安是块“硬骨头”，有的干部对此也持等待、观望态度。我去公安局座谈，还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发现对犯罪行为打击不力，既有警力不足、设备落后等原因，也有执法人员执法不严、纪律涣散等原因。于是，我们决定一方面加大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一方面实施针对执法队伍建设的“众望形象计划”，从严治警。廉则信，公则威。全县查处滥查乱罚、徇私枉法等违法违纪事件，调离辞退一些不合格者，很快转变了队伍作风，增强了战斗力。
在这一年中，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拨出１６００多万元支持治安工作。先后组织各种突击行动１０００多次，侦破重大案件３４４宗，很快就使全县治安局面有所好转。１至９月，全县刑事和治安案件发案率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４５．４％和１４．９％，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经济发展。
坦白地讲，由于经验、准备不足，我们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社会治安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但实践使我深刻认识到，只要有高度的使命感、责任心，敢于把自己真正逼上第一责任人的位置，这才可能抛开私心杂念，全力以赴去为群众做点事。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