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贺《人间喜剧》全译本出版
刘白羽
在我面前陈列着装潢精美典雅的２４卷精装本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十分高兴、十分激动，从我心灵中涌出一句话，就是这篇文章的题目。
我所以说出这句话，是由于我于１９８０年在巴黎访问巴尔扎克“下街”故居时，受到了很大刺激。那是当我走到客厅旁一条廊道上，我看到书架上陈列着各国的译本，惟独没有中国的。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文化大国，可是，我们竟然没有一套《人间喜剧》全译本，这使我有种耻辱感。等待了十五年之久，终于看到了这一套完整的圣书。
对于开创了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中国读者并不陌生。现在全套《人间喜剧》的出版，却不能不说是文坛上一大盛事。我手上有两本巴尔扎克传，这是世界上两位出名的传记文学家写的两部出名的书，一本是莫洛亚写的，一本是茨威格写的。
莫洛亚和茨威格都称巴尔扎克为普罗米修斯。
莫洛亚在书名下写了一个副标题，就是“——普罗米修斯或巴尔扎克的一生”。
茨威格在书中说：“巴尔扎克以他的狮子般的勇敢，投身于当前的工作之中，……只有死亡才能够对他那‘普罗米修斯’般的意志有所限制。”
在人类文化史上，巴尔扎克的确是一个神奇的巨人，他用他的生命、智慧与勇气，一扫法国前期浪漫主义颓靡之风，在《人间喜剧》序中树起一面现实主义大旗。他呼唤生活的真实、典型的塑造，他的深邃的目光看透人生的真谛，他的雄健的手力塑出时代的灵魂，更主要的是他以一把锋利的解剖刀深刻地剖析到资产阶级的腐朽的本质，无怪恩格斯那样高的推崇他。至于他自己，他说：“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家，我只应该充当他的秘书。编制恶习与美德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表现，刻画性格，选取社会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博采约取、从中糅合出一些典型，做到了这些，笔者或许就能够写出一部许多历史学家所忽略的那种历史，也就是风俗史。我将不厌其烦，不畏其难，来努力完成这套关于１９世纪法国的著作……”在艺术上的杰出的贡献，可以概括在他自己的一句话中：“要将他的全部作品联系起来，构成一部包罗万象的历史，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正是这种思想使巴尔扎克创造出一个自己的系列的世界。巴尔扎克创造的世界无与伦比的壮丽，莫洛亚说：“这个帝国的疆域如此辽阔，在这片疆土之上，智慧的太阳永不落。”当巴尔扎克要为这一庞大的小说系列起一个总的名字时，他的一个朋友柏罗瓦从意大利回来，跟他谈到但丁的《神曲》，这使巴尔扎克的灵感一触而发，他与《神曲》相对照、相呼应，而定名为《人间喜剧》，这正好说明他的现实主义的主张，《神曲》表现的是幻想，《人间喜剧》表现的是现实。
我之所以为中国有了一部《人间喜剧》而欢呼，一则说明我们国家的文化素质在提高，出版事业的素质在提高；但主要的是我认为它在当代文学创作发展上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与冲击，不是淡化人生，而是深化人生的伟大现实主义传统，毕竟是我们的文学创作的主流。从我个人来说，法国文学经典之作对我产生的影响，首先是巴尔扎克，我早年就读了他的《高老头》，那入木三分的笔触使我永远难忘。当然，后来我又接受了雨果。那时法国文学正处于高峰时期，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与雨果的浪漫主义（后期的积极的浪漫主义）这两大潮流，真可称得上天地相映、日月同辉；但是，在创作艺术上绝然不同的巴尔扎克与雨果，从本质上说都是深刻地剖析人生现实的。这一点对于我们很有启发，现实主义这一主流，历多少不同时代而不衰，如百川之汇大海，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都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增加了新的生命与血液，从而迭替更新的新的神姿与风采。同是法国的现实主义，随巴尔扎克之后的福楼拜，就大不相同，何况经历百年以至千秋万代呢？我从来不排斥现代派，我不但喜爱茨威格也喜爱福克纳，但我主张以现实主义为基础，而有所扬弃，有所吸收。就拿福克纳来说，在他的《喧哗与骚动》里，他使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可是到第四章，达到全书高潮时，当他歌颂黑人妈妈迪尔西、歌颂崇高、歌颂神圣时，福克纳完全使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而这正是福克纳的伟大之处。也正是现实主义的伟大之处。
总之，现实主义是文学中生命力最强大的。《人间喜剧》全部出版，是很值得人们从中汲取现实主义的营养而后发扬现实主义的精神。恩格斯称巴尔扎克的作品为“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而取得这一胜利，归根到底是由于巴尔扎克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人间喜剧》能教会人怎样深入现实生活，深刻剖析人生，深刻剖析社会，深刻剖析时代。这不正是《人间喜剧》出版的现实意义吗？我以为它将帮助中国作家开拓现实主义道路，现实主义将如同汪洋恣肆的巨大河流一样，对于中国２１世纪文学高峰的早日到来，必然会有一种推波助澜、拔山倒海的永不磨灭的作用。
我不一定再访巴尔扎克故居，但我希望后来者能在那个普罗米修斯神圣殿堂里看到这一部中国的《人间喜剧》的精本而得到舒坦的快意。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短评
平凡的赞歌
——《最后十九小时》简评
张志忠
和平建设的年代，悠闲和潇洒的年代，人们在享受生活的温馨和物质的丰裕，日常话语里讨论的是居室的装修和时装的式样。谁还会想到，在遥远的边陲，在艰苦的山林，在红红火火的生活的另一面，仍然有着默默的奉献，有着青春的付出，甚至有着生命的毁灭。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我们被那些如流星一般划破天宇的英雄们所感动，平静的心灵激起一阵阵震颤；然后，我们又平静下来，回到我们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中。这似乎就是现实，似乎是将一个又一个名字通过传播媒介迅速地传诵一遍又迅速地淡忘的现实。
但是，这决不是说，我们的时代拒绝英雄。相反地，一个正在探索和崛起的民族，一个为了今天和明天而劳作不辍的民族，仍然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大写的人，为她铺平通向跨世纪的辉煌的道路的。牺牲者的墓碑，同时也是前行的里程碑。人们仍然崇敬献身，诗人照样歌唱英雄，只是，在这种崇敬和歌唱中，少了那些拔高和神化，多了些朴素和平实。平平淡淡才是真，这句话，不只是对日常生活而言，对于以生命创造出时代强音的人们来说，同样如此——当然，这不是说要把英雄平庸化丑角化，而是说，要返朴归真，绘事后素。而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因此觉得他们和我们相离不远，他们其实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总会在我们的心头留下种种痕迹，使我们从忙忙碌碌中挣脱，获得一次次精神的净化和升华。
这就是我读胡世宗的报告文学《最后十九小时》（原载《解放军文艺》１９９５年５月号）的一种感受。作品中所描写的两个战士，刘云阁和王继光，当他们主动请求去执行任务，去检查和维修通讯线路的时候，风和日丽，又没有什么技术难点，如同作家所言，他们“出发时绝不会想到这一天对于他们生命的意义”。这样的任务，他们已经完成过多次，就像我们每天的日常工作一样。但是，他们是在长白山老爷岭上，是在一个有着独特的地貌和天气的地方，是在一个经常需要接受严酷的大自然和山中野兽的挑战的地方。于是，在普通的工作中，便寓含着某种不平凡。他们在暴风雪中遇难，走入了永久的十九岁，这固然令人肃然起敬，但是，在他们的生前，和接替他们的位置的战士们的当下，又何尝不需要勇气，需要敢于把自我融化于事业中的情致呢？
作家也许正是领悟到了这一点，他没有一味地去渲染牺牲的壮烈，没有全力刻画这最后的十九小时，而是把它表现得质朴无华，天然本色；作家的笔墨，是放在了英雄的日常生活中，放在了产生出英雄的光荣群体里，以及他们和环境，他们和当地群众，乃至前来采访者以外来人的眼光所感受到的种种艰辛——作家的笔墨洋洋洒洒，尽情铺排，似乎与战士的牺牲没有切近的联系，但又巧妙地勾画出英雄所以产生的总体氛围，显得厚实而大气。古人云，山之精神不易写出，故以云雾烟岚现之；水之潺流不易写出，故以危岩迭石显之。胡世宗显然是深得个中三昧，并将其应用到《最后十九小时》的写作里，通过各种角度，众多人物，揭示了英雄产生的大背景和必然性；他没有追求轰动，没有热烈煽情，却以平常的口吻和疏朗的笔致处理他所报道的人物和事件，在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张力，令人沉吟，令人回味。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还了一桩心愿
白刃
写完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下部，我像一个肩负重担的登山者，终于爬到山顶，长长舒了一口气。
《战斗到明天》第一部是１９４８年冬天在平津前线开笔的，１９５０年夏天写完，１９５１年初由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出版。出版后正值全国文艺整风，本书撞到枪口上，被当成靶子，遭军内外围攻，主要罪状是歌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歪曲工农兵形象，自然主义、人性论等等，连为本书写序言的茅盾先生也受连累，在报上作了公开检讨。但他认为这个题材有教育意义，要作者鼓起百倍勇气把小说改好。
茅公的检讨使我十分惭愧与不安，我后悔不该为了出名而请大作家写序。如果不是他公开鼓励我把小说改好，我可能放弃了。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而且都是“靠左边走”，文艺当然也不例外，不按“左”视眼批评家们的意见修改，还得挨棍子！
大约有三年时间，我一边深入水利工地生活，写些反映生产建设的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一边读书，还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
在文讲所听了茅盾、丁玲等文学大师的报告，听了教师们讲课，同时在古今中外文学戏剧的书海中游泳，阅读了１００多部名著。尽管是囫囵吞枣，可使我懂得一个道理，文学艺术创作有自己的规律，不能跟“左”棍子的指挥棒走。
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我鼓起勇气修改小说。根据茅公序言中指出的缺点，吸取一些有益的批评意见，全部打乱重写，保留原作中的主要人物及故事，增加军事指挥员和连队士兵的形象，把场面铺开，将时间缩短，集中描写一次反“扫荡”经过，以此反映山东军民对敌斗争的情景。写了一年多，改了两三遍，１９５８年由作家出版社再版出书。
新版本印出来，我正在厦门前线。接到出版社的书，立刻给北京的茅公寄去一册，以示我按照他老人家的意见改了小说，没有辜负他的教诲。茅盾先生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勉励我继续写下去，并惠赠一本他的《霜叶红似二月花》。
想不到新版书印出不久，便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波折。
粉碎“四人帮”之后，电影《兵临城下》重新在全国放映，话剧《兵临城下》和《战火纷飞》也在北京沈阳和一些城市上演。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于１９８２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印了十二万两千册。
上面啰啰唆唆讲了许多话，无非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作品一会儿香花，一会儿毒草，一阵子挨批判，一阵子又出来，没有固定标准，只是跟着政治气候变化，太不正常了！对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十分不利，应该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二是我这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坎坷生活，居然和《战斗到明天》紧紧连在一起，同甘苦共命运，这是始料不及的。看来，我无论如何得完成续篇，尽力将它写好。原计划写成“三部曲”，所以三次出版的书后，都注明“第一部终”。后来考虑到年近八旬，来日不多，万一哪天阎王爷召唤，书未完成，欠下笔债，留下遗憾，死难瞑目。不如将原定的二三部合在一起，压缩一些篇幅，作为下部，使读者能一气读完，看到敌后军民英勇抗战的全景，了解众多人物思想感情的纠葛和他们在战火中变化成长，也算完成一件任务，没有白吃高粱小米地瓜干，对得起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父老乡亲。
由于上一部和这一部书出版的时间距离太久，初版本至今４５年，三版本也隔了１３年，读过的人恐怕早忘了书中的内容。因此我写续篇中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都与上部联系作简单介绍，使没有看过第一部的读者，也能从下部中看到每个人物的完整形象，知道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
去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也是中国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我很高兴能在这个纪念日子，完成《战斗到明天》这部书，作为一份薄礼，献给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献给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同志，献给一切反抗日本法西斯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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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坛风景线
近期创作一瞥
小说创作仍然是长篇备受关注。新年旧岁之交，读到一批作品，令人高兴。其中有赵本夫的《逝水》（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作家《地母》系列长篇之一，写的是黄河边上的大自然与人类的矛盾，中原儿女对土地的情怀。女作家方敏的《孔雀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一个西方年轻的探险家同东方阿莫部落女青年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人类对自然、生命的崇敬和对文化的追求。百花文艺社出版的《海口干杯》（郭潜力著）是描绘“闯海人”的故事，商场的无情和人生的坎坷，构成了小说深沉的意蕴。作家出版社的“华凌文库”收入了湘籍作家何立伟的《你在哪里》、蔡测海的《三世界》、何顿的《我们像葵花》。三部作品风格各异。何立伟贴近现实，以文人下海的经历描绘在滚滚商潮中的困惑与忧思；《三世界》以现代时空倒置的结构，描绘一个人的不同时期经历，思考人生的生命情感与现实的联系。一套“新生代小说系列丛书”由华侨出版社出版。这套由李师东主编的丛书收入了六十年代出生的文坛新人的中短篇小说，其中有毕飞宇、徐坤、邱华栋、鲁羊、韩东、刘继明、张旻、何顿等。并配有同龄人的评论，展示了近期较为活跃的文学新人们的创作面貌。
理论批评界较之创作稍显沉寂些，除了有些报刊上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关于世纪之交文学发展的展望外，扎扎实实地理论研讨略逊一筹。因而仅读到一些批评家对文学的某些门类的研究和评述。计有於可训的《新诗体艺术论》（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陈胜乐的《散文美学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任蒙的《诗文的奥秘》，还有一些作品评论集，如王彬彬的《在功利与唯美之间》（学林出版社出版）、古耜的《美文之美》（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批评界对宏观文学研究乏善可陈，尤其对文学创作五彩纷呈的面貌、鲜有切实有说服力的追踪。
再就是一些散文丛书，个人选集，林林总总，花里胡哨，其中有一些严肃的选本，有一些新作品问世，但大多是重复出版，造成了读者的冷淡，应引起出版界的重视。（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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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后十九小时》研讨会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最近在北京举行沈阳军区作家胡世宗的报告文学《最后十九小时》研讨会，军内外文学评论家和烈士生前所在单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作品取材于１９９５年元旦前夕轰动全国的长白山地区两个通信兵战士在执行线路维修任务中突遇暴风雪英勇牺牲的生动事迹。作家以对军人神圣使命和职责的深入思考，写出了普通士兵们日常的质朴生活与高尚情操，以及在严峻生死考验面前义无返顾的奉献精神。与会者指出：这部来自风雪前哨的动情报告，是一部热情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佳作。（王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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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
仲呈祥
江泽民总书记在１９９６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再次指出：“要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我们的文艺评论，要提倡说理，相互切磋，共同提高。”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对于当前文艺工作进一步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更好地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极有现实意义。
健康的文艺评论，即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美学观为指导的实事求是、充分说理的文艺评论，与健康的文艺创作相辅相成，是社会主义文艺不可缺少的两翼。这种文艺评论，不仅是党和政府加强和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体现思想上艺术上的正确导向的一种重要途径，而且是沟通文艺创作与读者观众的一种重要中介。它既能启迪读者观众深入地理解和认识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以提高自身的审美鉴赏修养，又能帮助作家艺术家了解读者观众的意见以改进自身的审美创造能力，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形成良性循环，为文艺的繁荣和社会风气的好转营造健康向上的生态环境。周恩来同志生前就曾深情而精辟地指出：“戏剧演出需要通过评论文章才能吸引观众和教育观众，也能把观众的意见转达给艺术家，使他们得以改进。评论也是有力的战斗。评论工作者是艺术家和观众的好朋友。”（转引自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见《人民文学》１９７７年第１期）戏剧如是，整个文艺亦然。
今天，重温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邓小平论文艺》中关于文艺评论的精辟论述，检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历史进程中的文艺评论，毋庸讳言，其滞后于创作、不很健康的现状，恐怕不仅是人民群众，就连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在内，都颇有微词——有的评论趋时媚俗，由于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将科学地评判作品优劣得失的神圣职能衍化为评功摆好、庸俗吹捧；有的评论浮躁起哄，制造热点，面对贫乏媚俗、浅尝辄止的创作心态的泛滥，消极趋同，急功近利，将导引创作健康发展、升华大众审美情操的社会责任蜕变为随波逐流；有的评论东施效颦，食洋不化，面对开放以来东西方文化八面来风，不分良莠，盲目“接轨”，生吞活剥地引来名目繁多的西方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将生气勃勃的文艺创作削足适履地硬纳入西方文论框架……如此种种不健康症状，正从反面有力证明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已刻不容缓。另一方面，还必须指出，也许出于对过去极左思潮影响下那种把文艺评论动辄搞成大批判或无谓论争的厌倦，时下确实还存在着一种把健康的文艺评论也斥为棍子而加以排斥的错误现象。这同样是不健康的症状。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见《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９０—３９１页）
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必须要求评论家加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真正学会“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１８６页）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５６１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美学观联系实际进行文艺评论，才能高屋建瓴，实事求是，使评论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必须要求评论家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较充实的生活积累、较丰富的审美经验和懂得创作的甘苦，从而善于把握作品整体，顾及作家艺术家全人，充分说理，相互切磋，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讲究评论方法，注重评论实效。要在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和广大读者观众之间，提倡友好讨论，坦率直言。要切忌那种或居高临下指手画脚、或目中无人自话自语、或不负责任取悦低俗的不良评风。语言要泼辣，文风要活泼，分析要入情入理。这里，尤须注意防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陶醉于局部”，忘记了“对艺术作品整体进行评价”。（见《别林斯基论文学》第２６２页）且看今日之文坛，面对少数思想价值取向和审美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作品，却时有评论不是从整体上实事求是地通过充分说理，指出其或有意无意宣扬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或多少沾染了殖民文化泛起的沉滓，或沉醉于“个人身边的小悲欢”，并以这小悲欢为“大世界”等等，而是“举之上天”，津津乐道于某些局部和细节的引人入胜，难免产生误导；相反，面对一些整体的思想价值取向和审美价值取向都确实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却时有评论不作整体肯定，反而“按之入地”，过于苛求，横挑鼻子竖挑眼，结果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鲁迅曾尖锐批评过这种评风。他举评价陶渊明为例说，陶既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写过“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评论家与读者观众的关系。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当然也是评论家的母亲。马克思早就深刻阐明：“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９５页）不仅文艺创作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也生产自己的欣赏对象，而且文艺评论也是如此。对人民极端负责任的评论家，理应自觉地在深入生活中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从而做到以科学的健康的文艺评论，去培养高雅、文明、幽默、机智的审美鉴赏群体，而反对以庸俗的市侩的文艺评论去造就浮躁、平庸、浅薄、低俗的社会文化心态。惟其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文艺评论应“净化他的大多数读者的品味”，从而“成为批评家按照适当方式表示社会中优秀人物意见的手段”。（《论批评中的坦率精神》，见《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第１６７页）鲁迅也认为，对大众中那种落后的不健康的审美情趣，“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文艺的大众化》，见《鲁迅全集》第七卷第３４９页）这里的文艺，含创作，也含评论。周恩来同志还特别提出过“批评家的批评水准也要与观众的水平相结合”的重要意见。一方面，“批评家应该注意观众的水平，但是也需要高一些，以带领群众前进”；另一方面，“批评家为了防止主观片面地看问题，也需要了解什么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什么是群众不喜爱的，这方面也需要与观众的水平相结合”。（《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见《周恩来论文艺》第５４页）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去适应，适应的目的乃是为了提高。这既是文艺创作、也是文艺评论应遵循的处理好与人民大众关系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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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童小鹏《风雨四十年》感言
罗青长
在中华民族伟人、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周恩来２０周年忌日过去不久，９８周年诞辰来临之际，一本系统而深刻地反映周恩来总理生涯的新书——《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隆重推出。
《风雨四十年》的作者，是我３０年代中期就认识，并且同在周总理办公室工作了许多年、情同手足的兄长童小鹏同志。
该书第一部是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出版发行的。书中着重反映了小鹏同志从３０年代初第一次同周恩来相见到新中国开国之前的周恩来的生平事迹。第二部则是作者以周恩来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开卷篇，饱含对周恩来的真挚感情，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亲历、亲见和亲闻，用流利酣畅、生动感人的笔触，客观、公正和详细地反映了周恩来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奠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关怀人民军队与加强国防建设、关心知识分子与领导科技发展、为台湾回归与祖国统一而奋斗等方面的光辉业绩和卓越实践，广泛地涉及到人们感兴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比如，作者以确凿的事实说明被动卷入十年动乱这场狂风暴雨的周恩来，在日趋严重的全国混乱局势面前，却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力挽狂澜于既倒，尽可能减少“文化大革命”的损失，竭力维系党和国家工作的继续运转。再如，作者介绍周恩来在临终前想的仍然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语重心长地嘱咐历史上两次挺身而出、有大功于党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江青等人手里。
《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同第一部一样，是小鹏同志多年苦苦思索和辛劳写作的结晶。在１９７７年１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小鹏同志就有了写一本回忆周恩来的书的打算。１９８２年他向党中央提出请求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专门从事党史工作，得到党中央批准。１９８５年，他向陈云、邓颖超和杨尚昆同志报告要撰写《风雨四十年》的情况后，得到他们的肯定与支持。陈云同志欣然命笔题写书名，杨尚昆同志惠允作序。在写作提纲拟定后，为了摆脱在北京的繁多的社会活动，１９９０年小鹏同志偕同他的老伴紫非告别了亲朋好友，迁居到他的故乡福建漳州。虽然他在写作中遇到过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并经受了失去老伴的痛苦和自身病痛的折磨，但他没有被困难和痛苦所压倒，硬是挺过来了，终于在１９９５年７月完成《风雨四十年》第二部的写作。这对一个耄耋之年的人来说，是多么不容易的啊！
作为曾经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经常聆听其教诲的我，每每读到书中一件又一件感人肺腑的事情时，都使我兴奋不已，激动之情难以平抑。周恩来在工作顺利与舒心时的音容笑貌和遇到困难与挫折时的坚定凝重的神情，他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忠实的人民公仆的身影，总是久久地停留在我的脑海里，并且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到周恩来的一生确实是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伟大贡献的一生。最令我难忘的是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０日，周总理高烧到３８．７度，吊着输液瓶子仍约我谈对台工作问题和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包括在台湾的朋友们。谈话中，他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抱歉地说：“我实在太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随后，他就昏睡过去了。此时此刻，我的鼻子一酸，热泪夺眶而出，内心呼唤着：总理啊，总理，党和国家的危局仍需您支撑……我认为，《风雨四十年》第二部的出版，如同大型历史回顾纪实电视片《伟人周恩来》的放映一样，是对深受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友好人士爱戴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子周恩来的最好缅怀与纪念。我相信，它的出版也会像第一部的出版那样，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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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惠生作品研讨会
北京军区专业作家张惠生近年来创作了一批正面反映部队生活的小说。日前，北京军区文化部、《小说选刊》杂志、《昆仑》杂志在北京联合召开“张惠生作品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张惠生的中篇小说《旱舟》、《川味石》，长篇纪实文学《钢铁部队》等，着力于塑造当代军人形象，开挖新的历史环境下独特的军人价值观和文化品格，富有时代感和阳刚之气。（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