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乔石抵基辅开始对乌克兰访问
离京前李瑞环等在人民大会堂送行
本报基辅三月二十八日电记者张德真、慈汝岭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应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莫罗兹邀请，于今天当地时间下午二时乘专机抵达基辅，开始对乌克兰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副主席杰明和夫人、最高苏维埃外委会主席奥列伊尼克、最高苏维埃核政策和核安全委员会主席、乌中跨议会联系议员小组主席巴甫洛夫斯基等到机场迎接乔石委员长及其一行。
乔石抵达基辅时，在鲍里斯波利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非常高兴来到美丽富饶的乌克兰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乔石在讲话中说：“乌克兰是欧洲的重要国家，中国重视发展同乌克兰的友好合作关系。中乌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建交四年多来，高层互访频繁，各领域合作关系发展顺利。中国全国人大和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乔石强调，此次访问的目的，是“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扩大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陪同访问的乔石委员长夫人郁文以及曹志、孟连崑、尹俊、张德广、孙广相等同机抵达基辅。
代表团成员、中国驻乌克兰大使潘占林以及大使馆和其他机构代表到机场迎接。
本报北京三月二十八日讯记者廖先旺报道：应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和国家杜马主席、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加拿大众议院议长的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开始对乌克兰、俄罗斯、古巴、加拿大四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将应希腊议会议长的邀请顺访希腊。
今天上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倪志福、王光英，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胡光宝等到人民大会堂为乔石委员长送行。
随同乔石委员长出访的主要陪同人员有：乔石委员长夫人郁文，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孟连崑，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俊，外交部副部长张德广，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孙广相。
到人民大会堂参加送行仪式的还有乌克兰驻华大使普柳什科、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希腊驻华大使斯皮里东·多基亚诺斯、古巴驻华大使何塞·阿·格拉、加拿大驻华临时代办桑凯思夫妇及公使赵朴等。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冯兰明、刘镇、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外经贸部副部长谷永江也参加了送行仪式。
（附图片）
离京前，李瑞环等在人民大会堂为乔石委员长送行。
本报记者王忠家摄
第1版(要闻)
专栏：
本报举办“八六三”计划十年成就座谈会强调
高扬高科技旗帜加速产业化步伐
本报北京３月２８日讯“８６３”计划这面发展高科技的旗帜已在中国大地上飘扬了十年。今天，本报和联想集团联合举办了《回顾“８６３”十年成就，加速高技术产业步伐》座谈会。与会者认为，应该高扬起高科技的旗帜，加速产业化步伐，让我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出席今天座谈会的有：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朱丽兰、财政部副部长谢旭人、中科院副院长胡启恒、“８６３”计划建议者之一的中科院院士王大珩、联想集团董事长曾茂朝等。汪成为、吴澄、吴峰、邓寿鹏等“８６３”计划各主题的首席专家、学者参加了今天的座谈会。
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发表了书面讲话。
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４位老科学家于同年３月提出的建议，批准了“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计划纲要）”，选择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新材料等７个领域１５个主题作为我国高技术研究与开发的重点。１０年过去了，“８６３”计划的３６项关键技术中，６０％在水平很低、几乎空白的情况下进入或接近了国际先进水平；１１％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
与会者认为，“８６３”计划的实施，调整了我国高技术发展的目标走向，使其由侧重军用向军民结合方向转化；“８６３”专家以每年人均１．１万元的低投入，创造了世界上最优的投入产出比。
从更大的视野中看，代表们指出，“８６３”计划推动了科学家树立需求牵引的市场意识，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科技发展道路，也使企业开始主动利用高技术这一增量来盘活传统产业国有资产的存量，它增强了企业与高技术结合的信心，一些大型企业已将我国自行研制的工业机器人运用于生产实践。这些在实践中获得的无形精神财富正在转化为物质力量。
与会者认为，“８６３”计划从根本上讲应该是建立在研究、创新基础上的高技术产业计划。一方面要以应用为导向，以解决我国企业所急需的关键技术，作为研究和攻关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应抓住有战略意义的技术，适当先行，一旦突破，新的技术成果便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和更深入的层次上指导应用。
此外，与会者就加快高新技术的应用，促进军民两用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以及加快培养跨世纪优秀人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会议由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主持，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在座谈会上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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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泽民会见扎斯莱
指出维护和发展双方睦邻友好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本报北京３月２８日讯记者廖先旺报道：３月２８日下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了来访的蒙古总理扎斯莱。双方就进一步发展双边友好关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江泽民首先对扎斯莱总理来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他说：“阁下昨天同李鹏总理就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其它问题进行了很好的会谈。相信总理阁下此次对中国的访问将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尤其是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互访加深了相互了解、信任和友谊，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
江泽民说，蒙古是中国的重要邻国，维护和发展中蒙睦邻友好关系和互利合作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和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的精神，为使中蒙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地发展而不懈努力。
江泽民说，去年蒙古在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和对外关系方面取得新的进展，我们为此感到高兴，“作为蒙古的邻国，我们真诚地希望蒙古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
扎斯莱说，“蒙古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希望蒙中关系面向２１世纪，得到进一步加强。昨天我与李鹏总理进行了很好的会谈，今天又会见了主席阁下，相信我的此次访问将会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他说，蒙古对中国近年来在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钦佩，对中国对蒙古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
扎斯莱说，蒙中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改革、发展市场经济，蒙中友好对两国人民有利。希望经过双方共同努力，把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推向前进。
两位领导人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内的情况。扎斯莱代表奥其尔巴特总统邀请江泽民主席方便时访问蒙古。江泽民主席表示感谢并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国务委员陈俊生，陪同团团长、林业部副部长刘于鹤，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吴明熹，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等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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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简报
世界最大桥梁
沉井工程开工
江阴长江公路大桥北锚碇沉井工程近日在江苏省靖江市实施混凝土浇筑，它标志着这座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雄伟大桥进入了新的施工阶段。北锚碇沉井平面长６９米，宽５１米，下沉深度５８米，穿越岩层复杂，技术要求高，被列为目前世界第一超大型沉井。（吴一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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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简报
常州市电子企业
年出口一亿美元
从江苏省电子工业厅获悉，１９９５年全省电子生产企业完成出口总额４．９亿美元，常州全市完成出口总额１０１１１万美元，首次突破１亿美元，占全省总量的１／５强。苏州、无锡、南通、扬州分别完成出口额８３９５万美元、４８６４万美元、３５２１万美元、２０９３万美元。（常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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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简报
天津“春交会”
下月初将举办
作为“九五”时期第一个全国性、综合型商品交易盛会，１９９６年天津春季全国商品交易会将于４月４日开始在天津国际展览中心等地举行。天交会由国内贸易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两届，目前，报名参加天交会的中外客商已超过前两届。（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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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简报
上海铁路局实现
安全生产八百天
３月２８日，上海铁路局首次实现安全生产８００天，创建该局４７年来安全生产最好成绩。上海铁路局在安全生产上下功夫，抓基础工作，抓关键岗位，所辖的６个分局中，有５个分局无行车重大、大事故超过１２００天，其中上海和南京分局分别达到２６００天和２４００天以上。（何水根）
第1版(要闻)
专栏：新闻简报
“人保”捐款百万
支援地震灾区
３月１９日新疆伽师县境内和阿图什境内发生地震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决定向新疆地震灾区捐款１００万元。同时，人保新疆分公司也向喀什灾区捐款１０万元，向克州灾区捐款５万元。另外，“人保”公司党组要求地震灾区所属分支机构，迅速查勘，迅速定损，迅速理赔。（梅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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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简报
建行“三千工程”
已在湖北启动
根据建设银行总行今年初选派３０００名本科以上学历干部下基层任职锻炼的举措，湖北省分行积极行动，广泛动员。经自愿报名、组织考察决定，到目前已选拔８０名优秀本科生干部充实县级行班子。这批挂职锻炼干部占县级行班子成员总数的２６．２％。 （楚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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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维护人权还是干涉内政？
——评美国国务院１９９５年《人权报告》中国部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今年３月６日，美国国务院再次抛出了一年一度的１９９５年《国别人权报告》（下称《报告》），对世界１９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品头论足，指手划脚。其中对中国更是百般责难，肆意诬蔑。这又一次暴露了美国政府以维护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强权政治的真面目。
一、错误立场的产物
《报告》对中国的指责洋洋数万言，通篇贯穿的是一种荒谬的逻辑，这就是：只有允许反对中国合法政府才叫做尊重人权，只有允许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叫做符合人权；反之，就是侵犯人权。
这种对中国政府和社会制度的政治偏见和错误立场，与国际公认的人权原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报告》指责中国依照法律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惩处是“侵犯人权”。例如，魏京生明明犯有图谋危害国家、颠覆政府的罪行，证据确凿，他本人也供认不讳，而《报告》却一再替魏依法受到应有的惩处鸣冤叫屈。维护合法政府的存在，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的通例。《美国法典》第２３８１—２３９１条就明文规定，不允许叛国、叛乱、造反和鼓吹推翻政府，并相应地作出了严厉的规定。该法典第２３８３条规定：“任何煽动、实施、协助或进行叛乱或造反以反对美国当局或其法律，或对此给予援助或表示支持者，应判处最高至１万美元罚款或至多１０年有期徒刑或两者并罚，不得再担任任何美国公职。”第２３８５条则对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蓄意鼓吹、煽动或劝说“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刑罚。既然美国政府和法律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报告》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中国给反政府的违法犯罪分子以不受处罚的“权利”呢？《报告》置国际公认的是非原则于不顾，以“侵犯人权”指责中国对反政府罪行的惩处，这充分暴露了美国借口“人权”反对中国合法政府的用心。
《报告》攻击中国不允许反对政治制度的活动是侵犯公民的自由权利。《报告》指责中国政府要求记者“保守‘国家秘密’”是侵犯言论、出版自由，成立社团需经登记和批准“妨碍了未经获准的政治或劳工组织的组建”。《报告》还指责中国“宪法规定各项活动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反对政治制度或其领导人的活动是被禁止的”。按照《报告》的逻辑，似乎中国只有允许公民泄露国家机密、损害国家利益和进行反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活动，才叫做符合人权。其实，中国法律对公民行使自由权利所作的限定完全符合国际通例。联合国《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１８条至２２条在规定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自由权利时，均明文规定这些权利的行使需受到“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者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法定限制”。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允许其公民有不受法律限制的自由权利。美国法律对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使就作出了十分严格的限制。美国对一般性语言就有１８种限制。《美国法典》第２３８６条对一些所谓“特定组织”规定了十分繁琐、严格的登记和审查制度。至于利用这些自由权利从事反政府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更是为美国法律所不允许。《美国法典》明文规定，任何以鼓吹推翻政府为目的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均要受到严厉惩处。既然美国自己的法律规定也不允许公民利用这些自由从事反政府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报告》凭什么指责中国要求公民“保守国家秘密”、“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禁止反对政治制度”呢？
《报告》指责中国政府禁止“呼喊派”，拘留“被立王”派头领，是侵犯公民的宗教自由。这更是颠倒是非。被正统基督教视为异端的“呼喊派”，以宗教活动为名，公开从事反政府、反社会的违法犯罪活动，扬言“要把教会组织起来，与政府对抗到底”，煽动受骗信徒哄闹政府机关，围攻政府干部，并进行奸污妇女、诈骗钱财等违法犯罪活动。“被立王”派头领吴扬明，是一个以宗教为名骗奸、强奸、猥亵妇女达上百人，且长期霸占２０多名年轻女信徒的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宗教组织，而是如同在美国、日本以及其它国家也出现过的“邪教”。对于这种反社会的严重犯罪活动，世界上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管。美国就对“邪教”进行过镇压。《报告》根本无视“国际公认的准则”，只要有助于动摇中国合法政府、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哪怕是对国际公认的犯罪行为进行惩罚，也要搜集起来作为中国“侵犯人权”的“罪证”。如此混淆黑白，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报告》完全颠倒是非标准，以美国的政治偏见和反华、反共的错误立场作为评判中国人权状况的尺度。只要中国仍然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中国没有实行美国式的政治制度，那么，不管中国经济如何发展、政治如何民主、人权状况如何改善，它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正是人们常说的“偏见比无知走得更远”！《报告》对中国的指责达数十页，始终关心的是极少数违法犯罪分子有没有推翻中国合法政府和共产党领导、改变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权利”。《报告》即使提到中国人权的某些“进步”，也必定要加上注脚：“全国人大实际上无权决定政策或除去政府或党的领导人”；村级地方选举“没有能力和平改变其政体”，“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就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报告》所要求的“人权”，就是改变中国政体、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权利”。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二、歪曲事实，破绽百出
《报告》从错误的政治立场出发，使用指鹿为马、捕风捉影等手法，蓄意歪曲和诋毁中国的人权状况。
《报告》在谈到中国刑满释放人员就业问题时称，中国当局“不允许以前被收容的犯人回家”，“那些被判５年以上的在劳改营接受再教育的犯人也会失去回家的权利”。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规定，“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安置生活就包括就业在内。多年来，各地人民政府安排了大量刑满释放人员在其家庭所在地就业，其中不仅包括刑期５年以上的，而且包括１０年乃至２０年以上的，有些人就业后成了业务骨干甚至先进工作者。
《报告》在攻击中国虐待罪犯时举例说，“任畹町有病难以得到治疗”，任还“遭受过其他同狱犯人的毒打”。实际情况是：被判刑７年的任畹町，１９９１年入狱以来，在生活、医疗等方面一直受到人道主义待遇，定期进行身体检查，有病得到及时治疗。监狱近期对其进行的健康状况检查表明，任的身体状况正常。所谓任在狱中遭毒打，纯属无中生有。
与往年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一样，这次的报告仍然大量引用了所谓“据说”、“据信”、“据传说”、“未经证实”之类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材料，甚至公然引用了“没有资料表明”的猜测性材料。既然未经证实，没有资料表明，只不过是“传说”和“据说”，那为什么还要在公之于世的政府报告中引用呢？以如此无以为据的材料来评判别国的人权状况，岂不是太不严肃、太不负责了吗？
《报告》攻击中国实行“一党专制”，甚至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没搞清楚。如《报告》称“１９９３年修正了宪法，正式批准小‘民主’党派的存在”。事实上，早在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与各民主党派一起起草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中即规定了各民主党派在国家中的合法地位。１９５４年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几十年来，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８个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积极参政议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报告》大肆渲染吴弘达案，称“美国公民哈里·吴的案子具体说明了司法部门缺乏实质性的法定诉讼程序，而且还存在逼供问题”，“当局只允许吴从政府核实的名单上选择辩护律师。”真实情况是：吴弘达曾因盗窃、诱奸女学生等罪行被依法惩处，１９８５年去美国，后加入美国籍。１９９１年以来，他化名彼德·吴、哈里·吴等，多次潜入中国非对外开放地点，窃取机密，编造诽谤中国的宣传品。１９９５年７月，吴以非法手段再次潜入中国活动时被拘留，后被逮捕。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程序对吴弘达案进行了审理。吴的辩护律师，是按照美驻华使馆提供的律师事务所名单，根据中国法律对辩护律师资格的有关规定，由吴本人选择的。吴对律师在法庭的辩护表示满意，并致信感谢。审判时在场的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位官员也说，他没有想到律师竟为吴弘达作出了如此积极的辩护。吴主动写了“认罪书”，对他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法院依法判处吴１５年徒刑，并告知如不服可以上诉。吴表示服从判决，放弃上诉。
《报告》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左右诘难，自相矛盾。例如，《报告》一方面说“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收入仍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又说中国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的经济发展计划，破坏了“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众所周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比较落后，是历史、地理原因造成的。中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随着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总会自己改变某些习惯，这是很自然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按《报告》的逻辑，是否要让中国的少数民族仍保持在“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传统生活方式中才算保护人权呢？
《报告》一方面诬指中国公民没有迁徙自由，一方面又说“离开家乡去中国其他地方寻找工作的经济性迁徙流动人口估计超过１亿”。试问，如果没有迁徙自由，怎么可能一年的流动人口竟达１亿之多呢？《报告》中还说，“最近几年来，在整个中国，人们更自由地流动，政府主持的发展项目以及西藏经济机会的看好，致使流入拉萨和其他地区的非藏族人口大量增加”。这里似乎既承认中国公民拥有迁徙自由的权利，又指责迁徙自由带来了不良后果。如此前言不搭后语，看来《报告》编造者缺乏最起码的逻辑常识。
三、削足适履，横加干涉
《报告》用美国标准冒充国际标准，无视中国国情，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削足适履，横加剪裁。
《报告》指责中国采用死刑制度，违反了人权。这种指责毫无根据。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保留了死刑这一刑罚制度。国际上主要的人权文书均允许对“最严重的罪行”处以死刑。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保留了死刑，但对死刑的适用规定了特别慎重的核准程序。中国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同时规定犯罪时不满１８周岁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在经济犯罪案件中，只有那些情节特别严重、涉及数额特别巨大的罪犯才被处以死刑。《报告》援引中国处决持枪滥杀无辜平民的罪犯为例，指责中国的死刑制度，难道美国的死刑制度能够宽赦这类死有余辜的罪犯吗？
《报告》把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的规定当作中国没有宗教自由的证据，指责说，“这就为信教者设立了严格的限制”。这种说法充分表现了《报告》作者的傲慢和无知。中国法律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中国信教群众超过一亿。中国共产党员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无神论者。愿意成为宗教信徒的人，完全可以不参加或退出共产党组织，作为公民，自由地信仰任何宗教。这怎么能说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呢？难道只有强迫不信神灵的共产党员改信宗教才叫信仰自由吗？难道只有让中国共产党放弃无神论、改奉有神论，才叫尊重人权吗？《报告》要求中国共产党按照美国的政党组织模式行事是毫无道理的。
《报告》一再指责中国政府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经济的政策“破坏了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援藏的非藏族技术人员“使藏族在人口构成中的优势淡化”。这是别有用心的捏造。中国政府一贯奉行既发展西藏经济又保护藏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政策。少数非藏族技术人员根据建设项目的需要来到西藏，帮助当地人民发展经济，这根本没有引起人口构成上的重要变化。据１９９０年统计，西藏总人口为２１９．６万人，其中藏族人口为２０９．６万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五，其他民族仅占百分之五左右。《报告》对中国的指责表明，美国实际上是把自己对待印第安人那一套政策当作范本，要中国也像美国那样把少数民族隔离起来，使之脱离现代化进程，永远保持落后和不开化状态。其实，美国根本没有资格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教训中国。美国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把印第安人圈在保留地上，使其长期处于贫穷和落后之中，这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权。
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不需要、也不可能按照美国的标准改变自己，更不允许美国来发号施令。
四、名为人权，实为霸权
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可以自封完美无缺。科学地评价一国的人权状况，理应着眼于该国的总体情况和历史发展趋势。然而，《报告》对中国人权的总体状况和良好的发展态势却视而不见。
客观地说，１９９５年是中国人权事业继续取得全面进展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国民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进一步得到了提高。据统计，１９９５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５７７３３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二；城镇居民的年人均生活费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百分之四点九；农村居民的年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百分之五点三；初中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八点四，比上年提高４．６个百分点；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点五，也比上年有所提高。此外，１９９５年又有５００万人摆脱贫困，４７６万人摘掉文盲帽子，全国的贫困率和文盲率分别由１９９４年的百分之五点八和百分之十七下降到百分之五点四和百分之十二点零一。
与此同时，中国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１９９５年，中国修改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组织法》，颁布实施了《警察法》、《检察官法》、《法官法》和《教育法》等多项法律。不久前闭幕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又通过了《行政处罚法》，修改了《刑事诉讼法》。这些举措进一步完善了人权法律保障体系，加强了在民主和法律制度各个环节中对人权的保护。
当前，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权状况呈现全面改善的良好趋势。对于这些基本事实，美国政府的《报告》不仅不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反而肆意歪曲，凭借个别事例和道听途说的所谓“事实”，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和恶意攻击。这充分表明，美国政府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中国人民的人权，而是借口“人权”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破坏中国的稳定，遏制中国的发展，进而改变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一句话，就是利用人权来干涉中国的内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在冷战结束以后的今天，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平等合作以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势不可当的时代潮流。各国在人权领域也理应顺应这一时代发展潮流，本着相互平等和彼此尊重的精神，消除隔阂，摒弃对抗，加强国际合作和对话。然而，美国政府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坚持冷战时期的思维方式，年复一年地发表所谓《国别人权报告》，无端指责别国，肆意干涉别国内政，这不得不引起许多国家的反驳和反抗。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利要求美国停止这种干涉别国内政的蛮横行为。美国如果真是关心人权的话，倒是应该每年发表一个关于美国自己人权问题的报告。（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８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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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泽民参加四所交通大学负责人座谈会时指出
教育要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
全面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
本报北京３月２８日讯新华社记者张宿堂、本报记者何加正报道：今年４月８日，是交通大学建校１００周年纪念日。国家教委今天在北京邀集与原交通大学有着明确历史渊源关系的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和北方交通大学的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参加座谈会并就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
江泽民强调指出，我们的经济工作正在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们的教育工作必须进一步解决好两大重要问题，一是教育要全面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类人才培养的需要，二是要全面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这也可以说是当前全国教育工作面临的两个重要转变。
座谈会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翁史烈，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潘季，西南交通大学校长胡正民，北方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王金华分别发了言。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江泽民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并以交大老校友名义，向在座的校负责人并通过他们，向４所交通大学的全体师生及广大海内外校友，致以热烈祝贺和亲切问候。他说，交通大学是我国创建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在一个世纪中，交大为祖国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学子遍神州”。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经过交大师生员工的奋发努力，百年学府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诞生在黄浦江畔只有几十人的南洋公学，如今已发展成为屹立于华东、华北、西北、西南大地的４所交通大学，成为我国培养高技术人才和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江泽民指出，刚刚闭幕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关于“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地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实现我国这一跨世纪发展宏图的重要方针。在优先发展教育的问题上，中央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态度是一贯的。他说，面向２１世纪，努力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条件。这不仅是教育工作者，也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必须共同完成的光荣任务。
江泽民说，我们培养人才既要立足于现实又要着眼于长远，统筹考虑各级各类人才的培养。一方面要为国家培养大批高级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又要面向广大农村和基层企事业单位，培养大量急需的各种中级、初级技术人才、经营人才和管理人才。要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调整好学校布局，改革和完善学科与专业设置，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教材建设，提高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率，把我国的教育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强调，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要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体师生，坚持倡导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引导师生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要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搞得更加生动、扎实、有效。要高度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学生正确认识与劳动人民的关系，增强与劳动人民的感情，走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务必使弘扬中华民族的美德和党的优良传统、树立爱国奉献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掌握现代化建设本领，成为所有学校特别是大学校园的主旋律，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江泽民说，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应该当好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应该用自己的好思想、好道德、好作风为学生树立学习的榜样。所有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都要自觉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政治和道德修养。他说，教书教得好，育人育得好，才是一个合格的、优秀的人民教师，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江泽民指出，高等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处于龙头地位。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和发展质量，不仅影响整个教育事业，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未来。不少高等学校在推动科技进步特别是加强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方面具有自身的优势，应该为它们提供必要的财力、物力，采取多种形式，推进产学研结合，争取在一些重大的高新技术项目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更好地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
他说，办好高等学校，高校的领导是关键。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家、教育家。所有的高校领导干部都要增强政治意识，维护大局，在政治是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切实加强党对高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领导，通过发挥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严格遵循教育规律，充分依靠广大师生员工的智慧和力量，把高校办得更好。
江泽民最后希望这４所大学通过举办朴实的纪念活动，回顾建校历史，检阅办学成就，总结办学经验，坚持办学特色，发扬优良校风，再创新的辉煌，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丁关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由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主持。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曾庆红、韩杼滨、滕文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