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
精忠报民
孟宪俊
１９７７年，经受了十年折磨的阎建章，又一次成了新闻人物。７月１日党的生日这一天，辛兴村１２０名党员，一致投票恢复阎建章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可是，阎建章的家里炸了。几个孩子抱着他的腿说：“我们家宁可要饭吃，也不能让你再受那份罪了！”
当支部书记难道不是好事？为什么他家里会引起这样强烈的反应？这得回溯到半个世纪之前。
阎建章，河北省蠡县辛兴村人，１９２７年出生，１９４２年在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的火线上入党，１９４４年担任辛兴村党支部书记。从那时起到现在，他在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已经整整工作了５２年。
５４年前的今天，冀中平原上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如火如荼。少年阎建章也卷入了斗争的洪流。１４岁的阎建章就被接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领导了当地的一个抗日游击小组。他在区委书记崔常山的领导下，在辛兴村端炮楼，抓汉奸，闹得鬼子不得安身。鬼子气急败坏，悬赏几千元大洋要阎建章的人头。蠡县有许多村的支部书记先后被敌人杀害。因为有了辛兴村民们的多方保护，阎建章和他领导的抗日游击小组却是如鱼得水。他深深感到了辛兴村民对他的大恩大德，也感到了人民群众的真正力量。
解放了，枪林弹雨式的生活离阎建章而远去，他开始享受着和平时期的温馨。可是，他的担子并不轻松，除了听不到枪声，辛兴村面临的贫穷，一点也没变。
他率先建立了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时间和规模上，这个农民合作社可以同全国著名劳动模范耿长锁的农业社相媲美。
他建立起了全县第一个拖拉机站，在辛兴首先实现了机械化耕作。
他的成绩震动了县上，省里。他被评为全国劳模，参加了全国农业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领回了由周恩来总理签名的奖状。
可是，谁也不曾料到，伴随着他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功，一个接一个的不幸也不期而至。被指为“右倾”；被拔了“白旗”；“四清”来了，又被怀疑有经济上的不清。
工作组在辛兴搞了半年的群众运动，也没有找出阎建章一分钱的“四不清”。
阎建章平生最大的屈辱，莫过于“文革”说他是“走资派”了。阎建章当“走资派”，自己吃苦不必说，一家人也跟着受罪。
世上还是好人多。就在阎建章一家生活最窘迫的时候，辛兴人民向这位老支书伸出了温暖的手：有人把自己的柴草悄悄地放在阎建章的门前；有人把米和面装进袋子里，夜深人静时扔进他的院子；过年过节，有人偷偷给他家送来鲜肉。乡亲们的这种真情温暖着阎建章和他一家人的心。他激动地说：“这说明辛兴人民不愿意我死，我要坚强地活下去。”夜漫漫，路漫漫，阎建章以惊人的毅力终于熬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灿烂岁月。
新时期开始，辛兴村的目光又盯着这位老支书。这次阎建章的重新出山，可以说是众望所归。阎建章家里反对出山，他心情也十分矛盾。正在这时，他又从党和群众中得到了鼓励和支持。
地区的王专员，县委的刘书记来了。他们看到“文革”以后的辛兴村，粮食由过去的亩产４００公斤降到了现在的１２０公斤，棉花亩产由５０公斤（皮棉）降至１５公斤左右。全村１／３的人去外面要饭，集体经济已经崩溃，便对阎建章说：“看在几千名乡亲的情面上，你也要把辛兴这个家当起来。”
贫农王老汉来了。他对阎建章说：“从前跟鬼子和国民党打仗，你是党支部书记，你叫我出钱出粮，我饿着肚子也往外拿，你说要抬担架，我站起来就出发，你说给咱队伍送东西，我马上套车。我图个啥？图的就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可没想到现在连肚子都吃不饱！”
当年和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游击队员也来了。他们拉着阎建章的手，含着热泪，说：“建章啊，俺们什么都不想，往后你能让我们大家伙儿吃饱红薯，俺们就知足了。”
阎建章百感交加，热泪盈眶。
他对不住他的老母，在那非常的年月里，他没有能力保护她，使这位革命的老妈妈过早离开了人世；他也对不住几个孩子，因为“走资派”“帽子”的连累，而没能上学；但是，他感到更对不住的是在战争年代和“文革”中保护他的、救过他的父老乡亲，他们现在还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他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我是党的人，我要用行动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大恩！”他向他的家人，向辛兴村的人民喊出了自己的心声。
他来到大队部。老会计说：“听说你又当了支部书记，这个家可不好当啊！”
“队里还有存款吗？”阎建章找了半天，连个凳子都没找到，只好靠墙而立。
“有。”会计把抽屉拉开，将大队的帐本拿出来，“你看，就有这两分钱了。”
“还短人家的吗？”
“短国家４３万元贷款。”
阎建章听说还有两分钱时，心里觉得好笑。可是，当听说还欠国家４３万元贷款，身子一下子软了。他想：“光靠打点粮，收点棉，哪一辈子才能堵上这个大窟窿！”
阎建章在闷闷不乐中到北京找门路。
“要赚钱，非要搞点副业才行。我们厂里有氯纶，你可以买回一些去纺线、打绳。”姐夫给他提了个醒儿。
阎建章心里一亮，愁了好几天的问题好像找到了解决的希望。因为“重副轻农”，“走资本主义道路”等原因所受的批斗之苦，早被置诸脑后。
回到家里，他首先召开了支委会，并动员支委们每人拿出１００元，１３个支委一共凑了１３００多元，很快做起了纺线生意。一年以后，奇迹出现了：全村男女老少竟用手摇纺车纺出了１００多吨氯纶毛线。就这样，许多家庭有了积蓄。对于过去买盐、买火柴也要用鸡蛋换钱的辛兴村农民们来说，这是从没有过的兴旺。村里还用卖线的钱建起了自来水塔，办起了砖窑，欠国家的贷款也分批还完。贫困的辛兴村，有了富裕的曙光。
一天，县上来人到同辛兴毗邻的村子检查，看到棉花无人收，许多地块的麦子也没种上，便问村支部书记这是怎么回事，书记回答说：“我们村的劳动力都去给辛兴村纺线哩。”
这一下可给辛兴村捅了大漏子。一位负责人很快找到阎建章谈话：“老阎啊，你不要自找不愉快了。现在有人反映你不务正业……”
阎建章觉得很刺耳，但没有反驳。
那位负责人又说：“我给你说句心里话，爆了豆大家吃，都说你炒的豆子香。可是炸了锅，就要叫你一个人赔！”
阎建章说：“正是因为大家吃着香，我才领着爆豆子。炸锅的事，没有想过。”
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辛兴村的毛纺织业在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中干干停停，一直到了三中全会召开的日子。
三中全会以后，阎建章像彻底解放了那么痛快。他决心在辛兴搭更大的戏台，唱更大的戏。他的第一目标就是办毛纺厂，用机器代替手工。他跑了四个省，东拼西凑，买回几台旧机器，又到天津、保定，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帮助安装。半年多时间，他累得人瘦了，嘴唇裂了口子，嗓子疼得连说话都很困难，但一次也没有离开过现场。辛兴村第一个毛纺厂就这样诞生了。
交换，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阎建章虽然不懂得多少经济理论，但他深知，发展商品经济没有发达的市场不行。工厂越办越多，毛线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为了把全国生产经营毛线的大客户、小商贩都吸引到辛兴来，他在村边划了７０亩地，集资８０万元，建立了冀中平原上第一个设备齐全、具有相当规模的毛线大集。这不仅为辛兴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从四面八方带来了各种信息，打开了千百条与全国各地经济相沟通的渠道。
为了发展辛兴的集体经济，阎建章倾注了全部精力。他不停地去全国各地跑业务，还东渡日本，学习先进技术。现在的辛兴村，旧机器已经更新换代，工厂已经由几十家发展到１００多家，全村上缴的利税已占到蠡县财政收入的１／６到１／５。人们没想到，阎建章掀起的这股产业潮，已经由辛兴涌到了周边村镇，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乡镇企业之花已在全县盛开。
随着辛兴人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阎建章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直被他视为宝物的土改时期分的那两间旧房，前年被他儿子作为危房拆掉了，并建起了三间新房，尽管他因此和儿子生了一场大气，可也从此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他的穿戴也比过去有所讲究，这是他到城里宾馆接见外商，常遭人白眼后做出的艰难选择。
阎建章这位老支书现在正在干什么？他正在带领全村群众干两件大事：一是培育四家产值上亿元的村镇企业；二是将辛兴村建成一座工商发达、惠及四方的小城市。
“我活得不容易，辛兴人民也活得不容易。我对得起辛兴人民。”
古人说：“精忠报国”。
阎建章是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他是在“精忠报民”啊！
这是阎建章对他５２年支部书记生涯的基本总结。
为党为人民工作５２年，这样的人也许并不鲜见，可是，在我国政权的基层——农村党支部书记岗位上，除“文革”那几年被迫靠边外，一步也不离开土地，一步也不离开农民，一步也不离开支部书记的岗位，除了阎建章之外，还能有多少人呢？
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
心底的阳光
刘芳
每日清晨，于朦朦胧胧的睡意中，常有一缕明媚的阳光，爬进门窗，飘至我的身旁。她用一双温柔的小手，抚摸着我的面颊，揉搓着我的胸膛，使我感到无限的温馨和恬爽，撩拨得我不由地从内心发出这样的呼唤———你好呵！
不过，更多的时候，是她引发我无限的遐想。使我常常地回忆起在那赤道岛国新加坡的阳光。
那里的阳光，可不是像这儿这样温情脉脉，而是火辣辣、油亮亮。她像刚刚打开的光源闸门，铺天盖地，倾泄而下，劈劈啪啪，把人灼炙得热汗淋漓，火烧火燎。
新加坡位于北纬两度，每年春分或秋分前后，太阳直射，若在中午时，人站在地上，通体阳光，没有一点身影。即使是摩天大厦，楼底下也是阳光一片。由于光线强烈，照在树叶和其它物体上，像涂了一层油，闪闪发光，是那么亮丽和耀眼！
赤道的阳光确实是美丽的，然而在这热带的小城里，人们心底的阳光同样是温暖亮丽的。
记得刚到狮城时，琳琅满目的繁华街道；川流不息的车辆人群；森林般耸立的高楼大厦；无处不有的绿树鲜花。使我眼花缭乱，找不到所要去的地方，免不了要经常找人问路。有一次，我在道德路巴士站候车时，找遍了用中英文标好的行车路线图，也找不到去麦士威路要坐几路车好。正在疑惑时，忽见一位小姐微笑着向我走来。她主动地告诉我，去麦士威路可以坐１７４路车，到牛车水下车，然后再打听就不远了。上车后，我坐在前边靠窗口的地方，为的是更好地欣赏路边的鲜花和美丽的市容。
正赏心悦目地陶醉于车窗外景色时，忽听有人在轻声地呼唤先生：“我考虑了一下，您最好还是转地铁比较顺路，在哪儿下车，怎么转车，一会儿我告诉您。”回头一望，原来又是刚才我问路时见过的那位年轻小姐。也不知又过了多少站，那位小姐从车的最尾部跑到我身边，示意我快下车。
下了巴士，她从提包里掏出一张刚从精美的笔记本上撕下的纸，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坐车路线图。她叫我从附近的地铁站上车，路过乌节路、索美赛、多美哥等站，然后再转西去的列车，至丹戎巴葛站下车，出了地铁门就是麦士威路了。
我拿着那位小姐在颠簸的汽车上精心绘制的路线图，心里顿时升起一股深深的敬意。我实在有些过意不去，忙转过身，紧跑了几步，想询问一下小姐的芳名。不料她却莞尔一笑，轻声地说：“这没啥，应该做的，您千万不要在意。”说罢，便消失在亮丽的热带阳光里了，而我的心，也暖融融的，仿佛也充满了阳光。
遗憾的是，我还是辜负了那姑娘的一番好意，当我走出地铁出口，到附近一个报摊上打听时，才知已到了欧南站。这卖报老人叫张海泉，小时从中国大陆来南洋，如今在这里以卖报为生。当他得知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时，清癯的脸上立时堆成了一座笑的山峦。
他关切地问：“你到麦士威路找谁？”
“我想到发展部办点事。”
“ＯＫ，我知道发展部的大楼在哪儿，我送你去，不然你又要走错路了。”
我看他那个摊点很大，有几十份报纸和刊物，整齐地摆在一个大案板上。摊点就他一人，连个帮手都没有，怎么可以离开呢？说啥也不能叫他陪我去。可他却说：“没关系，新加坡的社会秩序好。平时我有事需要离开一会儿，报纸一份也不会丢。有人要买报，会自觉地把钱放下，取走报纸，一点也差不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让他陪我去。
然而张先生主意已定，非送我不可。他扔下报摊，送我进了地铁站，还未等我为他买好票，他已抢先划了随身带的乘车卡进站了。
他说：“我天天要坐地铁，有这张地铁卡方便多了，不用现买票，送你两站地，来回不到两元钱，咋好叫你买票呢！”
我们坐上地铁，像久别的老朋友那样很快聊了起来。新加坡的地铁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交通工具，舒适、干净。一会儿在深深的地下，一会儿又随地势的升高，而驶入鲜花盛开的地面。给人一种扑朔迷离，如入仙境之感。
我感谢他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使我在异国他乡，好像又见到了雷锋。他不知道雷锋是谁，但似乎也听懂了我说的内容。非常不好意思地拍着我的手背说：“可不能这样讲，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互相帮助是应该的。”说到这儿，麦士威路站到了。他领着我找到发展部大楼，一直送我到十二层，然后帮我找到了人，接上头，才转身回去。
我见他要走，忙去追赶，可他已把电梯门关上了。
素昧平生，一位新加坡的卖报老人为了给我指路，竟放弃自己的营业时间和生意于不顾，自己掏钱买车票，硬把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送到他要找的地方，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和境界啊……
我久久地站在高楼上的窗口前不动，望着陌生的老人渐渐走进热带的阳光普照着的亮丽人群之中的背影，感到眼前豁然开朗，我仿佛看到老人的心底也充满了亮丽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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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迈向新的高度
张静
十里钢城，梦想成真，武钢人用产品品质，自我人格的品质，为自己民族挣回了面子，同时，也坚定了中国人逐鹿国际市场的信念。
武钢正在迈向新的高度。
武钢以科技兴钢著称于中国钢铁工业。而谈到科技兴钢，武钢人总喜欢从“一米七”系统的引进消化开篇。
１９７４年投资４０亿元引进的一米七轧机系统，是我国建国以来引进的最大项目。然而，就是这个一米七系统，曾使武钢人经历过一次智慧力量的展现和意志的锤炼。
由热轧带钢厂、冷轧薄板厂、硅钢片厂和二炼钢连铸车间组成的一米七系统工程，设备精密，技术复杂，仅专利技术就有４００多项。引进之初，日本专家在回国前上书中国领导人，担心武钢人技术力量跟不上，工人操作跟不上，领导管理跟不上，一米七系统不久会成为一堆废铁。
日本专家离开后，武钢人跃跃欲试了。一批批科技人员住进了工厂，他们２４小时工作在轧机旁，几个月下来，整理出百万个数据，一道道难题终于破译出来。谁也数不清经历过多少磨难和曲折，“一米七”终于在武钢人手里顺顺当当产钢。而且武钢人继续“跟踪”世界钢铁工业先进技术，在掌握原有设计生产８类７０个规格牌号产品基础上新开发７１个钢材品种，形成２２个钢种系列，其中７个品种达世界先进水平。武钢还在硅钢厂原设计能力年产７万吨的基础上经过技术革新和扩能改造，以至年产量将达４０多万吨。在武钢，７０年代引进的“一米七”不仅没有落后于时代，而且在全国一枝独秀领尽风骚。
武钢总经理刘本仁是从事技术工作出身，大学毕业后曾东渡日本深造，他将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到了武钢的生产实践中。面对世界范围的科技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刘本仁说：科技投入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是实施科技兴国的基本保证。武钢人便以其独有的胆识和气派，投资２．５亿元，成立武钢技术中心，这将成为全国冶金界最大的科研机构，武钢将由此大大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
武钢党委书记赵文源，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产品的质量，往往显示出一个民族的品质，因为，通过它可以看出这群人是不是负责的，有没有敬业精神，在科学和人类进步的强大势能面前，是否怀有虔诚的信念。这段关于质量问题的论断，也道出了１２万武钢人的心里话。
回顾往事，武钢却有过脸红的历史，尽管那是发生在动乱的年代，尽管那是受“左”的影响，一种别人将他们辛辛苦苦生产出的产品称作“傻、大、黑、粗”的讥笑，曾使他们大为光火而无可奈何。
惨痛的教训使武钢人警醒，武钢人把质量攻关提高到至重位置。武钢连续多年抓废品率减半、废品率降低、推进全面质量管理、提高全员质量意识、建立质量保证体系等措施，从而在我国冶金界率先开创一条“质量效益型”的路子。武钢人懂得了质量等于市场，质量等于份额。
过去，铁路车厢钢板，用五六年就锈穿了，车厢跟着报废，现在武钢提供高质量的耐大气腐蚀钢板，车厢１２年大修，一辆抵二辆，仅此一项每年创社会效益在一亿元以上，为此，铁道部长春客车厂专门摆了两节车厢，进行产品质量对比展览！
西安微电机厂用武钢冷轧硅钢片制造的电机，每台铁损比原来降低３０％，成本降低１８％，受到市场欢迎！
天津市普森家用电器有限公司，使用武钢的连续热镀薄板后，生产的各类洗衣机，一下子升为信得过产品！
山西永济电机厂用武钢无取向硅钢片，磁性超过西德、美国、意大利、比利时和澳大利亚水平，用它生产感应牵引励磁机，连续多年保持了“国优产品”称号。
武钢人的“质量效益型”之路，使得我国钢铁质量总体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为此，国家把国内企业最高荣誉——“国家质量管理奖”，送到了武钢人手里。１９９１年元月２０日，国务院还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学习武钢“走质量效益型道路”，并总结出四条主要经验在全国推广。
然而，至上的荣誉不但没有使武钢人感到满足，反而，更加刺激了武钢人的胃口，他们寻求一种特别的“通行证”，这就是正在国际推行的时髦的ＩＳＯ９０００系列标准。为了成为既拥有实力又具备某种资格的世界级的钢铁供应商，为了更大范围地占领国际市场，有关贯彻ＩＳＯ９０００系列标准就很紧迫地提上武钢决策人的重要议事日程。１９９４年６月，公司对达标情况进行了全面审评，用近乎苛求的眼光查出６００多个不符合贯彻要求的差距，然后进行彻底整改，两个月后再次全面评审，６００多个差距得以弥补和纠正。１９９４年是武钢贯标的关键年也是丰收年，按国际先进水平标准生产的钢材产品产量比达７７．５％，其中“武钢牌”冷轧硅钢带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公司质量创水平的６９项指标中，有６２项超计划值，４８项超目标值。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８日，武钢在国内外三家认证机构的严格审检下，通过了ＩＳＯ９０００系列标准国际认证，成为我国第一个整体通过质量体系国际认证的特大型国有企业。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武钢人终于找到了“金子”。１９９５年武钢“钢货”出口１００万吨，数量之巨超过了前３６年出口“钢货”的总和。近有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远有美国、南美、欧洲市场，洋顾主们都看好武钢的产品。多年前，武钢人提出以优质产品冲出国门的愿望终成现实。
武钢已整整度过了３７年的峥嵘岁月，现有独家产品１０６个，６７个系列２０１个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它还有许多令人艳羡的桂冠：我国第一家整体通过质量体系国际认证的特大型国有企业、全国技术开发实力百强企业第二名、全国企业走质量效益型道路的典范。目前，武钢的钢铁产量居于全国第四位，为我国钢铁产量雄踞世界第二位立下汗马功劳，特别是武钢的品种质量，正推动我国由钢铁大国迈向钢铁强国。
这期间，武钢人总在固执地爱着，爱着自己同钢铁一样不息的沸腾，爱着自己建立伟业的大海般狂想，爱着自己在市场的风浪中摔打后的酣畅与呼啸，正因为这份执著的爱，使他们不仅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且成为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主宰。
３７年过去了，武钢人似乎可以面无愧色地说：武钢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没有辜负一个民族的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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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维时空
卞毓方
人在舟里，舟在昆明湖里，昆明湖在雾里。雾里看景，湖心岛、十七孔桥影影绰绰，如白森森的怪兽，知春亭、长廊朦朦胧胧，极目只见淡而又淡的一缕烟痕；雾里看山，万寿山在浓雾之外，香山又在万寿山之外，世界啊更在千山万山之外。雾天，雾水，湖面的漠漠和茫茫遮掩去一切。所有的远眺都在雾空里失落，只剩下想象依然不屈不挠，在狭小的扁舟上振翅独飞。
然而，当手机的铃声一响，你便从适才的封闭状态中解放，千山万水，顷刻变得如此贴近、清晰，世界一下子裸裎在眼前。
“喂，我是老梁，”海南来的电话。“在哪儿？还能在哪儿？海口呀。天气嘛，刚刚下过一场雨，现在又是大太阳。天上有云，是那种很白很亮的云。椰叶上有水珠，风一晃，便又是一场小雨……”
老梁是你大学的校友。想起二十多年前，他分配去通什，给你来的第一封信，是多么的感伤。他说，住处居然还没有电，山民有的竟以蚂蚁为食……；前思后想，想着想着就忍不住哭了。
而现在，老梁在海口一所中学任校长。他培养的学生，不少已活跃在海南的各条战线。他干得很投入，很有成就感。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亲友，多次劝他出国从商，都被他否决了。他说，今生已离不开这些学子，和这片热土。
于是，随着老梁的叙述，随着邈邈缈缈的无线电波，泻过来，泻过来，那亚热带的阳光，径直流注你的心底。刹那，你扁舟的前方就会出现东郊椰林，火山口，兴隆农场，猴岛，天涯海角；你的肺叶就会享受到清清香香爽爽朗朗甜甜蜜蜜的空气；你的孤独也好烦恼也好都将被豪雨洗过椰风熏过海韵熨过。你畅美无言，潜意识的盆地开满了大朵大朵金黄的奇葩。
你试着要深圳一位朋友的电话。一边按号，一边就在想他的脚步。这是一位在全世界穿梭的角色，他的要诀之一，用你的话讲，就是生活在飞机时空。因此，在同等的时间里，他的效率要比常人高若干倍，或者说，按同等的效率计算，他的寿命要比常人长若干倍。可是，仅仅十年前，他还蛰缩在神农架下，按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远古轨道运行……
电话要通了，空响，没人接。等等，让你想想，他可能在哪儿？前天已从欧洲回来，这会儿说不定去了香港，或者，是正在来北京的途中。啊，他说过这几天要去青海的，他和那儿的一家矿区有合作。于是，你的眼前就出现了铅一样沉重的天空，蜡一样白耸的群山，晃动着他敦实而敏捷的身影。你唯一不愿恭维，却又拿他没奈何的，就是他的电话袭击，一天２４小时，时刻都可能有电话找来，最让你挠头的，是夜半惊魂，彼时你正在梦中，在酣黑甜美之境，丁零零地一响，他的信号倏地就过来了，强迫你揉着睡眼又进到另一个时空。
刚刚想到青海，下意识地，你一个电话就过去了。半年前，在公安部门的一次表彰会上，你认识了西宁市的一位干警。通了，是他家里的电话。也是空响，没人听。你这才想起，现在是上午１０点，人肯定是在班上。他很忙，即使假日，也很难找到他。年三十晚上，你拨了几次问候的电话，他女儿不都是说，“爸爸还没有回来”的吗。
接着，你一边雾里行舟，一边又与外界自由通话。两个都是对方打来的。一个来自赞皇，那是太行山区的一个小县。月前，你去过那里。李老汉，一位业余通讯员，一个住在山洼里的农民，首先告诉你家里装了电话，说这就等于请进了《封神演义》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然后说他那个在乡镇企业跑销售的小子，最近写了一部长篇，是反映革命老区的大变化的，过两天就给寄来，务必帮助审审，提提修改意见，等等。
另一个来自山东，对方是一个市的头儿，也是一位作家。他说最近看了《秋雨散文》，很有收获，尤其是《苏东坡突围》，尤其是末尾那一段排句：“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沉甸甸的，响噹噹的，让人一下子就沉入百代，彻悟人生。这种火候很难炼到。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你认识作者吗？要是认识，务必替我向他问候。
湖上起风了，凉飕飕的，带着酸鼻的腥气，这是有雨的征兆。你考虑要不要掉转船头，划回岸边。正这时，手机又响了。喂，老沈吗？你现在在哪儿？天安门广场，好家伙，你上城楼了吧？感觉怎么样？中心，站在天安门城楼，任何人都意识到是站在中国的中心。可不是，你也想起了自己，想起那一次陪亲友登上城楼，上面和下面的心态，截然不同。比如在广场穿行，扑面都是挨挨挤挤的行人。在城楼上往下看，入眼竟是空空荡荡，好旷好旷。时空不一，感受各别。就如这一刻，你骋目远望，入眼便不再是朦朦的长堤烟柳，隐隐的亭台楼阁，而是阳光熠熠的天安门广场，广场外的大街，大街上的人流，以及更远更撩人心绪的什么，像地平线之外的关山，像冲出地球的宇宙飞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