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邓总书记来到发射场
——纪念小平同志视察西北导弹试验基地三十周年
栗在山李福泽张贻祥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５日和２６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及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查了西北四省区的工作后，由西北局书记刘澜涛，陕、甘、宁、青省委、自治区委书记陪同，一行四十余人到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视察。岁月悠悠，转眼三十年过去了，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卫星发射中心。回忆往事，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和航天事业每前进一步，都渗透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想到这里，倍感亲切，邓小平同志视察西北导弹试验基地的情景似乎就在昨天。
１９６６年初春，内地已经万物复苏，大地吐绿，而塞外戈壁仍然天寒地冻。一天，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说邓总书记要视察基地，看望长年身居戈壁的科技人员。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异常兴奋，翘首盼望着总书记的到来。
２４日夜晚，邓总书记一行乘坐的专列徐徐开进基地火车站。小平同志为不影响部队休息，决定在火车上过夜。随行的余秋里、赵尔陆同志下车见到我们说：你们这里是大戈壁滩，条件很艰苦，吃住都不方便，为了不给你们增加麻烦，我们就住在专列上。明天上午你们向总书记，李、薄副总理汇报一下情况，到技术厂房、发射阵地看看就走了。我们说：这里有招待所，吃住都不成问题，广大干部、战士、职工、家属都盼望着能见见总书记。
当余秋里、赵尔陆同志到基地招待所看后说：这里条件还不错，明天早晨报告总书记让他住下来，到处走走看看。
２５日清晨，余秋里对我们说：总书记同意在这住两天，都下火车。小平同志走下火车后，兴致很高，向欢迎的干部、战士频频招手。他说：原来这个场区建在这里呀，组建和定点时还是我批的。这里是荒凉的戈壁滩，很艰苦，你们在这儿当无名英雄。
当天上午，我们向总书记一行简单汇报了场区建设及布局、部队训练、试验、培训科技干部队伍、农副业生产、部队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后，小平同志高兴地说：你们把戈壁滩建设得很不错，过去是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现在有了铁路、公路、树木和房子，像个小城市，这是你们辛勤劳动的结果。你们还培养了一支能吃苦、思想过硬的专业技术干部队伍，这是我们建设国家，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宝贵人才，要关心爱护他们。在你们组建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成功地发射了我们国家自己制造的导弹，这个成绩很大，我们也有了保卫国防的尖端武器，以后还要大力发展这项事业。但现在看来这个地方离边界太近，应该再到适当的地方选建新的试验场地。总书记还问我们附近的山有多高？距边境多远？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他指示我们：要抓紧选建新的场区进行建设，四川阿坝是个大草原，你们可以派人去看看。
后来，我们根据总书记的指示，报请国防科委转呈周总理、中央军委批准，由张贻祥、乔平组成勘察组勘选新的试验场区，最后选定建设了四川西昌卫星发射场、山西太原卫星发射场等二、三线新的试验场区，保证了不间断地试验，为我国迅速发展战略武器和空间技术奠定了基础。
中午，招待所的炊事员做了具有西北风味的手抓羊肉，大家吃了很高兴，尤其是薄一波副总理和赵尔陆同志吃出了兴趣，对少数民族的这种传统吃法大加赞赏。
２５日下午，场区晴空万里，温煦的阳光驱走了戈壁的寒意，总书记一行乘车来到基地导弹发射场，参观了干部、战士的操作表演。接着，又驱车赶到地空导弹发射阵地，观看了地空导弹的发射试验。
当导弹准确命中目标后，邓总书记、李副总理、薄副总理高兴地站起来热烈鼓掌。我们说：前几年，就是用这种型号的导弹打掉了敌人的高空侦察机。总书记听了很高兴，并说：这就是我国发达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标志，向你们祝贺！试验中你们要切实注意安全，把好质量关，确保成功，努力攀登新高峰。
回到基地生活区，我们陪同总书记沿着弱水河沿散步。他说：这里的地下水很浅呀，看来戈壁滩只要有水，就可以发展生产。你们要多栽树，树能美化环境，能拴心留人。树栽多了，将来气候就会变化得更好。
第二天，邓总书记看望了基地的广大官兵、职工、家属。在场区的东风大道上，大家夹道欢迎总书记的到来，所到之处，群情热烈，盛况空前。邓总书记和李、薄副总理还接见了基地团以上干部和基层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的代表，并同大家一起照了像。
光荫荏苒，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西北导弹试验基地严格遵照周总理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严格把好质量关，推动了我国国防科技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
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他们不仅在戈壁滩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城，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军队的高级将领和技术精、作风硬、思想好的科技干部，为我军的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关心下一代的慈祥长者
——深切怀念康世恩同志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康世恩同志因病医治无效，过早地匆匆离开了我们。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是我国关心下一代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深切地怀念他。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是一九九○年二月根据广大老同志的建议，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下，在中宣部、中组部、团中央、全国老龄委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经党中央批准成立的群众性工作组织。中央决定由康世恩同志任主任。
组织老同志关心教育青少年，是一项崭新的工作，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老同志退居二三线的情况下，出现的新生事物。在中国是个创造，在国外也没有先例。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康世恩同志一上任，就多次拜访彭真、李先念、王任重等老同志，向他们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聘请了王平、王首道、伍修权、陈慕华、陈野苹、孙毅、曾志、刘英等许多老同志担任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自己的经验体会，并到基层调查研究，吸取下边的一些好的做法，反复琢磨，摸索总结提出了一套在我国如何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做法和意见。
他认为，各级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就是组织、联络、协调、交流、促进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开展，为大家服好务。是帮助一线的同志做好工作，拾遗补缺，不是代替一线同志的工作。
他强调，关心下一代工作的一个主要对象是大学生。他提出关心下一代工作要进大学。他热情支持召开老同志与大学生座谈会。一九九一年“七一”前夕，他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的六十名学生代表，请到人民大会堂与老同志座谈。在会上，他作了很有感情的发言，以自己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亲身经历，新旧清华大学的对比变化，阐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学生才有前途的真理，很受同学们的欢迎。他对如何引导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十分关心。一九九○年夏他专门带着这个问题到大庆搞调查研究，写出了《青年知识分子成才之路》的研究文章。文中通过大量的事实，阐述了青年知识分子只有投身到火热的四化建设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注意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才能健康成长，才能为四化建设建功立业，才能有个人的前途。后来，此文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上全文发表，在全国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
对老同志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康世恩同志强调要用其所长，充分发挥老同志多方面的特点、专长、才干，把关心下一代工作的路子开辟得更广泛一些。比如，他提倡要把教育战线的离退休老教师组织起来，担任校外辅导员，做好学校的关心下一代工作；请司法战线的老同志，做好帮教失足青少年的工作；发挥离退休的老专家、老科技工作者、老工人的专长，支持和组织他们广泛开展各种咨询服务、医疗服务、科学普及、办职业学校等，帮助青少年学习掌握科学技术；他热情支持成立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多次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鼓励他们到基层去，利用文艺这种形式教育感染青少年。当他听到这些老同志不辞辛苦地到大庆、清华、北大、工厂农村举行文艺演出，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后，十分高兴并加以赞扬。
他特别提倡老同志与青少年开展“忘年交”活动，认为这是老同志教育影响青少年的好形式。一九九○年十月全国少代会期间，当他的家乡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少年儿童的代表到家中看望他，趴在他的身上，向康爷爷问好的时候，他十分高兴和激动，满怀深情地嘱咐他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后来，康世恩同志还专门给这几所小学的孩子们寄去书籍。
康世恩同志身居高位，德高望重，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作风深入，工作严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严格要求、热情关心。创业初期，各方面困难不少，他一方面要求大家积极主动地做工作，人人要做多面手，同时亲自动手，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和面谈，努力理顺工作关系；亲自找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为关心下一代工作筹集经费；十分关心并帮助解决和改善办公条件及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实际问题。大事难事，他亲自处理，重要文章，他亲自提出观点和动手改写。在他的领导下，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心情非常舒畅。
在康老的带领下，经过艰苦创业，现在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三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基层组织由原来的二十多万个增加到四十五万多个，投身关心下一代工作的老同志近三百万人。组织老同志参与关心教育青少年的工作，在全国各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进程中，康老却永远离开我们了。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康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把关心下一代这一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事业更好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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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云同志与西北财办
朱劭天
陕甘宁地区是中国西北荒凉贫困的地方。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三万脱产人员只靠国民政府发给“抗日军饷”和国内外捐款维持，每年共约１０００万元。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进行严密封锁，断绝了一切外援，至１９４２年，这两年是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边区政府开始独立发行边币，直接支持财政开支。各单位分散解决吃饭穿衣问题。
１９４３年，边区军民贯彻中央提出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军民大生产运动。机关、部队、学校开荒办厂，生产粮食、蔬菜及一些生活必需品，并组织人民群众生产粮棉，运输盐碱、药材等土特产出口，使经济状况有了初步的好转。但由于大量生产资金的投放，及备战费用的加大，造成边币发行过猛，物价猛涨，一年发行量增加１３倍，物价涨幅２０倍，财政金融贸易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整顿。为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地区的财经工作，便于对外金融贸易斗争，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西北联防司令部贺龙司令员兼任主任。
１９４４年春，陈云同志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主持工作。我作为陈云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深深感到他的经济思想、领导艺术、工作作风包含着许多宝贵内容。
一、注重调查研究，倡导实事求是作风。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全面了解情况，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常亲自到延安南郊新市场和公司货栈，找群众和干部谈话，直接了解情况和意见，取得第一手材料。我跟他在新市场向运盐农民调查运盐线路时，他让我绘制了一幅《陕甘宁边区交通干线图》以便于外出调查时使用。他调查询问的内容非常细致、具体，如１９４３年由盐池运出食盐２５００万公斤（３３万驮），除内销公私用盐３５０万公斤外，盐业公司只收进１８００万公斤，有３５０万公斤没有下落，相当盐业公司收进数的２０％，走私出口了。陈云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便仔细研究分析这个问题，找出食盐走私出口的几个主要原因：一是口岸盐业公司收购价格低，运盐赔钱。二是公家沿途开的某些骡马店为完成一定生产任务，强迫运盐脚户投宿，并提高住宿费用。三是一些盐业公司采取不公平的手法与盐农交易，对脚户的盐低价进，高价出。四是有的地方党政干部听到群众上述意见，也非难盐业机关和埋怨统销政策，造成统销食盐互不合作的现象。五是国民党统治区大量引诱走私，破坏我食盐统销政策。找出存在问题的产生原因后，陈云同志指示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改善盐业机关与广大运盐农民关系的办法，克服对立情绪，互相配合；整顿草料店，减低运盐费用；改善运盐途中条件后，提高口岸收购价，较规定的外销价只差２０％，保证了运盐户有钱可赚。这一系列的措施，有效地堵住食盐走私出口，盐农自觉自愿地把食盐卖给盐业公司统一外销。
陈云同志非常注意从各方面研究和了解市场发展行情。他亲自带领我去枣园党中央图书馆，查阅国民党地区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有关西北盐业及花纱布的产、供、销资料，指导研究编印《西北盐业资料汇编》及《西北花纱布资料汇编》二书，送解放社印刷厂各印３００册，分发各有关干部学习参考，使大家开阔眼界，了解情况，增长知识，并倡导了调查研究之风。陈云同志指导编印的《经济消息》半月刊，是革命根据地铅印出版最早的经济报刊，主要从订阅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报刊上摘选，及时反映出来的财经资料讯息，行情发展变化，提供业务部门干部参阅，并送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参阅。
西北财经办事处每周在边区银行召开一次例会，召集各主要财经部门领导人参加，对当前财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交流资讯，研究决策。陈云同志作过许多精辟独到的发言，如对边区内外经济特点结合发展趋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了解和分析实际情况，有什么根据，过去有否例证，并且一定要经过三番四复的考虑后才作出决定。概括说就是“全面、比较、反复”。平时说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就是指要多同别人交换意见，不管什么意见都耐心听，甚至有人同你抬杠也要欢迎，集思广益，本来是些片面的看法，可以逐渐全面起来。
二、强调运用经济手段，按经济规律办事。
陈云同志一向强调处理经济问题，尽量用经济手段，而不采用行政手段。农户运盐不再由政府摊派任务，不用动员督运，而是根据出口要求，运往哪个口岸，规定口岸收购盐价来指挥，农户摆脱行政任务压力，有近一倍的价钱可赚，提高了运盐主动性。奖励植棉，规定免税及合理收购棉价，刺激植棉积极性。
外面金融市场波动时，我方利用有利时机吞吐黄金、法币，及时进口必需物资。如外面金价、物价上涨时，法币贬值，我方提高出口货物价格，进口黄金，买进法币，物资暂时少进。法币紧缩价值提高时，我再将低值进口的法币抛出，买进物资和黄金。１９４４年夏一次短时间收进黄金万两，赚取他们金价波动的差价。银行准备金充实了，必需物资也争取进来了。
许多次对外金融贸易斗争，都是陈云同志亲自指挥，除通过业务部门下达任务外，还派我去口岸传达他的具体设想方案，并电报督导进行。
结合边区经济特点，对一些问题有过争论。如边币发行量多少，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法币流通与兑换比价，稳定比价与稳定物价，扩大剪刀差问题，等等，陈云同志都有独到见解。他认为，战争时期物资缺乏，各国莫不采取通货膨胀的手段，我们也不放弃运用这一工具。边币在边区内流通市场上是独立的，但不能到边区境外使用，不如法币腿长。边区流通市场中实际有边币又有法币，法币约占６５％左右。我们承认法币的优势，并且加以利用，手中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法币，保证兑换给进口必需品的商人，但又不能过多，以免边区人民承担法币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有美国支持，边币只靠自己的力量，因而边币要求稳定在物价上是不现实的。但是，争取边币和法币的比价稳定是可能的，就是说，争取边币的通货膨胀程度和法币的通货膨胀程度大体持平。关于吞吐黄金问题，在国民党地区黄金市场价格波动中，我们可从收进、抛出当中赚收差价，但国民党政府规定黄金不准在市场上作货币流通，不能抵作外汇，因而积存多了会影响周转，有时还要推到敌后换货。这些都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如不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在经济工作中就会带来盲目性，甚至损失。陈云同志这些精辟的分析和论证，促进了认识上的统一，推动了边区经济工作的发展。
三、重视对财经工作干部的培养和教育。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对财经工作干部的培养和教育。西北财经办事处设有政治部，在各财经部门均分级设政治部门，充实政治工作干部。当时基层财经部门接触的工作环境较复杂，用人多，水平也不整齐，由于严格了对党员的管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全体人员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财经干部的政治素质明显提高。陈云同志多次教育财经干部“要同钞票作斗争”，他说：“接触财钱物的机会越多，越要廉洁奉公，同每一元钱作斗争，个人不动用公家一元钱！”
陈云同志同时要求干部认真学习业务，精通业务，向一切业务内行人学习。他十分尊重管理知识和技术知识，注意团结和使用知识分子。他结交了很多科技人员、经济理论学者，经常向他们请教，如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陈康白、留德化学家刘咸一，延安军工厂厂长、机械师沈鸿，化学家钱志道，经济学家丁冬放等。在技术人员座谈会上，他发起“归队”运动，号召一切有工业技术和学习过工业的同志回到工业部门来，以提高技术，发展边区工业生产。
１９４５年抗日胜利后，陈云同志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室接连召开了几次例会，他向与会的财经干部历数了一年多来西北财经工作取得的成绩。但他头脑很清醒，告诫大家说：我们只是“小康之家”，用上各种力量才能过活，并不是财政贸易都平衡，已经好到中国外国少有的情况。从表面看，我们财政贸易都平衡了，但要了解，这种平衡是在垫入发行收益之后才达到的，有货币贬值部分。这一年多不像前几年那样紧急，只因发行不直接用于财政，能先投入生产和贸易，然后增加财政税收和积累。战争时期，我们不放弃通货膨胀这个解决问题的工具，但我们与国民党不同，我们不借此发特殊困难财，也不摧残工商业，我们是以发行调剂财政，扶助生产和贸易向上发展。陈云同志这番话，使我们财经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成绩面前也不要沾沾自喜，必须奋发努力，为发展和壮大边区的经济而积极工作。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先行者
——回忆陈云同志几件事
武衡
陈云同志逝世了，我深感万分悲痛。从此，我失去了一位良师和好领导。
尊重知识认真学习
我是１９３９年３月到延安的，被分配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当时陈云同志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同志是副书记，负责日常工作。陈云虽然不是经常在青委办公，但青年工作的方针、政策及重大活动是在他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延安对在职干部的学习抓得很紧，中央决定５月５日为“学习节”。陈云和李富春同志把中组部和中央青委的干部组织起来成立学习组，每周集体学习一次，认真讨论，平日则由各人抽时间自学，陈云每次都亲自主持小组会。开会前他首先询问每个同志：“你读了没有？”“读了几遍？”“有什么体会、认识或问题？”等等。对于陈云的询问，大家也都如实地回答，他自己也是如实地向小组汇报看了几遍、有什么心得和问题。学习会的讨论活泼、认真、热烈。对于同志们提出来的问题，陈云给予解答。散会前他又指定了下星期从第几页读到第几页。对于那些更加专门的问题，他就设法邀请专家来讲解。我记得，当时涉及哲学方面的问题，就请艾思奇讲过；涉及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请王学文讲；还请杨松、吴亮平等同志进行辅导……。
这种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党建理论，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干部来说真是太重要了。我真正系统地学习，并且懂得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党建知识，就是在陈云同志的亲自领导和教诲下取得的。它对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科学大众化”
党中央为发展陕甘宁边区经济，促进边区工农业和国防建设，决定创办自然科学研究院。１９３９年５月成立。到１９３９年底改为自然科学院，同时，筹备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自然科学院的任务是培养边区急需科技人才；自然科学研究会则为边区科学技术人员共同学习和共同研究边区建设的科学技术问题，供边区政府和有关部门参考、实施。
１９４０年２月５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毛泽东、陈云同志到会讲话。毛泽东同志的一句名言“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就是在这个会上说的。
陈云说：“科学要大众化，要在广大群众中开展科学的工作”，“自然科学界目前在边区的任务为进行研究发展边区已有的经济建设基础，这些工作大体上是会顺利发展的，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尽力支持，希望大家抱着不怕困难，绝不灰心的奋斗精神去进行自然科学事业。”（见《新中华报》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５日）。
在全国处于抗日救国战争的烈火中，在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地区，陈云说共产党对自然科学是重视的，对于自然科学家是尊重的，这是多么响亮的宣告。在党中央、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陕甘宁边区仅有的３００多位科学技术干部的努力下，边区的农业、工业、医药卫生、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难以想象的进步，“科学大众化”，重视自然科学，尊重科学家的思想及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效果，陈云不愧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先行者和带头人。
尊重才人培养人才
１９４９年７月我被调到长春东北科学研究所任所长。东北科学研究所是在“伪满洲国大陆科学院”的废墟上重建的，原来的科技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战后撤回或被遣返回日本了，图书、仪器设备和房屋被彻底破坏了。一无科技人员，二无图书资料，三无仪器设备，工作怎么开展呢？
为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命令我与顾明同志组织“东北人民政府科技人员招聘团”到关内招聘科学技术人员，我们于１９４９年底到达北京。
陈云从东北调来北京任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不用说他们对东北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我见陈云、富春同志，说明来意后，希望中财委为我写介绍信，给华东、中南、西南几个大区，李富春说，“不用了，你去吧。中财委已打电报给各大区的中央局了，你们到那里，他们会给你帮助的”。
当６月份结束工作时，我们招聘了各类科学技术人员、医务人员和财务人员共４０００多人。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到关内招聘的前夕，１９４９年１２月，陈云曾在全国钢铁工业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中国的产业工人不过３００万，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大约３０万，他们都是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的，只要领导正确，他们是可以做些事业的。这些人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工业化的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技术人员在思想政治上几年来有很大的变化，不应该再用老的眼光去看待他们。”（《陈云文稿选编》第３８页）
经济建设科技先行
为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东北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工作，陈云无论在东北，还是在全国领导经济工作中都非常重视资源的调查研究工作。１９５２年陈云在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上说：“１９５３年我国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明年的地质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进步。”“从前，地质工作是做多少算多少，国家没有整体计划。现在不同了，地质工作要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更应根据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燃料工业等建设的需要，在一定时间以内，探明一定的储量。地质事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已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事业了。”（《陈云文稿选编》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６９页）
在过去近５０年的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直接或间接地在陈云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他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家。在中央决定“科教兴国”的新形势下，他的思想和实践更显得光芒四射，更值得后人研究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