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文艺短论
“丑星”必须审丑
邱景华
“丑星走红”现象，曾是文艺界的热门话题。表面上看，是由观众们对于娱乐性的喜爱而引发的；但深层原因却是新时期社会审美观念变化所导致的。经历了一场“浩劫”，很多人在反思中认识到民族弱点的长存和自我缺陷的永在，认清了一段时期来文艺作品中那种“高大全”英雄的虚假性。于是，在审美领域里就出现了对平凡的认同和人生缺陷的接纳。正是在各种文艺门类“缺陷美”大量出现的基础上，一些长相怪异乃至丑陋的演员，才逐渐被曲艺和影视圈所接受，并凭借他们“化丑为美”的喜剧艺术，逐渐“走红”乃至成为“丑星”。
但是，在掌声和喝彩声中，我们却发现“丑星走红”之后，其喜剧艺术在整体上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发展和提高，反而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普遍性的下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拜金主义的冲击，致使某些“丑星”为了赚钱而随意演出；另一方面是一些修养不高的“丑星”，误认为自己的“走红”是观众们对“丑”的偏爱，于是千方百计以自身的丑态逗乐观众。总之，缺少社会性的内容和意义，只停留在“自嘲己丑”的低层次，是“丑星”喜剧艺术品位普遍不高的症结所在。
如果把“丑星”与喜剧艺术家相比，就会更清楚地发现“丑星”的先天性短处。喜剧艺术的目的在于审丑，即通过“笑”来达到对“丑”的批判和否定。虽然，喜剧艺术家多数也是“丑相”，但他们并不像“丑星”那样以“丑”为荣。恰恰相反，他们不仅不满自己的形象，而且也不满自身性格的缺陷，并由此推广为对人生和社会缺陷的否定。正是这种对人类理想的永恒追求，才使他们站在审美的高度，发现丑、批判丑，并“化丑为美”，创造出“缺陷美”。
世界喜剧大师卓别林塑造的那个“流浪汉”，虽然也是“丑态百出”逗人发笑，但观众们笑完之后，却从这个可怜的流浪汉身上，看到工业社会所导致的人的异化，体会到卓别林对弱者充满人道主义的怜悯和关怀。实际上，观众们所经历的是心灵被震撼之后的“含泪的笑”。同样是“丑角”，卓别林的“流浪汉”因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具备了喜剧性，有很高的美学价值；而“丑星”以丑逗笑的“喜剧动作”，仅仅具有“可笑性”而已，所达到的只是喜剧艺术的最低档次。这就是“献丑”和“审丑”所造成的巨大审美差距。
所以，“丑星”必须审丑；但审丑的前提必须具备正确的审美理想。因此，提高“丑星”的审美素质已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当务之急。希望有更多以逗乐为目的的“丑星”，上升为寓崇高于滑稽的外谐内庄、寓庄于谐的喜剧艺术家！
（作者单位：福建省宁德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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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公祭大禹陵到《大禹治水》
沈才土
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总是有着无穷的魅力。最近，曾在民间流传了几千年的大禹治水的故事被搬上了舞台。由浙江绍剧团排演的大型绍剧《大禹治水》在社会各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力，受到普遍的好评。
绍剧是浙江绍兴的一个地方剧种，在众多的戏曲艺术中，《大禹治水》被以绍剧的艺术形式表现并不是偶然的。大禹与绍兴有着不解之缘。绍兴是大禹安陵之地。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就有“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的记载。会稽即绍兴，这里至今还完好地保留着全国独一无二的大禹陵，全国最大的禹庙，以及禹穴、禹井等众多遗迹。绍兴民间至今还流传着涂山娶妻、宛委得简等许多民间故事。三过家门的故事也发生在绍兴。
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治水英雄，中国的立国之祖，大禹治平洪水、奠定九州的丰功伟绩，忧国忧民、菲饮食、卑宫室的崇高品德，以及艰苦奋斗、公而忘私、勇于开拓的伟大精神，在人民中间已是家喻户晓世代传诵。大禹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之魂。绍兴人既为有这样的民族先祖而骄傲，也深感大禹守陵人的使命和责任。１９９５年４月２０日，浙江省和绍兴市隆重举行了’９５浙江省暨绍兴市各界公祭大禹陵活动。在筹备这次盛典中，社会各界广大群众及至港澳同胞、海外侨胞表现出了巨大热情，涌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特别值得欣喜的是，江泽民总书记对大禹、大禹精神和祭禹活动以高度评价，于去年５月１５日亲临大禹陵，并为大禹陵牌坊题写坊额。这使绍兴人民深受鼓舞。正是在这样的氛围感召和民族责任感、历史责任感驱使下，浙江省和绍兴市一批艺术家编排创作了《大禹治水》一剧。
《大禹治水》的问世，也是时代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时代内容。与此同时，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也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问题，一些人把商品市场的价值原则引进了思想道德领域。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淡化，社会理想、信念和自我牺牲精神弱化，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泛滥，使广大人民群众和有识之士深感不安和忧虑。人们渴望、呼唤优良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回归。因此如何唱响主旋律，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社会正气已经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大禹治水》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就因为它与时代需要相契合。可以说大禹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化身，在大禹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因此，《大禹治水》一亮相，就受到了戏剧界和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在浙江省第六届戏剧节上一举夺得大奖。在绍兴等连演３０余场，在各个年龄层次和知识层次的人群中，包括青年学生中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其盛况可谓多年少见。
绍兴市委、市政府在近几年的实践中已经深刻体会到坚持两手抓、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前进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绍兴市的经济以平均年递增１６％的速度增长，１９９５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４１０亿元，达到人均１万元。与此同时，绍兴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迈开了大步。在浙江省创建文明城市两轮竞赛中，绍兴市均名列前茅。绍兴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已经形成了互相促进、互相推动的良性循环。市委、市政府认识到，要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继续切实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在戏剧尚未走出低谷的今天，敢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近百万元，排演《大禹治水》就是基于这种认识和历史使命感，民族责任感。
从’９５祭禹活动到《大禹治水》的诞生实际上是运用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不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过程。它证明，优秀的文艺作品确实是能够起到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的。《大禹治水》的进京演出，无疑是对全市人民的极大鼓舞，愿大禹精神在神州大地更加发扬光大。
（本文作者是中共绍兴市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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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禹治水》观后
刘厚生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绍剧（绍兴大班）了。５０年代，我在上海曾看过汪筱奎、陈鹤皋、陆长胜、筱长顺等名演员演的绍剧，引起我对这个剧种的兴趣。“文革”前绍剧《三打白骨精》风靡全国，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绍剧《于谦》、《相国志》曾到北京演出，获得好评。我至今十分怀念。没有想到最近却得到机会又欣赏到绍兴市绍剧团新的大作《大禹治水》，使我大为惊喜，如遇故人。
绍兴是大禹治水成功后大会诸侯之处，又是大禹死葬之地（大禹出生地有多说，但死于绍兴则无异议），绍兴有禹陵、禹庙、禹祠，甚至禹娶女娇之涂山，传说也在绍兴附近。关系如此密切，绍剧编演大禹治水故事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之事。作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祖先，许多地方都演过大禹的戏，作为绍兴先贤，绍兴更不能不写大禹故事。然而，把大禹搬上戏曲舞台，又是极大的难题。《大禹治水》的编导们正是在这个崎岖困难的山路上艰苦攀登而取得成果的。
不能说《大禹治水》已经是十全十美，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艺术形式上，还有若干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个戏在同类的题材上可以说已有了可喜的突破，成就较高。主创人员首先集中力量营造一种远古的但又不是茹毛饮血的氛围，并在这种氛围中塑造出大禹等角色的性格和感情。他们让角色穿中性服装，用石斧、木耒锸，尽可能不说后代的成语甚至典故，等等，使观众能够获取那个时代的也许带点朦胧的历史感。更值得称道的是，在情节的组成和主题的开掘上，一方面以丰富的想象编织故事，解释大禹是为什么又是怎么三过家门而不入；另一方面又把大禹治水的矛盾对立面从自然环境扩展到社会人群，也就是剧中点题的警句：“十年治水千道关，无不水患加人患，总道世上水难治，治人更比治水难”。全剧的高潮，是夷氏部落首领巨手因洪水分流将湮没自己地方，愤而率众从治水前线撤走，并以女娇为人质企图迫使大禹低头。矛盾很尖锐，几乎使十年之功溃于一旦；又很合当时情理：这不是后世组织观念、纪律性很强的上下级、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是松散的原始部落联盟。总的说，绍剧《大禹治水》的导演不追求细节的真实，而以大写意的手法着力刻画大禹的感情的大的起伏、对落后思想和行动的大的斗争。整个演出场面宏伟，色彩鲜明，凸现了大禹的豪迈性格，艰苦精神，有大块文章的气势。看了戏，令人景仰，令人振奋。
特别令我高兴的是这个戏的一群青年演员。演女娇的马超英，演巨手的姚百庆，演蒙的姒元法（禹姓姒，从姓氏说，他应是禹的后裔），演长脚的郭劲松，演鲧的施律民等都演得很称职、出色，是一个很结实的表演集体。马超英把女娇由天真少女到深情又坚韧的母亲的成长过程演得很有光彩。姚百庆演出了部落首领巨手的粗豪和忠直，表演的分量足以同大禹相抗衡。当然，最突出的是演大禹的周剑英。他演出了大禹坚毅而又宽宏的性格，演出了大禹强烈而又真挚的感情。他恰当地、游刃有余地运用绍剧高昂热烈的唱腔，以沉稳有力的大动作塑造了一个同现代观众情性相通的我们古代的传说中的英雄。周剑英继承并发扬了绍剧的优秀传统，应该说绍剧出现了一颗新星。
８０多年前，鲁迅在他所编集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序里说，他回绍兴故乡时，发现虽然“禹、勾践之遗迹故在”，但“士女敖嬉，睥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不胜感慨，因而发愤将他所见到的会稽故籍逸文，编成此书，目的乃是“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我想，现在绍兴市领导和绍剧团下大力量将大禹治水故事编演成戏，使人们“不忘于故”正是把鲁迅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的体现，是值得赞扬的。（附图片）
剧照说明：浙江绍剧团演出《大禹治水》，大禹由周剑英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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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广场
贺龙精神永生
——电视专题片《铁血春秋》拍摄纪实
孟晓云
彪炳青史的贺龙元帅，离开我们已经２９年了。今逢１００周年诞辰之际，１１集电视专题片《铁血春秋》面世。这是一部成功之作，制作者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架起了一座后人理解革命前辈的桥梁。摄制组创作人员，历时一年多，循着贺龙与战友们的足迹，踏遍陕西、山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八省的山山水水，采访了１００多个熟悉贺龙、敬仰贺龙的人物。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我们不仅仅是用心血，简直是用生命来完成这部作品的。”
了解愈深，仰慕愈烈
刚迈入不惑之年的导演徐耿，因做电视剧《瞿秋白》的编剧和电影《豆蔻年华》的导演而名噪一时。加入《铁血春秋》摄制组后，他推掉了多部电影和电视剧的片约，全身心投入到浩繁的史料和艰辛的实地调查中。为了寻找到老百姓对红军只言片语的回忆，徐耿和摄制组登上海拔５０００多米的康藏高原，来到当年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的原址甘孜，这里空气缺氧，经常喘不过气来。为了拍小河会议的遗址，摄制组一行驱车在陕北塬上跑了５００多公里，在一个山沟里寻觅到靖边县的小河村。原址在陡峭的土崖上，下边是万丈深渊，需手脚并用才能攀登上去，这一切令他们体会到当年红军跋涉的艰辛。后期制作时，徐耿钻进总参招待所的一间小屋，像是着了魔，竟半年多没有出屋，生生坐烂了一把电脑椅。
徐耿说：“我对贺老总了解愈深，仰慕愈烈。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党和领袖无限忠诚，胸怀博大，光明磊落，顾全大局，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是人格还是业绩，贺老总都当之无愧地、理所当然地名垂于中国的军事史册和革命史册上，他传奇般的人生，是留在这些史册上的神来之笔。”
“贺老总教我们怎样做人”
拍片的过程是受教育的过程，剪辑黄萃说，她活了３６岁，没有拍《铁血春秋》一年流的泪多，因为贺老总的为人深深打动了她。制片秦晓华也有同样的感受，她告诉记者，从采访第一个人——贺帅的保健医生曾大夫开始，她就以泪洗面。那故事令她终生难忘：原来，有一个足球运动员退役后，不知怎么当了售票员，他心里很窝囊，提笔给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写了封信，贺龙读信后愤愤不平，把体委的干部找来，大发雷霆：一个运动员，他为国家哪怕踢了一天球，也是功臣，怎么能这样安排呢！我们应该管到底，你可以让他上体育学校呀，让他当教练呀，当处长，当局长，当体委主任！从此国家体委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退役的国家运动员都要认真安排。一个国家领导人，对一个素不相识的退役运动员真诚关怀使秦晓华深深地感动了，贺帅发脾气是真情流露，他所关怀的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和利益！
摄像师王小青有一句很精彩的话：“贺龙是一面镜子，我们拍片一年，也照了一年镜子，他是我们一生的镜子。”王小青肩扛摄像机，跟着摄制组走了几万里路，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贺老总那光辉、灿烂、伟大、悲壮的一生。他说，拍《铁血春秋》这部片子，没有什么名利可图，可我们都是心之所向，心之所愿。因为通过再现贺龙的形象，告诉了全世界和全中国，一个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们自己也从贺帅那里学到了做人的根本。
录音杜小华说：“贺帅从一个小骡子客到一个元帅的一生，把我带进全新的感觉中，我一点一滴地贴近了贺龙，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共产党人。”由对贺龙的热爱升华到对共产党的热爱，片子完成后，杜小华作出了一个重要抉择，递交入党申请书，立志加入到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去。
他永在人民心中
随着镜头在昔日红色苏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延伸，摄制组人员本已不平静的心灵愈发激荡起来。从举目可见的革命遗址和老乡口中近乎传说的描述，渐渐地给他们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画卷。在这些画卷中，时时都能感受到贺帅等老一辈革命者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感情。
在监利县的一个池塘边，他们看到了当年老乡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来的一块烈士碑，这不是一块冰冷的石板，它浸透了人民对革命的一腔忠诚；在桑植县“贺龙桥”，一位平日将贺龙的彩色照片揣在怀中的老农，见摄制组来了，便把照片拿出来紧紧地握在手中，虽然默默不语，但他那神情又分明向人们诉说着什么；在鄂州，一个老搬运工人，回忆他孩提时代贺龙摸过他的脑袋，边说边流泪，就是这一面之交，他竟永世不忘；在兴山县，贺龙住过的窑洞前，房东的儿子讲诉着贺老总当年弹一下他的脑壳，给一块糖吃的故事……
令摄制组人员感慨丛生的还有两件事。一是在河北陈庄，他们看见一群中小学生列队而行，是到一座不起眼的烈士纪念碑举行纪念活动。这座纪念碑是老百姓为纪念贺龙用兵杰作——抗日敌后歼灭战而树立的，它竟奇迹般地创造了当地的一种民俗：每当有人婚丧嫁娶，或者青少年成长仪式，都会自发地到这里献上一束鲜花，说上几句真诚的心里话。另一是去浙江杭州，在第一集团军红一连和硬骨头六连的所见所闻。年轻的军人，纯洁、晶莹，有着共产党人的情操，在严格的军事训练中所表现出的震撼力，体现出贺老总的英魂仍在，他们以自己所在部队是从洪湖湘鄂西发展壮大起来的老部队而自豪。
从年轻军人的飒爽英姿中，从革命老区人民对贺帅的怀念中，从摄制组人员忘我的工作中，我们分明看到了贺龙精神在新一代人身上的延续，生生不息，一脉相承。战争年代，贺龙精神能指挥千军万马，和平年代，永生的贺龙精神同样可以呼唤万马千军。（附图片）
贺龙夫人薛明与摄制组工作人员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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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大型歌舞《大雁颂》赴京演出
西藏赴京演出团应文化部邀请，近日在京演出大型主题歌舞《大雁颂》。这是西藏自治区成立３０周年大庆的献礼节目，以“序”和“苏醒”、“撞击”、“描绘”三场的结构，写意象征性地反映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特别是今天改革开放的伟大的时代精神。
西藏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江总书记“将传统的优秀文化和现代文化成果结合起来”的指示鼓舞下，对浩如烟海的西藏传统的、民间的歌舞进行加工提炼和发展创新，发挥其民族特色和优势，使之表现和反映今天的人物性格及精神面貌，尝试性地创造了西藏的介于舞剧和组合歌舞之间的一种高层次、高品位的大型主题歌舞的新样式，展现了发生在西藏高原的这场伟大变革，以及在这场变革中西藏人民正经历的艰难而豪迈的心理历程，反映改革开放这一时代精神之深入人心和西藏人民心向祖国、团结奋进的虔诚信念，并以庄严热烈之情来拥抱这一伟大的时代主旋律。
这次西藏赴京演出团８０人，包括藏、汉、回、珞巴、门巴、纳西、苗等７个民族。 （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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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十集电视剧《曹操》投拍
由河南省现代经济文化传播公司、河南电视台、许昌市影视艺术中心联合拍摄的五十集电视连续剧《曹操》，近日在曹魏故都许昌开镜。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其一生，在河南生活长达二十六年之久，为中原地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该剧是河南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篇幅最长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曹操》定位于历史故事片，不拘泥于史书传记，将沿着人物的生活轨迹，博采正史、野史和大量鲜为人知的民间故事、传说，突出人物个性的塑造，在荧屏上再现一代枭雄的形象。该剧由杨玉玲担任总制片人，童政出任总导演，齐飞出任总编剧。（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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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精神万代传
钱法成
舞台是太极图形的转台，开幕呈现出朦胧的高山和神庙，苍穹中有一道隐隐的神秘的光环，在这充满着远古色彩的舞台氛围和高亢激越的音乐气氛中，正上演着动人的一幕幕戏……
这就是浙江绍剧团演出的绍剧《大禹治水》中的情景。此剧我已看了三次，但每看到这里，总禁不住流下激动的热泪。我从古代治水英雄大禹一家人身上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品格和力量，同时使我想到，是多多少少在大禹精神哺育下改天换地斗争英雄们的劳苦和牺牲，才换来今天祖国的美好河山。
大禹精神光照千秋万代，绍兴城郊巍巍的大禹陵早已成为万众瞻仰的圣地，特别是去年浙江省暨绍兴市及海内外同胞公祭大禹陵后，发扬大禹精神更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如何运用文艺舞台来颂扬大禹、再现大禹，将大禹治水这一远古传说编成生动丰富的戏剧，却是一桩比较困难的事。因为这个历史传说所反映的年代毕竟是太遥远了，历代先人所留给我们的既有神话，也有“人话”，传说不一，且十分简约。编剧者何取何从，诚是攸关戏剧成败的一个关键。
编剧杨小白和顾颂恩几经探索，决定改变原稿的神话剧路子，不渲染大禹的神力，不渲染他与神怪的斗争，而是以“三过家门而不入”为主干情节，着力反映他的公而忘私精神，与大自然斗、与各种困难斗的百折不挠精神，以及作为治水总指挥带头吃苦、赤诚团结各部落民众的伟大人格力量。此剧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且能与时代引起强烈共鸣的大禹形象，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该剧的二度创作集中了浙江省戏剧界的几位精英，导演杨小青、作曲顾达昌、罗平、陈国良、舞美设计何礼培、服装设计蓝玲、灯光设计周正平等通力合作，成功地找到了古代内容与现代舞台相结合、传统戏曲与时代审美要求相结合的艺术手段，营造出与剧情相吻合的古朴、粗犷、凝重、恢宏且又有现代戏剧气息的艺术风格，使演出富有革新的朝气和强烈的感染力。担任该剧主演的周剑英、马超英等，都是绍剧的后起之秀。
值得称赞的是，整个剧组在绍兴市文化局领导的亲自带领下，是以学习大禹的精神来排这个戏的。在去年炎热的夏天，全体组创人员和演职员团结一心，苦战数月，不怕累，不怕难，自觉遵纪，进退有序，情绪饱满，气氛严肃，整个排演场好似成了当年大禹治水忘我奋斗的现场一角，强烈地反映了绍剧年轻一辈对绍剧的忠诚、追求和艰苦奋斗精神，我曾观看过他们的排演，情景十分感人。
他们的信念就是尽到大禹守陵人的一份职责，把大禹精神宣扬开去。正是以这种精神，他们用绍剧艺术塑造出了一个活生生、光辉动人的大禹形象，演出了一台感人至深的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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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如容易实艰辛
——记大禹扮演者周剑英
叶文进
十年前，周剑英因在名剧《相国志》中扮演忠心可感的老相国而名扬，那时年仅二十岁，曾获过省戏剧节表演一等奖，省优秀小百花奖。
十年后他又以雄浑的气质，沛然的激情，准确的性格把握和富有感染力的形体动作，成功塑造了堪称民族之魂的治水英雄大禹而大受好评，稳摘浙江省第六届戏剧节表演一等奖桂冠。
周剑英饰大禹，从“一头莽牛”似的刚烈青年，演到坚毅沉稳的中老年，及至尾声时冕旒衮服的帝王身份，其角色年龄跨度之长，性格变化之大，心理历程之远，对他来说，都是过去所未识的。此番排演《禹》剧，剧团又呈壮志久蓄、背水一战之势。这对周剑英来说无异于泰山压顶。
“当时，我想我没有退路，只有往前冲，豁出去！否则我怎见江东父老！”铁骨铮铮，掷地有声。
戏开排了，原以为先前学成的一些演古装戏套路大概可以抵挡一阵，殊不知导演为表现邈远旷古的洪荒时代，全新的艺术构思几乎全部摒弃了剑英所存的“功底”。
台词、唱腔、地位、锣鼓、节奏、气质、表情、身段、心理体验……种种艺术要求如九天瀑布，贯顶而下。年轻单纯又曾一路逍遥的周剑英，到了此际，才算真正尝到了什么叫压力！什么叫磨难！
“这个角色，对他一个三级演员来说，的确是吃了斤量的，起点低，要求高，这一反差，让他很累很累，但他敢吃苦，肯拚命，所以他成功了！”导演杨小青如是说。
去年盛夏，酷暑难耐。剧团排练场，密不透风，闷热无比。何况他还要在舞台上跌打滚爬，折腾不已。每日里，他总要换三套衣裤，每次可拧下淋漓的汗水。
然而，又岂止是流汗，还要流血——大禹为求得治水宝图，矢志不渝，跪步下山，这一跪，便天天磨破膝盖，天天血肉模糊。后来伤口结痂，戏又复排到此处。导演实在于心不忍，叫他装装样子就算子，可他决不！他说“装装样子就找不到感觉”，咚——咬紧钢牙，照样义无反顾跪下去，照样一步也不少。新长好的皮肉又绷裂开来，钻心般疼痛。诚如戏中所唱：“跪步下山岭，一路留血痕”，台板上也留下血迹殷殷……一个巍巍然粲粲然的大禹终于屹立在舞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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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鹏总理题写片名、由中央电视台、中共宜昌市委宣传部、湖北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家在三峡》，是第一部反映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及其移民的电视连续剧，播出后受到各方面的关注。该剧由胡柄榴出任总导演，石明华出任导演。李羚、韦国春、张康尔、梁音等联合主演。拍摄场所选在雄奇秀丽的三峡风景点和气势雄伟的三峡工程工地。图为该剧剧照。（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