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为了群众的生活质量
——温州市瓯海区委书记翁锦武一席谈
本报记者袁亚平
翁锦武，新中国同龄人，大专文化。曾任浙江省温州市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市委副秘书长，１９９５年起任瓯海区委书记。
在我们温州，群众的温饱问题虽然早已解决了，但怎样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呢？这是我经常考虑的问题。
我刚到瓯海时，就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新开发的梧埏、新桥居住区，不通水，不通电，老百姓意见很大。我连跑几天，摸到了第一手材料，再一分析，情况就清楚了：居住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既没有自成体系，又没有纳入温州城市总体规划系统，给水、排水、排污等未能同时配套建设。
要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很大。市委和区委专门研究了解决瓯海区规划与城市建设管理的有关问题，并形成了市委专题会议纪要。
就这样，梧埏片、新桥片供水排污等基础配套工程纳入市统一规划建设范围，瓯海区按排污量比例负担排污泵站建设资金。会后仅１０多天，新桥片就通了水，老百姓十分高兴！
我区永强片烧制陶瓷，已有３０多年历史，共有３２３家企业，５２４座炉窑，从业人员２．５万人，产品畅销全国。但是，燃煤炉窑的生产工艺简单，能耗大，污染严重，不少居民常年不能开窗，终日不见太阳。那烟雾还降低了机场上空的能见度，威胁着温州机场航空安全。去年４月，根据中央、省领导的批示精神，我们区委、区政府多次召开会议，决心宁愿每年损失陶瓷产值１０亿元，减少税利上亿元，流失固定资产１．２亿元，也要下决心依法整治陶瓷窑。这时，好多人劝我，这事动不得，上面讲归讲，下面做归做，不必把自己押上去。而我已想定了，这的确事关重大，关系到提高全区的经济质量、生活质量、环境质量，我非做不可，关键要做好。我们的工作方针是：态度要坚决，措施要有力，方法要得当，工作要仔细，整治要依法。由区长任组长，抽调环保、土地、规划、工商、公安、广电等部门工作人员组成工作组，区人大常委会为督导，联合实施整治。经过１００余天的努力，机场周围和居民住宅密集区附近的２９９座炉窑被彻底拆除，其余的将在今年年底全部拆除。
国家环境保护局专门为此发了一期《重要环境情况》，表扬我区“还净空于蓝天”。永强的居民更高兴：“省了买空调，可以开窗了！”
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这不是作一个报告就能做到的。我们既抓具体的问题，又搞长远的规划。由各职能部门和有关专家组成的五个课题组，对瓯海的山山水水作了全面的论证。现在，我们有了充分的依据，正在实施“后花园”发展战略，努力把瓯海建成温州现代都市的花园式的新城区。（附图片）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社会观察
闯过去，前边有新天
——天津市下岗职工再就业扫描
本报记者肖荻
深化改革要经历阵痛。下岗职工再就业成为社会各方关注的热点。
铁饭碗变成瓦罐罐，下岗职工痛感无一技之长
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天津市，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超过全国平均增长率的同时，也出现了３％左右的失业率。天津市妇联对一个工人聚居区１２条街的逐户调查发现，这一片共有失业职工９７００多人，占其职工总数的４％，其中女职工占７０％，而４０岁左右的又占失业女职工的７０％，这些人可以说是难中之难。收入的锐减给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主妇带来沉重的压力。
天津市从上到下在失业救济、送温暖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春节期间全市停开１０００多个应酬性庆功、招待会，节约出４００多万元用于扶贫。但救急治不了本，如何使下岗职工再就业，仍令人焦急。
铁饭碗瞬间变成了瓦罐罐，许多下岗职工想重新就业，但在观念和技能上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到天津市台儿庄路遛遛，公办和民营劳务介绍场所一家挨一家，“急聘”广告密密麻麻，各种渴望填充的空缺实在不少。一家台湾独资企业急聘营业员，月工资１５００元，但要大专学历、擅长英语、电脑，围观者苦笑一下走开了。其它急聘会计、司机、导购、文秘、厨师、美容师……又注明既要有专长，又限制在３５岁以下。几位４０岁左右的大姐在慨叹：几十年来我就会检验罐头盒，那会儿叫当螺丝钉，现在人家要专长。可我青春已过，哪里去弄专长？
大量的活没人干，众多的人没活干。解决这一问题，和社会的稳定、改革、协调发展息息相关。
再就业工程紧急上马，工会、妇联热心铺路搭桥
在全国性再就业工程全面展开之际，从来就十分关心中低收入家庭的天津市，做得很有特色。从市政府来讲，不仅制定了许多相关政策，诸如对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给以税收优惠，大力兴办集体企业，适当限制入城民工工种等等。同时也办了大量实事来加快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去年接受各类就业培训的达１５万人次。天津市总工会和市妇联更对这项工作倾注了极大热情，工会无偿地为求职者各处奔跑、穿针引线。刚刚举办过迎“三八”就业洽谈，有３０００多工人应聘到１５家企业。市妇联采取各种方式引导下岗职工树立正确择业观，并举办了３６期转业培训，兴办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还下大力摸底，积极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
虽然这些努力取得了很多实效，但迄今未能再就业的下岗职工仍有相当数量。而推行两个转变，企业加强技术含量和集约经营，势必还要进一步消肿减臃。与此同时，民工潮的拥入更构成下岗职工就业的强劲对手。这一切，说明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社会各方对下岗职工问题仍需给以足够的关注。此外，记者在采访中多次听到政府部门、工妇组织干部甚至下岗职工都爱说的一句话：失业者也要自己解放自己！
走出择业的旧框框，从等待转向拚搏
走在天津马路上触目可见，在那朔风刺骨的街头巷尾，从早到晚都有一些修鞋、修表、修拉链、卖豆腐脑、炸果子、收废品、擦油烟机以至捡破烂的人。他们十之八九来自浙江、山东、安徽、河南，而极少本地人。天津一家报纸在头版头条慨叹：“外地打工者一年赚走天津２０亿元，本地许多下岗职工却愁没活干！”在市妇联办的家庭服务公司可见，一车车从外地送来的打工妹一到就被用人单位抢光，但本地人一听当保姆便表示：“伺候人的，不去！”多年大锅饭、铁饭碗窒息和钝化了城市人的进取精神和应变能力，他们择业时还在“活轻、钱多、家近”的框框内打转转。实际上，跳出这个框框，便可找到成千上万个劳动自救的就业岗位。
当然，社会各方为下岗职工解忧排难方面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工会、妇联同志在调研中发现，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深化改革中精简富余职工，这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能再重复过去３个人饭５个人吃的积弊。但也有些企业把活让乡镇企业去干却压缩正式职工，有些亏损企业职工生活困难，而厂长照样挥霍公款，买轿车、买好房、吃喝玩乐，下岗职工对此很有意见。第二，有些企业经联系安排了一些下岗职工，但活给最脏、最累的还不说，待遇也低于正式职工很多，并且不发劳保用品，这就未免太苛刻了。第三，现在天津有７０多家职业介绍所，他们为再就业作了大量工作，但同时也有些单位收下不少的报名费却不办实事，甚至一走了之。还有些用人单位表明要试工３个月，月工资３００元，但试工期满后找理由将你辞退，纯粹是“巧使唤人”。工会和妇联的同志们对此十分激愤，他们呼吁：社会各方要给再就业工程搭桥铺路，绝不能再给下岗职工雪上添霜！
值得高兴的是，在天津下岗女工中许多人已从“等待型”转为“拚搏型”，她们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决不坐等救济！”而这些人一旦突破旧观念束缚，就显现出自己也没想到的潜能和才华，有许多人从当年的娇里娇气，变为不怕脏累攻艰克难的女英雄。有许多人从过去的普通女工一变而为经理、老板、主任、院长。天津有一家津工商厦４３名部主任以上的业务骨干，一年多前还是没着没落的下岗女工。她们感到：闯过去，前面是个广阔无边的天地！
（附图片）
路在何方——天津市劳务市场一瞥。张凯林摄
下图：南营门街下岗女工赵玉娟，带领8个姐妹闯市场，办起了“四平包子铺”。
张力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见闻录
化蛇毒为良药
——记大连蛇岛医院
本报记者张书政
大连旅顺口附近的渤海海域中，有座闻名世界的蛇岛，这是国家投资兴建的重点自然保护区和珍贵的药源地。
大连蛇岛上的数万条黑眉蝮蛇，其蛇种、毒种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为使这一珍贵的药源地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合理的开发利用，８年前，在蛇岛对岸的旅顺口区向阳街上，国家兴建了一座大连蛇岛医院。
这座医院，以其奇特的药源，独家的、具有特效的药物，以及专门从事蛇毒临床应用研究的医护人才，而声名远播，尤其享誉于东南亚和东北亚一带。大连蛇岛医院“化毒为药”，已开发出成品药２０余种。他们研制的“中国蛇岛精制黑眉蝮蛇抗栓酶”，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首选药物，８年来共收治疑难患者１．５万多人次，治愈率达９５％。克服胃癌前期病变的蝮胃灵，抑制癌细胞生长、缩小肿块的蝮蛇抗癌胶囊，主治肾阳虚、阳萎、老年精血不足的康乐液，等等，都是国内外医药市场上的走俏药物。
为保护蛇岛药源地，蛇岛医院采毒工作通常在岛上进行，这叫“捉放蛇”。每年５月和９月的清晨或傍晚，这座１．２平方公里的海中孤岛上，漫山遍野的树木枝干缠挂着觅食的黑眉蝮蛇。捕捉后立即采毒，毒液新鲜、浓稠，大蛇每条可采干毒３２毫克，最多为４６毫克。采毒完毕就近释放，蛇即爬回原栖息地。
最近，大连蛇岛医院又在院内建起一座较大的蛇类蛇毒研究所，放养各种活毒蛇两万余条，这使该院的科研和制药工作又上一个新台阶。（附图片）
下图：大连蛇岛上生存着的巨毒蛇——黑眉蝮蛇。
吴玉群张书政供稿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回音崖
再探庐山真面目
本报记者程曦
庐山在积极准备申领世界“护照”的当儿，不料被兜头泼了一瓢冷水。本报１月１２日刊登了题为《庐山，你怎样整容》的记者见闻录，指出庐山整容中软件尚存在问题，令一些热爱庐山者为庐山能否被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捏了一把汗。
３月４日，记者因参加庐山元宵笔会，暮投庐山大厦。此处服务员、管理员们彬彬有礼的服务态度、周到细致的服务质量使我感到诧异：谁说庐山旅游设施的软件不行？这样的服务才叫没说的。
第二天中午，笔者约了几位同伴，经迥龙路弯弯山道，散步到“三宝树”、“乌龙潭”、“黄龙潭”。心想可能会看到一些“插播镜头”，没曾想在拍照留影、观赏玩味中，没见半出“武打”场面，也没见那些乱收费的标语、告示。以前，三叠泉的那些标语、告示，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古典小说、戏文里剪径强盗常吆喝的“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
６日，游含鄱口、植物园、如琴湖、天桥、锦绣谷、仙人洞、龙首岩。一路行来，无噪音乱耳，无垃圾污目，更无宰客的“大王”。这莫不就是那“原汁原味”、还了本来真面目的庐山？
当日我拜访了江西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局长张劻任。他热情而诚恳地说：“真要感谢贵报的批评，太及时了。见报后，我们专门去了三叠泉所在地海会镇，跟他们商谈怎样整治庐山，加强管理的问题。到如今我们一共清除了７００多处有碍景观的乱收费标牌和经营性广告牌及建筑物，可以说，在庐山那些东西已不复存在了。”他还说：“我们首先要把管理局辖区内管好，至于管不到的地方，也要通过他们的上级主管部门解决。一定要维护庐山的整体形象。”听老张的口吻，似有难言之隐。
老张的难言之隐被管理局的一位干部说了出来。这位“庐山通”告诉记者：大庐山的概念包括３０２平方公里的范围，而庐山管理局实际只管辖４８平方公里的范围，其余的风景名胜分别由九江市庐山区、海会镇、赛阳镇等管理。比如三叠泉的一叠二叠由管理局管，第三叠却由海会镇管。即使在４８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中央、省内、部队驻山机构，还有卫生、农垦等系统的驻山单位，在管理上形成“割据”。据说，江西省人大正在审议省政府草拟的“庐山管理条例”，准备实行大庐山管理体制，这无疑是根本解决庐山管理问题的关键一着。
但愿该条例能早日出台。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甘洒热血写春秋
——记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国税局稽查队长沙广裕烈士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１７日，鸭绿江畔的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阴云密布，人们的心情同天空一样，十分沉重。省政府在这里召开大会，追认县国家税务局稽查队队长沙广裕为革命烈士。一年前，这位年仅３７岁的税官面对暴力抗税者手中的菜刀，毫无惧色，奋起搏斗，英勇牺牲。
沙广裕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１９７７年他考入辽宁省财经学校，１９８１年毕业后，便穿上了税服，一干就是１３年。为了收税，他不惜流汗、流泪、流血，也决不为亲朋好友留情，成了县里有名的“铁税官”，先后６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业务能手。
税务干部说，税收难，个体税收更难。沙广裕十多年来一直管个体税收，不论是当税务专管员、税务所所长，还是做稽查队队长，都铁面无私，勇敢地同偷抗税分子做斗争。有一年初冬，沙广裕接到一个举报电话，说大川头乡有几个牛贩子收购了一群牛准备运走，没有缴税。他立即和几个税务干部骑摩托车赶到长岭子守候，中饭也没吃上，一直等到下午３点钟，牛贩子才出现。他们向牛贩子讲明缴税的道理和税收政策，牛贩子却软磨硬泡，不愿缴。一直到晚上９点多钟，才把４００元牲畜交易税收上来。在他担任税务所所长期间，６００多万元税金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收上来的，每一角每一分钱里，都有他与同志们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共和国税官的胆量。
１９８８年的一天，一个卖肉的个体户蛮横无理，死活不缴税，刀尖几乎逼到沙广裕的鼻尖上，他毫不畏惧，说：“拍卖猪肉抵税。”业主把刀一横：“看谁敢买？”一位公安干警上前说：“我来两斤。”沙广裕操刀卖肉，很快卖足２５元税款。离去时，沙广裕留下了姓名。像这样的事，沙广裕遇到多次，妻子很为他担心，他总是笑笑说：“不用怕，我死了是烈士。”
在一个小县城工作，亲朋好友很多，求到沙广裕头上的也不少，他一律不给面子。他的一位同学办议价粮店，漏税２万多元，求他照顾，他说：“不是我不讲同学情义，你现在把税缴了，才是对我最大的情义。”亲友们常因得不到他的“关照”，说他“大盖帽一戴就六亲不认了。”其实，他不是六亲不认，只是不愿意拿国有的税去做交易。税收，在他眼里是至高无上的。有一年春节刚过，他们下乡收屠宰税，一户残疾人家徒四壁，３年才杀了一头小猪，大家为他说情：“税就别收了。”沙广裕却说：“税不能随便免，收还得收，钱我掏。”说着，他开了张税据，自己掏出２．５元税钱。
这就是沙广裕的责任感和人情味！这就是我们共和国一个普通税官的情与爱。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８日，是沙广裕最高兴的一天，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这一天，稽查队在公安干警的协助下，把镇内议价粮店漏缴的８万余元税款全部收上来了——沙广裕担任稽查队长两年来，已查补入库税款１００多万元。这天晚上，他把自己的喜悦带回了家，带进了梦乡。没想到第二天早晨６点多钟，杨木川春光饭店张晓霞的弟弟张晓伟就闯进他家，威胁说：“要税还是要命？”他斩钉截铁地说：“税和命我都要！”原来一个月前，春光饭店漏税１００元，丢失一本发票罚款１０００元，张晓霞缴了２００元，请求少缴点，沙广裕没有答应，双方商定１１月１９日把剩下的９００元缴足。不料，张晓伟就为９００元税款，在这天早上把沙广裕砍死了。
沙广裕牺牲后，辽宁省国家税务局局长郑树模来到沙广裕家里，看到的是一个清贫之家，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北京牌彩电，沙发又旧又破；衣柜里除了几身税服，就只有一套１２０元钱买的西服，那是沙广裕唯一的“礼服”，平时还舍不得穿；床上有一包关东老旱烟，在家他舍不得抽纸烟。沙广裕没有外财，他只靠工资生活，还要赡养父母，贴补弟妹，接济早逝二哥的孩子。沙广裕的母亲说：“他是７个孩子中最孝顺的，也算是忠孝两全了。”
沙广裕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塑造了一个共和国税官的光辉形象。他如同一座青山，永远矗立在宽甸的群山之中。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大忙人的业余生活
陈福民的文学情缘
本报记者江宝章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福民与记者不期而遇。当这位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脸上始终若有所思的高大汉子站在我面前时，我忽然有一种错觉，以为他是一个温文儒雅的学者，而不是管理着３０００多个职工的总经理。
记者对陈福民的兴趣，不是因为他是福建一家大企业的总经理，而是听说他与文学还有过一段颇深的情缘。坚硬的水泥同柔性的文学联姻，企业管理中冷峻的规章制度和文学创作中充满激情的形象思维结缘，仅仅这种联想就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
“我出身在泉州市一个贫寒的教师家庭，我是长子。在泉州一中读书时，我的数理课一直很好。”他说。１９６６年，正当陈福民高中毕业准备报考清华大学时，“文革”爆发，陈福民的科学家之梦随即破灭。
“那时，红卫兵到处抄家砸图书馆，各种世界名著随地乱扔。人弃我取。我搜集了巴尔扎克、杰克·伦敦、哈代、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世界大文豪的名著。１９６９年上山下乡，我带了两大箱的书。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在农家阁楼上读书，不仅读文学名著，也看哲学类的书，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当时只是不想虚度年华，却逐渐培养起我对文学的兴趣。”
上山５年，陈福民很少回家。“作为长子，不能为父母分忧，徒增家庭负担，真是羞见家乡父老啊！”于是逢年过节，陈福民便常常一个人呆在深山老林替生产队看山、伐木，几次险些丧命。“１９７４年，我被招工来到福建水泥厂。然而那５年艰难的插队生活让我长久无法平静。我一直想用笔把那段经历写下来。”
“文革”刚刚结束，陈福民便忍不住写了一篇反映知青生活的短篇小说：《深秋杜鹃红》。这是一个悲剧故事：一个做梦都想上大学的知识青年，没有等到“文革”结束便在一次劳动中被巨石压死了。几年后，他的女朋友终于接到了入学通知书。临行前，她来到男友的墓地，把入学通知书烧化在他的坟前。
“这实际上也是在写我自己对读书的渴望。为什么取名《深秋杜鹃红》呢？杜鹃是苦命花，是杜鹃鸟泣血所化。深秋，严霜将至，杜鹃花的生命与绚丽都是短暂的。我拿它象征知青的命运。”
在“知青文学”、“伤痕文学”等尚未形成一种文学现象并被社会关注的当时，这篇作品的主题同样难以被编辑接受。陈福民并未因此辍笔。不久，一篇名为《寻找失落的梦》的小说在１９８４年《福建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它写一群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女青工，尽管已经拖儿带女，仍然渴望知识、争上夜校补习文化的动人情景。在这篇作品中，仍然强烈地表现着陈福民的“大学情结”。
同年９月陈福民通过成人高考，被福州大学企业工程管理系录取了。生活是这样的富于戏剧性，在终于寻回失落的“大学梦”的同时，他却失落了他的“文学梦”。文学的殿堂失去了一个虔诚的朝拜者，而福建企业管理者队伍中却增添了一员健将。１０年后的今天，一个拥有固定资产１．５亿元、产量超百万吨、年创利润５０００多万元的福建最大的水泥企业在他手上经营得红红火火。
作为一个成功的总经理，陈福民还会为文学魂牵梦萦吗？
“文学给了我很多东西，给了我细腻的观察、感受人与事物的能力，给了我比较超然、淡泊的人生态度。”此外，文学还给了他一位温柔贤惠、志同道合的妻子。他们是因了文学这位“红娘”，才相识、相知、相爱。
如今陈福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在搜集、积累生活素材。如果将来福建文坛重又出现陈福民的名字，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