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谈
春天的脚步
毕胜
“一年之计在于春”，“诗家清景在新春”。古往今来，人们把许多美好的期待和良好的祝愿寄托给春天。在四时更替中，春天是孕育生机，寄托理想，播种希望的季节。
阳春三月，万物昭苏，惠风和畅。中国作家协会在春天的日子里召开了全国创作中心工作会议和全国作协工作会议。文艺界抓创作，认真落实中央领导繁荣文艺、抓“三大件”的指示，做到了目标落实，措施保障：中国作协、文联推出“２１世纪文学之星”，抓“世纪之星工程”；中国作协安排一些作家下基层挂职，体验生活；一些省市的作协也制定出具体计划，主攻长篇小说创作，在作家人选、题材确定、资金安排等方面都有了相应的措施。山西、广西、上海等地，以不同的方式推出长篇小说的创作工程。由中国作协确定的１９９６年长篇小说创作选题，一大批有实力的名作家已着手创作；不少文学刊物出台新的栏目，寻找文学发展的新话题。像《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推出触及了当今农村、工厂基层老百姓生活的矛盾，极富现实感的作品。《作家》、《大家》等刊物联手的“联网四重奏”，《当代》、《中国作家》、《青年文学》、《昆仑》等一些期刊的新年新动作等等，无不为文学的新景观注入了生机。抓长篇小说，抓现实题材的作品，推出新人，推出精品，成为文学界的共识。在这春意盎然的时节，文学界摩拳擦掌将有一番作为。
进入９０年代以来，文学的发展虽不太令人满意，但面对市场经济的活跃，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文学在寻找，作家的心态在调整。创作正从不景气的徘徊逐渐走向勃兴，特别是一些反映现实生活、高扬时代精神、描写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作品，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伟大的历史变革，世纪之交的时代生活，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文学艺术的春天将是美好绚烂的。
文学创作是复杂的精神劳动，是个人的知识修养、生活体验和才情智慧的结晶，保护创作主体的个体性劳动和保证创作的自由，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文学创作又离不开社会条件的保证，为作家们了解生活、认识生活，提供必要的条件包括物质保证，营造出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也是不可缺少的。中国作协的领导同志曾把作家协会比做“美丽的林子小鸟的家”，说明创作的社会环境对营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学艺术繁荣局面，是十分重要的。目前，全国作协正以不同的方式抓创作，各地作家们正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创作中，推出力作、培养新人，不啻使人们感受到了春天訇然前行的足音。
我们面临着新的世纪之交，面临着实施党中央制定的跨世纪宏伟蓝图的头一年，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文艺创作的各项规划已经提出，旗帜已经升起，号角已经奏响，但愿这春天的脚步响起之后，是秋天的丰收。
春华秋实又一年，我们真诚的祝愿，深深的期待。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梦里飞翔者说
——张锲散文的精神理想
朱向前
在《张锲散文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的《代序·夏夜说梦》中，作者有过这样一段表白：“我是一个喜欢做梦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也经常在梦里行走，在梦里飞翔；经常沉湎在梦的境界里，为追逐一个个新的梦境而神醉魂驰，而搏击不止。”
张锲先生年逾花甲仍然好梦，甚至还常常在梦里行走与飞翔，显然，张锲的梦不是一般的梦，而是一种精神理想的代名词。张锲之“好梦”，除了和他的诗人气质与热血个性相关，更多的是表现了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特征。解放以后，虽然一度历经坎坷受尽磨难却依然九死而不悔。新时期复出之初，便以长篇报告文学《热流》、长篇小说《改革者》等一批和着血和泪的滚烫的作品，为民族的振作和祖国的复苏而慷慨高歌。他是一个五彩梦想的热烈歌者，又是一个在梦想之光引领下奋力前行的实干家。
推开来看，张锲的梦想是一代人的梦想，也是一个民族的梦想。往大里说，这就是“强国之梦”。正如他在《夏夜说梦》中所写，“从少年时代起，这个梦想就支配着我的一切。”而往小里说，则是一个“作家之梦”。近十余年来，经过张锲和他的同仁们的奔走呼号和惨淡经营，在海内外各界人士的理解、支持和赞助之下，一项项为当代中国文学界的“服务工程”已经或正在由梦想变为现实，并且又不断地从现实中升华出新的梦想。他忙里偷闲，记下一些短札和随笔。集腋成裘，便有了这部洋洋３０万言的《张锲散文选》。最令人惊赞和感佩的还不是作家的勤奋与才情，而是散射其中的人格魅力和精神理想之光。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忘我而利他的、不倦追求的理想主义者的心灵轨迹和现实足印，它或者也可以称为一部“梦里飞翔者说”。
在《张锲散文选》第一辑的《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魂兮，归来！》、《剪不断的中国结》、《在陈嘉庚先生墓前的沉思》、《乡情浓于酒》等篇什和第四辑为部分报告文学作品所写的评论和序言中，真切地流露和传达出了作家浓郁的爱国之情和热烈的强国之梦。面对“祖国是什么”的追问，他反复而深情地吟唱——“它是炊烟，是鸽哨，是端午的龙舟，是中秋的火把，是情人在木栅栏后的热烈的亲吻，是婴儿在摇篮里的咿咿呀呀的呼唤，是母亲在平底锅上烙出的煎饼，是父亲在远行时的殷殷叮咛……”几十个排比如水滔滔，如火熊熊，仍然唱不完作家心中的眷恋和挚爱（《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因此，当他读到反映北京绿化工程的《绿色丛书》、讴歌中国女排夺冠之路的《中国姑娘》以及《无极之路》、《昆山之路》等长篇报告文学时，便禁不住热血沸腾豪气四溢地为之作评作序。这是对作者和作品的鼓励与褒奖，更是对腾飞中的祖国的欢呼与歌唱。
在二、三辑中，张锲又真实地记录了因工作之故和巴金、冰心、萧军（《又当桂子飘香时》、《冰心三题》、《是真名士自风流》）等前辈作家接触和交往的动人情景。他从中得到了教诲，也受到了激励——感到了为中国文学界“多做实事”的任重道远和时不我待。尤其是《哭鲍昌》、《哭葛洛》、《英年祭》等几篇悼念同辈或晚辈作家英年早逝的祭文，写得情真而意切，善感而多思，一半是祭奠英灵，一半是警策自我——“这样的历史，再也不该，再也不能重复了！”“鲍昌同志，你放心地走吧。你所关心的全国作协的工作，同志们会集体承担下来……”“我们与其在他们死后诉说悼念之情，还不如在他们生前多给些实际的关心。”如此种种，事实上都化为了张锲不停歇地追逐一个一个新的“作家梦想”的源源不绝的动力。
张锲在身体力行地为作家们实现梦想的同时，也把自己未能完成的“作家梦”部分地寄托给了更年轻的后生晚辈身上。这一份梦的“转移”集中地体现在“文选”第五辑那一札《文苑书简》里面，正如他在“小引”中所写道的：“文学的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有幸在文学界结识了些比我年轻的朋友。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朝气，看到了坦诚，看到了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看到了文学的希望所在。”《文苑书简》正好在不经意之间敞开了张锲被包裹在豪爽性格和粗犷外表里面的那一份平时不易为人察觉的细腻、敏感与温厚，那一颗透出几分单纯和剔透的不泯的童心，以及多少有些被繁忙琐碎的公务所掩盖或分散了的艺术才华与眼光。他对青年朋友的尊重与理解、期待与厚望、批评与建议，都了无遮拦地跃然于字里行间，像老师、像兄长、更像朋友，读书有如坐春风之和煦，有围炉夜话之温馨，有促膝谈心之亲切，有把盏对饮之爽快。是随和的文友通信，是智慧的作品评论，也是优美的精短散文。更是张锲自己了犹未了的“作家梦想”的延伸与“移情”。
最后，我还想特别提到未及收入《张锲散文选》但无疑又是近年来张锲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即五万余字的“访美随记”——《在地球的那一边》（《十月》９５／４）。这还是１９９１年秋冬之际，张锲受中国作协和中华文学基金会之托，去美国为海伦·Ｆ·斯诺女士颁发“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之行的重要收获。今日读来虽然时过境迁，但却仍然令人动情和感奋。那么，它是靠什么打动和吸引了我呢？是张锲散文中那种一以贯之的炽热和真诚吗？是他多情善感侠骨柔肠的个性与气质吗？是他朴实而老道的文笔和激动而又从容不迫的叙述风度吗？还是那像多棱镜一般折射出来的美国社会的种种反光，丰富的信息量，多层面的思考，以及友邦人士不同凡响的惊世之论……是这些，又不仅仅是这些。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切的背后，仍然有一种精神理想之光的照耀，有一种在这精神理想之光照耀下追逐梦想的人格魅力。而且，它无意之中将张锲的“强国之梦”和“作家之梦”作了一次巧妙的结合与集中展现。万千情感迸发成一声杜鹃啼血的呼喊：祖国呵，你快快强大吧，让你飘泊四海的游子归来兮！这就是从地球的这一边到“那一边”的时空转换，带给张锲和我们大家的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梦想，一首朴素而动人的情感诗篇。
从安徽到北京，从国内到国外，从地球的这一边到那一边，张锲永不疲倦地追逐着一个个更新更大的文学之梦和强国之梦。而他在“梦”里的行走，飞翔与搏击，又玉成了他一篇篇优美感人的散文。诚如他自己所言：“能够做梦的人，是幸运的，是有福的。能够让梦想得到实现，自然是一种更大的幸运，更大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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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留学生汇聚的青春方阵
——读报告文学《中国留学大潮纪实》
朱学文
２０世纪末的中国留学大潮将十多万中国留学生卷到了西方世界。这场十几年经久不息的滚滚大潮在冲击西方世界的同时，也牵动着国人的心：面对着西方文明，面对着诱惑与压力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既是“天堂”也是“地狱”的西方世界，中国留学生在追寻着什么？在强大的诱惑面前作着什么样的抉择？十多万个血肉之躯在西方世界构画了什么样的中国留学生群像？
近些年，我阅读观看过不少反映留学生在西方世界生活的文学作品，越读总觉得眼前的留学生形象越苍茫：什么留学生啊？不就是在外国打工谋职挣钱吗？不就是在外国开饭馆搞服装做生意吗？不就是嫁（娶）个洋人弄个“绿卡”侨居海外吗？留什么学做什么学问？！当我一气读完海潮出版社出版的留英学者陈玲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留学大潮纪实》时，我的眼前恍如一下子推开了一扇窗户，才发现原先的印象是那么地一鳞半爪，那么地支离破碎，那么地狭隘片面，那么地扭曲了中国留学生，我犹如看到了一幅立体的中国留学生用１９万个青春的梦幻汇聚成的巨幅历史画卷。
在中国留学史上这场空前的滚滚浪潮的冲击、翻卷和摔打下，１９万中国留学生有人幸运地跃上了人生的巅峰，有人被浪头卷入了人生的谷底，而更多的则做着沉沉浮浮的搏击和挣扎。面对着充满诱惑又充满失落的世界，留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承受了临界极限的挑战，承载了几代人累叠的民族负重，有人以生命、健康、青春和自尊为代价，拚尽全力地搏击，也有人在无助无力中沉沦、堕落、毁灭……１９万中国留学生以他们个人斑斑驳驳、五光十色的成功与希望，痛苦与失落，交织成了千姿百态的留学生众生相，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莘莘学子走向世界，走向先进的壮行图。
我不得不承认，当我捧读这部报告文学时，由大潮之下沉淀的人性原色谱就的一曲曲求学悲歌和壮歌，使我不止一次地热血奔涌，心潮澎湃。可以说，１９万中国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求学生活就是一场前赴后继的人生搏击。不是么？那位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的留英医学博士，孩子生产时不慎损伤了胯骨，她干脆一天“月子”不坐，利用分娩这段时间自行设计出了令计算机专家和数学博士惊叹的软件程序，把实验室成功地“移植”到了产房和家中。曾任新华社记者的女学者，为了超越自我，放弃轻车熟路的新闻专业不读，偏偏选择了一天也没“啃”过的国际关系专业，自己把自己投进了苦海。那位来自昆明医学生物研究所的里丁大学研究肝癌病毒的博士李靖，直到自己肝癌晚期，居然忘记了肝癌病人随时都会死去，在回国治病前夕居然仍苦求导师承诺，答应为他保留奖学金，等他回来拿学位。导师答应了他的要求，他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一群拿着青春和生命作人生一搏的群体是能够创造奇迹的，不用赘叙１９万留学生和在西方世界求学已获取的科技辉煌，更需看一个事实就足够了：“在中国驻西方国家大使馆教育处的计算机里，储存着一份份日渐增长的中国留学生‘人才表’名单，这些始终尚欠详尽的名单表明：几乎在西方的所有科学技术研究领域，都有我们自己的弟兄；在越来越多的‘洋人们’的成就中，照得见中国弟子们咄咄逼人的攻势。在哈佛、在牛津、在斯坦福、在剑桥，在世界上所有的著名学府与学科里，在世界上所有的第一流的实验室里，‘埋伏’着多多少少异军突起的中国学人！”
这才是１９万中国留学生求学生涯的主画面，这才是中国留学生生命的原色，这才是１９万个血肉之躯汇聚成的青春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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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文学》小说和散文大奖赛颁奖
《北京文学》举办的“神华杯”小说大奖赛和“九牧王杯”散文大奖赛日前颁奖。２０篇获奖作品代表了《北京文学》在１９９５年的可喜成绩。
获奖小说一等奖为关仁山的《落魂天》，获奖散文一等奖为郝一星的《唱片，留住岁月》。获奖作品题材广泛，富有时代气息，深刻反映了改革时期我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和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显示了作家关注社会，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责任。 （王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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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诗学通论》简评
唐元明
由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等撰著、安徽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诗学通论》一书，可谓中国诗学研究的集大成之著。本书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借鉴西方文艺研究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诗歌理论和实际批评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对中国诗学发生、发展和流变过程，对中国诗学的范畴、特点、优势与缺失，以及与外国诗学的异同等，作了周详而精深的阐释。
书中颇多创见，如在中国诗学的分期上，一改过去按朝代划分的旧模式，而以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来分期，把中国诗学系统地归纳为六个时期：从《尚书》到王逸《楚辞章句》，是中国诗学的发轫时期；从曹丕《典论·论文》到刘勰《文心雕龙》，是中国诗学相对独立的时期；从钟嵘《诗品》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中国诗学独立发展的时期；从欧阳修《六一诗话》到严羽《沧浪诗话》，是中国诗学的高潮期；从辛文房《唐才子传》到叶燮《原诗》，是中国诗学建立理论体系的时期；从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到王国维《人间词话》，是中国诗学理论趋向多元化时期，也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终结期。又如，根据作家对自己创作的两种不同要求以及批评家对文学的两种不同期望，将中国诗学划分为功利派和非功利派两大派别；认为中国诗学具有实践性、直观性和趣味性三大特点，即：诗学批评密切结合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的实践，既是创作活动和鉴赏活动的经验总结，又反过来指导创作和鉴赏；诗学批评是一种启示性的、印象式的批评，在表述时往往略去思考的过程，跳跃式地直接端出结论，妙悟的成分多，鲜有死板的推论和演绎；中国诗学不乏严肃的探讨、激烈的辩论，但更多的是洋溢着闲谈的轻松，悠然的趣味。如此等等，都是极为精辟的见解。
此外，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特别之处，即把中国诗学放到世界文学的背景和格局中来加以探讨，注重诗学理论和诗歌作品的结合。同时，以书法、绘画、音乐、雕塑、戏曲，以及宗教、哲学等方面的相关理论作为参照和印证，使得本书学术视野开阔，结构宏大而又严谨。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大厂》
（中篇小说）
作者谈歌
载《人民文学》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这是河北作家谈歌继中篇小说《年底》之后，又一篇反映工厂生活的力作。国营大厂厂长吕建国正在想办法使工厂走出困境时，厂里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厂办公室主任陪客户跳舞伤人被公安局抓了，还打伤了公安人员；另一件事是厂里的一辆高级轿车丢了。厂长吕建国和厂党委书记贺玉梅一边跑着解决问题，一边组织生产，解决国营大厂的难题。没有资金，人心涣散，个别职工偷厂里的东西，工人小魏的孩子重病住院缺钱，退休的老劳模章荣病重死去，厂里无力给病人找钱治病，吕建国一边慰问病人，一边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寻找工厂扭亏的途径。在治病没钱，连工资都发不出的情况下，他以自身感人的人格力量，赢得各方面的理解，唤起朴素真挚的工人阶级感情，使贺玉梅书记和工人们伸出援助之手，一心看吕建国笑话的纪委书记齐志远也加入吕建国的行列，原本想调走的工程师袁家杰忍痛卖出自己的科研专利，以解大厂的燃眉之急。吕建国和工人们终于在困境中看到了希望。
小说构思朴实中见机巧，故事蕴涵深厚，读来感人泪下，催人奋进，揭示了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和生机，为长期寂寞的工业题材创作吹进一缕清新气息。 （薄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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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大雪无乡》
（中篇小说）
作者：关仁山
载《中国作家》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小说以平原上的福镇的股份制改革为背景，艺术地表现了乡镇企业的现状和前景。女镇长陈凤珍在福镇经济濒临瘫痪时走马上任，试图改革现状。而镇党委宋书记不图进取，掌管全镇经济实权的农工商总经理潘老五又不与她配合。潘老五去南方索债期间，镇里几户承包草场的农民状告镇里的公司进口废垃圾造成庄稼污染草场绝收。陈凤珍镇长作为被告出庭，并为受害农民奔波索款。几户农民为她出谋划策使镇里塑料厂转为粮食加工厂而起死回生。陈凤珍以这个事例为试点进行股份制改革。她的行为得到宗县长的支持，对全镇企业都进行股份制改革。然而这时，潘老五和宋书记不配合，而且潘老五因拖欠外地煤款，被煤场绑架造成下肢瘫痪。陈凤珍亲自去外地接回潘老五，利用他的关系进行改革。陈凤珍以自己真诚争取了潘老五的支持，孤立了宋书记。正这时，因镇里股份制改革造成股民支款，暴露了镇里基金会的空架子，激起存款群众恐慌和激愤，陈凤珍拆借资金平息了乱子，但她发现了镇码钢厂的隐患。码钢厂压着基金会的资金，而且有许多经手干部趁建厂买设备揩集体的油。码钢厂销路不行，股份制搞不起来，终于在年底的镇董事会上宣告了破产。陈凤珍在无雪的平原上，治理着烂摊子，又在谋划明年企业的振兴。瘫痪的潘老五像瘫痪的无序的福镇经济一样，能站立起来么？这是人们思考的问题。
小说揭示了乡镇企业面临的艰难境况和发展前景，特别是那种深远的人道情怀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令人警醒。 （刘宝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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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企业文化：深圳的实践与探索
邵汉青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验场，在学习借鉴西方企业管理的同时，也较早地引进了企业文化。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对企业文化的认识逐渐深化，并形成了初具深圳特色的企业文化。
一、企业文化的发展
深圳的企业文化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提高，从简单借鉴到自觉吸纳，从被动应用到主动创造，其发展过程经历了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新兴企业如雨后春笋，大量诞生。一方面，国内企业面对市场的考验，计划经济条件下惯用的管理方法已经行不通，需要探索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另一方面，一批外商投资企业首先引进了西方以严格精密为特征的管理科学，这种在西方已采用了几十年的管理模式，由于刚性太强，柔性不够，很容易引起人们之间的碰撞与冲突。而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富有人情色彩的新型管理模式，则更易于被中国大众所接受，从而成为企业管理者的新的选择。在深圳率先导入企业文化的康佳电子公司，最初只是把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缓冲劳资矛盾，化解硬性管理冲突的手段，但在管理中，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特区的企业文化由此便应运而生。
进入９０年代，尤其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后，深圳的企业文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１９９４年底，有数百家企业将企业文化纳入管理机制，深圳市企业文化研究会所属的会员企业达到１１３家，企业形象研究会也有１５０家会员。这些企业已成为深圳的支柱企业。
当前，深圳正进入第二次创业的新时期。企业需要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增强实力。企业文化也需要加大建设力度，并进一步发展。１９９５年底，深圳市再次召开企业文化研讨会，会议全面总结了深圳企业文化建设的经验，分析了现状，研究了今后发展的思路，提出全市企业文化建设增创新优势，再上新台阶的目标。这标志着深圳的企业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二、企业文化的特色
企业文化建设给深圳企业带来了勃勃生机，而深圳的各类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三资企业、集体企业等）也在各自的实践中，为企业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内涵，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纵观深圳的企业文化建设，不难发现其鲜明的特点。
（一）科学管理与文化管理的结合。科学管理是２０世纪泰罗提出的一种管理理论与方法。它是通过分析研究、明确职责分工、指定工作标准等“硬性”管理的手段来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有形的资源”。而企业文化在重视“硬性”管理和“有形的资源”的同时，更重视人际关系、含蓄的控制等“软性”的管理，以及企业精神、经营理念、人才开发等“无形的资源”，它在科学的刚性管理的同时溶入文化的柔性管理，刚柔相济，使企业管理更有效。
深圳的企业大多经历过规范化的科学管理，当其引入企业文化时，也就呈现出明显的以柔补刚，刚中有柔的特色。如深圳石化集团就是在“管理是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理念指导下，强化管理的同时，注入了情感因素，除安排普通员工定期度假、食堂餐馆化等，还着力塑造“迎着朝阳创一流”的企业精神，注重把企业的各种关系调整到最佳状态，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意识的结合。在企业管理方面，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表现得十分明显。东方传统文化重礼仪、重亲情感化、重道德约束，而西方理性主义所派生出来的管理文化则重制度、重契约、重量化与严格管理。在西方畅行无阻的理性主义管理，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在东方企业却往往行不通。而西方管理学家研究日本企业所提出的“企业文化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东西文化融合的产物。深圳的许多企业在导入企业文化时，大多数比较注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使其更具有中国特色。如锦绣中华有限公司积极探索将国外的先进管理方式与中国传统礼仪文化、道德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疏导式管理”、“陪游式清扫”、“洗手间文明”等一系列旅游景区现代化管理方法，使每一个员工做到，“我”要成为景区的“一个景点”，并由此被赞誉为“中国旅游业一场革命”。而深圳特区华侨城设计了对外的“中国心、世界情、华侨城”和对内的以“寸草心、手足情、华侨城”这两条充满亲和力的理念，使整个企业以更加温馨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三）个体差异与群体认同的结合。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企业管理干部和员工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在外商投资企业中，还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管理人员，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思想观念。在人员结构复杂、个体差异很大的“群体”中，要做到“求同存异”，就必须寻找和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寻求群体的文化认同。有的企业通过员工入股，把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有的企业注重“感情投资”，营造良好的环境；有的企业尊重个人的人格和权利，建立公平竞争的机制。康佳集团提出的“你为我，我为他，大家为康佳，康佳为国家”，中华自行车公司的“创造利润与员工共享”等理念成为建立共同价值观最具感染力的口号。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得到全体员工认同。无论外商、外籍工程技术人员，还是中资代表与员工都能够处在同一个环境中，让“投资者”赚钱，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受惠，企业得利，进而“报效国家”，最终统一到实现振兴中华的大目标中。这也正是企业文化具有生命力的所在。
（四）以人为本的思想与主人翁精神的结合。企业文化理论中以人为本的观点，与中国传统的人本思想是一致的。无论是《孙子兵法》中“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古训，还是《孟子》“君轻民贵”的主张，都体现着这一思想。把这一思想引入现代管理中，就是要求管理者将人放在第一位。这与企业文化中的人本观念相契合。在现代化大生产中，尤其是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必须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体现人的主人翁地位，并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在深圳企业文化建设比较好的企业，无不处处体现着人在企业里的中心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企业管理是对人情的关注，对人格的尊重，对人道的支持。如中华自行车公司提倡“人性化管理”，为员工解忧济困；万科公司提倡“丰盛人生”；华为公司提出“不让雷锋吃亏”的口号，主张“创业成果权的分享”；中康公司提倡“和、诚、搏、创”的企业精神，并把思想鼓动工作做到班组，评选“每日明星”，激励员工的生产热情。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围绕着“人”这个中心环节运行的，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得到了充分体现。
（五）观念文明建设与行为文明建设相结合。企业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塑造为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有较高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的员工队伍（包括管理者），这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这种文明的程度，必须在观念与行为上都能得到体现。深圳的一些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取得了成效的企业，十分注重树立以下一些观念与意识：人文意识、生活质量观念、形象观念、环境意识、精品意识。这些观念与意识的树立，都与具体的管理制度及人们行为的规范相结合，并通过严格执行制度，开展各种活动来加以实施，使这些观念、意识逐渐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搞好企业文化建设，这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在深圳的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作者为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编后：企业文化建设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为此，我们专辟“企业文化与精神文明”笔谈专栏，以期推进我国企业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