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化)
专栏：
“一天也不能让读者失望”
——《扬子晚报》十年崛起探究
本报记者龚永泉杨明方
在南京，每天一到下午，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卖“扬子”、买“扬子”的。仅市区范围内，《扬子晚报》发行量就达５０万份，售报人有２０００多。外地游客说，这已成为南京独特的文化景观。
调查显示，８９．５％的读者每天读该报在半小时以上，其中３２．７％的人在一小时左右。有人说，《扬子晚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南京市民的业余生活结构。
《扬子晚报》由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主办，１９８６年创刊时发行５万份，去年１０月突破百万份大关，年广告收入达１．１亿元。不少新闻单位的老总在羡慕之余，急切地探寻起“扬子奥秘”。
每年第四季度，当不少报纸从总编辑到记者都在为发行奔忙的时候，
《扬子晚报》为什么风平浪静水波不惊？
天天在搞发行
《扬子晚报》的总编辑周正荣一语道破玄机：“如果说别人是一年搞一次发行，我们却是天天在搞发行呢！‘扬子’主要靠零售，读者每天掏钱买你的报，一天没啥好看的也许还不当回事，两天三天就会感到你这个报没有意思，第四天就去买别的报了。办报人心中有读者，读者眼中才会有你这张报纸。我们必须同读者贴近、贴近、再贴近，一天也不能让读者失望。否则，我们输不起啊！”
１０年来，该报一直跟踪读者的阅读需求。创办之前，在《新华日报》上开展了“假如我办《扬子晚报》”的讨论；创刊５周年前，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规模评报活动；扩版时，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载扩版方案；１９９２年，开展了“你喜欢看什么？”的征询调查；去年７月，邀请南师大新闻学院进行问卷调查。有的来信被装订成册，交各部采编人员传阅，让每一个人都能听到读者的呼声，把握读者的要求和情绪。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调查，该报形成了一个共识：今天的晚报读者主要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市民”，更多的则是工人、职员、军人、离退休人员，还包括大中学生、中高级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他们的阅读兴趣不仅仅是奇闻轶事，更重要的是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经济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的走向、市场物价的波动，以及国际风云的变幻。因此，“决不可把读者看低了，小瞧了”。
每一次调查都在读者中刮起一股旋风，各种意见纷至沓来，其中不少是同报社编委会不谋而合的，可以马上付诸实施。但也不乏出人意料甚至相悖的，怎么办？周正荣说：“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真心实意按读者需求办，当然这是指多数读者。”根据读者的意见，他们增设了不少新栏目，也取消了一些自我感觉不错的栏目。
作为一张年轻的晚报，如何尽快在广大读者中树立起自己良好的形象？《扬子晚报》总结了众多报家的管理经验，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稿件直流出版机制，谓之“一把尺子量到底”，即把发稿权相对集中到值班副总编和总编手中。各部门每天发稿由部主任签发后，先交值班副总编和编委，经筛选加工后，交由总编统一审定，再交出版部组版。这样，“千锤锣鼓一锤定音”，有利于体现编辑方针和报道意图，有利于急稿用早、优稿用好，同时又最大限度地杜绝了劣质稿和人情稿。一记者在稿件上附言，这是某人拜托的稿子。总编不仅毙了这篇稿子，还写道，以后不必注释多余的字。在人情和读者之间，《扬子晚报》的选择是：“宁肯得罪人情，也不能得罪读者。”
晚报在软性新闻之外，能否嫁接大报优势，拓宽报道面、加重报道的分量？
既有“秦淮小吃”，又有“京苏大菜”
办报人最大的苦恼莫过于“众口难调”，《扬子晚报》的做法是提供“全营养型”：既有“秦淮小吃”，又有“京苏大菜”，做到“百货迎百客”。
１０年来，该报曾三次调整编辑思路。创办之初，接过老牌晚报的传统，以社会新闻、文化新闻、体育新闻为三大支柱；１９８７年，增加了与人民群众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服务新闻，拓宽了报道面；１９９０年，提出嫁接机关报优势，强调晚报要登重头新闻，强化晚报的宣传和服务功能，决不漏登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振奋人心的重大成就、牵动人心的国际事件，并调动一切版面编辑手段强化和突出要闻的分量。扩版后，又新增了国际新闻专版。副总编杨步才解释说：“今天的读者生活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民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心各种方针政策的走向，大众生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灵敏地受到政策的牵动和影响。看不到这一点，就会脱离读者。”
在一次读者评报中，有位读者提出机关报上午登过的“硬件”新闻，晚报不必再登，报纸有意识地摘发了两句，果然招致一连串的反对来信：“机关报面向机关，公费订阅居多，晚报面向家庭，我们自掏腰包，因此，可以登短一些，但决不可不登。要知道，我们家里只订一份晚报啊！”面对这些来信，老总们笑得好开心！编委会有关“拓宽、加重、深化、搞活”的八字方针的确提到了点子上。“拓宽”，拓宽报道面，尤其要突出处理好国内要闻和国际新闻；“加重”，加重报道的分量，强化对社会热点的报道；“深化”，透过生活的表层，深刻反映人们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搞活”，提倡新闻样式和风格的创新。
为了扩大新闻来源，除了采用国家通讯社和本报记者采写的新闻外，还开辟了多种新闻渠道：与兄弟新闻单位“并网发电”，交换新闻；与省内外一些信息部门挂钩，直接供稿；还有遍布各地的通讯员和特约记者，均成了报社伸向各地各部门的触角、编辑记者长在异地的眼睛。
“几盘肴馔知客味，十分热情可人心”。该报的编辑记者不愧为“烹饪高手”，提供的新闻大致可分三个层次：一是与基本生活有关的，包括日常生活用品、蔬菜副食品价格、交通状况、供电供气等；二是与个人、家庭发展有关的，诸如招生、招工、职业培训、股市行情等；三是与现代人自我完善有关的，涉及国内外重要事件、改革开放走势等。或浓墨重彩，或略施粉黛，或洋洋洒洒，或删繁就简。有读者赞曰：“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业、饭碗、人生观，大千世界，尽收眼底。”每当江苏省作出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决策，省委书记陈焕友总要叮嘱有关部门：“请扬子晚报报道一下，晚报能进入千家万户。”
采编活动与广告经营脱钩，采编工作量与收入挂钩
让一心办报的人“名利双收”
前年，报社申请到一批摩托车指标，明确规定分配给各部门写稿编稿得分最高的人。常务副总编朱铭佐说：“我们就是要在报社内部形成一种氛围，舆论上鼓励一心办报，政策上有利于一心办报，让一心办报的人‘名利双收’。否则，如果干的不如看的，或者在报社辛辛苦苦干的不如在外面忙‘赚’的，谁还愿意专心致志去办报呢？！”
编委会明文规定，编辑记者的任务第一是办报，第二是办报，第三还是办报。采编活动与广告经营脱钩，编辑记者不得介入拉广告，严禁广告部之外的各部门从事任何形式的“创收”、“特约”活动。提高经济效益的思路是，集中精力办报，扩大报纸发行量，吸引广大客户，增加广告收入。
现在，在该报登广告需要预约排队。报社领导平时最头疼的就是广告客户动用各种关系来开广告的“后门”。该报规定每版广告只能占１／５版面，有人埋怨他们“没有经济头脑，送上门的钱不赚”，但他们初衷不改。有时为缓解矛盾，实行正刊１６版之外的广告加张，但加张不提高报价，发行人员的加张劳务费由报社另付。
报社对编辑记者实行计分制考核，见报的稿件定量定性折合成分值，定额之外的分值是定额之内的两倍。每月结束，把各人得分张榜公布，收入与分值挂钩，孰多孰少，对号入座，峰谷相差有时可达千元。实行初期，每季度“微调”一次，不尽合理的及时调整，保证了这一制度的日趋科学化。编辑记者戏称为“一门心思挣工分”，形成了你追我赶不甘落后的局面。有位记者一年竟见报了６４个头条！每逢节假日、星期日，记者们格外忙乎，写稿发稿反而多了，因为这时候社外来稿少了，上稿率比较高。
为了鼓励记者多写稿，特别是写好稿，该报设立了多项奖：勤奋奖、总编辑奖、独家新闻奖、月度年度奖、好版面奖、提前交版奖等。报社出现了一批“拚命三郎”，他们当中有以抓信息见长的“快枪手”，也有擅长驾驭重大题材、撰写重头报道的“攻坚员”。编委会还组建了“突击队”，每期４名记者，由一位编委带队，两个月轮换。“突击队”汇总各方信息，当场定题，当日采写，当晚发稿，采访不限地域，只要看准有新闻价值，可以即赴全国各地。每期结束，展览成果，进行讲评，充满了竞争和活力！
绿茵场上，虽有前锋、后卫之分，但无论谁踢进了球都是功臣。在该报，记者的采访领域虽有分工，但又不完全受分工的局限。原则是，有关部门通知的会议或活动由分管记者前往，除此之外，他人尽可“越位”。一位记者感叹：“这一手真绝，叫你整天不踏实，竖着耳朵瞪着眼，生怕漏掉了什么！”１９９３年扑救南京炼油厂大火的战斗刚刚打响，报社立即派出了３名记者赶赴救火现场。与此同时，另有５名记者也不约而同自发赶到了现场。大家相视一笑，分头采访，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扑灭大火的长篇通讯。
“人总是有惰性的，也是有潜能的，在我们扬子晚报就是要减少惰性，释放潜能，把大家的聪明才智都用在办好报纸上！”周正荣如是说。（附图片）
每天中午12时许，来自市内四面八方的报贩聚集在发报中心，领取当日晚报。 于先云摄
第10版(文化)
专栏：文化消费大家谈
节目上星：普及电视的有效途径
张西明
去年５月，在文化部文化扶贫委员会的直接帮助下，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河南新县开通了１５座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转播台，农民看上了图像清晰、伴音纯正的电视节目。７月，文化扶贫委员会又取得了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的支持，为另一革命老区河北省阜平县建成１０座卫星电视转播台，太行山深处的阜平电视覆盖率一下子达到了９０％以上。
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广播电视节目的有效覆盖问题目前仍较突出，出路在于建设卫星电视转播台。
但是，建了卫星电视转播台，仅仅解决了传输手段的问题；从传输节目的电视台来说，节目还要上星，才能使卫星电视转播台物尽其用。目前全国省级台上星的已有七家，被批准正在准备上星的有十家。已上星的省台通过上星较好地解决了本省的覆盖问题，节省了人力，又节省了财力。但节目上星也带来一些新问题，如：
（１）节目资源问题。省级电视台自制节目能力不足（平均每天在２．５小时左右），有些节目质量不高，特别是精品不多，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也不多，不得不以播放电视剧或录像片为主。这些节目大部分是交换、购买或引进的片子。此时盲目上星，实际上是自己花钱租卫星转发器来播人家的节目，替人家做了宣传。
（２）影响省级电视台相互间的合作和节目交流。自制节目能力强的省、市不再愿意将节目给已上星的台播放。
（３）新闻联播或其它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的收视率会受影响。因为上星节目通过有线网络进入用户，频道多了，节目多了，在同一时间内，观众选择节目的余地大了，会影响中央电视台节目的收视率。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各地都在摸索当中。但无论如何，目前尚未被批准节目上星的省区电视台对节目上星仍热望不减。我国现有２．５亿台电视机，电视观众达８．５亿，其中有５亿多观众在农村。他们文化层次偏低，娱乐活动较少，看电视常常是生活中最主要的娱乐活动。这是一个特有的国情。强调电视业不能忽视农民，一方面要解决节目的针对性问题，改变“城里人办电视给城里人看”、适合农民需要的节目偏少的倾向。另一方面，还是要大力抓节目覆盖率和节目传输质量，使质量高、内容丰富多采的电视节目真正能够落在千家万户的荧屏上。广播电影电视部提出到本世纪末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９０％以上，但是，在现有基础上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覆盖率，不仅工作难度大，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内陆省区认为，解决电视节目覆盖的根本途径还在于节目上星。
第10版(文化)
专栏：书香一缕
营造商海中的精神绿洲
——《广州文艺》的文化追求
天沛
广州是一座商业大都会，市场化程度较高，却不乏严肃认真的雅文化报刊。改版后的《广州文艺》就十分引人注目。它不同于城乡报摊上随处可见的某些以香艳加血腥来招徕读者的《××文学》，它的视野也已超越了纯文学的范畴，而对岭南文化的品格、人文精神在当代社会的命运等问题抱以深切的关怀。
今年第３期都市女性文学专号着力探讨了“小女人散文”这一文化现象。所谓“小女人散文”，谈的多是眼前事、身边物或大致相同的精神状态，如约会、打牌、读书、穿戴，如花、猫、孩子，又如爱和被爱、体味女人、岁月感悟、家的联想等，寓意浅近，毋需费神思考就会产生阅读快感。杨苗燕在《重新发现“小”的美丽》一文中指出：这类散文最具时代价值的要算它冲破极左教条后的创作心态了。想想看，时光倒流十几年，这些东西别说写，就连想也不敢想。这类散文能让人感到文学的乐趣、生活的乐趣，进而感到生命的乐趣，那已经功德无量了。同时，作者希望把那种絮絮叨叨、为一点小事计较半天的小性子和忸怩作态的文字坚决地排除在“小女人散文”之外，因为这些与现代女性应有的轻松心态、通透品性和宽容境界南辕北辙。而且，文学繁荣、文化建设的重任是不可能只靠这类“软性散文”或“轻散文”来承当的。
进入９０年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蔚为潮流。在今年第一期“本刊特稿”《一个科学家眼里的文化问题》中，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从现代自然科学的角度评说传统文化，提出了一些一新耳目的观点。他以《周易》为例，其中一些哲学观念是可取的，但它的占卜术则是糟粕，不能在今天还奉为科学。何院士断言：“尽管传统文化能从总体上对事物有所把握，对某些细节问题也能发现一些现象，但毕竟由于当时缺乏科学实验的工具，也由于当时思维本身的深度不够，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了解是不深刻的。”“发掘传统文化是可以的，不过想从中发掘出东西来抗衡、贬低现代科学是行不通的。”
作为这家“广东省优秀期刊”的新任主编，美学家王朝闻先生的高足梁江表示：改版以来“虽仍未尽如人意，但已不致脸红，希望它承担起广州文化建设的应有之责”。
第10版(文化)
专栏：书香一缕
都江堰建立图书发行新体制
乡镇供销社又飘书香
周宇红
四川省都江堰市农村图书发行工作在经历了一段曲折后，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近年来，农村图书发行网点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乡镇供销社实行集体所有、个体经营、化整为零、柜组到人，不少经营者感到利润少，不愿经营图书，同新华书店的纽带关系渐渐松弛以至断裂。全市农村图书发行网点由３１个降到１０个，图书年发行量降到１万多册，年营业额降到５万元。农民兄弟买书难，农村封建迷信现象却愈演愈烈。
全国“万村书库”工程启动后，成都市选定都江堰市进行农村图书发行试点工作。市新华书店和市供销联社分别到各乡镇供销社签订图书经营合同，在供销社挂“都江堰市新华书店图书经销点”的牌子。供销社主要门市至少要安排一个书柜、一个书架。新华书店向每个农村图书发行点提供一次性垫底资金２０００元左右，对农村图书发行点支付１８％的发行费和实行经销包退制度。同时，新华书店内部改革经营管理体制，实行柜组承包、联销联利计酬，建立农村图书发行科。
由于措施得力，到去年８月，全市２８个乡镇供销社都与新华书店签订了合同，农村图书发行网点重新达到３１个。不到半年的时间，农村图书发行就达到８．４万册，营业额达到３８万元。
第10版(文化)
专栏：
老北京的味儿
——赏读关于“京派文化”的三本画集
高飞
在一个静谧的夜晚，最好准备一杯淡淡的清茶。你边呷着茶，边慢慢地翻阅北京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三本画集《北京老天桥》、《北京的胡同》和《北京四合院》。朦胧中你便走在了幽深神秘的胡同，或宽绰疏朗的四合院，你便听到了天桥上京腔汇杂的喧哗，嗅出了老北京的味儿——古朴、自然、亲切而富有深沉的文化底蕴。
张恨水市井小说的代表作《啼笑姻缘》是以北京天桥为背景的。天桥既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吃喝玩乐的场所，又是民间文化艺术的摇篮，多少艺人曾在这里粉墨登场、吹拉弹唱。《北京老天桥》汇集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４０多年前拍摄的，还包括一些著名画家根据历史记载创作的天桥市井风俗画。通过老天桥的种种碎景杂事，向当代京城居民展示了那个早已远去的斑驳杂陈的民俗世界。如今北京的歌舞厅、ＫＴＶ包间不算少，但有多少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所能享用的？这是当代市井文化新的困惑。
老北京人说：“北京的胡同，有名的三百六，无名的似牛毛。”不少胡同中的一块砖、一片瓦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北京的胡同》中近１５０幅照片全是黑白片，古朴厚重，透着历史感，就像饱经沧桑的胡同本身。有趣的是，直接以人名、姓氏命名的胡同就有百十来条，其中不乏达官贵人的名号，但更多的还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手工业者的俗名。如刘兰塑胡同纪念的就是元朝那位著名的塑像家刘元。在胡同中居住的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必需的商品，因而有了不少以商品来命名的胡同；买卖商品又离不开市场，所以又有了以市场来命名的胡同。如煤渣胡同、毡子胡同、劈柴胡同（今辟才胡同），还有菜市口、珠市口、灯市口等，令人菀尔之余，不得不感叹：在皇皇乎８００年京都的背后，原来竟一直隐藏着一个市俗的平民的北京！
与《北京的胡同》不同，《北京四合院》则全部采用色彩鲜艳浓烈的彩照，真实地再现了老北京人憩歇之所大红大绿的基调。它先总括介绍四合院的基本格局和建筑特色，再一步步地特写四合院的宅门、影壁、垂花门、内宅及室内装修、私家园林和庭院绿化……把读者引入一个充满祥和、温情气氛的生活世界。遗憾的是，如今随着城市人口的膨胀，四合院已从一家一户关起门来自成天地的幽雅居所变成了几十户人家摩肩接踵的大杂院。生活空间的拥挤时常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以至于当年老舍笔下北京人的乐天淳厚演变为时下某些都市小说中“胡同串子”的尖酸刻薄，令人怅然不已。如何把老四合院体现的人和传统嫁接到现代民居中，毕竟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读罢这三本画集，我忽然发现，饱蘸中国人文精神的京味文化似乎并不在越来越高的大楼、越来越汹涌的车流中。北京的味道原来就在那么古老而又那么不起眼的天桥、胡同和四合院里，因为那才是最原汁原味的。
第10版(文化)
专栏：
旧城遗韵常留心中
——记天津一次大规模文化行为
英子
在天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轰轰烈烈进行时，作家冯骥才开始把目光投注在已有近６００年历史却行将消失的天津旧城上。作为市民，他支持政府改造危陋房屋、兴利于民的举措。同时，作为文化人，他也为现代化过程中历史文化的逐渐丧失而深深忧虑。天津旧城的历史文化太丰厚了，不应该叫这６００年的古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说，我们要用力所能及而又主动积极的办法把它留下来。等到天津人都搬进舒适的新居，反过来又将怀念这方故土。后代人也会希望了解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
就这样，去年春节前夕，冯骥才、张仲等人约请天津数十位历史、民俗、建筑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摄影艺术家，先行深入天津旧城厢进行文化考察和摄制工作。他们冒着严寒，踏访了旧城厢的大街小巷，搜集了大量的有关天津旧城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和文物。天津大学建筑系师生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对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建筑进行了测绘。这项活动一直持续到去年６月天津旧城改造正式动工时结束。
这次对天津旧城的历史文化考察，是天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察所获必将推动天津地方史的研究。同时，也获得多项历史新发现，比如对天津明代“文井”的发现和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八国联军屠城物证的发现。这些发现在海内外都有重大影响。可以说，这次考察基本上弄清了具有近６００年历史的天津旧城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年后的今天，一部装帧考究、印刷精美的大型珍贵历史文化图册《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它是天津城近６００年历史的浓缩与结晶。在天津旧城已经开始拆除的今天，它可以说已是一部属于“回忆”的书了。由杨柳青画社付梓的这部图册，从５０００余帧采风照片中甄选了近５００帧精品，分为“旧城面貌”、“要地遗址”、“豪门宅院”、“市井生活”和“建筑精华”五部分。在“要地遗址”中，将天津旧城名街名巷照片和地名考证全部展现。图册还收录了学者张仲、崔锦、林开明等有关天津地方人文历史方面的重要论文。最令人感动的是，出版这部大型图册的资金全部是由冯骥才等个人筹措的。
１月３１日，两部刚刚出版、还散发着油墨香气的图册被分别送到了天津９６岁老人张淑兰和周岁婴儿任怡彤的父母手中。这是因为在图册的编辑过程中，旧城最长者张淑兰老人和刚出生的幼婴任怡彤的父母，以及旧城数以千计的各界人士，都热情接受采访、摄影，提供了种种帮助。其情其景，令人感动。这一切，充分体现了有远见卓识的文化人和热恋乡土的津门父老兄弟之间的深挚情意。
冯骥才说，这套图册的成果固然重要，但我更看重我们这一行为本身。这是一种文化行为——即用这一奉献性的行动感动公众，传布文化主张，激励公众更珍爱我们的文化，也就是更珍爱自己的故土与国家。（附图片）
日照栏杆，留下津门历史的投影
笼鸟满枝头（天津）
北京天桥街头耍猴栗子（木偶）
北京胡同中现存的木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