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两会专页)
专栏：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②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李长春
（河南）：农业生产要走产业化的路子。实践证明，仅靠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难以实现农村的小康；通过走产业化道路，可以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与壮大。河南省养殖业推广的“公司加农户”形式，依靠公司的龙头把千家万户农民组织起来，伸向国际国内市场，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这是农业产业化成功的例子。
朱志武
（河北）：加快产业化进程是农业转变增长方式的一个必然选择。如何加快？我认为，要更多地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而不是行政强制的手段。要组织服务、生产、经营一体化的农业服务产业。这个产业以龙头企业为主体，以服务为手段，通过合同方式，把农户吸引过来。这里的关键是，政府部门要有市场经济的眼光和市场操作的能力。要加强领导力度，像当年抓大包干一样抓农业服务产业。
依法管理农作物种子
王金陵
（黑龙江）：应依法管理农作物种子。现在品种杂乱，一些种子未经统一检验，取得合格证，便投入市场。假冒伪劣种子坑害了农民。种子价格过高，加重了农民负担。今后种子行政管理部门应与经营部门脱钩。国家应建立种子检验体系，合理收费。应早日出台种子法。
马学福
（山东）：假种子的问题对农业危害非常大，对假种子事件要依法严厉查处。建议政府加强对良种的繁育、推广，让农民用上放心种子。
符炳信
（海南）：近年来，海南发展农业一是抓水利，二是抓种子种苗，资金投入一年比一年高，质量和效益一年比一年好。国家对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要管住，不能层层加价，对搞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坑害农民的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从严打击。
大力保护森林资源
柯茂盛
（甘肃）：近些年，我们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从总体看，局部有改善，总体在恶化。单从林业这个角度来讲，滥采乱伐严重，令人担忧。为了完善林业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价格体系，建立森林更新的经济补偿机制，建议开征森林资源费，建立长期稳定的财源，确保林业持续发展。
郝洪涛
（甘肃）：为了控制住过量采伐森林的势头，建议：一、加大打击盗伐林木活动的力度，重点放在农闲季节对团伙和首要分子的打击上，要注意公安和林业部门、林业主管部门和地方行政部门、林区和周边地区的协作配合，共同保护好森林资源。二、抓紧森林后备资源的培植，增加投入，采取多种方式规模造林，封山育林，加快造林速度。三、从战略的长远的眼光看待森林保护问题。要树立以育林为主的观念，对现有的林业人员可以采取限额转产的措施，减少采伐量。四、设立若干自然保护区，使其青山长在，绿水长流。
落实棉花生产保障措施
阿木冬·尼牙孜
（新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的２０００年各项主要产品产量指标基本上都有增长，唯独棉花产量指标仍与１９９５年的４５０万吨持平。２０００年新疆棉花生产的发展目标为１５０万吨，与１９９５年的产量相比要增产５０％以上，在全国总产量指标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国家不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和政策保障措施，势必还将出现过去那种棉花一多就放、一放就少的大起大落的局面。为此，在发展新疆棉花生产上，中央还应拿出具体有力的政策保障措施，至少将国家从新疆调用棉花的总数确定下来，以使我们心中有底。
张秀明
（新疆）：在发展新疆棉花生产上，光有大的政策不行，还须有具体措施保障。如棉花收购时需要集中使用大量收购资金，只能靠国家提供并及时到位；在棉花调运上，由于涉及的省区和方面较多，目前往往不能及时调出，或调出棉花后资金不能及时回收，从而造成棉花收购经营单位长期占用大量资金，背负利息，继而不愿收购棉花，直接影响棉农的积极性。所有这些，都需要国家拿出一个具体有力、衔接一致的政策措施予以保障。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李大潜
（上海）：要科教兴国，必须振兴科教队伍。要保证在科技第一线有一大批第一流科学家。要建立一个机制，营造一种气氛，吸引优秀人才从事科教工作。在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学校的发展应突出重点，发挥特色，有所为就须有所不为。“２１１”工程正在组织实施，中央对教育的发展要制定统一的规划和合理的布局，资金要迅速落实到位。
周林
（云南）：科教兴国再不能光依托资源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要下大力气培育扶持一批我国自己的知识产权产业，在经济建设中起主力产业作用。我国已有北大方正等民族自主的知识产权产业，它们已在国际高科技产业领域具有技术优势、产业优势，将对未来民族知识产权产业规模发展提供样板。国家要在舆论、法律环境方面特别保护和支持这些排头兵、马前卒，使这些知识产权产业在中国和国际科技产业中更快、更好地发展。
潘承洞
（山东）：要下决心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科技体制，一是中科院下属的部分基础性科研院所应当合并到高等院校中去，这样不但可以改变科研院所目前面临的困境，而且可以发挥科研院所人才、设备的优势；二是相当一部分部委所属的科研院所应当放到大企业中去，这对于促进科研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尽快使科技转化为生产力都是有利的。要重视加强科技领域的精神文明建设，改革科技成果鉴定方式，应用性成果应当经过一段实践的检验再鉴定。
曾金凤
（福建）：科技体制改革总方针是稳定一头，放开一片。要稳定现在基层科技队伍，社会公益性的科研成果价值要有所体现，现在科研人员出了成果得到的报酬太低，科技改革要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任继林
（山西）：应重视解决科研院所在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工资、课题、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保证等问题，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应有可行措施。
解决分配不公问题
刘洪达、阎宝琴
（辽宁）：李鹏总理的报告提到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很必要。对行业之间、企业之间、事业单位之间分配不公问题，应尽快拿出解决办法。有些行业部门利用特权到处敲诈勒索、吃拿卡要，公事私办、正事邪办，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群众反应十分强烈，必须下决心整治。
何三光等
（辽宁）：目前一些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别过大，致使一些科技人员、教师向收入高、住房条件好的非生产性行业流动，去从事简单的劳动。这不仅造成人才浪费，也影响了科技教育队伍稳定，应当从完善税收体制入手加以解决。
辛哲生
（四川）：现在收入分配已从地区之间的差距发展到行业之间的差距。这个问题已影响到一些行业的工作积极性，希望国务院予以重视。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金忠青
（江苏）：要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做到社会、经济、环境三方面效益的综合提高。要防止只顾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倾向，更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或环境效益为代价来换取经济效益。要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还必须强调资源的优化配置。
冯之浚
（宁夏）：中国跨入２１世纪，有三点必须注意：一是不能只求速度，而且要求效益。二是不能先上车后补票或不补票，不要把资源浪费掉，把生态环境破坏掉。三是不能用牺牲精神文明来换取物质文明，要大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欠发达地区要重视职业教育。
搞好精神文明建设
何少川
（福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搞好精神文明建设。中央经常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有不同特点，物质文明有许多指标，可量化；精神文明比较难量化。从作用、效果看，前者是显现的，后者是隐形的，不能立竿见影。有的领导喜欢搞纪念碑式的建筑工程，对一些着眼长远、一时难见效的东西不感兴趣，考核干部时，也主要看物质文明的成绩。从精神文明建设本身看，也需要注意三点：一是韧，要坚韧不拔，贵在坚持；二是紧，紧紧结合经济建设，结合群众关心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是新，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不断有创新。
梅祖彦等
（北京）：精神文明建设已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建议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道德方面入手，按儿童、青年、成年不同年龄段抓。学校要突出爱国主义教育。新闻媒体从内容到主持人和演员的形象都要讲正气，对那些道德不良、行为不端的所谓艺术“大腕”不要过多宣传。
叶公琦
（上海）：抓精神文明建设，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作出表率；要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建立起精神支柱；在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同时，要大力弘扬正气，破除传统陋习，提倡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要贯彻齐抓共管和常抓不懈的方针。
高文魁
（上海）：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多管齐下。要全党动手，各级党政领导都要把它摆上议事日程；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与经济建设规划相配套，并落实到基层；检查工作、考核干部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检查、一起考核。
韦壮凡
（广西）：制约经济发展有很多是精神文明方面的问题。理论上解决了，实践上还未解决。李鹏总理的报告提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希望要有具体措施，一项一项落实。精神文明建设也应增加投入。
万嗣铨
（北京）：精神文明建设应从根本上抓起，一要抓教育，从孩子开始进行经常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培养良好道德；二是“扫黄打非”，要从源头抓生产和出版单位，不能光搞表面查抄。
左自鸣等
（广西）：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一要净化社会空气；二要从幼儿抓起，常抓不懈；三要严格禁止出版不健康的影视、文学作品，要扶持严肃音乐。
孙英、杨德儒
（甘肃）：总理报告中提出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非常正确。当前，除了加强思想道德和文化教育外，要狠抓文化市场的管理，对那些制售、传播黄色刊物、音像制品的，要给予坚决打击。要充分发挥缉查队伍的作用，解决编制、经费等问题。要把“扫黄打非”的重点放在堵源上，采取有力措施查禁和取缔制售窝点及传播场所，严惩犯罪分子。同时，要依靠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实行责任制，加强举报工作，切实遏制“黄毒”蔓延。
赵淑敏
（云南）：精神文明建设要落到实处，一是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二是要加大投入。云南教育、文化、卫生等设施陈旧落后，加上黄、赌、毒等问题，使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更加重视。
宋木文
（辽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要像抓经济工作一样经常抓，这样才能有硬度。“黄”与“非”是诱发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设立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屏障，保护自己，防止侵袭。尤其是对“扫黄打非”，要常抓不懈，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
姚嘉华
（广东）：要从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高度来重视抓精神文明建设。有人说，现在是幼儿园讲共产主义，小学讲社会主义，中学讲爱国主义，大学讲学生守则。说明思想道德教育没有循序渐进。思想教育问题不仅教育界有责任，全社会都有责任。
关山月
（广东）：市长抓“菜篮子”，省长抓“米袋子”，“脑袋子”则不仅书记要抓，也要大家抓。今临盛会，即兴作诗一首：举世风云跨世纪，蓝图远景在心中。壮观天地任重大，爱国爱民日向东。
强化农业基础地位
黄道农
（山东）：农业投入看上去年年在增加，但流向不够合理。农业投入主要应当保两大块，一是农田基本建设，特别是大型水利设施建设；二是重点向农业科技投入，这部分投入应当用于保证研究、推广、开发经费和科研人员的工资。现在，把款拨到县、乡行政部门或业务局的方式应当改变。
周光龙
（四川）：真正落实对农业的投入，要调动两个积极性，即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自身的投入，这是比较现实的关键渠道。建议修改农业法和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规范对农业多元化投入的实施行为。
赵培星
（黑龙江）：现在有了农业法，但对投资主体和投资行为还缺乏约束，弹性太大，建议制定农业投资法。
向巴平措
（西藏）：要真正把农业的基础地位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西藏农业发展具有较大的潜力，但要使之变为现实，一要加大投入；二要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修建几个大型的水库；三要稳定农业科技队伍并提高其素质。
高之均等
（江苏）：耕地是农业发展的基础。现在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非常严重，尤其前几年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以及农民生活改善后对住房的高要求，都挤占了许多良田，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首先要使各级干部增强国土意识，增强危机感，真正认识到土地资源的宝贵，自觉地保护耕地。其次要严格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对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要依法治理。第三，建立资源更新的补偿机制，运用经济手段保护耕地。同时要大力开发和利用滩涂。
吴桂本
（山东）：发展粮食生产必须保证粮田面积，现在沿海地区好多农田栽上了果树苗，五六年后这些耕地就不是粮田了。
季道藩
（浙江）：要解决好农业问题，首先要保护好耕地。浙江人均已不到５分地了，沿途看到的到处是村、镇，沿山望去到处是坟头。其次，要提高土地的质量。现在光靠化肥，使用有机肥减少，新开垦的土地有，但并不是就能栽培。如何增加土地中的有机肥含量，改良土壤的结构是当务之急。
袁景葵
（四川）：根据人口多、耕地少、资源有限的国情，要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就必须把宝押在科技进步上，在依靠科技上有重大突破，加大对农业科技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
乌尼
（内蒙古）：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农业科技含量，改造中低产田，是当前发展农业的重点之一。建议在农村乡镇多办些农牧业职业中学，稳定发展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为农村培养懂技术、会管理的人才。国务院扶贫办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等农业院校协商，派师生下乡传授农牧民需要的专业知识。
加快发展贫困地区经济
赵富林
（广西）：回顾“八五”，我们国家变化巨大，成就令世人瞩目。广西是贫困地区，在“八五”时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１６．９％，与全国同步，提前五年实现比１９８０年翻两番目标。这说明，只要我们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国民经济可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说明，在贫困地区，只要发展路子对头，经济可以加快发展，赶上甚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叶书根
（安徽）：目前一些地方尤其是山区、库区和沿淮蓄洪区，农民温饱和脱贫还不稳定，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建议：一、国家继续加大扶贫力度，在扶贫资金上还要延续几年并及早落实到位；二、山区大宗农副产品的收购资金要列入必保范围；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要继续予以倾斜照顾；四、对上述地区特困户的衣食住行要实行特殊照顾。
梁长俭
（河南）：现在扶贫工作上有两个问题：一是资金到位晚。有些扶贫项目时间性很强，扶贫资金不及时到位，就会错过时机，影响工作的开展。二是贫困地区对国家投资的配套资金难以落实。建议从实际出发，对贫困地区的配套资金做出符合实际的规定。
陈奎元
（西藏）：国家要进一步重视发展畜牧业。从大农业的角度来看，没有畜牧业的发展是不完整的。特别是在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是重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若不很好地发展，就很难提高占人口比重很大的牧业人口的生活水平，难以缩小东西部差距和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阿勒布斯拜·拉合木
（新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处理好五个关系：先富与后富的关系，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优势与劣势的关系，“输血”与“造血”的关系，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李鹏总理的报告在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上要有更多的、具体的办法。
陈可言
（甘肃）：以定西为代表的甘肃中部地区，干旱少雨，地下水资源匮乏，解决水的问题是改变那里贫困落后面貌的关键所在。引洮灌溉工程是解决甘肃中部地区缺水的最佳方案，希望将这一工程项目列入“九五”计划。
夏宝芳
（广西）：“九五”要实现基本消除贫困，对中西部实行政策倾斜和扶持，总理报告是提出来了，但要真正落实，就要有具体的措施，尤其对少数民族地区，在政策上要适当倾斜，多给扶持。
王汉民
（青海）：青海南部地区的玉树、果洛、黄南等三个藏族自治州经济相对落后，特别是玉树州在海拔４０００米以上，自然条件严酷，近１０年中连续四次遭灾。要在开发资源的同时搞好青南地区的建设，从长远着眼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一要抓好农牧业建设。加强以牧户为单位的“四配套”建设，建立起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体系，搞好小块农业区的粮食生产，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二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交通、电力、通信和卫生、教育建设，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三要积极开发有价值、有特色的有色金属和黄金资源，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引导文化事业健康发展
吕传赞
（河北）：建议：一、完善文化经济政策，要坚持体现社会主义文化导向，处理好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公益性文化事业等非营利性文化，应由政府、企业、机关、团体、社区主办或扶持。二、要建立多渠道投资体制，扶持、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政府要增加对文化事业的投入，积极引导社会各方赞助，建立各类文化基金，调整文化产业结构。对高消费、高盈利的文化项目要严格控制贷款，并征收“特种娱乐附加费”。三、要运用经济手段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建议对文化产品价格和服务收费，根据不同情况逐步放开，少数需要由国家统一管理价格的，应制订相应的配套政策。
楚庄
（云南）：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不能搞以商养文。“六五”提出每个县要有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每个乡要有文化站，“七五”、“八五”没有完成，“九五”应争取做到。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建设应通过国家税收杠杆来解决，希望通盘考虑。
郑秀琴
（福建）：李鹏总理的报告比前两年更多地提到了文化方面的内容，但我觉得还不够。对文化在政策上要有倾斜，各级政府都要大力扶持地方剧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