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
从田野走向五洲四海
张晏斌吴永生
一
１９８７年秋季的一天，一个叫朱湘桂的苏北大汉，带着几个同厂伙伴，通过“曲折关系”找到了上海某进出口公司的一位部门负责人，满脸谦恭地申请出口他们厂生产的皮鞋。
“你们是什么厂？”
“江苏省建湖县皮鞋二厂。”（江苏森达集团公司前身）
“苏北？建湖？”一听这话，那位“阿拉”先是使劲摇头，复又大笑着站起来说：“你们这不是开玩笑吧？”深深的轻蔑掺和在浓浓的烟圈儿里，从薄薄的嘴唇间喷出，旋即慢慢地扩散开来，弥漫在整个屋子里。朱湘桂强忍恼怒，继续着热切坦诚的陈说，他们厂如何从牛棚起家，经过十一个春秋的艰苦奋斗，如今已拥有上千名员工，产品已于上一年获得部优，行销大江南北，即使在繁华的上海南京路，年销量也有十多万双。现在谋求出口，主要是以国际标准提高本厂产品质量，以便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等等，等等。
也许是朱湘桂的真诚和执著打动了上海人，“门”终于露出来了一条细细的缝隙：“那你们回去先做十双鞋送来看看吧？”上海人的“门槛”是很精的：货好，再谈；不行，就拉倒！
尽管还只是一个“两说着”的口头应允，朱湘桂和他的同伴们却像接着了一道“圣旨”。他们风风火火地赶回厂里，调集精兵强将，加班加点，精工细作，完工后又像捧着一个九世单传的婴儿，把那十双凝结着全厂职工心血和希冀的皮鞋送到了上海。
可是，一检验，款式、品位“不来事”。上海人摇着头说：“你们回去好好练练，再过五年来谈吧！”
怏怏地退出公司的大门，心事重重地走进五光十色的夜上海。朱湘桂虽然无意逛大街，却漫无目的地从南京路走到淮海路，又从淮海路走到外滩。面对滚滚流泻的黄浦江，创办这个皮鞋厂的艰难历程又一一从心底涌出……
二
盐城建湖县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曾一度是新四军直属机关和华中局机关的驻地。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曾在这儿指挥过无数次战斗。建湖县人民曾为民族解放捐献了无数的血汗与生命。但这一带由于土地瘠薄，解放后多少年一直摘不掉压在头上的那顶穷帽子。
就说朱湘桂的家乡镇南村吧，这个紧挨着县城的村庄，自打农业合作化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走马灯似地换了１８任党支部书记，却始终没能甩掉全县倒数前几名的穷帽子。千把人的村子，竟有二三十个光棍汉。村子里常年游走着拾草队、拾粪队、拾炭队，自己也曾列入“仙班”，为捡到的每一粒拇指头大的炭核而欣喜异常！
他更忘不了自己的父亲，临死前的一句话是“哪天能放开肚子吃顿饱饭就好喽！”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简直就没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他几乎一直打赤脚往返于家庭和学校之间。在那条坑坑洼洼、布满碎砖破瓦烂瓷片的乡间小路上，不知烙下了多少层他那由小到大的脚印！那时候，就是县城大街上穿皮鞋的也不多，偶尔有一两位穿皮鞋的到村里来，后头总跟着一群顽皮的孩子，“的笃，的笃，的笃”地学着驴蹄着地的声音，对穿皮鞋者加以讥讽。
新时期伊始，办乡镇企业之风悄悄在中华大地升起，镇南村以朱湘桂为首的几个年轻人再也耐不住贫穷，再也坐不住了，他们说，前辈们流血流汗打天下，无非是能让后代过上幸福的日子，可我们老赶不走这个穷字，如何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他们商量来商量去，决定通过办企业来寻找致富之路。但没有一点资金怎么办厂？一个偶然的机会，朱湘桂结识了一位南京的皮鞋师傅，了解到办皮鞋厂本小利大，即使办砸了损失也不大。对！就办皮鞋厂吧。回到村里，他征得队干部同意后，便大胆干了起来。叫什么厂名呢？当时建湖县有个皮鞋一厂，就排在它的后面，叫皮鞋二厂吧。他磨破嘴皮请来那位南京师傅，半包“红波”牌香烟，一瓶大麦烧酒，外加从小河里捞来的十几条小鱼，就是皮鞋厂的开业“大典”。没有厂房，生产队一个废弃的牛棚，就成了最初的车间。原料则是派人在安徽山区悄悄购来的。
说是厂子，实际上只有四五条大汉，一张桌子，一个化胶的炉子，几把锤子和剪子。但它是镇南村土地上萌生的第一棵工业幼芽。那牛棚传来的叮叮当当的锤声，是贫穷的镇南村从世世代代单一农耕文化转向工业文明的报喜声。
几双皮鞋做出来了，几位赤脚大汉想穿穿过过瘾，宽大的脚板好容易塞了进去，结果双双打脚，朱湘桂的脚上打了好几个血泡，生产队副队长周鸿宝穿上走不到一里多地，脚疼痛难忍，只好脱下皮鞋提在手里，仍然打赤脚回了家。引起围观的乡亲一阵讥笑：
“只有打赤脚的命，还办皮鞋厂哩……”
他们没有气馁，反而从乡亲们的讥笑声中萌生了质量意识。
从此，朱湘桂带领他们四面求师，八方学艺，经过近１０年奋战，厂子终于从牛棚变成了崭新的厂房。产品从推销不出去到获得部优称号，畅销祖国大江南北。镇南村也开始脱贫致富了。但他们没有满足，又立下一个宏大的目标：决心把产品打到国际市场上去。他们这次到上海，就是为此目的而来。
朱湘桂自沪归来后，挑选２１名技术骨干前往上海，到专做出口生产业务的申川皮鞋厂跟班学习。人家厂里工人三班倒，他们经常连跟两班，把下料、制帮、配底、整理、检验、装箱等等一应关关节节，眼看手做心记，详详细细地学了个遍。４０天后，这批人回到厂里，又精心制作了十多双鞋送到上海。要他们回去“练五年”的那位“阿拉”一看货，眼睛立刻闪出欣喜的光：“不简单，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这样的鞋来，实在不简单！”
这，就是上海人。他们是精明的，精明到近乎刻薄的程度；他们又是非常现实的，现实得不带一点点浪漫的水分。昨天你是弱者，他们会投来鄙夷的一瞥。今天你成了强者，他们又会献上灿烂的花和笑。
朱湘桂从上海人那里拿到了第一张订单：两千双美国格林牌皮鞋生产业务。全厂沸腾了！人们笑逐颜开，奔走相告，议论风生。而朱湘桂却笑不起来。他听说国内一厂家生产出口的女鞋中，有一只后跟出了问题，挫伤了一位洋顾客的脚，结果巨额的索赔活活将那爿厂压跨了！所以，他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情，发动了全厂职工把好产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对成品检验了又检验，直到确实完全合格才装箱起运。不久，挑剔得近乎苛刻的美国客商看了这批货，连呼“ＯＫ！”并执意专程前往建湖，拜访了厂长朱湘桂和皮鞋二厂。
１９８８年３月２１日，两双大手在苏北建湖县近湖乡镇南村相握了。朱湘桂笑得很自豪、很开心，他觉得，自己这只握过锄把、捡过煤核、盘过砖坯的手，分明已经握住了一个通向外部世界的机遇，一把走进国际市场的钥匙！
刚刚送走了美国客人，一向“视今天为落后”的朱湘桂，马上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国际空间，他要率领自己的农民军团冲向世界市场。
三
１９９１年４月６日，一架巨型客机，载着江苏省建湖县皮鞋二厂厂长朱湘桂一行六人呼啸着从上海虹桥机场冲向万里云天，飞向德国波恩。
一下飞机，朱湘桂和他的伙伴们无心浏览那些繁华的商店，迷人的街景，在匆匆安排了一下下榻的住所后，便直扑此行的目标——一个国际大型鞋业机械博览会。这真是一个鞋机的王国，各类精巧、先进的鞋机都在有声或无声地展示着自己的优越。朱湘桂倘佯其间，记录、分析、比较，常常一呆就是七八个小时，每每是工作人员礼貌地告诉他们，当天的展览结束时间已到，才不得不无可奈何地离去。在那里一周时间，他们没有去游览过一次风景名胜，也没有正经地下过一次饭馆。他们实在舍不得花费比国内贵几倍、十几倍的饭钱。
波恩之行，使朱湘桂大开眼界，对当今世界的制鞋机械的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了然于胸。更为重要的是，由此看到了国际一流水平的皮鞋款式、质量和品位，看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差距。
出访归来，他吸收国外企业的管理模式，组建了苏北第一个省级企业集团——江苏森达集团，揭开了集团化管理序幕。
从此，朱湘桂一面在企业内部各个环节大刀阔斧地推行国际标准，着力于全员质量意识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一面千方百计地寻找、招揽高级设计人才。
一个偶然的机会，朱湘桂了解到台湾著名女鞋设计师蔡科钟先生来到上海，有意在大陆谋求新的发展，他立即驱车赶赴上海。经过促膝长谈，他确信蔡先生名不虚传。在一次外滩漫步中，蔡先生看到一位女士的凉鞋款式新颖，迅即走上前去恭请女士止步，又蹲下身来，一只膝盖跪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把女士的凉鞋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遍，这才站起身来，谢谢女士的合作。设计师的这一举动，使自始至终站在一旁观看的朱湘桂大为钦佩，愈发坚定了聘用蔡先生的决心。可是，一谈条件，尽管朱湘桂已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还是颇为吃惊：名设计师的年薪，不能少于３００万元！
消息很快传到建湖厂里，上上下下的议论像是煮开了一锅粥：
一位财会干部表示异议，“乖乖隆的咚，一年３００万，全厂一年能赚几个钱啊？”
朱湘桂耐心地向厂领导班子成员解释自己决策的指导思想。他说，聘请国际级设计大师，不仅能不断推出领导消费潮流的新产品，占领更大的国内市场，而且可以掌握国际鞋业发展的新态势，为进军国际市场奠定基础。很快，“班子”的思想统一了。
君子之约，一言为定！蔡科钟先生不负厚望，在就任江苏森达集团副总经理之后，以其深厚的技术功底和对世界鞋业广博的了解，把意大利、港台和中国大陆女鞋融为一体，当年就开发出１２０多个女单鞋、女凉鞋和高档女靴新品种，一经投放市场，立刻成为顾客争相购买的抢手货。一年中，蔡科钟先生设计的女鞋使企业增加利润近千万元。
事后不久，朱湘桂又先后从意大利、澳大利亚和香港聘请了１１名设计师，从而保证了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领先地位，也为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
１９９３年９月的一天，江苏森达集团董事长朱湘桂正在会议室里听取几位正副总经理的工作汇报，身边的电话机突然响起欢快的铃声。拿起话筒一听，话筒里传来对方激动的声音：“董事长，向您报告一个特大喜讯：森达在全国皮鞋评奖中获得了第一名！”这是正在北京出差的副总经理赵友龙打来的报喜电话。
朱湘桂深知这项荣誉来之不易！来自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和全国制鞋标准化中心联合举办的鞋业评选活动。此前，即已从全国上千家皮鞋厂中筛选出１００家，活动中又就产量、质量、企业规模、消费者反映等多方面进行了认真的评选，这才确定前十名的排名。森达又是唯一没有受到投诉和评委无争议的一家！朱湘桂喜不自禁，不由得站起身来，向大家报告了这一喜讯。
顿时，整个会议室里一片沸腾，有人情不自禁地跑出去，噼噼啪啪地放起鞭炮来。
夜里１２时许，朱湘桂怀着兴奋的心情离开厂区，沿着小河边的公路向家中走去。
九月的夜风，略带凉意。微风一吹，他清醒了许多。
他驻足回首，扫视着夜幕下那个灯火闪烁的厂区，不由得自问起来。他突然想起自己曾看过一份资料，世界鞋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排名榜上没有中国的名字。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制鞋领域竟是无名之辈。这么一想，心中顿时不安起来。
在中国称王，在世界上位置如何，今天接了北京的电话，就飘飘然觉得功成名就了，到底还是个农民！我的言行会不会使大家感染上自满自足的情绪？
这一夜，朱湘桂大半宿没合上眼。
第二天，他急匆匆地来到办公室，通知领导班子成员都来开会。大家看到董事长两眼充满血丝，都非常惊讶。总经理朱友良笑问：“董事长，你两眼通红，一定是兴奋得没有睡好觉吧？”
朱湘桂说：“是没有睡好觉，不过不单单是兴奋，还有担心和不安。”
“当上鞋王了，反而心里不安，怎么啦？”一位副总经理不解地问。
朱湘桂严肃地说：“中国的制鞋业在世界上并不出名，在国内称王，在世界上是什么位置？说不定人家根本不把你这个鞋王当回事！再说，如果我们捧着这么个称号自我陶醉、自满自足，将它变成包袱，那我看还不如不称王的好！”
一席掷地有声的话语说得大家都沉思起来。
“世界制鞋业最发达的国家要数意大利，我想带几个人到那里去看看，”停顿了一会儿，朱湘桂说出了自己的新想法。
“对，应当出去看看。”朱友良和副总经理刘学礼、余江、罗汉静等异口同声地说。
四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８日，董事长朱湘桂率团访问意大利。这些黄海之滨的庄稼汉，要向世界制鞋的高峰攀登、冲击。
一到那里，他们顾不上消除因时差造成的不适，便长驱数百公里，专程拜访意大利著名制鞋专家、马尔凯大区鞋业协会主席马尼龙格·奥大维先生。
五十开外，敦实矮胖的奥大维先生在这些年中，听说中国的改革热火朝天，一直有意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但他数度考察访问，都失意而归。现在听说中国皮鞋业巨子来访，不禁喜上眉梢。
一阵客气的叙谈之后，朱湘桂拿出了几双森达皮鞋，请面前的这位著名鞋业专家品评、指教。奥大维仔细端详了森达皮鞋后，沉吟了一会儿说：“可以给你们打９９分！”接着，便谈起了对客人的参观安排。
“打９９分，这是人家的一个客气的说法，说明我们的鞋子跟世界一流水平有差距，有很大的差距！”回到下榻的宾馆，朱湘桂与同伴们多次谈论这一话题。
差距在哪里？怎样尽快缩短、消灭差距？朱湘桂像鏖战于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一直在苦苦思索着求解。他们在艺术之邦、制鞋王国意大利整整八天，没有去看一眼过去一直魂牵梦绕的威尼斯水城、古罗马斗兽场，而是夜以继日地参观、考察了１８个男女鞋厂，制鞋设计所和鞋材生产基地。这里真正是鞋的圣地！一双双精美的皮鞋，既朴素典雅，又凝聚着、体现着高档华贵的气派。与其说是足下之物，不如说是一件件匠心独具的艺术品。朱湘桂深刻地意识到，森达鞋的一分之差，不是差在哪一个具体的方面，而是总体上的差距，是气质、品位上的差距，是整个鞋文化上的差距。
访问结束时，他坦诚地向奥大维等意大利企业家提出技术合作的愿望，并邀请奥大维先生到中国森达集团考察访问。奥大维先生愉快地接受了森达人的邀请，却对合作之事不置可否。这位老资格的企业家还要看一看，进行中意技术合作，森达够不够“格”。
１９９４年的早春二月，马尼龙格·奥大维先生率领他的意大利企业家代表团，披着中国和煦的春风，沿着苏北水乡建湖迎春花的香气，来到了迅速崛起中的森达集团。
一连十多天的考察，森达人艰辛备尝的创业之路、赶超世界一流水平的豪情壮志以及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和井然有序的企业管理，终于使这位意大利人定下了合作的决心。
一座横跨欧亚大陆的鞋桥，在苏北大汉朱湘桂和意大利鞋业大师奥大维的手中架设起来了！
笃守信誉的奥大维先生被森达人的诚心和热情深深地感动了。他把与森达的合作作为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归国后自任森达集团在意大利的总代理，半年内就为森达引进了大批新材料，帮助森达在意大利建立起制鞋设计所，开办了可供长期使用的人才培训基地。他还先后带领六批意大利制鞋界专家和商界巨头到森达考察，引进了三个合作项目。同时，还无偿地向森达赠送了九套世界一流的制鞋设备。
根据这几年来的观察和思考、调查和分析，朱湘桂认为，目前世界制鞋业的两大中心——意大利和台湾，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已显露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趋势。新的制鞋中心在何处崛起，目前大陆的其他地区还没有明朗的优势。而森达集团已具备了许多优势：年产皮鞋３００万双，拥有７条先进的制鞋生产线，３００多名中高级设计和经营管理人才，连续３年被中国皮革协会评为“消费者信得过产品”，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三次获得全国畅销国产商品金桥奖，产品畅销全国４００多家大中型商场，并远销１１个国家和地区，并且成为全国制鞋业中为数不多的拥有进出口自营权的集团公司。他们认为，创建中国森达皮鞋工业城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朱湘桂提出新的规划：在今后五年内，投巨资建成面积１０平方公里的工业城，其中有制鞋中心、教育中心、科研中心、设计中心、贸易中心和信息中心。
从创业到今天，森达集团已经十九易寒暑了。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下，１９岁的小伙正英俊潇洒，１９岁的姑娘正光彩照人。风华正茂的森达农民军团，正在其总指挥朱湘桂的带领下，抢占世界制鞋业的制高点，一曲威武雄壮的乐章响彻大地！
森达的发达使全村大踏步走上了富裕之路。今天，走进镇南村，但见厂房林立，塔架高耸，往日的茅草房都换上了一色的砖瓦新房，往日的赤脚大汉均穿上了漂亮的皮鞋。全村年人均收入达３０００元以上。森达，终于使镇南村一天天兴旺发达，从田野走向五洲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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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流年的钟声
董宏量
当年岁相交的一瞬，我们最渴望听到的，可能就是新年的钟声了。这时，电视上常常会出现人们撞钟、敲钟的画面，整个世界都仿佛进入了倒记时，人们屏住呼吸等待着那震撼心灵的声响。终于，钟声响了，一声接一声，那么洪亮，那么雄浑，又那么悠扬，山川肃立，江河无声，袅袅余音环绕在每个人的心头，使我们不得不沉思，不得不感叹：又是一年啦！
是的，那是流年的钟声，是岁月车轮的滚动声，是历史前进的脚步声，是对过去的告别，对未来的祝福，更是新的一年庄严的宣言。此时此刻，世界上没有什么声音比钟声更丰富更洪亮，更能抒发我们心中复杂的情感。
我们都是在钟声中长大的。作为在大汉口出生的孩子，我最难以忘怀的是江汉关的钟声，清晨闻钟而起，深夜枕钟而眠，我已习惯了在钟声中生活。风中雨中，许多声音会消失，唯有钟声不变，忠诚地向你报时，当它穿过浓雾传来，穿过风雨传来，虽然没有平时那么响亮，却使你倍感亲切。当知青时怀念家乡，梦中常响起江汉关悠扬的钟声，它的确是又一种“乡音”，只要听见它，就会感到温暖安详。
来到武钢后，隔着一条大江，我已难听到江汉关的钟声了，但另一种钟声却使我热血沸腾，那就是出钢的钟声，清脆而急促，敲奏出飞泻的金瀑和缤纷的红雨来。特别是站在炉台上听钟，你会感到整个炉台都在欢乐的钟声中颤抖，那是钢铁诞生的节奏，是最豪迈的生命的礼赞！
我也听过寒山寺的钟声，那似乎是神州最有名的钟声，但时过景迁，我已难以感受到唐诗中“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意境，不能不发出“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慨叹。倒是在五台山的白塔寺钟楼里，我兴致勃勃地撞了一回钟，那古钟由游人任意贴上写有祝福话语的纸条，然后有老和尚撞钟，把祝辞“播”向云空。老和尚极慈祥，见我痴痴地望钟，便把撞杆交给我，让我过了一回撞钟瘾。当我用力地撞击着古老的洪钟时，人们都友好地向我微笑，好像我值得当一回播放福音的使者。那钟声恢宏，在群山之中久久回荡，至今还在我心中缭绕……钟声就是这样奇妙地唤起我们的回忆：儿时上课的钟声，山村出工的钟声，车站送别的钟声……好像人生就是一阵阵钟声组成的，我们就是一个个钟摆，在这纷繁的世界上不停地晃荡。我们每个人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有的洪亮，有的沙哑，有的悠长，有的短促……而只有这流年的钟声，才会把人世间杂乱的声响聚集起来，凝结成庄严的轰鸣，于是，我们便感到，我们生命漫长的历程，似乎只是钟声中的一个间隔。因此，我们才充满怅惘地唱道：“流年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无眠”，因此，我们才觉得，晨钟中升起的朝阳是宇宙间最美丽的风景。
又是一年，我们离新世纪已经不远了，我们将有幸听到一个世纪终结而又一个世纪诞生的钟声。那是怎样的钟声啊，想到那一天，就令人激动。是的，流年似水，我们不仅在钟声中长大，也在钟声中衰老，但只要我们没有虚度时光，我们就会少一点怅惘，多一点慰藉，就能在钟声中潇洒地挥挥手，对昨天说一声再见，对明天道一声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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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是一块砖
张丰
假如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我就是跳跃的音符
假如建筑是立体的诗画
我就是灵感的云朵
假如建筑是力与美的框架
我就是美的精灵、力的魂魄
我属于泥土
泥土教会我奉献
窑火炼铸了我的名字和气度
不管是铺垫，还是支撑
无论是埋没，还是显露
我从不悲观，也不妄自尊大
我甘作无名的实体
隐居在现代装潢的背后
呵，我是城市需要的钙片
我是城市隆起的肌肉
我们是青春方队
身影和步履构筑城市的不朽
我从历史深处走来
秦砖汉瓦就是我的乳名
我不再在古老的大地上匍匐
我立成了现代化摩天大楼
我自由地托举东方的太阳
敞开胸怀拥抱苍穹和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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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怀念黄老师
刘银叶
夕阳把这一片树林抹一层黄金，洁白的墙壁被涂成一面熠熠生辉的旗帜。这里本是一个古老的祠堂，不知何年何月成了一所学校。随着时代的进步，旧的校舍已经拆除，耸立在我面前的是一座窗明几净的新学堂。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树林里的小鸟便亮着嗓门唱起歌儿。在这些优美动听的曲调里，教室里的“小鸟”们也拉着嗓门奶声奶气地念书了。琅琅书声飘出教室，飘进我记忆的门窗，有如一股溪流在山间叮咚作响。那高低交错，断断续续的音韵，铿锵而明亮。那是我们家乡的希望之声，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声……
这是我离家２０年第一次回故乡，也是我离校２０年第一次走进学校。２０年的岁月如雪花纷纷飘散，２０年的记忆却难于淡忘。
我是为看望一位小学教师而去我这所母校的。她姓黄，１８岁从城里返乡后便一直在这山沟里执教，整整３５年了。前年春天接到她的来信，约我去吃她女儿的喜酒。我因工作脱不开身，很内疚地推辞了。去年秋季我趁出差的机会回到家乡，第一个愿望便是去探望我的这位小学时候的师长。
我上小学的时候，黄老师才二十几岁，整天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多才能的老师。能唱、能跳，还能教我们剪纸和画小鸡鸭，只要她到了哪个教室，哪个教室就会沸腾起来。
山村孩子们不大讲究卫生，特别是下雨天，打着赤脚在泥泞的路上走着去上课，路上还捏泥巴团玩耍，经常弄得满手是泥，到课堂一翻课本，又弄得课本上到处是泥。所以，黄老师有一个习惯，每次上课之前都要看看我们的手脏不脏——叫全班学生都把手举起来，她便一个一个地查看，查到手脏的，便把他拉出来站到讲台前，要他向全班同学展示脏手掌，然后黄老师便耐心地向大家说明不讲卫生的害处，吓得同学们课后再不敢去玩泥巴等脏物了。我小时候是一个调皮佬，而且最喜欢用泥巴捏小汽车、小手枪什么的。所以亮掌的次数也比较多，对黄老师的“恨”也就一年年加深。我好几次对她进行过“报复”，均因她观察仔细而未成功，直到上五年级离开黄老师所教的班级，我才把这种“仇恨”消除。长大后，对她这种培养孩子从小讲卫生的良苦用心已不再是恨，而是敬佩之情了。在高中毕业之际，我还专门为这事走访过她呢。那时我是学校壁报组人员，为搞好这次毕业前夕的壁报征稿活动，便踏上了这条山间小道，走进了黄老师的家门。在琅琅读书声里，她迎接了我。几年不见，我们谈得好高兴，说我长这么高了，一下子认不出来了。当我说明来意时，她只是咯咯咯地笑。久离家乡，我和黄老师曾有过多次书信往来，直到她去年女儿结婚，从没忘记我这个曾在学校调皮捣蛋的学生。记得我第一次在县报上发表文章，不知怎么被她读到了，她好高兴地向我写信祝贺，字里行间呈现出老师对学生的一片仁爱与期盼之情。可这次我来的已不是时候，一到家便听到了黄老师去世的消息。我好难过好后悔。我真不该辞掉她的邀请，我早知道她会病逝，哪怕再忙再忙也要请假去喝她女儿的喜酒的。此时此刻，我只有深深的回忆和懊悔……
我在隔教室只有几十米的土坡上见到了她的坟墓。这是一个没立墓碑没有任何修饰的土坟。据说这是黄老师临终前的唯一要求：希望能安葬在离教室不远处，能看见孩子们上课下课，听到孩子们的琅琅书声，能看见他们一天天成长壮大……此刻，满脸胡须的我默默地站在她的墓前，要说的话有许多许多，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黄老师，你为了改变山区教育的落后面貌，主动申请回乡任教，３５年拿着微薄的工资，３５年矢志不移，３５年的奔波劳累使你过早地衰老了，终于过早地熄灭了那盏生命之灯。黄老师，你的行为永远在为学生上着人生之课。
前面是碧绿的树林，树林的前面是崭新的校舍和穿着五颜六色的孩子们。夕阳的余辉从翠柏苍松绿竹里穿过来，几只彩蝶在草丛里翩跹飞舞，不知是谁摘了一把金黄色的野菊花插在黄老师墓前，夕阳里，那些平常的小花朵黄得格外美丽而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