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2月9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文化时空)
专栏:

  节奏中的舞蹈
——“春节文化”大家谈
杜冰冰
春节正姗姗而来:在生命的鼓点声中,伴着人类呼吸的节奏,迈着亘古不变的脚步向我们走来。近日,笔者就春节文化对北京部分人士做了个粗浅的访谈。
春节,一个文化丛
我国著名民俗学家、94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说: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是多种文化相结合的一个文化丛。北京大学青年教师韩毓海说,春节是儒家文化的狂欢节,在节日里,人们不仅祭祀祖先、祈求上天保佑平安,同时也在进行伦理道德的再教育与再深化,民族的文化氛围在这种节日与风俗习惯中形成并日益强化,通过春节,重新确立民间秩序。文化部社文司司长范崇嬿说:春节是群众文化工作内容最丰富的时期。春节文化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底蕴,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她透露:今年春节期间文化部将推出一台专业电视文艺晚会;社文司将与北京市文化局共同组织第十届全国“龙潭杯”优秀民间花会邀请赛,颂庆新春佳节;对地坛庙会、白云观庙会等传统文化节目吐故纳新。
电视春节晚会成为新民俗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孟繁华说,春节文化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80年代以前过的是“革命化”春节,如“学大寨”时过春节的口号是“吃罢饺子就下地”。80年代春节的特点是重人间亲情、串亲戚。90年代则是多元化,过去的狂欢庆典在90年代被削弱。在现代大都市里,更多人把民间积淀的东西用个人化方式代替。《相亲》等小品的作者张超说:现在大家对过年的态度是“要求越来越高,心气越来越淡”。钟敬文先生说,与旧时春节的过法相比,现在简化了许多,但基本的内核没变,如凝聚力。春节是个有生命力的传统节日,因为它体现了心灵的根本需求。
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是当前中国人过除夕的主要方式。已参与11届春节晚会艺术指导工作的中央电视台艺术中心主任邹友开感慨颇多,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春节联欢晚会已成为新民俗。
寻找新的文化方式
北京语言学院青年教师贺毅的话则代表了部分青年人的想法:春节在中国人生活中具有很强的仪式功能,辞旧迎新、祈愿中包含了对生命的向往、对死亡的恐惧。最初,春节的仪式中是含有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感的,到了现在,这种超越感已丧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胡晓伟建议春节搞大型室外活动,从过去家庭封闭式的过节方式变成全民普天同庆,增强大众性和参与性。他说,春节的过法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在春节的习俗多半是清代留下来的,而现代大城市的发展、社会性的增强使人们对传统节日的期望值有所变化,因此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满足方式。民俗、风俗是流动的传统,但民族文化遗传密码中积淀较多的劝人向善的东西是不变的。因此,如何把握春节文化的节日精神,创造不断变化的与时代适应的过传统节日的新方式,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剧烈变动之中,不变的是什么?胡晓伟认为是亲情,是对新生活的祈盼和对流失岁月的真情。守岁这个习俗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个很切实的珍惜岁月的表示。
春节就要到了,未来岁月将是一个美丽的企盼。


第11版(文化时空)
专栏:

  军旅话剧:
在表现崇高中定位
范咏戈
由于军旅戏剧面对的是从事特殊职业的军人,它必须担负对观众进行诸如坚忍、耐苦、勇敢、守法等的教育。而崇高则能够强烈地激发人们的战斗热情和伦理态度。1994年,军队戏剧在前几年以《天边有一簇圣火》为代表的一批佳作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又以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的《甘巴拉》、《徐洪刚》为代表,推出了若干个表现崇高的“新族类”,从而使军旅戏剧进一步实现了在表现崇高中定位。
正如攀登过甘巴拉的人们回来常说的,能在那里活下来的人就是英雄。凡是在那里服满役离队的官兵都应该给记功。更何况那些终年战斗在这座“不可逾越的山”上的官兵们!年轻的生命在这里做着“甘巴拉式”的牺牲:精神的牺牲和生命体能的牺牲。他们过着远非常人意义上的生活,于是他们的性格变得粗犷了。当《甘巴拉》以粗粝的形态展现当代年轻士兵们的风采时,你会相信这不是一出歌颂典型的假面戏,而是真实的生活戏。
编导的美学追求值得肯定:写军人的戏要写出崇高,而崇高美往往独钟于生活的粗粝形态。“甘巴拉”在舞台上是生命禁区,阴风怒号,军情紧急,国旗壮威……总之是昂扬悲壮的直线加方块的韵律。老“甘巴拉”连长刘方年、志愿兵肖剑尘、战士司马春秋大都是具有“粗粝美”的人物。尽管他们的脾气有些暴躁,甚至怪戾,但夜宿时抢着睡门边,乘车抢着上敞篷,紧急时刻抢在前。他们无愧是铁铮铮的汉子。
还必须为空政话剧团说几句。《甘巴拉》这样一出高扬主旋律、为部队服务的戏,既不赚钱也不会使演员大红大紫,却集中了该团的一批优秀演员,如杨树泉、吴京安、温玉娟、唐静等。甘巴拉人没有用金钱计算生命,空政话剧团的同志们也没有用金钱计算对话剧舞台的“奉献”。这是“甘巴拉”的风格,也是空政话剧团的风格。
徐洪刚勇斗歹徒的英雄壮举是一曲时代的强音。剧作家们“直接进攻生活的致命要害”(阿·托尔斯泰语),以最短的时间,十二易其稿完成了《徐洪刚》的创作。徐洪刚的英雄行为是个瞬发事件,怎么围绕这一中心事件组织起一出戏来,应该说有相当的难度。剧作者在对纷呈万端的生活素材进行了筛选后,以三部分戏来支撑:一是英雄壮举。二是心理戏。徐洪刚负伤昏迷后,梦幻中想到自己要超假,借以表现英雄的责任感。三是英雄回连队以后的戏。徐洪刚成为英雄后,仍以普通一兵自居,拒绝超出士兵的照顾,躲避鲜花和荣誉。三部分戏很好地体现出主题的光点:表现平凡中的伟大,表现军民关系,表现徐洪刚在英雄行为之后更是英雄。通过以上对戏的安排和对主题的开掘,整出戏便立住了。观众从一个瞬发事件中看到了一个浑厚大写的当代英雄的形象。
在这批表现崇高的军戏“新族类”中,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的无场次话剧《结伴同行》也是值得一提的。这部戏中,艺术家们同样也以讴歌军人的献身精神为主调。编导们努力用未经过滤的人物引动观众的认同,用人物的“笑谈”沉重引发观众的唏嘘,在舞台上树立起“军旅奉献戏”的文化新景观。与《结伴同行》相映成趣的是空政话剧团的《大漠魂》。《大漠魂》能够处理好军人奉献这一题材,关键在于它很好地把握了戏剧状态由悲切到崇高的转化。奉献于大漠的军中知识分子石磊正为未婚妻“吹灯”苦恼,战友们假戏真做,将总工郝一凡从国外归来的女儿沙沙“抬”来权充“新娘”,苦中作乐的这一场戏令人感受到淳朴与壮美的震撼。郝总为给石磊送资料,在沙漠中迷失,面临灭顶,一场大写意的戏让他与逝去的爱妻欧阳相会,生者与死者同在大漠晓月下散步,诗意盎然,心理独白有力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古代兵俑、烽火台与现代军人对话,这种打破时空、沟通今古的处理极大地丰富拓展了“军魂”的内涵。可以说,《大漠魂》是一出关于崇高、关于军魂、关于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戏。
军旅话剧始终将崇高美作为自己坚持不懈的美学追求,借以增强军旅话剧特有的艺术魅力,它应当成为正在建设中的军旅戏剧舞台文化的基石。这是不应有任何动摇的。但是,表现崇高应当避免“高处不胜寒”。因此,军旅话剧表现崇高,要充分考虑90年代观众的变化,尽可能赋予崇高以平易的舞台形式,应到最接近于普通人的生活中去寻找和表现崇高,尽可能在舞台上创造观众与崇高平等对话的机会,让人们能近距离地感受崇高。军旅话剧只有在表现崇高中定位后,方会获得更大的发展。(作者单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第11版(文化时空)
专栏:

  北京“百款春联送祝福”活动拉开帷幕
“天增岁月人增寿”,“万紫千红迎新春”,熙熙攘攘的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商业大厦门前,搭起了绚丽多彩的牌坊,厅堂里,挂满了喜气洋洋的年画、剪纸和大红春联,人们徜徉在字画的春潮中,饱享着节日的欢乐和人间的祝福。刚刚拉开帷幕的“百款春联送祝福”活动为节日的首都增添了喜庆景象。这一活动是北京市开展的一九九六年新春“十个百”系列文化活动的一部分。其它“九个百”为:百位领导送温暖、百条街道献温馨、百位名人下基层、百队秧歌走街乡、百档花会擂春鼓、百家商场挂彩灯、百簇焰火迎新春、百座饭店迎家宴、百家歌厅迎宾客。节日期间,“大碗茶”商业大厦门前将重新恢复“老二分”大碗茶茶摊。人们可以一边品尝二分钱一碗的香茶,一边欣赏高跷、秧歌、狮子舞等民间花会节目。(战吉)


第11版(文化时空)
专栏:

  塞万提斯纪念碑
范咏戈
伫立下榻的西班牙广场大饭店的窗前,初冬清晨和煦的阳光洒满大地,梧桐树披挂着金灿灿的叶子,在刚刚撩开纱幕的广场上,一群群灰鸽雀跃在撒食喂它们的少女老妇中间。那洁白高大的方锥体式纪念碑,无瑕地映入我的眼帘,这就是西班牙17世纪著名的大作家塞万提斯的纪念碑。碑顶戴着圆帽,四周还环刻着作家代表作品中人物的雕塑,正中立着塞万提斯的坐像。这位一生坎坷又不失美好心灵与富有传奇骑士精神的作家,手捧着一部著作在凝视人类……
突然,一阵骤雨从天而降。西班牙的天气就是这样变幻无常,雨意一扫冬晨的和暖,平添了丝丝冰冷,雨滴击打在前面的一片水池中,破碎的倒影,依稀可见那墨绿中闪跃着斑斑金亮的大型铜雕,手持长矛、翘着自信山羊胡子的堂·吉诃德,这位异情奇想的西班牙绅士自命为骑士,骑着一匹可怜的瘦马,带着相依为命的侍从桑乔,自17世纪以来几乎走遍了整个世界。尽管雕塑造型不肆意夸张与幽默,但从其坦率的纯写实手法中仍能细细品味到雕塑家力求再现的塞万提斯作品卓越的现实主义风格的魅力,与其所具有的深刻的社会和哲学内涵及堂·吉诃德的正义感和人情味。剔除了可笑,只给人心酸,正如兰姆所说: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的意图是眼泪,不是笑。
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四面八方,都流露着对这位与莎士比亚同一天谢世的西班牙大作家的无限崇敬与缅怀。
是啊!这位1547年诞生在距马德里30公里文化小城的孩子,一生从未受过正规教育,他自学成材。22岁那年,塞万提斯终于在老师出版的挽歌集里发表了他生平头一次写的几首小诗,1571年他参加抗击外侵战役失去了左手,后来又在北非度过了长达5年的囚禁生活,再后来当征税员糊口度日,因“帐目不清”而多次入狱……也正是这些苦难与折磨,激发了他创作《堂·吉诃德》的灵感与勇气。小说第一部出版于1605年,当时菲利普三世接位不久,西班牙文学正值黄金时代,应该承认,堂·吉诃德刚一出场,不仅他的面貌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他的性格也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但后来,塞万提斯改变初衷,把故事延长的同时,堂·吉诃德的性格也逐渐成长、充实和生动,塞万提斯巧妙地用他那表面上看来是滑稽、可笑的性格来深植了一种能够彻底打动人心的伟大的抱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海涅和屠格涅夫甘心为他伤心流泪,为他震惊倾倒。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本著作出版后的辉煌成功和风靡世界并未能改变塞万提斯晚年的清贫与孤寂。1616年4月23日,他在马德里悄然死去。
在塞翁告别世界380年后的今天,他留下的宝贵文学遗产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传颂。热情的拜谒者虽然没有当年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勇气,可还是甘愿当一次仆人的仆人,替驴背上的桑乔牵着驴缰,留下俏皮而珍贵的小照,使得并不寂寞的沉重雕塑,添加了现代人参与意识的审美需求,因而也就更增加了纪念碑的活力。(附图片)


第11版(文化时空)
专栏:

  历史文化遗产:
“城市更新”中的反思
本报记者李舫
历史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们认为:历史是一种过程,连接这些历史残骸的,不是岁月,不是史志,不是记忆,而是承钵过去的子孙们。正是他们对过去的态度,决定了历史在现实和未来中的位置,决定了我们泱泱五千年文明以何种方式赓续绵延。

改革开放带来了万千气象。谈及近年来城市的变化时,愈来愈多的人在感慨:今天的中国城市犹如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到处都可以看到高耸的吊车和不断延伸的脚手架,到处都可以听到搅拌机热烈的轰鸣声,到处都可以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尘土飞扬……我们的城市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气魄变化着:老的城区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消失,一幢又一幢的新建筑摩肩接踵地拔地而起;市民们在欢天喜地地搬进新居,在新建的规模愈来愈大的商场中兴高采烈地购物,在日新月异的家居生活中感受着现代化的气息。
然而,与此同时,一些历史学家、城市规划学家们则敏锐地感觉到:我们的城市建设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从北京东方广场、杭州西湖湖滨、西安古碑林区……的建设所引发的一片质疑声中,可以看到,城市也正在为其自身的某种开发方式亮起了红灯。
前不久,鲁迅八道湾故居是否将被拆除这一事件如一石击水,重又引得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介议论纷纷,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孰轻孰重这一争论已久的话题再次引起社会各界聚讼纷纭。
尽管目前这一事件已被证明是一场虚惊,但是类似的情况却并不罕见,其中所蕴涵的问题更是引人深思:何以我们的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在城市开发和城市建设中频频受扰?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要以历史文化的丧失为代价?如何在现代化建设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进行城市更新、保护好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以确保城市发展的可延续性?

近年来,经济建设的发展加快了城市更新、城市开发的步伐,使得处于城市中心的古旧城区的地价开始飞涨,而古旧城区,往往是保存历史文化最丰盈、最有价值的地方。以北京为例,经严密而完整设计建造而成的北京明清旧城,是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而保存尚好的封建时代都城古迹。在北京市1040平方公里的市区规划面积中,明清旧城仅占其中的62平方公里,尚不足6%;而旧城区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项,占全市总数的63%;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26项,占全市总数的72.4%。
鉴于这种情况,1983年和1985年北京市分别制定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北京市区建筑高度的控制方案》,规定城市的建筑高度从故宫周围,由内向外逐步升高,形成内低外高的控制高度分区,一些重要文物古迹和风景区周围则均为较低的地带。1990年制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91年—2010年)》中再次明确规定:“要从整体上考虑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尤其要从城市格局和宏观环境上保护历史文化名城。”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该规划中关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规定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冲击。如,王府井地区的规划高度为24米,可某新建筑的设计高度将是这一数字的3倍。该建筑如果建成,不仅破坏故宫和王府井周围的人文景观,而且将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后果。
这种对历史文化遗迹和人文景观进行“建设性破坏”的情况在我国并不罕见。
在这种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潮流中,不少城市前期准备不足、力量不够、渠道不畅,就使各种建设项目仓促上马。这些项目中大多数由内资、外资或合资企业提出建设要求,地方主管部门共同安排,而中央部门则较少介入,因而一些项目整体失控,更无力或无法顾及城市的全面规划,从而对城市的交通、环境、通讯特别是历史文化遗产造成严重损害。
西方的某些建筑设计公司则把目光从西方已饱和的建筑市场转向中国,以使他们摆脱破产的厄运。1994年11月25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摩天大楼在东方崛起——亚洲建筑设计市场红火,美国建筑公司域外逢生》的文章,作者声称,正是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已经成为不少美国建筑设计公司的救命稻草,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肥活儿”。而与此同时,我们的某些地方领导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带领一些急功近利的开发商、投资商们,在自己的历史文化上大动干戈、大兴土木。这不禁让人惶惑与震惊:经济利益的获得竟以历史文化的失落为代价!

现代化,这个自本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上一切贫困和落后地区渴求富裕和繁荣的梦想,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大趋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正经历着一个快速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阶段,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迈向现代化的城市同城市之间的区别究竟在于什么?应该是鳞次栉比的摩天楼、迂回复杂的立交桥、雨后春笋般的五星级宾馆?应该是眼花缭乱的霓虹灯、通宵达旦的夜生活、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还应该是这个城市所特有的民族文化特征、历史品质和独特的魅力?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建设部规划司司长邹时萌在谈及这个问题时说:“对此的理解决定着我们如何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每个城市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正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性格差异使得它们具有了不同的魅力。从这种意义上说,祖先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不仅仅是我们的财富,更是我们的资源。财富是可以用尽的,而资源则可以再生。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高级技术顾问郑孝燮认为:“美国、法国都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论经济水平和现代化程度都比我们高,论历史却未必比我们长。但在如何对待历史、如何保护历史文化方面,他们所采取的极为慎重的态度,值得我们借鉴。”经济落后,可以赶上去,现代化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而历史文化则是不可复制的,对历史文化所造成的任何破坏,都将无法弥补。
历史学家们强调:尊重和保护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必须更新和超越目前这种认为“历史文化就是可以放在博物馆里陈列的孤立的文物”的片面狭隘理解。历史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在构成和记录着我们的历史?是秦兵马俑?是汉马王堆女尸?是孟姜女的哭声?是已经烟消云散的成吉思汗帝国?还是故宫、北海、颐和园?越来越多的城市规划学家们开始意识到:历史从来都是连续的,因而对历史的保护不仅意味着对单体古建筑所进行的所谓理想状态的风格修复,也意味着保护文物古迹及其具有历史传统风貌的街区,保护和延续古城的传统格局和风貌特色,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艺术、民俗精华和著名的传统产品。
5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尾声时,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在重庆写信给美军有关人士,希望他们在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时,对京都和奈良两座文化古城手下留情。京都和奈良因之幸存,成为日本文明发展线索的证明。
1953年,北京市在进行城市道路改造时也遇到过与今天的城市更新同样的问题。当时有人以阻碍交通为理由,主张拆除北海团城,梁思成先生勃然大怒:“以此立论,干脆推倒团城填平三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通过去好了,还讨论什么?”周总理闻之,亲往勘察,决定将中南海围墙南移,马路转一个缓弯,救“活”北京这个重要的历史建筑,并由此确定了“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文物保护有利,又对基本建设有利”的方针。
然而,这个方针到了今天却出现了偏斜,面对轰轰烈烈进行城市更新,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不可不谓筚路蓝缕,历史的权威性在现代化误区的蝇头小利面前轰然倒塌,其原因何在?
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目前尚没有一部详尽而明确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直到本世纪80年代才在一些历史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的呼吁下意识到保护历史文化必须依靠法律。但是,目前我国关于历史文化保护的法律仍仅限于1982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法》和1990年颁布的《城市规划法》。然而这些法律、条令在具体的经济利益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城市更新对历史文化的屡屡冲击,使历史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们束手无策,只能采取联名上书“告御状”的方式,期望或许可以解决问题。但这种办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有关国家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由于法律效力薄弱、法律观念淡漠,使得一些地方主管部门草率从事,使得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规定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冲击,留下种种不符合“古都风貌”的败笔。专家们惊呼:长此以往,我们的历史文化遗存将真的成为一堆堆废墟,被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墙所包围和湮没。1994年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定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基调,专家们对此不无心酸:我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已经到了不得不“抢救”的境地,个中滋味,谁又能知?中国要腾飞、要发展、要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放开手脚,放下包袱,摆脱一切传统束缚,但是,这一切,都不等于抛弃历史。他们质问:是不是拆掉一座鲁迅故居、铲平一片西安碑林、打碎秦砖汉瓦、用歌舞花轿击破圆明园的静穆和缄默、割断一切历史的脐带,就会使我们现代化的脚步变得从容而快捷呢?
历史只有一部,而造就未来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希望我们能尊重历史的生命节奏和文化张力,不要因眼前利益的诱惑而心浮气躁,以致造成历史文化在我们手中的断裂,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失却心灵的故乡。(附图片)
(压题照片:新疆交河故城遗址)


第11版(文化时空)
专栏:

为弘扬京剧精粹,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梅葆玥专程前往长春同吉林省京剧团联袂演出梅派古典名剧《太真外传》以及《大登殿》、《坐宫》等剧目,深受观众和戏迷好评。易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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