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心理诊断美国梦
黄晴
新年伊始，美国“新闻周刊”刊出了著名学者塞缪尔森的长篇书摘作为封面文章，标题袭用狄更斯的著名小说“远大前程”，封面的两个副题是：“为美国加油鼓劲”，“事情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坏”。饶有兴味的是，这位以经济分析见长的学者的文章，通篇却以分析美国社会心理演变为主线，读来有耳目一新之感。
美国１９９５年的事不少，院府打架，政府两度停摆跨越新年。老百姓感到事情不对头，却又不知毛病出在哪里。在以往的大选年中，人们有不满，有愤怒，也有发泄对象。但今年的情况有些不同，９０％的人嫌政府花钱太多。但要想预算平衡，势必削砍社会福利，许多人对此既恨又怕。从美国的社会心理上看，当下的问题似是一种隐痛，不大容易说清楚，或者是一种难以下药的病痛，医头脚痛，医脚头痛。无可名状的痛苦或不可疗治的痛苦大约是最不好受的了，于是塞氏出面著文，意图似想将这种痛苦说清楚，并为美国打打气。
塞氏认为，二战以后，美国有过一段黄金时代，经济增长，就业稳定，收入增加，贫困问题、种族问题和犯罪问题有所缓解。人们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并期待政府和市场经济机制解决一切问题。塞氏把这一时代称为“有权享有”的时代。塞氏认为，这一时代造成了一种复杂的期望依赖：政府期待经济高涨以多收税，公司期待政府阻止衰退，老百姓期待政府和公司给予更多福利。结果事与愿违，因为时代已经变了，大期望变成了大失望。
塞氏认为，以前，美国人相信大市场、小政府的体制，３０年代的大萧条摧毁了这一社会共识。其后是罗斯福新政，实行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拜二战之赐，美国有了战后的大繁荣，调控市场经济渐成了社会共识。６０年代后，美国经历了５次经济衰退，收入增长减速，失业增加又严重起来。但美国人从心理上未能进行调适，以面对这一现实。塞氏认为，美国人用打仗的观点对待经济社会问题，认为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和正确的战略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实大谬不然。经济不是一架机器，它更像一条大河，有枯盈之季，有涨落之时。社会问题也一样，会有好坏起伏，但不会完全消失，彻底解决。
塞氏对当前问题所下的药方也是心理上的，即要美国人面对现实，顺势应时，丢掉幻想和过高的预期，实现一次新的心理大转变。军事上有所谓以退为进的战法，塞氏似乎也采用了这一办法。一方面设法让美国人降低预期，面对现实，一方面举例说明事情并不是那么坏，社会和生活上的进步还是显而易见的。塞氏以为，人心苦不知足，因此他劝告美国人，“要么改变预期，要么陷入永久的失望，别无它途”。
塞氏的药方有其理智现实的一面，但似乎保守了一些。一味知足守拙，似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塞氏在文中引用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话：“美国这个国家的力量和弱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不大肯与生活中的坏事相安无事。”但是，追求完善的美国人是否会接受这种降低预期的药方？此外，美国人在追求完善时有不太现实的弱点，但追求完善毕竟仍是美国社会的力量所在。因此塞氏的药方会不会治此失彼，这又是一个疑问。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百年建筑被焚的启示
李学江
澳大利亚是一块古老的大陆，在这里可以找到冰川时代贝壳类动物的遗迹和大片原始森林。但澳大利亚作为国家，却历史短暂——仅有２００余年的移民史和不到１００年的建国史。因此，澳大利亚虽不乏自然美景，然而与他国相比，却缺少丰富的人文景观。正是为此，澳大利亚人更加注重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上百年的古迹就“物以稀为贵”了。不幸的是，火神却偏偏钟情于这些古建筑。１９９２年年中在悉尼曾烧了一幢，另有两处也差点难逃火灾。想不到今年元旦伊始，火神再度光临，又毁了一处。连失珍品，能不令人痛惜？
最近被烧毁的７层古楼，位于悉尼城心脏地区。始建于１８９２年，完工于１８９５年，去年它已过了百岁诞辰，比澳大利亚国家还年长６岁。它曾先后是悉尼城最大的商楼、有影响的杂志《新闻简报》的总部、生意兴隆的马克·福伊斯商场，以后为“乔治·帕特森广告公司”所有，由此得名为“乔治·帕特森大楼”。可以说，它是悉尼由荒芜的海湾到现代都市的见证，是澳大利亚由殖民地到独立国家的见证。因此，在悉尼人的眼里，它的一砖一石都不亚于历史教科书的文字，记载着他们过去的真实生活和故事。这座沙岩门面的红砖楼房，给很多人留下了老悉尼的亲切记忆。它一层大厅古朴的圆柱，大厅中央美妙的喷泉，都会让很多怀旧的人驻足流连。据说，这是全澳唯一幸存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安妮女王复兴式风格”的建筑。谁知在几经变迁之后，这座古楼从８０年代中期起，却一空１０年，弃若敝屣。
据说它原归澳洲韦斯特派克银行所有，１９９４年１１月以８００万澳元卖给了一家叫西蒂韦斯特房产开发公司。但至今一年已逾期，帐还未付清。该公司先是拟将其改建成住宅，后又申请将其改建成有２２０个房间的饭店，大火前正与“阿克尔亚太”公司谈判，即将达成合资改建的协议。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奥运会期间，悉尼将出现饭店不足问题，那是个难得的赚钱机会。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场飞来之灾。
大火烧毁了发财者的迷梦，也唤醒了悉尼人的文物保护意识。人们开始反思——古建筑为何会落到如此下场？
原来，乔治·帕特森大楼在１９８９年即已被州遗产委员会列入了《悉尼遗产保护名单草案》。但是１９９２年，该楼被从名单中剔除了，缘由是“经济拮据”。去年初和去年８月，遗产委员会二次表示了对保护该楼的关注。据州政府称，大火前，州计划部长称要在几周之内对该楼是否实行永久性保护作出决定。遗憾的是天不作美。
大火是１月２日下午４时烧起的，２０支灭火队，８０多名消防队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扑救，才将火势控制住。但此时已只剩四壁。据近两天的现场查验结果表明，该楼有强行闯入的迹象，且两处同时起火，很可能是一起故意纵火案。
古楼的焚毁在悉尼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反响。一些人撰文批评市政当局的麻木不仁和疏忽职守。悉尼自６０年代以来，钢筋水泥大厦拔地而起，古旧建筑受到忽视，遭到清除。据统计，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已有２００处旧楼被拆除。另有一些古建筑即便被列入遗产名单，也往往因资金不足而只能眼看着它们在风雨中飘摇。
这场火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一些文章呼吁改革现有的文物保护机制，给物主提供免税和资金优惠，使之有能力进行必要的修缮和可行的改建。“这样的疏忽是再也不能发生了”，一位读者在信中写道：“我们失去的是无法补赎的东西，这是民族的灾难，是我们大家的耻辱。”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网球步入低谷
唐若水
在世界运动史上，网球运动曾是最灿烂辉煌、最动人心魄的运动项目，其魅力之巨大也许只有今日的足球能与之匹敌。
在莎士比亚时代，网球曾被称作“国王的运动”。那时，英国所有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从小都得接受打网球的训练，而且特别注意打球姿势的优美。网球也曾是美国人的“第一运动”，当时，特别是贵妇淑女们纷纷大打网球。在白色的网球服、网球鞋和五颜六色的网球拍相映之下，更显出女性的清纯和美丽。网球还曾是日本少女最钟爱的运动项目。女孩子们一边打球，一边梦想在网球场上邂逅称心的“白马王子”，因而网球被戏剧性地称作“梦之球”。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据调查，网球运动在体育迷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与年俱降。一项专题民意测验显示，网球在所有体育项目中的“重要性排列名次”不断下降。在英国，已从３年前的第１位降至第３位；在美国，已从第３位降至第５位；而在大多数西欧国家，甚至已被逐出了前１０位。由此，英国网球协会不禁仰天长叹：网球已步入低谷！拥有大量读者的美国《体育画报》甚至断言，“网球运动迎来了末日……”。
今年在世界各地举行的重大网球赛事上，观众人数比起往年来，也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减少。如，澳洲公开赛减少了３．１万人，温布尔顿锦标赛少了２．７万人，美国公开赛少了１６％。连在网球仍然较为红火的德国，ＡＰＴ网球锦标赛的电视转播收视率也下降了２５％之多。另外，在网球拍的销售量上也出现了滑坡：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美国下降了２５％，法国下降了３５％，英国下降了１８％。
分析家们认为，网球运动的“大滑坡”，兴许与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不景气有关。因为，打网球虽不如打高尔夫球那么破财，但比起打乒乓、踢足球、玩篮球来，开销仍是够大的。此外，手头拮据的人们似乎更少了一份“闲情逸致”去欣赏这种颇为“贵族化”的运动。
美国著名的体育专栏作家詹金斯则认为，网球明星缺乏“人格力量”，可能是网球运动越来越失去观众的主要原因。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被称作当代“网球巨星”的彼得·桑普拉斯尽管球打得好，但网球迷们从不对他顶礼膜拜。此君的傲慢和虚伪使人们纷纷对他嗤之以鼻，甚至认为他在品德上比“坏小子”麦肯罗更差。因为麦肯罗虽然粗暴，但从不装模作样。从捷克投奔至美国的娜芙拉蒂诺娃在英、德等国也名声不佳，特别是英国人，诅咒她是“可悲的叛逃者兼同性恋者”。体育播音员在电视转播她的比赛时，采用的往往是一种生硬和不屑一顾的语气，尽管英国社会对同性恋行为已采取了愈来愈宽容的态度。另外，据对德国网球爱好者的调查，约占一半的接受调查者批评新的“网球女星”们骄娇两气十足，显得“既自私又冷漠”，完全丧失了“人格魅力”。
唯有英国网球评论家金斯对网球运动的前途依然抱乐观态度。他认为，足球、篮球、板球、乒乓球等运动问世后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高峰和低谷交替出现。据此，他断定，在“不远的将来”，网球运动必然会“卷土重来”，重新展示它的“辉煌和华贵”。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际考古
“空中花园”新说
吴宇虹
众所周知，“巴比伦空中花园”是古代地中海沿岸的七大建筑奇迹之一。但是，牛津大学亚述学家戴蕾最近在伦敦出版的亚述学和西亚考古杂志《伊拉克》中考证说，两河流域的这一空中花园不在南方巴比伦城而应在北方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这个花园的筑造者不是历史传说的巴比伦帝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而是比他早１００年的亚述帝国国王辛那赫瑞布。
戴蕾的论据首先认为，了解巴城的历史名人中，无一人提到过城中曾有一个宏伟壮观的空中花园。“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他的著名《历史》一书中，曾身临其境似地谈到了埃及的奇迹金字塔和巴比伦城的奇迹宏伟城墙，却没一字提到“空中花园”；熟悉两河流域的历史学家色诺芬在谈到巴比伦城时，也只描述了它伟岸的城墙，而没提“空中花园”；首次把世界著名建筑合称为七大奇迹的罗马作家普利尼在他的《自然史》中，也只叙述了巴比伦的城墙和邦勒主神庙，仍只字不提“空中花园”；亚历山大大帝定都巴比伦城并死于该城，然而关于他在巴比伦城中的记载却不提“空中花园”。这些都可以表明巴比伦城中并不存在一个奇迹般的“空中花园”。
再者，即使提到过巴比伦城中的“空中花园”的古典作家们的依据也都是转抄的第二手材料，而且他们常常把巴比伦与尼尼微混为一谈。狄奥多鲁·西库鲁生活于距“空中花园”的时代相隔四五百年的公元前一世纪，他关于空中花园在巴比伦城的说法是来自另一位作家克台西亚，他至少有两次把两河流域南方的首都巴比伦和北方的首都尼尼微弄混。一次把亚述王的首都尼尼微城说成位于幼发拉底河岸上，然而人们都知道尼尼微是在底格里斯河上，而巴比伦才在幼发拉底河岸上。另一个提到巴比伦空中花园的是公元一世纪的如付斯，但他明确指出空中花园是“一个统治巴比伦的亚述王”所建，从而否定了花园建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尼布甲尼撒时期的说法。
另外，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的许多铭文后来都被发现和译读，他多次谈到他在巴比伦的建筑工程，但他从没说过自己修过空中花园。事实上，巴比伦的国王也没有修建园林的传统。而亚述国王辛那赫瑞布的许多铭文都提到他在尼尼微修建了花园，并把流经尼尼微城中一条河的水引入花园，况且他是“一个统治巴比伦的亚述王”。特别是他在铭文中提到了向（空中）花园提水的螺旋片和引水的粗大的铜圆筒管，这无疑和古典作者所说的向空中花园提水的螺旋泵器相符合。
最后，德国考古队发掘巴比伦城遗址时，由于很难找到一处和古典作家描述一致的空中花园遗址，只好假设花园是在王宫中厚实的围墙之内，可能是用井水浇灌的。实际上他们假设的建筑并不是花园，却和马瑞遗址发掘出的古巴比伦时期的作坊区域十分相似。但是，有人在尼尼微城的亚述王宫中，却发现了一块绘有尼尼微城中的“空中花园”浮雕板（现在大英博物馆，见下图），浮雕中的花园确为种在拱顶上的树林所构成。
除了泵用河水外，该浮雕还显示了尼尼微的空中花园使用了从山区引来的、由拱式运水槽路引导的自流泉水。这一长久的非人力的供水方式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尼尼微于公元前６１２年被米底攻陷后，空中花园仍被如付斯和其它希腊人所欣赏的原因。因为，自然流水在空中花园失去了转动水泵的人力的情况下可以继续向它供水，并使它继续保持郁郁葱葱。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人民大使”的中国心
可铮
“我想出了一个独特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在我们镇上大多数住宅的后院都有大片草地，人们都是请割草工来修剪的，我却亲自从事这项艰苦的劳动。每次我都按照邻居付给割草工的标准付给自己同样数目的钱——那是颇为可观的一笔。我把这笔钱攒起来，献给中国的希望工程。在炎热的季节里，劳动是艰苦的，但我心中充满了快乐，我是在用自己的努力帮助中国的孩子们。”
读着这位美国老人的来信，泪水不禁濡湿了我的眼窝。他有一颗多么诚挚的中国心！
老人名叫威廉·库贝克，是一位退休的中学校长。退休１２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投身于国际民间友好交往。他现在担任国际儿童基金会美国顾问委员会成员、美中友协长岛分会负责人、美中友好基金会主席等许多职务，而最使他感到自豪的头衔则是大家由衷地送给他的称号——“人民大使”。
退休后，库贝克访问过３６个国家，他“决心奉献自己的忠诚与才智，争取人与人之间美好而积极的联系”。他最钟情中国，他说：“我热爱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我从小就被这个国家和她迷人的文化所吸引。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历史和有关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业绩的书。我深深地同情饱受侵略与战争蹂躏的中国百姓。长征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体现了人民的决心、勇气和奉献。我准备将余生奉献给我所热爱的中国人民，我希望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为行进中的中国新长征尽微薄之力。”
库贝克热情地协助当地的几所学校和中国的中小学建立联系，开展交流；不辞辛苦地举行各种活动，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他致力最显著的则是为中国人民的各项事业募集经费。他为中国的医院、社会福利事业进行过义捐；在一位中国朋友的协助下，捐助过四川的一所学校；给南京新成立的一家儿童银行寄去了自己的部分退休金；中国大地洪水肆虐时，他给许多美国报刊写信，呼吁人们给予帮助；武汉有一位小姑娘得了不治之症，老人毫不犹豫地提供了资助，还积极地在美国为她募捐；他通过为希望工程的捐款，帮助了不少中国孩子。河北女生赵娥曼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威廉，我已经回到学校上学，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长大要留在山区当老师，教贫穷的孩子们，使他们得到比我更好的教育。”库贝克捐出的不仅仅是金钱，而且是一个善良的美国老人的真情和爱心。
库贝克也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他富有正义感，在有关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和“银河”号事件中，他仗义执言，旗帜鲜明地给美国国会议员、国务卿甚至总统写信，批评美国政府毫无道理的做法。去年６月，当美国政府决定允许李登辉访美时，库贝克再次致函克林顿总统，表示“失望、义愤和抗议”。信中说，白宫的决定“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破坏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准则，侵害了中国的主权。”他还去许多地方发表演讲，告诉人们台湾问题的真相。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积极投入了捍卫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的斗争。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呼吁克林顿予以纠正，把美中关系引到正常轨道上来。
就是这样，库贝克先生把他退休后的余年献给了美中人民友好的伟大事业。他感到高兴的是，他的行动不但得到了他的太太和７个子女的支持，也吸引了社区和美国其他地方许多朋友的共同参与。他并不富有，他只来过中国一回。近几年中，他接到过中国不少单位的访华邀请，却因无钱购买往返机票而未能成行。他和１００多位中国朋友通信，还要省吃俭用地省出邮票钱。但他却花钱订阅了中国的报刊，并且从不吝啬地为中国的事业捐款。他在拥挤的书房中向我展示了他最珍视的“财富”，那是９大册中国朋友给他的书信集、３大本中国朋友相册，以及堆满了书架的有关中国的剪报本。他说：“剪报是我身边的中国百科全书，书信集和相册是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之桥。”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旅游业的“后遗症”
章明
据世界旅游组织估计，世界旅游业总产值已达３．４万亿美元，并且正以每年４％的速度递增。预计到２０００年，世界旅游人数将上升到１０亿人，旅游业的产值将达７．２万亿美元。眼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但是，旅游业带来繁荣和就业机会的同时，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居民生活受到干扰
旅游业的发展打破了旅游景点居民的平静生活。有人强烈要求限制游客人数。在法国首都巴黎，每到旅游旺季，交通堵塞，市民外出都有困难。游客汹涌而来，打破了一些街区居民平静而悠闲的生活。意大利的“水上城市”威尼斯如今人口不足８万人，因为旅游业的飞速发展，咖啡店和餐馆的价格飞涨，超过了市民的承受能力。熙熙攘攘的游客更令当地居民不胜其烦，居民纷纷外迁。文物古迹遭到损坏
游客增多，使许多名胜古迹和景点受到破坏。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历史名城的博物馆内珍贵的镶嵌地板几乎被磨平，游客过多也使建筑物内的空气温度和湿度过高，不利于名贵油画的保护；意大利古罗马广场有几千年的历史，但那里许多大理石装饰被凿得面目全非；佛罗伦萨的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复制品大卫，被人用红漆将脚漆得血红；雅典巴苔农神庙的许多小块的建筑用石被一些旅游者偷走。
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在每年７—８月的旅游旺季，蜂拥而至的游客聚集在地中海的海滩上，他们的吃喝拉撒对地中海的自然和生态环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１．３亿多人口居住在地中海沿岸，每年夏天还有１亿游客。他们所丢弃的废物每年超过５亿吨，都不加任何处理地排入了大海。这些垃圾威胁着旅游海滩。数十个意大利海滩和１／１０的法国海滩达不到欧洲联盟所规定的《浴场用水法》的清洁标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称，陆地上的人类活动造成每年有１２万吨石油、６万吨清洁剂、１００吨水银、３８００吨铅和３６００吨磷酸盐进入地中海，需要数百年时间才能分解的塑料垃圾也在不断增加。
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沙维尼克警告说，旅游业必须认识到对旅游活动应有所限制。现在，有些地方开始采取措施，在奥地利的历史名城萨尔斯堡，旅游客车已被禁止驶入市中心；在法国北部著名画家莫奈的故居，每当花园中百花盛开的季节，管理人员要禁止大型旅游团入内参观，只放单个游客入内；来西班牙阿尔罕布拉皇宫参观的游客，拿到的入场券只限部分时间进入；巴黎市旅游局的负责人正在考虑利用夜间观光及预约观光的制度，来缓解游客过多的压力。然而，真正消除旅游“后遗症”，需要未雨绸缪，综合治理，仅靠上述措施是远远不够的。（附图片）
羽蛇神石雕——玛雅人崇拜的图腾遗迹。马占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