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哈尔滨拒绝“大和”号
本报记者董伟
也许是１４年亡国奴的阴影太深太痛，也许是纪念抗战胜利５０周年唤醒的民族自豪感还激荡在胸，所以，当二战时期日本侵略者的战舰“大和”号模型堂而皇之地摆在哈尔滨的玩具柜台上时，哈尔滨人的心再一次被刺痛了。
《生活报》干预生活，“大和”号在哈尔滨“登陆”引起强烈反响
在充满诗意的冰雪节里，谁也没在意，孩子们手中多了一件新玩具——当年日本战犯山本五十六的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１∶３５０的仿真电动模型。这件玩具在哈尔滨第一百货公司（以下简称哈一百）的标价为１５２元。在道里区小天使商场，出售的仿真模型有２０多种，其中二战时期日本海军战舰模型占了一半。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大和”号模型的说明书竟以赞颂之词宣扬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如何“威武”。
１月９日，《生活报》头版头题发表文章《这仅仅是玩具吗》，记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提出“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的日子里，这些当年法西斯战争的魔影再次‘侵入’，不是在战场，而是在市场上，这是国人情感所不能容忍的。”
文章在哈尔滨引起强烈反响。原黑龙江省省长陈雷是抗联将领，他说：“一些厂家、商店为赚钱而不顾国耻，生产经销侵略者战舰模型是错误的，只能长帝国主义威风，灭中国人民的志气，并对儿童产生消极影响。不能让那些没有国格的人为所欲为。”
原省人大主任李剑白对记者说：“日本右翼势力始终不承认侵略行径，他们前些年在教科书上把‘侵略’说成‘进入’。现在，日本企业制造二战日军战舰模型又如出一辙，是在美化侵略战争。而我们某些中国企业怎么能见利忘义呢！”
退休的老工人韩文想起自己１０岁那年，日寇逼着全校学生去“参拜”他们的“忠灵塔”，回来后，父亲骂他：“那是什么忠灵，全是杀中国人的魔鬼。”他说：“眼前的这件事，就好像逼着年幼无知的儿童去‘参拜’他们的‘忠灵’。这些玩具是毒品，会使下一代丢了爱国大志。”
哈尔滨的市民和商家被震动了。１月９日，哈一百在《生活报》文章发表的当天，就将“大和”、“武藏”号战舰玩具全都撤下柜台，并告知主要生产厂家——上海西西利公司，不再销售该公司的此类产品。
哈尔滨透笼街轻工市场和大发批发市场的个体业户，也纷纷响应，主动撤下侵略者战舰模型，并退返厂家。
然而，哈尔滨人的思考并没有就此打住。
一封来信再次引起哈尔滨人的深思
就在哈尔滨市民强烈谴责兜售日本战舰玩具的行为时，有人致信《生活报》，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一个成熟的民族应该更加宽容，不该在这件事上小题大作。
这封来信的发表，引起了哈尔滨人更深的思考，一些学者和作家也纷纷发表意见。
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黄定天认为，一个民族应该宽容，但民族宽容决不能没有立场。正如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的，决不能因为宽容而忘记历史，忘记民族耻辱。
省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王士俊说：“一个泱泱大国的成熟，不能用对侵略行为的宽容来体现。我们应该竖立一个耻辱柱，详细记下当时受欺侮、受践踏的史实，让子孙后代都能受教育。如果摆出泱泱大国的所谓‘君子风度’，宽容他人歪曲历史，对我们民族前途是有害的。”
哈尔滨市文联主席、作家蒋巍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理性的成熟的民族，唯其如此，我们才主张与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同时教育后代不忘国耻，不忘那场罪恶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空前劫难。我们不能容忍特别标明了‘大和’号、‘武藏’号字样，并挂有日本国旗的战舰模型在我们的孩子手中把玩，对我们民族来说，这个记忆是带血的。”
来信和电话不断涌向《生活报》编辑部，该报社会生活部主任梁伟对记者说：“我们为哈尔滨市民有如此高的政治热情和如此深的理性思考而欣慰！在主持讨论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地受着教育。”
持续两周的讨论引起了哈尔滨市委的重视。１月２３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方存忠对记者说：“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件事已是一个‘政治’问题。联想到日本曾利用游戏的形式，将军国主义思想灌输到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去，那么现在这种‘玩具’将在我们的下一代中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有关部门干预下，哈尔滨的各大百货商店和轻工批发市场已全部撤下日舰模型。与此同时，在透笼街轻工商场和大发批发市场，玩具柜台上悄然出现了一套“９５爱我中华纪念甲午海战１００周年”北洋水师模具，并且销路很好。
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也要对下一代负责
时值中小学生期末考试，但《生活报》编辑部却不断接到中学生来信，读过之后，不由人思绪万千。
有的学生来信，流露出对公众义愤的不理解。孩子的态度令人深思，是如常人所说的“代沟”使然，还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出现了真空？
记者曾采访过几位没有买这种玩具的少年，他们说，他们之所以不去买这种玩具，是因为听说了它的历史。
玩具是孩子们的天使，它可以开发智力，也可以影响孩子今后情操和人格的形成。教育工作者呼吁：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该承担他们对社会、特别是对下一代的责任，让孩子们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健康成长。（附图片）
松花江畔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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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当个好“挑夫”
——湖北省监利县委书记张琼江一席谈
本报记者杜若原
张琼江，５０岁。曾任湖北省天门市委副书记、监利县委副书记，１９９２年６月任监利县委书记。高级经济师，著有《农业大县的改革与发展》一书。
我在县级干部这个岗位上干了多年，尝遍酸甜苦辣。当县委书记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当个“挑夫”：一头担着党和政府的重托，一头载着群众的希冀。千钧压身，不敢稍有懈怠。
监利是个农业大县，对国家贡献很大。但１０多年来，却一直陷于“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困境。前些年粮贱时，农民不愿种粮食，可国家又需要粮食。怎么办？
我当县委书记后，提出把监利由粮食大县转变为优质粮、多种经营和农副产品加工大县的奋斗目标，埋头抓了几年，收到显著效果。农业种植结构进行大调整后，监利成了优质粮棉油大县，多种经营形成１０大基地。以杨树为例，我们下功夫栽了３年，发展到７万亩面积。过去农民拿它当柴烧，现在卖到木业公司加工出口板材，每立方米值４５０元。农民仓里有粮，手中有钱，安居乐业。
我常常琢磨，干部干部，“干”字就像天平，干部就应该是一座天平。作为县委书记，如果不考虑国家利益，便没有党性；不考虑群众利益，国家利益又从何谈起？只有把两者统一起来，把工作出发点放在帮助群众致富奔小康上，才能兼顾。
譬如农民负担。据我调查，农民加重的负担，大多用于集资建学校，修公路，办企业去了。就农民来说，虽然温饱已经解决，但口袋里的钱并不多；对地方政府而言，又急待改变教育、交通等方面的落后状况。既要吃饭，又要建设，如何协调这个矛盾？我以为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不可好大喜功。
心里有群众，遇事、决策从群众着眼，这是领导干部最宝贵的品质。为了保持这份朴实，我卷起裤腿帮农民犁田，种树，植棉。一身泥一身汗，心里却十分充实。
当个好“挑夫”，吃透上级精神，洞悉百姓艰辛，而后方有党性，有良心；对待工作才能实事求是，这时候个人得失则显得微乎其微了。（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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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生舞台
善领风骚的宋崇山
陈国琦宋华锋
河北胜利客车厂这几年名声大振。一个当年只有５００人、负债累累的军工小厂，发展成拥有１．６亿元固定资产和４６００多名职工，年产万余辆轻型客车的大厂子，颇有点传奇色彩。而这个厂的厂长、党委书记宋崇山却不满足，对人总说：没什么，没什么！
胜利客车厂的前身是一家藏在山沟里生产军工产品的工具厂，曾累计亏损１２０万元。宋崇山走马上任后，走的第一着棋，就是实现由军工产品向民用产品的转变，开发有市场前景的产品。他们开发生产出麻花钻头等民用刀具新产品，很快畅销１２个国家和地区。初战告捷后，宋崇山又利用厂子在发动机及坦克生产工艺性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很快开发研制出轻型客车。随着胜利牌汽车欢快的鸣叫，工人们脸上长期笼罩的愁云消失了。
厂子胜利转产，起死回生了，宋崇山的眉头并没有舒展。要闯大市场，求大发展，必须冲出大山。于是，他又谋划第二着棋——胜利出山。
一座投资４５００万元，占地７００亩，设计能力年产万辆汽车的新型企业，在冀中大地定州市蓬勃兴起。宋崇山和他的同事们的“野心”更大了，凭借这里交通方便、信息灵通等条件，他们一方面加紧开发出多种专用车，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多种需求；一方面运用营销组合理论，制订了全员销售方略，向市场发起全方位的攻势，使企业又有了长足发展。
有人说，这下宋厂长该松口气了。可他脑子里那根弦却一点也没松弛：国内外汽车市场竞争激烈，孤军作战的劣势显而易见，必须组建“联合舰队”才能闯商海，搏大浪，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于是，经过一番策划，１９９３年７月，以胜利客车厂为核心，以河北先锋机械厂、河北晨光机械厂、河北开元铸造厂等５个省军工企业为紧密型成员，以军工系统外２２个企业为半紧密层建立了河北胜利企业（集团）公司。“联合舰队”当年显威，实现利税４０５０万元。
如今的宋崇山，又在为深化改革和提高产品质量动脑子。他在分配制度、用工制度及营销机制上，又进行了新的探索。他在厂里成立了创名牌领导小组，建立起一整套质量监督保证体系。这位善领风骚的企业家，正继续带领全公司职工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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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边地掠影
拉萨冬日鲜果香
本报记者张忠
五六年前，冬天在拉萨吃新鲜水果，不能不说是一种奢求。如今，３００多家水果摊点遍布人口不足２０万的拉萨城区，果品货源充足，种类丰富，变化之大，着实令人感叹。
１月下旬，记者在拉萨市最大的娘热路水果批发市场发现，这里果品丰富，有广东香蕉，陕西红富士苹果，兰州特产冬果梨，河北鸭梨，西藏林芝苹果，四川广柑、桔子、血橙、脐橙，还有尼泊尔蜜桔。
来自四川安岳的一位女批发商告诉记者，几年前，拉萨市场上为数不多的新鲜水果主要靠空运进藏，批量小，成本高，售价自然也高出内地几倍，很难成为老百姓的日常消费品。现在主要靠公路运输，保鲜技术提高了，批量大了，成本也就下来了，大家都买得起。
记者来到一辆东风大卡车前，货主急忙迎上来。货主是甘肃皋兰县人，叫卫传太。这车兰州特产冬果梨是昨天深夜才运到的，一上午就已批出去了１／３。卫传太告诉记者，生意好的时候，一二天就能批完一车。不过也有亏的时候，“拉萨就这么大个市场，竞争激烈，风险也大”。
记者在一位藏族朋友家做客。朋友端出苹果、香蕉招待。苹果又红又大，一看标贴，是陕西红富士，朋友说这是目前拉萨市场上最好的苹果，“也不贵，２元６角１斤，上好的香蕉也才４元。”朋友说，“前几年，别说贵，到了冬天掏钱都买不到。现在好了，夏天连草莓、樱桃、菠萝、猕猴桃、荔枝、芒果都有。”朋友介绍说，８０年代中期，拉萨的水果夏天只有青海、甘肃产的西瓜，冬天仅有本地苹果。夏天，老百姓有时以一种名叫“秋秋”的野生酸根和水萝卜权充水果吃。冬天则托人从林芝拉一两麻袋苹果，来不及吃，很快就蔫了，怕坏，切片晒成干吃。朋友说：“那时候，蔫苹果待客就算不错的了！”
１９６５年，陈毅元帅来拉萨时，在“七一”农场亲手种下了闻名西藏的“红元帅”苹果树。那以后，西藏苹果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如今，西藏自产的苹果依然走俏。藏族姑娘仓姆决的摊前摆着一堆林芝苹果，看上去个个新鲜、光洁。“２元３角一斤。”仓姆决说，“这是本地最好的苹果。”（附图片）
拉萨街头的水果摊张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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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驻地记者评说
东西南北评说推广普通话
主持人武卫政（本版编辑）：４０年前的２月６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今天，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我国的推普工作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方言虽顽固，推普终有成，各地情况不同，请大家联系实际，对此进行评说。
语不同音半句多
刘霄（本报驻广东记者）：“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本地话。”智商再高的人也绝难想到，广州话里的“擂猴”、“多姐”、“宾抖”，就是普通话里的“你好”、“谢谢”、“哪里”。客家人说“欢迎”，内地人常听成“怀疑”，广州人说“政治”，内地人以为是“经济”。在商场购物，内地人怎么也搞不清“呀门（１元）”和“依门（２元）”的关系，和售货员喊成一片，弄得极不愉快。这种事情一多，挫伤了内地人的感情，使广东人有了欺生的不良形象，让前来投资的人碰壁卡壳，贻误商机。
赵鹏（本报驻福建记者）：福建人说起方言来，我也听不懂。初到福州，在食堂问菜价，人家“一对狗”、“一堆糕”地说了半天，我还是不明白他的意思是“一块九”。闽方言差异极大，相隔数里的居民交谈起来都有困难。
钱江（本报华东分社记者）：不久前上海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载文说，郊区的一位企业干部到北京去接受记者采访，因为满口方言拗不过口来，只好享受了一番“外宾待遇”，身边安排一人将他的方言翻译成普通话，把周围的人看呆了。文章的主题是：不要忽视推广普通话这件事。
方言能有几时“优”
王楚（本报驻深圳记者）：说普通话在深圳可以说是一种时尚，因为这个城市的４００万人大部分是外来的，操着南腔北调的人走到一起交流，只有讲普通话。普通话说得是否纯正，在当地一些人眼里是文化层次高低的表现，受教育程度越高普通话说得越好。在广东和深圳的农村，那些原先既不能说也听不懂普通话的老阿婆，现在也大讲“有了文化，走出家门不受欺负”的道理，特别希望下一代学会普通话。
祝谦（本报驻新疆记者）：新疆有１３个少数民族，有５种文字的出版物和５种语言的广播，各民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有趣的是，今天，学汉语、推广普通话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热”起来了。因为新疆的少数民族兄弟要“东南飞”，去卖烤羊肉串，去推销葡萄干，不会讲汉语显然无法做生意。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必须跨越民族界限，扩大交际范围，没有普通话这一语言工具怎么能行？
钱江：上海的流动人口已超过３００万，方言区被这一庞大的人群搅动起来，普通话必然成为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今天的上海人对外地人说普通话是很普通的事，青年一代的普通话水平更是跃上了新层次。要我看再有一代人的光阴，上海青年的普通话水平将可以和许多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河以南地区人们平衡。
刘霄：我国众多的方言割据，源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人际交往圈子特别小，方言于是大行其道。现在对外交往日益扩大，方言无论如何都不够用，还显得自己孤陋寡闻，一身土气。相反，普通话却能将人“包装”得更文明更开放更够档次。在广东，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是有头脑的干部，越是见多识广的企业家，普通话说得越好。讲普通话“含金量”大，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标志，最“威”了。
主持人：不能想象，如果普通话没有成为全国的通用语，统一的市场怎样形成，怎么运转。有识之士早已指出，所谓的“方言优越感”，是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背道而驰的，是实质上的自我封闭和短视。要走出地区小圈子，闯全国这一大市场，连普通话都不会说，难道要带着翻译到处走？要充分吸收外来资金、技术和人才，首先得打破语言封闭。操满口方言而大讲改革开放，显然极不协调。
并且，“方言优越感”只是一种盲目的自大。国家语委主任许嘉璐说，现在的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指音系，而不是具体字的读音）为标准音，这是自元代以来所形成的“官话”的继承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古代的通用语基本上是自然形成的，只有人民政权才能顺应语言的规律和时代的需要，运用行政的力量，科学地促进通用语尽快在全国普及。姑且不论我国各种方言彼此间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优与劣，就普通话而言，它有个超越其他方言的巨大优势，这就是几百年来的传统和４０年来普及工作所造成的巨大覆盖面，这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大势”。
推普：早“播”早收广“种”广收
钱江：外来人口涌入无疑极大地促进了上海的推普工作，但如今上海渐渐进入普通话收获季节，首先是几十年来政府坚持不懈倡导的结果。上海特别重视在政府机关、学校和服务行业中推行普通话，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地区迅猛发展的广播、电视事业，使千家万户对普通话的感情日日有加。过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的方言广播，也早已为普通话所代替。在南京路两边的商厦里，到处可以见到“请讲普通话”的提示牌，这样的语言环境促使人们从不自觉走向自觉。
王楚：“请讲普通话”的蓝色小牌，在深圳的机关和公共场所也处处可见。一些“窗口”行业积极开展普通话培训，举行演讲活动；市公安局要求干警在办案中使用普通话；有的企业还把普通话说得是否纯正与工资挂钩。深圳开展普通话三级标准考核工作以来，全市共有１０１家“窗口”行业单位的近５万人通过了考核，领取了合格证。市政府要求“窗口”行业４５岁以下的员工持证上岗。
赵鹏：据老同志们回忆，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军民协作共建，客观上打破了福建语言封闭的状态。当时活跃在八闽乡村中的工作组，主要由外来学生组成，他们下乡入户教习普通话，为福建推广普通话打下了良好基础。我在农村采访时也发现，即使是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听懂普通话。
祝谦：现在新疆群众非常希望有关部门创造必要条件，提供学汉语的环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制定法规：少数民族学龄儿童从小学３年级开设汉语课，高中毕业达到使用“双语”的水平，有的少数民族子女直接就读汉语学校。新疆教育电视台开辟专栏，每天一句话，帮助少数民族学汉语。去年全国公务员普通话比赛，新疆获两个三等奖，有一位就是少数民族干部。
刘霄：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特别强调，广东作为开放地区，语言不应该封闭，否则与它的地位不相称。１９９２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做出《关于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谢非身体力行，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合讲普通话。由于领导重视，传媒重视，学校重视，服务行业重视，几年前那些“洗脚上田”去务工务商的老广给内地人留下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的印象，而如今，能讲一口比较流利普通话的广东人越来越多了。
主持人：有消息表明，随着“九七”的临近，香港地区现在掀起了第四次学习普通话热。这次普通话热不同于以往的特点是：由分散的、自发的、商业性的学普通话转向政府带动的、在教育系统全面展开的学普通话；由单纯的语音培训走向语音测试。这是大势所趋。香港不愧是现代化的国际商业大都会，对形势的变化很敏感，欢迎一切新事物，应变能力强，推普工作一做就是高起点、高速度。香港的普通话热必将有力地促进广东等沿海地区的推普工作。
第5版(各地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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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9月举行的全国首届省级党政机关干部普通话大赛上，西藏代表的出色表演受到好评。于茂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