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今古人物
罗曼·罗兰与《阿Ｑ正传》
马为民
今年是鲁迅逝世６０周年和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诞辰１３０周年。这两位文学巨匠虽然未曾谋面，倒也有过文字方面的关系。鲁迅的不朽之作《阿Ｑ正传》的法文译文，就是经罗兰的推荐，于１９２６年在法国左翼文学刊物《欧洲》上发表的，迄今恰好７０周年了。
１９８６年初秋，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５０周年前夕，笔者作为本报驻巴黎记者，采访过法国研究鲁迅的专家、巴黎第八大学教授米歇尔·鲁阿夫人。当时，鲁阿夫人给我看了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１８６６—１９４４年）一封书信的复印件。信是写给在巴黎出版的左翼文学刊物《欧洲》负责人Ｌ·巴扎勒热特（Ｌ·Ｂａｚａｌｇｅｔｔｅ）的，内容是建议《欧洲》发表鲁迅的小说《阿Ｑ正传》的法文译文。
端详着这封信件，笔者喜出望外。因为凭记忆所及，国内８０年代初出版的一期《鲁迅研究资料》，曾刊载鲁阿夫人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关于罗曼·罗兰先生参与发表《阿Ｑ正传》一事，他们没有找到根据。而今，这根据不是找到了吗？
据鲁阿夫人告，罗曼·罗兰夫人于１９８４年（？）去世前，将罗兰及她本人的全部手稿赠送给法国国家图书馆，同时送鲁阿夫人一套复印件。罗曼·罗兰推荐发表《阿Ｑ正传》的这封信，就是她从这套复印件中找到的。罗兰夫人对她说，这封信并非罗曼·罗兰手写，而是罗兰口授、秘书打就的。所以，原件即是打字信。信中提到的译者敬隐渔是文学创造社成员，当时侨居巴黎。
现根据鲁阿夫人送我留存的该信复印件，试译如下：亲爱的朋友：
我手头有件短中篇（长的短篇）小说的译稿，作者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小说家之一。把它译成法文的，是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文本的年轻译者敬隐渔。故事是写一个不幸的乡下佬，一个半游民。他很可怜，遭人看不起，也确实有点叫人看不起；然而他很达观，且自鸣得意（因为，当人在生活漩涡的底层被任意摆布时，总得找点得意事的！）。他最后在大革命中糊里糊涂给枪决了。他当时唯一感到难过的是，当人家要他在判决书下面画押（因为他不会签字）时，他的圈儿没有画圆。这篇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初读似显平淡；继之就会发现一种了不起的幽默；待到把它读完，您就会吃惊地感到，您被这个可怜的怪家伙给缠住了，您喜欢他了。
您要不要读一读这个中篇的译稿？否则，我将另找门路。请您在《欧洲》发表它吧！我还要告诉您，我的敬隐渔从中受到鼓舞后，可以向您提供出版一部当代中国中短篇小说集的材料。我想巴黎还没有一家杂志或出版社接触过中国当代文学。另外，敬隐渔的法语极好，译文中的差错很少。
我深情地握您的手。我从阿尔考斯那里得知，您为罗曼·罗兰这个讨厌的老头儿费神不少。他为此感到羞愧。这就是人活到６０岁的一大本钱！而我的父亲呢，他再过几个月就９０岁了！有一天，谈到一个刚刚去世的跟我同年的女性时，他说得极为天真：“这个可怜的年轻女子啊！”——我们在演《卫戍官》（注）。
您的忠诚的
罗曼·罗兰
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２日于 维勒内沃奥勒卡别墅
据鲁阿夫人说，法国是首先介绍鲁迅作品的国家之一，在欧洲国家中，仅晚于苏联或英国。法国最早介绍的鲁迅作品，就是１９２６年《欧洲》发表的由敬隐渔翻译的《阿Ｑ正传》。
围绕罗曼·罗兰的这封信，鲁阿夫人还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轶事。据她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流传过这样一种说法：罗曼·罗兰曾经给鲁迅本人写过信，称赞《阿Ｑ正传》，而信却为郭沫若所扣压。鲁阿夫人说，根据罗曼·罗兰的手稿判断，这是一种讹传。因为手稿中有关于他于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２日致信《欧洲》、推荐发表《阿Ｑ正传》一事的记载，却丝毫未提到过他曾经给鲁迅本人写过信。但是，罗兰确曾让人向敬隐渔读过他写给《欧洲》的这封信。她据此判断，敬隐渔在致国内友人的信中，显然提到过罗兰的这封信和他对《阿Ｑ正传》的赞扬，于是人们将罗曼·罗兰写信给《欧洲》误传为他写信给鲁迅了；又鉴于敬隐渔是文学创造社成员以及当时郭沫若同鲁迅的个人关系，以讹传讹，出现了“扣压”之类说法。
说来也巧，据鲁阿夫人告，她之所以把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博大精深的课题之一——鲁迅研究作为她后半生的主要事业，倒是跟郭沫若有关。６０年代末，她翻译了郭沫若的诗作。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她在北京会见郭老前，有关人员曾提示她“莫谈鲁迅”。“可是，使我吃惊的是，倒是郭沫若本人主动谈到了鲁迅”。郭沫若说，不要翻译他的东西，最重要的是研究和翻译鲁迅的作品。不认识鲁讯，就不可能认识现代中国的演变。鲁阿夫人说，她当时流露出畏难情绪，但郭老鼓励她“先做起来”。回国后，她就逐渐移身到鲁迅著作上，渐渐地同鲁迅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关于罗曼·罗兰和鲁迅，鲁阿夫人还让笔者看了另外两封有关的信件。一封是宋庆龄、茅盾和蔡元培三人于鲁迅逝世后联名发给罗曼·罗兰的，信件用英文打印。它通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希望法国左翼作家联盟参与纪念鲁迅，并且为中国树立鲁迅的雕像提供资助和征集设计。此信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发自上海。信并非直接寄送罗曼·罗兰本人，而是由当时的中国大学生联盟转给设在巴黎的世界大学生联盟，再由它转送罗曼·罗兰的。该联盟的秘书安德烈·维克托在转寄宋庆龄等人的信件时，还给罗曼·罗兰写了一封说明情况的信，信上面的日期是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２日。这已经是鲁迅逝世３个多月之后的事了。
１０年前，鲁阿夫人领导的鲁迅小组同我国复旦大学携手，决定用１０年时间出齐法文《鲁迅全集》，这得到了法国外交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积极支持。如进展顺利，这项工程当于今年竣工。这样，由罗曼·罗兰参与发轫的这项向法国及整个法语世界介绍鲁迅的事业，将从此进入以研究鲁迅为主的新阶段。世界上会有更多的人通过阅读鲁迅的作品，感受他伟大的人格力量，从而进一步认识中国。
注：此剧系雨果的诗剧，此处“在演《卫戍官》”意为“在倚老卖老。”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澳洲国庆走笔
李学江
１月２６日是澳大利亚国庆日，全澳各地都沉浸在喜庆的节日气氛中。最热闹的当数悉尼了，这一天有近百万人涌入公园和海滨，举行别出心裁的庆祝活动。节日到达高潮时，空中是数十只热气球与白云相伴飘游，水中是上百艘五彩船同鱼儿嬉戏追逐。英国皇家红箭特技飞行队的惊险表演，不时令观众目瞪口呆，发出阵阵惊呼。
这一天也是举行外国移民入籍仪式的庄严日子。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１万人在这一天宣誓入籍。当局向他们颁发一份公民证书、一面小国旗和一页国歌的曲谱。他们大都显得很兴奋，但也有人说，他们热爱这片国土，但也绝不会忘记养育自己的故国。
澳国每年在全国评选一名最佳公民，并于这一天授予“年度澳大利亚人”的称号，由联邦总理亲自宣布和颁奖。今年，这项澳大利亚人的最高荣誉称号有幸授予了一位华裔澳籍公民——余森美博士。
余博士１９３４年出生于南京市。１９３７年随父母迁来悉尼。１９５９年在悉尼大学医学专业毕业后便受聘于悉尼皇家亚历山德拉儿童医院，１９６１年前往伦敦从事了两年医药研究工作后，仍回该院工作。他之所以荣获今年“年度澳大利亚人”的殊荣，皆因近４０年来，余先生为澳洲儿童的健康呕心沥血，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获得了社会的公认与好评。正如评选委员会所说：“余博士是一位将自己全身心都奉献给了拯救儿童生命的非凡的人，他在对病儿的医疗方面和在对医学的研究和创新方面都有一种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他是促成澳大利亚有了一家各国都会为之羡慕的全世界最先进的医院的主要推动者。这家医院将在未来几十年造福于澳洲的儿童和家庭。”
然而，在这豪华的庆典之中，除了喜悦和荣耀之外，也不乏深沉的思索。就在这一天的报纸上，不止一篇文章对将这一天定为国庆日提出了质疑。原来１７８８年１月２６日是菲利浦船长率领英国船队在悉尼湾登陆的日子，此后欧洲移民便源源而来，开始了开拓这块大陆的历程，因而这一天被定为国庆纪念日。但是，澳洲土著人遭驱赶、遭迫害的苦难也是从这一天开始。因此土著人理所当然地将这一天看作是“入侵日”。每年这一天他们都要在悉尼举行一场“幸存音乐会”，以庆幸在残酷的殖民统治后，种族没有灭绝。
最近几年，澳政府实行民族和解政策，承认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这里并不是一片无主的土地，许诺还土著人以公正。在今年有８０００多听众的“幸存音乐会”上，就有为数众多的白种人参加，表达了他们对土著艺术的欣赏和对土著人民的同情。新州总理卡尔也亲临音乐会，并向土著艺术家颁了奖。在这种情况下，１月２６日作为国庆日是否还合适，就成了人们讨论的话题。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施教岂只在学校
王南
日本民族崇尚知识、重视教育，这几乎是举世公认的。不少国人就曾被一桩尘封多年的往事所深深震撼。１９４５年深秋，在北平西直门外的一片树林里，集中着一批等候遣返回国的日本侨民。战败国的现实和国民心境，使他们更觉瑟瑟秋风的寒意。但他们很快就把自己的孩子组织起来，从侨民中选出志愿者当老师，办起了特殊的“学校”。草地上端坐着十来个日本孩子，朗读着老师手里的一张张纸片“啊、依、喔……”不远处是一群年龄稍大的孩子，正在上数学课，使用的“黑板”竟是块挂在树杈上的旧木板。
半个世纪后，日本能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首功当推发达和完善的教育。现今日本实行９年制强制性教育，所有６—１５岁的儿童必须接受小学到初中的教育；有９５％左右的初中毕业生升读高中；其中３５％左右的学生高中毕业后又将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发达的经济和雄厚的财力，使日本教育部门有条件为学生们提供一流的教学设施和手段。今天日本的学校实在让人称羡。
毋庸置疑，学校是对学生施教的重要场所。但日本有关部门并没有忽略校外对学生施教的作用和影响。日本教育基本法规定，中央及地方政府应设置图书馆、博物馆和城市大会堂等场所。这些场所是日本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此外，像日本国会、东京证券交易所、法纳克机器人工厂和读卖新闻社等重要政治、经济、科技和舆论部门，也接待前去参观的包括学生在内的普通日本国民。
上述部门大都有相对固定的接待人员和比较规范的接待程序，设有专门的参观路线，配有专门的音像室和阅览室，还印制了大量图文并茂的介绍材料。那些接待人员也多是些在各行各业中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专长的人，既能比较详尽地介绍有关内容，又能回答相关的提问，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一些学校教师可能不甚熟悉的知识。不少日本学生在那聆听讲解、抄写笔记和拍摄照片时，就如同在课堂上那样认真。
增长知识与消闲游玩相结合，寓教于乐，是校外施教的另一重要形式。日本各地的名胜古迹，经常会迎来成群结队的学生。笔者曾在日本历史名城京都的一处旅游景点，与一群身着校服的日本学生不期而遇。交谈中发现，她们来自外地的一所中学，到此游览观光是校方安排的一项校外教学内容。许多日本朋友也告诉我们，他们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学习阶段，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得自学校之外的见识，不仅有助于巩固学生们在学校里已学习和掌握的书本内容，还有助于他们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增长才干，使他们获益匪浅，受益终身。有的学生甚至可以因此作出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
施教于学校内外，使其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这种“全方位”的教育是日本民族和日本社会高度重视教育的反映，它为提高日本国民的素质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国在教育方面的优点和长处，应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莎翁研究又起风波
刘华新
德国美因茨大学的一位女教授最近经过研究认为，英国文学巨匠莎士比亚很可能是患泪腺癌而死。有人说，此事如果属实，将如火上浇油，给吵不完的莎翁研究再添轩然大波。
这位女教授名叫希尔德加尔德·哈默尔施密特—胡默尔。她在研究中发现莎翁左眼总是呈浮肿状态，于是收集了５幅莎翁画像，并交给德国威斯巴登眼科医院院长瓦尔特·莱尔歇博士分析。博士认为，这是泪腺淋巴瘤的征兆。教授又请德国联邦刑侦局用电脑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５幅画像的眼部特征是一致的。
这５幅画像都具有代表性。一幅是莎翁墓地附近的纪念碑上的半身像，出自荷兰雕刻家延森之手，这位雕刻家当年的工作车间离莎翁演戏的剧场不远；另一幅是他死时的石膏面部模型，但这具模型的来历专家尚有争论；第三幅是著名的莎翁选集首次于１６２３年出版时封面上的铜版画，也是一位叫德罗斯胡特的荷兰人所作；第四幅名叫“香多斯画”，但香多斯为何许人，迄今不得而知；最后一幅被称作“弗劳尔夫人画”，由弗劳尔夫人１８９５年转给莎翁故居斯特拉特福镇的“莎士比亚纪念画馆”。
教授的主要观点是，任何一位给莎翁作画的画家都不可能故意歪曲被画者的形象。既然５幅画如出一辙，莎翁的真实形态必不可能有错。她还推断，这些画应是作者在世时由画家当面完成的。
德国《时代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预计，发现这样一位已经被崇拜到极致的伟人原来竟是患一种外观难看的疾病而死，将使许多莎翁迷难以接受。这如同关于莎翁作品的真伪争执一样，是一件很伤感情的事。
几百年来，不断有人对莎翁作品提出质疑，认为以他的平民经历，不可能对宫廷和上流社会如此了解。于是提出了贵族作者说，最著名的要算美国女作家德利亚·培根。她１８５７年在一本６７５页长的巨著中提出，莎翁的作品是贵族出身的大学者弗朗西斯·培根和两位勋爵及当时的首席律师合著的。尽管她的这一论点有趋炎附势之嫌（她的姓与弗朗西斯·培根一样），但在当时还是引起了广泛的瞩目，连马克·吐温、瓦尔特·惠特曼、亨利·詹姆斯这样的大作家都表示赞同。后来，这一派人被称为“反斯特拉特福派”。这一派别还派生出一个所谓“密码派”，即把莎翁作品当作密码来研究，找出其中可能隐含的意义，从而“顺藤摸瓜”，挖出“地下作者”。后来，还真有一位叫欧文的博士，以此为依据，不惜疏通一条河的河道，去寻找莎翁手稿。直至去年，奥地利一位叫克里尔的作家在其新著的名为“莎士比亚阴谋”的书中仍然认为，莎翁作品是牛津１７世伯爵为影射同时代人，假借莎翁之名而作的。
持相反观点的人则以莎士比亚是市民作家之巅峰为荣，而绝对不能接受上述非议，并时时以“异端邪说”相斥。
对英国人来说，如果证实莎翁作品非他所出，也许会面临更大的打击。不仅罩在这一伟人头上的光环将丧失殆尽，而且斯特拉特福镇的人文旅游也将顷刻瓦解。因为，再也没有人会到莎翁的墓碑前顶礼膜拜，大家甚至要对这样一位跨世纪的“超级骗子”嗤之以鼻了。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绅士风度”琐谈
陈特安
英国人向来以其“绅士风度”著称于世：穿着高雅讲究，与贫民百姓格格不入，傲气十足；但谈吐温文幽默，举止大方得体；践行“女士优先”，彬彬有礼。
漫步伦敦街头，常可以看到一些人身着笔挺西装，头戴礼帽，手执文明杖，颈系领结，慢条斯理地谈天说地，活现一幅色彩浓重、绅士派头十足的风情画。英国人以为服装可以代表人的身份。于是，英国的绅士终年衣冠楚楚。据一位英国朋友告称，以前伦敦圣詹姆斯公园门口曾张贴布告：“禁止所有乞丐以及一切衣服不洁、服装褴褛或外表不甚文雅之人入园”。
世人称英国人“傲慢”，不大容易接近，这也许正是英国人“绅士风度”的一个特征。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就曾经说过：“当我在法国时，我和每个人做朋友；当我在英国时，我没和一个人做朋友。”
由于传统的保守习性，一般英国人不像欧洲大陆南部意大利人那样豪爽、热情。英国人不大爱交际，不少人犹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在社交场合，如未经介绍，很少主动同陌生人握手、交换名片。内向性格使英国人不喜欢将自己的事随便告诉他人，同时也无意知道别人的事情。我曾多次往返于伦敦与英伦各地之间，在汽车上、火车上、飞机上，只见人们喜欢独占一边座位，读书、看报、阅文件，各干各的，即使对面而坐，同车数小时，也可以不通一言，不发一语。
英国有句谚语：“英国人的房子即是其城堡。”意思是说英国人的家庭生活神圣不可侵犯。这也许正是培育英国人“绅士风度”的一种土壤。英国人一般很少请人到自己家做客。如果请你到家里喝下午茶、吃糕点，就已是很客气了。在英国，凡事都要事先预约，就是亲朋好友也不例外。如果不约而至，就会被视为不速之客，是一种近乎不可原谅的失礼行为。据说有的英国人用餐时，即使宾客临门，他也不会中止用餐而迎客，而是让客人先在客厅等候，以显示其“绅士风度”。
实际上，英国的富人和穷人，几乎每个人都自以为是绅士。英国小说《约翰·哈里弗斯：绅士》形象地描绘出这一社会画面：可怜的哈里弗斯起初一贫如洗，后来刻苦自励，境况渐佳，终于买了一幢房子，变成一个有财产的人。他的儿子因此欣喜若狂，喊道：“爸爸，我们现在是绅士阶级了。”父亲说：“我们一向都是绅士，孩子！”实际上，迄今仍有些穷人，每到星期天外出，也要换上一条雪白的衣领和较新的领带，以表示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也像是一个绅士。 （之一）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突尼斯古罗马遗址——杜迦。 赵章云摄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莫斯科红场上的冰雕艺术 蔡志培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