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副刊)
专栏：
京城淘书
丁青松
到北京去淘书，我想了很久了，好友李君对此更是魂牵梦萦。去年十月终于有了机会，我们才如愿以偿，结伴而行。
我们首先去的是有名的潘家园旧货市场。
在那里，李君见连片满地的旧书，欢喜得忘了还价，像在书店买书一样，摊主喊多少他就给多少，看到罕见的毛著版本，他甚至是欢天喜地把书装进包后再问价。他喜摊主也喜，有的摊主，还主动把一些珍贵的版本拿出来喊着他买。不到中午他的大背包就鼓起来装不下去了，他手里抱着一摞，我还替他抱一摞。转到下午两点，实在拿不下了，我们才像抱着个金娃娃似的乐呵呵地离开潘家园。
当时许多人都用惊疑的目光望着我们。有位老者知道李君专收毛著后，对他说：“小伙子，有眼光！”还有一个毛著版本收藏者，见我们背的、抱的这么多毛著，就问李君收了多少种。听说已有上千种后，那人大吃一惊。
更令人感到兴奋的是在琉璃厂古籍书店买书。当时我们只不过随便问问，有没有线装毛著？没想到这一问还真问到了，书店里正巧有一套，但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店里的同志找了一会没找到，就抄了个电话号码给我们，让下午打电话问。下午我们逛完红桥古玩市场打电话一问，书店说找到了。我俩乐得恨不得跳起来，忘乎所以地顺着马路就走，直走得两腿发胀，才醒悟过来，忘了乘车！一看表已经快五点了，再赶去书店也关了门。
第二天我们不仅得到一套十分珍贵的线装《毛泽东选集》，还得到一本线装本《毛主席诗词》。望着这两种印刷、装帧都十分精美的毛著，李君喜得眉开眼笑啧啧称赞：“精品！精品！”在文物出版社，一位同志告诉我们，他们社１９６４年出版的这种线装毛主席诗词，主要是对外发行，印量非常少，连他们出版社不少人都没见过这本书。
在北京淘书，最令我们感动的是在外文出版社。那天，一位老店员听说李君收集毛著版本已上千种，便主动告诉李君，说他家还有孟加拉国出版的毛著。第二天，当我们还不到八点来到约定的西直门立交桥时，那位老人已拿着那本毛著在晨风里等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望着老人，我们心中油然升起敬慕之情。李君忙拿出２０元钱给老人，老人坚决不收，说看到李君这种青年人他感到欣慰。接过书，李君非常激动，连声向老人致谢。
我俩为了节约钱买书，住的是最便宜的招待所，吃的是路边盒饭。待上火车后，我俩累得全身如散架一样。望着车厢过道上我们的大箱大包的书，谁能想得到，此时此刻我俩身上总共只剩６毛钱了。
第4版(副刊)
专栏：
故乡的年
漆应得
元旦过后，将过农历大年的气氛便与日俱增了，一进腊月，就连空气中都像弥漫着要过年的味道。行色匆匆的人们，脚步像迈得更勤了，手也像变大了，市场也格外的繁荣起来。有人说：“小孩过年，大人过烦。”于是每到这时，我便怀念起故乡的“年”来。
我的故乡在渭水上游的平原区，在那儿，我数着一个又一个的“年”直到２０岁。小时候盼过年是盼红了眼睛的。入冬后，日短夜长，常常天不亮就睡醒了，便与同床的弟妹扳着指头数过年的日子，可以从腊八一直数到正月十五，把那年年重复着的过年的规程要说上一百遍。
腊月八大概是准备过年的开头了。“腊月八，米饭熬得嗒嗒嗒，有猪的把猪杀，没猪的把娃娃惹得吱啦啦。”我们念着这支儿歌吃腊八的小米稀饭。
“二十六，买花炮；二十七八煮萝卜；二十九，蒸白馍；三十日，煮大肉。”直到三十太阳落山前，父亲拿扫帚把院里门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再贴上对联，晚上给祖先烧香磕头。之后，一家人就吃团圆饺子了。这就是故乡的除夕。
大年初一，大家都要坐着陪祖先。当然，小孩是坐不住的，吃了饭就溜出去，和朋友们一起玩。初二就开始拜年走亲戚了。你来我往，乡情淳厚，其乐融融，一直走到正月十五，差不多远亲近邻，凡该走的一家也不漏。
初四以后，本村的秦腔大戏开了，邻村的篮球赛、电影、秧歌、社火也相继出来了。村里还要立起几架秋千，胆大的荡得比秋千梁还要高，观者也很过瘾。所以，那时候的我，只盼天天过年该有多好，哪里能想到大人为生活奔波的辛苦，为孩子们过一个愉快的年而付出的艰辛。
我外出工作成家后，便再也没有在故乡过一个完整的年。去年到家过年时，感到这年和小时候过的已大不相同了。大家的生活都好多了，大人们不再为过年没有白面、大米而犯愁，也不会因没猪杀“把娃娃惹得吱啦啦”了。家家都有了电视机，大家都守在了自家的电视机前，“年”的热闹有不少都包含在那台春节文艺晚会上。外边的活动少了，显得有些冷清。我想，难道农村过年也在城市化吗？如今故乡的小孩也不像我小时候那样为过年盼红眼睛了，也许时代总是在影响和改变着常人的心理罢。
第4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劝酒
赵大年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这首别席离宴上的绝唱，谱成乐府歌曲《阳关三叠》，在我国已经吟唱１２００年了。他写得多么动情啊！简直把酒文化推到了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
十年前，我随首都文艺界的一个代表团，应贵州“八大酒厂”之邀，前去采风，结识了几位老资格的品酒员和勾兑名酒的高级技师，听了他们的讲解，才知道我国是烧酒的故乡，贵州和四川的酿酒业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加之遍尝各厂名酒，真是口福不浅，大长知识。
我小时候听故事，就知道有一种“三碗不过岗”的好酒，而武松喝罢十八大碗，还能在景阳岗上打死白额吊睛猛虎。武松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所以也认为豪饮是英雄行为。上学以后读到“李白斗酒诗百篇”，更认为英雄和文豪都是有海量的人了。
我的酒量如何？说来惭愧。５０年代开始实行薪金制，我们一群没成家的青年军官，手头宽裕，有如今天的“单身贵族”，每逢周末就换上便服进城，看戏看电影，也下小馆喝几盅。有个星期六晚上，刚喝过白酒，朋友又拿来一瓶白兰地，好意相劝，盛情难却，谁知这酒后劲大，我都记不得自己是怎么上床的。一觉醒来，红日偏西，以为是星期天下午，战友说是星期一！为此挨了一顿批评。我也下决心不再试验自己的酒量了。
“文革”期间也曾借酒浇愁，粉碎“四人帮”时举国欢腾，也曾干杯庆贺。虽然酒能解愁，又能助兴，但我还是没有发展到天天喝酒的水平。有时还笑某某“有瘾无量”，笑某某“有酒必喝，一喝就醉”。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我去各地参观访问的机会和喝酒的次数也多了。渐渐发现大江南北劝酒的习惯颇不相同。一次陪吴祖光、李滨声先生去无锡，东道主是轻工业部门，好酒有的是，斟在杯中，只敬一次，多少随意。广州，福州，杭州，厦门，是东南沿海富裕地区，待客热情，也不劝酒。一次跟汪曾祺、林斤澜去河南，参观杜康酒厂，“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能不喝。但这两位老作家经验丰富，先发制人，说是不干杯，慢慢品，才能品出好酒的美味儿来。主人听了自然喜笑颜开，也就不再劝酒了。河南地处中原，看来属于“温和派”。再往北可就不行了。我是北京人，北京的水不好，不出好酒，却是劝酒成风，某些厂长和总经理还带着“陪酒员”上阵，大有“舍车马，保将帅”之势。我遭遇过喝不醉的女“陪酒员”，十分厉害。事后在日记里写道：凡女士而豪饮者，千万别去惹她，此所谓“穿肠过”者也！
每次到哈尔滨，我都要被好客的主人灌醉。他们的绝招是“后发制人”，在酒足饭饱之后，主人起身劝酒，慷慨动人，他先干三杯，才敬你一杯，而且念念有词，“感情深，一口闷”，“哥俩好，一口了”，看你喝也不喝？
我最怕的是去呼和浩特。你不喝？就有几位姑娘围着你唱劝酒歌，唱了一遍又一遍，跟你没完！我理解主人的好意。我是满族，主人就说：那更是一家人，一家人怎能见外呢？他们特讲平等，往往是主人先喝醉了，拉着我说，“谁也打不倒我们，只有酒能打倒……”我若不陪他倒下，那还够朋友吗？
唉，我这个北方人，真想劝劝热情豪迈的北方同胞，改改咱们劝酒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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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鼠年迎春（剪纸）星金标
第4版(副刊)
专栏：
喜上梅梢（中国画） 胡庆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