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经济专页)
专栏：
跳出金融办金融
陈汝银
经济决定金融。国有专业银行要加快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就必须抓住经济发展的龙头，全力支持搞活大中型企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跳出金融办金融，经济发展我发展。
帮企业扭亏增盈降低信贷资产风险
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社会主义国家银行信贷投入的主体，从山西工行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贷款占全部贷款总额的６０％以上，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必须抓住这个龙头。
随着企业经营机制、经营方式的逐步转变，国有大中型企业适应市场的能力逐步增强，旧体制积累问题的逐步消化，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船大好出海”的优势开始显现出来。所以，面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暂时遇到的经营困难，银行无论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是从自身利益来看，都应自觉、主动地把支持它们摆脱困境、扭亏为盈、逐步步入良性循环作为银行信贷工作的重点来抓。
山西工行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围绕提高信贷资产质量，每年选择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集中投入信贷，帮企业扭亏增盈。１９９５年重点抓了９７户企业，实现扭亏增盈面达６６％，减亏幅度为８７％。一批大中型企业扭亏增盈遏制了山西国有经济的滑坡局面，银行信贷风险开始转化。
企业扭亏增盈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信贷风险。要从根本上转化信贷风险，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必须帮助企业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国有企业经营条件千差万别，不可能同步实现良性循环，只能是分层次、分批、分期推进。企业实现良性循环的标准应当是机制完善，管理科学，产品结构合理，形成规模效益，资金周转顺畅。具体来说对产品好、管理好、效益好、生产经营正常的企业，应立足于促其增强和提高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担风险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促其补充自有生产营运资金，逐步减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尽快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对已扭亏为盈但不太稳定的企业，支持和帮助其巩固扩大扭亏成果；对扭亏有望的企业，应帮助其创造条件，分批实现扭亏增盈；对扭亏无望的企业，应促其加大改革力度，走兼并、租赁等路子，进行资产重组，力求起死回生；确实应破产的，则实施破产。山西工行从１９９３年起先后选择了１００户利税大户和１００户扭亏有望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注入信贷资金进行技术改造，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目前这些企业中已有近１／４基本进入良性循环轨道。从近期来看，这些企业不但没有新增贷款，反而贷款有所下降，生产经营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势头，有几户开始兼并经营不景气的企业，成为银行提高信贷质量的重要依托。
支持企业改革盘活银行信贷资产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表明，凡市场经济比较发达，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较早的地区，企业效益和银行效益均较好，整个经济发展比较旺盛；凡市场经济欠发达，企业尚未真正转换机制的地区风险贷款的比例就偏高，企业和银行经营效益均相对较差，整个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不支持企业进行转换经营机制，转变增长方式，国有企业就很难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银行也就很难实现向国有商业银行过渡。
近几年，山西工行为了提高信贷资产质量，主动参与，积极支持企业改革，以改革促风险贷款转化、促经济发展。对大型亏损企业，坚持“一看厂长，二看机制，三看产品”，掌握贷款投放力度，并主动参与和支持企业改革实践活动。如对连续亏损２３年、累计亏损１．７亿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中信机电制造公司，从１９９３年起先后进行五次大型调研活动，协助企业进行经济分析，帮助企业完善内部管理机制，与企业共同分析市场，选定了２５个效益好、适销对路的产品，注入贷款，重点支持，连帮三年，１９９３年大幅减亏，１９９４年即实现扭亏增盈。两年来，山西工行共促使３３户优势企业兼并了４１户劣势企业，转化搞活不良信贷资产７８８４万元，收回积欠利息１３６１万元。目前，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的改革正在健康发展，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发挥。
山西省县属企业规模小，数量多，盈利的少，亏损的多，银行的旧贷款收不回，新贷款不敢放，政府背包袱，银行有压力，成为提高信贷资产质量的一个难点。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县属企业职工少，摊子小，与大中型企业相比较，凭借其“船小好调头”的自身条件，勉强度日。随着竞争的加剧，县属小企业经受不了市场风浪的冲击，生产经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不少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伴随着改革出现的问题，只能用改革办法来解决。山西工行积极参与县属企业改革，在改革的实践中，坚持三条原则：一是多兼并少破产，发展生产力；二是要提高效益，增加财政收入；三是要保值增值国有资产、防止银行贷款流失。银行积极支持县属企业走兼并、改组、联合的路子，政府正确引导企业改革方向，政府、银行、企业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把有限的信贷资金配置到优势企业、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上来，短期内就见到了成效。（作者为山西省工商银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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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立足市域全局突出县域重点
张国荣
８０年代以来，我国许多地方先后实行了市带县体制。在新的体制下，如何在较短时期内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快速、健康发展，这是中心城市辐射功能较弱的地方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为了在这个方面尽快实现突破，焦作市确立了“立足市域全局，突出县域重点”的发展思路，在不断完善和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功能的同时，把农业和农村工作摆在全市各项经济工作的首位，使全市逐步形成了城乡一体、工农并举、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喜人局面。到１９９４年，市辖７县（市）农村经济综合实力全部进入河南省前２０强，农民人均纯收入跃居全省之冠。以“中心城市——卫星城市——明星乡镇——小康村落”为层次的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已具雏形。
１９８６年，焦作市实行市带县体制后，辖济源、沁阳、孟县等七县，区域面积由原来的３７０平方公里增加到６００７平方公里，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由工业、城市人口畸重变为农业和农村人口畸重，市情的变化决定着发展战略的转移。市委、市政府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吸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不同的发展模式及其得失，作出了“立足市域全局，突出县域重点，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三个坚定不移”，即：坚定不移地推进城乡一体化，坚定不移地抓好小康村建设，坚定不移地抓县域经济振兴。在指导思想上把发展县域经济摆到了全市经济工作的“重点”位置，把农村经济的繁荣摆到了城乡一体化战略的“优先”位置。
焦作市采取了５项有效措施，为县域经济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支持和帮助。
（一）把领导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大市区”上来。市带县之后，焦作市针对部分干部在思想上存在的“集中财力，优先发展城区”的思想，把“全市一盘棋，建设大市区”作为统一广大干部思想的基础，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尽快摒弃小城区意识，树立大市区观念，把工作的坐标转移到全市发展的大局上来；把优先发展县域经济同不断增强中心城市功能统一起来；把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同焦作经济全局振兴统一起来。通过集中教育和宣传，全市上下普遍形成了支持县域发展、服务县域经济的大气候。
（二）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环境支持。市带县以来，焦作市委、市政府从营造各县竞争的大气候入手，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在目标和制度的确定上，每年都为各县（市）经济的发展提出较高的奋斗目标，激励他们勇争全市第一，全省第一。市政府对各县采取目标管理，定期考核，严格奖惩，激发各县（市）领导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政策倾斜。市带县以来，焦作市委、市政府及时抓住５次大的机遇，超前引导，强力推进，使各县（市）的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抓住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机遇，探索推广了集团型双向承包和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使全市粮食稳步增产，连续六年受到国务院表彰。长江以北４个吨粮县中，焦作占３个。二是抓住发展乡镇企业的机遇，冒风险，顶责难，率先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使乡镇企业的发展走在了全省乃至中西部地区的前列。农民人均产值和利税均居全省之首。三是抓住了小康建设的机遇，及时提出“以小康村建设统揽农村工作全局”的指导思想和小康村１５条标准，对全市各有关部门提出了全方位支持小康村建设的具体要求。四是抓住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机遇，积极引导乡镇企业相对集中，形成区域，扩大规模，增强了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实现了乡镇企业由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和由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转变。五是抓住小城镇建设的机遇，订规划，定政策，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四）加大财力扶持力度，促进县域经济滚动发展。市带县以来，焦作市不搞“竭泽而渔”，不搞短期行为，把县的财力支持作为落实“优先”战略的关键措施来抓，“放足水，养大鱼”，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县域经济发展的投入力度。
“优先”战略的实施，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全面振兴，而县域经济的大跨度发展，各种生产要素流量的成倍剧增，又为中心城市的壮大创造了条件。
（作者为中共河南焦作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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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市场竞争呼唤降低成本
董贻正
当前，冶金行业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不少钢材品种依然供大于求，价格继续呈下降趋势，而上游产品价格却持续上升。因此，不少企业利润下降，全行业亏损企业和亏损额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面对这一形势，很多企业着力加强内部管理，努力降低成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也有一些企业对此反应迟钝，措施不力。为此，一些有识之士强烈呼吁，各企业要把降低成本作为经营管理的一项重头戏来抓。
首先在观念上要来个转变，充分认识降低成本的紧迫性，树立危机感。当前，影响降低成本的思想障碍有三：一曰“外因论”，即过分强调外因。实事求是地讲，目前确实存在一些不利于降低成本的外部因素。但为什么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企业之间成本却相差一大块？可见外因不是成本高低的决定因素。再说，要讲不利条件，日本钢铁工业近２０多年来接连碰到的不利条件，比我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先是７０年代两次能源危机，使原油价格上涨十几倍；再是减产经营，钢产量从１９７３年１．１９亿吨降至１亿吨以内，从而增加了成本；以后又是日元升值，对美元的汇率从１９８５年的２５８∶１升到百元以内。面对这些不利因素，日本钢铁界并没怨天尤人，而是积极拚搏，依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相比之下，我们在降低成本方面的活力要远比日本大得多。二曰“特殊论”，即过分强调本单位的特殊性。由于历史原因，有的企业所在地区缺乏矿、煤资源，需要远程运输；有的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这些都会增加生产成本。对这种历史原因造成的“不公平”人们可以表示同情，但无情的市场却不因此而宽待“弱者”。过分强调自己的不利条件，并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相反，却会因此而产生不切实际的依赖性，影响职工的士气。三曰“彼此彼此”。一些企业虽然效益下降，甚至出现亏损，但环顾周围“陪客”不少，于是心安理得。有的虽然在全行业处于落后地位，但在本地区仍然是税利大户，“关起门来称王”。这种情绪就像一剂麻醉药，使他们感觉不到本已存在的严重病痛，更谈不上紧迫感、危机感。其结果将是无情的市场规律把企业推向危机的深渊。
降低成本，企业领导在工作中要做到“一敢”、“二加”，“五个正确处理”。
要敢于提出比较高的奋斗目标。１９９５年年初，武钢财务部门经过多次测算，提出降低成本３．５亿元，这比往年的１．５亿—２．５亿元高出许多。但在公司领导讨论时，深知武钢内部蕴藏巨大潜力的刘本仁总经理斩钉截铁地说了两个字：“乘２”，一下子将降低成本的目标提到了７亿元。尽管当时大家感到压力很大，但是经过努力，到１０月底已完成了６．３４亿元，这也证实了有现代管理学大师之称的美国德鲁克教授的一句名言：“潜力总比意识到的现实更大。”
要增加降低成本中的技术含量。降低成本，固然要靠强化管理，特别是强化财务管理，但同时还应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这也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一个标志。增加降低成本中的科技含量，一是可以造成不可逆转之势。譬如以转炉代替平炉，以速铸代替模铸，以喷煤粉代替焦炭，降低成本的效果十分可观。二是可以提高企业总体技术水平，有利于持续地提高经济效益。三是“以任务带水平”，可以更好地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科技队伍的整体素质。
加快“精干主体、分离辅助”的改革步伐。钢铁产品成本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生产率低，平均只是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这几年冶金系统在宝钢、武钢经验启示下，结合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准备工作，积极开展了“精干主体，分离辅助”的改革，取得了初步效果。据１９９４年末对４６户大中型钢铁企业的调查，３２户已从“母体”中分离出各种辅助、后勤单位共３００多个，职工２５．４万人，占这些企业职工总数的３４％，组建了２０８个委托经营或独立经营的专业化公司，其中１／３已能自负盈亏，这就减轻了母体企业的劳动成本负担。但是，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看，都还嫌不足，必须加快这一改革的步伐。“五个正确处理”即正确处理提高质量与降低成本的关系，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正确处理重点与一般的关系，正确处理发挥财务部门作用与调动全体员工积极性的关系，正确处理激励与约束的关系。
（作者为中国冶金企业管理协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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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发海洋资源增加食物供给
杨纪珂
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的减少，满足人类生存的食物问题越来越迫切。预计到２１００年，全世界人口将达到１１０亿，占地球面积７１％的海洋将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人类要向海洋索取食物。
２０多年前，联合国粮农组织曾估计，只要鼓励建造更多的渔轮，使用先进的捕鱼技术，全世界鱼产量可以达到１亿吨，但实践结果表明，捕捞产量只能稳定在７０００万吨左右。所以，仅仅依靠从海洋里捕鱼，是满足不了人类需要的。
近年来，对海洋鱼类的酷渔滥捕，已经超过了海洋的持续生产能力。合理地利用海洋生物资源，有三条途径，一是把海洋里的浮游生物加工后直接作为人类的食物；二是发展海水种植、养殖业和以浮游生物为饲料饲养家畜家禽；三是合理捕捞海洋里的鱼类。
海洋中生长的藻类，以单细胞的硅藻为海洋生物食物链上的第一个重要环节。硅藻是海洋浮游植物中数量最丰富的一种，有２．５万个品种，它们是海洋动物的最基本的食物。一些生物学家认为，硅藻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植物，全世界硅藻群体中所储存的有机质超过所有其他生物中所含有机质的总和。海带是一种营养食品，大部分可被人类食用，小部分可加工为藻朊酸化合物，是制药工业、食品工业和化工工业中必需的稳定剂和乳化剂。通过科学的育种方法筛选出含碘比较高的海带品种，对我国消除碘缺乏病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上，只依靠捕捞浮游生物、藻类和鱼类，还远没有把海洋的潜力充分利用起来，在浅海和滩涂发展海洋生物的种植和养殖，前景极其广阔。我国东部和南部濒临太平洋，海域辽阔，海岸线长１．８万公里，沿海负２０米以内的浅海区７亿亩，相当于我国可耕地面积的１／３。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口将达到１３亿，开发海洋生物资源，解决我国人口增加造成的食物短缺，是大势所趋。应以种植各种藻类为先，从硅藻到海带都要大力培育优良品种，并研究如何把它们加工为营养丰富、可口的食物；其次，辅之以养殖贝、虾和鱼类，以种植业为主，以养殖业为辅。
以江苏省为例，沿海负２０米以内浅海面积６０００亩，温度适宜，受长江径流中带来的有机物影响，水质肥沃，水面５米以内浮游生物总量日产１０万吨，全年３０００万吨以上，粗略估计，仅这部分浮游生物可养鱼类１００万吨以上。全国闻名的吕泗渔场，年捕黄鱼、带鱼、鲳鱼仅１３万吨，而把浮游生物直接加工后食用，则数量可增加几十倍。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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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振兴国家财政的思考
沈柏年窦汝广丛明
如何振兴财政？正确的思路只能是克服就分配论分配的单纯财政观点，妥善处理生产与分配的相互关系，通过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逐步实现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否牢固。国有企业能否搞好，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九五”期间，搞好搞活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又是振兴财政的关键。从企业来讲，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推进企业改制、改组、改造，提高经济素质，优化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为主向集约经营为主的转变，多创税利，为财政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财政来讲，要在合理范围内放水养鱼，采取措施理顺企业外部环境，立足全局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为搞活搞好国有经济创造条件。同时，合理调整有关财税政策，逐步提高财政收入来自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的份额，真正使国有企业与其他经济成分处于竞争的同一条起跑线上。
在税收政策上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原则。改革开放后，我们为了更多地引进外资，加快经济发展，对“三资”企业、经济特区实行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取得明显成效。９０年代与８０年代相比，我国对外经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外资继续享受原来的优惠政策，既不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又会使内资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九五”时期应按照国际惯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对外资经济由过去的政策优惠转向实行同等的国民待遇，逐步统一内外资经济政策，统一开放市场，促进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至于我国的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当然需要采取一些比较灵活的措施，但总体上也应逐步实行全国统一的经济政策。因为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无例外地都集中在东部地带，如继续采取优惠措施，既不利于东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又不利于财政振兴。
切实强化税收征管。“九五”期间要在巩固完善新税制的基础上，切实强化税收征管工作。①稳定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流转税在我国税收构成中所占比重很大。它作为间接税，容易转嫁并抬高商品价格，所以总体税负应以稳定为主。②适当增加所得税收入的比重。尽管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但从经济发展趋势看，个人所得税征收的潜力很大。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征收，有助于调节个人收入间的贫富差距；累进税率越高，对贫富差距调节的力度就越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我们需要着手建立覆盖个人全部收入的、源泉代缴与自行申报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③加强税收征管。作为税收征管的目标，最终要建立起“纳税申报、税务代理、税务稽查”的税收征管新体制。
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九五”期间，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分税制，使之规范化。首先，要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以各自承担的职责为前提。中央政府的职责主要是宏观调控和协调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的职责主要是完成中央政府下达的宏观调控任务，协调本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据此，宏观调控权应集中在中央，不能分解；但鉴于我国地区发展差距较大，可赋予省级政府一定的经济调节权力。其次，按照事权范围合理划分财权。在财政支出方面，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支出项目，属于中央事权范围内的由中央财政支出，属于地方事权范围内的由地方财政负担。在财政收入方面，要进一步健全中央税收体系和地方税收体系。考虑到我国特殊的国情，中央和地方共享税范围可以适当扩大，以更好地协调中央与地方两方面的利益，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第三，建立比较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财政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九五”期间可通过两种途径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采取措施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进而逐年增加中央财政对地方纵向转移支付数额；二是建立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如何实现这种纵向和横向转移支付，需要研究和探索。
采取措施健全财政职能。当务之急是规范分配秩序，相应健全财政职能。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今后凡履行政府职能所需要的资金，都要通过财政来筹集。“九五”期间，不能再开政府基金、收费的口子。对于原来经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批准建立的基金、收费，要逐项进行审核、清理。凡必须保留的项目，基本上也应纳入预算管理。同时，继续清理“三乱”，取消各种未经批准的基金和收费。
合理控制债务规模。国家债务实际上是一国政府借助信用手段来弥补财政赤字的借款。合理控制债务规模，关键是把握好如下几点：①把消灭财政赤字作为控制债务规模的首要目标，待中央财政消除赤字后，把采取措施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偿还老债务，逐步削减债务余额，使之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保证国家信用手段有较大的回旋余地。②结合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和发展低成本、高效率的国债发行市场和具有高度流通性的国债二级市场。进一步改革内债发行方式，引入招标拍卖机制，尽快实行国债利率市场化，逐步取消实物券，降低发行成本。建立全国国债托管、结算中心，提高工作效率。③统一管理政府外债，建立中央偿债基金。目前政府外债管理体制不顺，借用还脱节。为了维护我国良好的债务信誉，应由财政统一掌管政府的国内外债务，实行借用还统一管理，并将政府外债纳入预算范围，建立中央偿债基金。
严格控制财政支出。“九五”时期，应配合国家宏观调控、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严格、合理地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过快增长，确保财政支出增长幅度低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为振兴财政创造必要的宽松环境。
当然，控制支出决不是全面紧缩。在投资领域，财政要逐步退出竞争性投资范围，增加对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以及主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教育、科技、环保、国防等方面的投资；在社会公共事业领域，调整和优化行政经费支出结构，把财政资金供应范围限定在国家机关和体现社会公共利益、长远利益的非营利部门，其他事业单位逐步走向市场。 （作者所在单位：国务院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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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西站地下通廊
由城建集团总公司承担设计、施工和装饰的近2．3万平方米的北京西站地下通廊，不仅贯穿南北广场，东西还有18个出入口，与9个铁路站台的18个地道对接。图为通廊一景。
张建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