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邯郸战役及其历史作用
——纪念邯郸战役胜利五十周年
宋任穷
抗日战争胜利后，顽固坚持独裁和内战反动方针的蒋介石竭力伪装和平，三次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同时又加紧调兵遣将向我解放区进攻，抢夺胜利果实。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当时，重庆的报章一片欢呼雀跃，天真的人们以为蒋介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其实，蒋介石不过是为了欺骗舆论。正是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在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０日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一份密电中却说：“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６７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７月版）。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阎锡山先后调集１３个师３．８万余人向我山西上党区进犯。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号召部队，坚决消灭来犯之敌，用胜利支援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上党战役一战，歼灭敌人３．５万余人。邯郸战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邯郸，地处河北省南端，是华北的南大门，又是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军若能占据邯郸，就能把冀南、太行、冀鲁豫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一个面积１５万平方公里、人口２５００万、全国最大的解放区；邯郸又处于平汉铁路中段，扼守着国民党军队北上的通道，因此，邯郸是国民党军首先要抢夺的战略要点。为取得平汉线上作战的主动权，按中共中央军委部署，我冀南部队主力于１０月４日迅速攻占了邯郸。
１０月１４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的第四十军、第三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共７个师４．５万余人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领下，从新乡沿平汉线北犯，三十二军及伪军孙殿英部跟进，其后续部队４个军正向新乡开进，打算与进驻石家庄的两个军一起攻占邯郸。粗略计算，蒋介石投入的兵力就达十二三个正规军，大有将我们一口吞掉的架势。
１０月１６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下达邯郸战役的命令，决定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３个军区主力共６万人，动员１０万以上民兵参战，刘邓首长决定诱敌到漳河以北、邯郸以南的河套多沙地带，以一纵在平汉路东，我们二纵和三纵在正面和平汉路西，钳形攻击，准备以两个月的时间逐次歼灭敌人。
１０月２０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渡过漳河，占领了邺镇、丰乐镇等地。为了掩护我主力集结，刘邓首长命令一纵阻击敌军，迟滞其前进。我一纵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率领指战员与敌人展开反复争夺，节节阻击敌人。经４昼夜激战，使敌军深陷于漳河以北、邯郸以南、滏阳河两岸狭窄的河套地区，钻进我军预设的口袋阵。
１０月２４日，我参战部队日夜兼程，陆续赶到战场，陈锡联、彭涛率领的三纵集结于车奇关、光录镇以西地区；陈再道司令员和我率领的二纵在邯郸及城东南、西南一带呈扇形展开；韦杰独立支队控制了漳河各主要渡口，形成了对敌军的四面合围。敌人一面收缩阵地固守，一面急电蒋介石求援。石家庄之敌十六军和安阳之敌三十二军也在１０月２６日各以一部南北对进，增援被围敌人。在此情况下，我军加强对南北增援之敌的阻击作战。
１０月２８日黄昏，我各部队开始对敌发起总攻。与此同时，争取高树勋起义的政治攻势也在抓紧进行。
１０月２９日，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同志亲赴马头镇高部指挥所，以刘邓首长代表和西北军旧友的双重身份与高促膝深谈，在李达敦促下，高于１０月３０日率新八军及由他指挥的河北民军共万余人在马头镇宣布战场起义。
高树勋将军率部起义，敌部署出现缺口。１０月３１日黎明前，马法五率主力向南突围。在南北旗杆章村（今名章里集）、辛庄、马营一带被我军包围。下午４时，我军对被围敌人发起总攻击。马法五被我军活捉。至１１月２日，敌第三十军和第四十军均被我歼灭，俘敌２．３万人，仅第三十军军长鲁崇义率少数残敌漏网，蒋介石的北进集团４．５万余人被我歼灭。石家庄、安阳出援之敌闻风而逃。至此，邯郸战役胜利结束。
邯郸战役在解放战争中占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发挥了“关系全局极为重大”的作用。
一、邯郸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利用平汉铁路运兵东北的战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东北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工业和交通发达，余粮较多，又与苏联接壤，如能建成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使华北和东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全国革命战争就有了稳固的后方基地。国民党政府也把“接收”、“光复”的重点放到关外，妄图先集中力量抢占东北，再抓关内。蒋介石要想“开辟东北新天地”，必须首先打通平汉线。平汉线被我军切断还是被蒋军打通；邯郸城被我军占领还是被蒋军攻破，是直接关系着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显然，平汉线成了国共双方争夺的主要目标，平汉线上唯一被我军占据的重镇邯郸又是双方争夺的焦点。邯郸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打通平汉线，利用平汉线运兵东北的战略阴谋，保卫了我华北根据地战略后方的大门，掩护了我东北野战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
二、邯郸战役的胜利迟滞了内战的全面爆发。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占领邯郸。一则可以把我党手里最大最巩固的华北解放区分割为诸多小块，各个击破，逐个消灭，从而占领整个华北。二则可通过平汉线迅速运兵东北，将东北地区完整地“接受”到他手里。于是，他把兵家大忌置于脑后，派遣数万人马孤军深入我们的根据地里来玩弄战火，由于战场条件对他不利，兵力上也处于劣势，因此必败无疑。邯郸的惨败，在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内部引起极大震动，蒋介石感到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准备工作尚有很大缺陷，原来躲在后方消极抗日的大批军队还没能运到日伪军驻守的重要点线上。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求得准备进攻的时间，蒋介石不得不再次耍弄“和平”手段，１９４６年１月被迫同意召开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统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推迟了。
三、中共中央发动的“高树勋运动”动摇了国民党部队的军心，加速了蒋介石统治的彻底崩溃。
高树勋是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位战场起义的高级将领，这对于全国解放战争，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高树勋起义的第二天，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代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自到马头镇向高表示欢迎和慰问。第四天，毛主席、朱总司令给高树勋发了热诚的贺电，又任命高树勋为下辖三个军的民主建国军总司令。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党军队开展“高树勋运动”。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５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九四六年解放区的工作方针》，十项工作中第二项就是“开展高树勋运动”。毛主席写道：“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从高树勋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国民党官兵起义发生了１２０起左右，其中师以上重大起义就有６０余起，起义人数达１１４万（不含投诚），占蒋介石总兵力８００万的１／７。可见，中共中央发动的“高树勋运动”在全国解放战争中起到了特殊作用，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瓦解了敌军的战斗意志，严重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加速了其军事崩溃和政治危机，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和最终胜利，加速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彻底垮台。
此外，邯郸战役的胜利对我军的建设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邯郸战役是一次阻击战、运动战、攻坚战相结合和持续时间较长的大规模歼灭战。我军在平原村落中以运动战、攻坚战歼灭用美械装备的大量敌军的胜利，使我军大兵团积累和丰富了战斗经验，改善了装备，推动了我军由抗日战争时期游击支队的分散游击战向正规军运动战的转变。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悼念中国工会的著名领导人朱学范同志
中华全国总工会
朱学范同志是我国劳工运动的领袖之一，工会的著名领导人。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劳工运动。从中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以来，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七、八、九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他是知名的工会国际活动家，在国际工运中享有声誉，曾任国际工会联合会理事、国际劳工组织理事院理事、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他的大半生为促进中国工会的团结统一，为中国工会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实现中国工会的团结统一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一直重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工会组织的统一，视之为我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党领导下的工会曾经在大革命时期，团结了其他一些工人派别和工人团体，在同反动统治作斗争的过程中，相互呼应，团结战斗。１９３５年，党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会，一直以朱学范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劳动协会为主要团结对象。
１９３６年，朱学范同志利用出席国际劳工大会的机会，访问苏联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李立三同志就主动与朱学范同志秘密会晤，达成全国工人合作抗日的口头协议。之后，毛泽东同志也写信给在上海协助朱学范同志做工会工作的易礼容同志，深望他促成上海工人运动建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朱学范同志不辜负我们党的期望，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在共产党人发动的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中，他领导的工会和工人勇进队采取了统一行动，对这次大罢工取得胜利起了积极配合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学范同志在武汉又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代表廖似光、刘群先共同发起筹备中国工人抗敌总会。１９３９年，朱学范同志接受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使中国劳动协会成为国共两党工会的公开合作的组织，为中国工会的团结统一奠定了初步基础。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三次反共高潮，朱学范同志坚持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合作。在解放战争时期，朱学范同志接受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主任邓发同志在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战后中国工会的八点主张，并征得邓发同志的同意，他与劳协的进步分子发表了“主张民主、反对内战”的二十三条主张，他与解放区工会的合作，更为密切。当国民党破坏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党操纵召开所谓国民大会，胁迫他把解放区工会排除出中国劳动协会时，朱学范同志不畏强暴，顶住压力，毅然在上海向国内外发表反对排斥解放区工会出劳协和反对伪国民大会的声明，坚持国共两党工会合作的立场。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出走香港，继续进行民主斗争。１９４７年，他与刘宁一同志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后，在伦敦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拥护消灭蒋政权的民主革命，拥护废除封建制的土地改革。１９４８年２月２８日，朱学范同志在刘宁一同志的陪同下到达解放区东北哈尔滨，彻底站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行列中。３月４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给他发来了“表示热烈欢迎”的电报。朱学范同志是国民党统治区劳工运动的领袖，他到解放区，就有条件将原来计划召开的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改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恢复重建中华全国总工会，实现全国工会组织的统一和团结。六次劳大的召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恢复，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工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工运上的影响很大。中共中央向大会的祝词中指出：六次劳大的召开，宣告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全国工人中的分裂政策已经最后破产，全国工人运动重新在革命的旗帜下统一起来。在这次大会上，朱学范同志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成为中国工会的领导人之一。朱学范同志从１９３６年以来的十多年中，在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年代里，不怕迫害，勇敢前进，为我国工会的统一团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朱学范同志长期从事工会活动的经历中，揭示了一条真理，中国工人运动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知名的工会国际活动家
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朱学范同志一直作为中国工人和工会的代表奔波于欧美各国之间，进行了长达８年的争取国际工人援华抗战的活动和积极参加世界工人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的斗争。
朱学范同志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的国际宣传和联络活动，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主要有：一、改变了抗战初期欧美各国工人和工会对中国抗战的看法。当时他们中间有些人对中国能不能坚持抗战持怀疑态度。经过朱学范同志在国际工会会议上、国际劳工大会的讲台上、同欧美各国工人的广泛接触中，宣传中国军民的不怕牺牲、英勇抗战的事实，使他们逐渐了解中国工人和人民能够坚持抗战，中国抗战不仅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也是对他们捍卫自己的自由和利益的斗争的支援。经过朱学范同志的不懈地努力，为推动各国码头工人、运输工人停运日本军需品，英国、美国工人广泛开展援华抗战的活动，作出了重要贡献。二、当时国民党政府只向英美政府求援，根本忽视面向各国人民的宣传活动。因此，欧美各国大多数工人不了解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惨无人道的暴行。朱学范同志利用经常参加国际劳工大会的机会，把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新闻影片，在日内瓦向各国代表放映，还去法国、英国向广大工人放映，并且在日内瓦举行中国抗战摄影展览。经过朱学范同志不断地在国际上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使各国工人尤其是英国、美国、法国工人了解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激起了他们的援华抗战的热情。三、争取援华抗战的活动不仅时间长，而且宣传和联络活动的范围广泛。从欧美各国工人群众、英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主席到国际劳工组织、各国工会领袖、美国和英国政府的首脑，朱学范向他们宣传中国工人和人民的抗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对争取各方面的人们援华抗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四、为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海员争得提高待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海员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冒着敌机和潜水艇袭击的危险，为盟国运输军火和物资，但中国海员在国外身受种族歧视和不平等待遇。朱学范同志从１９４２年起，就在国际劳工组织在伦敦召开的联合海事委员会议上，不顾雇主代表们的阻挠，在他的力争下，通过了关于海员待遇平等的决议，以后经过他的不断努力，中国驻英大使与英国战时运输部长终于在１９４４年签订了协定，从此，服务于英轮的中国海员的工资比战前提高了６５％，其它各种待遇也得到了改善。
在解放战争初期，在朱学范同志的坚持和国内外舆论的推动下，他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主任邓发同志组成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出席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朱学范同志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邓发和刘宁一同志也被选入世界工联的领导机构，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会的国际地位，为中国工人运动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不息
朱学范同志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后，不遗余力地贯彻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全国工会工作会议招待会，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六次劳大贯彻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为了达到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这是很好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在苏联没有，在东欧新民主国家没有，是我们独有的。朱学范同志曾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工会工作，深知广大职工群众的痛苦和向往社会主义的共同愿望；他也曾同欧美各国工人一起生活过，洞悉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他深感中国工人阶级在推翻“三座大山”后，只有贯彻党的总方针，走自己的路，把经济发达起来，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过上幸福的生活。１９５６年５月，朱学范同志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听到代表们的发言中，充满着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坚强信心，非常高兴。朱学范同志在会议的闭幕词中说：“我国劳动人民中正在成长一种新的劳动态度和道德品质。正是这种新的劳动态度和道德品质的成长，我国的劳动人民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出坚强的斗争精神、创造精神和伟大智慧。这正是保证我们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无穷无竭的力量的源泉。”１９８１年，全国总工会等九单位联合倡议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后，朱学范同志以古稀高龄，带队深入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鼓励职工以自己的文明礼貌行为影响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贡献。
朱学范同志时刻关心着职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劳动条件的改善。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他在全国总工会工运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工人阶级是支持自己的党的，党是关心工人阶级的，工会要把工人的意见反映上去，我们总工会要为他们多说点话。
朱学范同志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离开了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岗位，仍然关怀着工会工作。他为制订企业法和新工会法提出过宝贵的建议。８０年代后期，社会上曾一度有人散布“淡化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淡化工人阶级的领导”等等谬论。朱学范同志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鲜明地表示坚持贯彻工人阶级是国家、社会、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工人阶级是四化建设和改革的主力军、一定要坚持和捍卫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全国总工会对全国工会组织的统一领导的思想观点。朱学范同志的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时刻关心职工群众和工会工作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促进海峡两岸工会合作，共同振兴中华
１９７９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开始打破多年对峙的局面。不久，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深得人心。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致台湾工人兄弟姐妹和工会组织的公开信》，信中热忱欢迎台湾各业职工兄弟姐妹们来大陆参观、度假和探亲访友，希望台湾的邮电、交通运输、商业职工一起努力，促进通邮、通航、通商的早日实现，全国总工会及其所属的各产业工会和地方总工会欢迎与台湾工会一起，就开展上述活动，进行接触，建立联系，为促进祖国统一的有关事宜进行商谈。朱学范同志对此做出积极响应，努力贯彻。他不顾年老多病，奔走呼吁，向在台湾和国外的工会老同事、老朋友，多方联系，互叙友情。１９８８年８月，他在纪念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４０周年的时候，发表文章，呼吁两岸工会合作，共同振兴中华。几年来，台湾工会与全国总工会和所属的产业工会的友好交往有所发展，海峡两岸的船员曾经在基隆及其他港口进行了友好的接触。随着两岸同胞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两岸工会的联系也将发展。朱学范同志再三呼吁海峡两岸工人兄弟姐妹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事业中，肩负起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他坚决反对“台独”，反对分裂。他殷切地希望两岸工会携手合作，为振兴中华共同作出贡献。我们坚信他的遗愿终将实现。
朱学范同志的逝世，使我国工会失去了一位著名的领导人，全国职工群众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全国工会工作者和职工群众要学习和发扬他的一生爱国、不断追求进步、追求真理、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的革命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团结各方面人士的作风。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的跨世纪的宏伟纲领，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而建功立业、奋勇前进。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共图振兴慰英灵
——回忆刘寅同志
张挺
刘寅同志逝世十周年了。我深切怀念这位为新中国电子工业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同志，缅怀他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浩然磊落的道德情操和循循善诱的长者风范。关于他的许多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组建四机部
电子部前称四机部。１９６３年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了加强无线电工业的发展，适应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的迫切要求，决定把无线电工业从第三机械工业部分出来，单独成立无线电工业部，对外称四机部。刘寅同志负责组建工作。当时，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同志在会上讲：“三机部坚决支持无线电工业的发展，刘寅同志组建四机部，从干部到装备，你要谁给谁，要什么给什么！”在三机部党组支持下，刘寅同志着手组建四机部机关，以十局机关为基础，从三机部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四机部。刘寅逐个找司局干部谈话，征求意见。一天，他叫我到他办公室，客气地让我坐下，说：成立四机部困难很多，需要一部分同志过去工作，你愿意过去继续搞计划工作吗？我说：刘部长，我长期搞军工，不懂电子，如果组织决定我去，我坚决服从，愿意为电子工业做贡献。他说：不熟悉不要紧，工作一段后会逐渐成为行家的，再说，你还年轻，还可以学嘛。３月初，他从三机部带着１００多人，来到万寿路现在部址，成立了四机部。刘寅同志特别强调要搞“五湖四海”，强调大家要互相尊重、互相支持，搞好团结。
四机部成立后，部党组确定第一件事是搞无线电工业长远规划。刘寅、王士光同志协助王诤同志抓这项工作。由计划司和有关司局等部门参加组成编制的班子。经过半年时间，编制了电子工业七年规划（草案），这是新部成立后的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全局性工作。这段时间里，他给我最深的印象：一是认真研究学习中央的方针政策。突出以军工为主，抓好国防军工，同时强调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二是集思广益，认真收集、听取军队各系统、国民经济建设各部门意见。三是发挥专家和科技人员作用。这个规划当时对我国无线电工业的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它体现了当时国际形势下，加强战略后方建设的方针；体现了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为发展地方电子工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规划东北
四机部成立时，正值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封锁；苏联撕毁合作协议，停止对我国援助。当时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加速军事电子装备的科研与生产，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１９６３年１０月部党组决定首先抓东北、京津和上海三地区发展规划。
１９５８年以来，各地兴办了不少电子企业，促进了电子工业的发展，但是发展中也常有一定的盲目性，厂点重复、产品重复、水平低、人才缺。刘寅同志带领四机部工作组首先到辽宁。在辽宁工作２０多天，刘寅同志亲自率领我们到沈阳、大连、营口、鞍山、抚顺、辽阳、丹东、锦州等地调查研究，深入工厂基层听取意见，与省市领导交换意见，然后提出辽宁省电子工业调整发展规划。当时规划的重点企业，到现在仍是骨干企业。
在辽宁工作结束后，他又到吉林省、黑龙江省，历时一个多月，规划东北３０多个无线电厂。
刘寅同志在东北规划中，提出一些著名观点，生动形象地指导无线电工业贯彻中央“八字”方针。如“选苗浇水”，即选择一批骨干企业，进行重点帮助发展。“层层上楼，步步交班”，即中央企业带动地方企业的发展，把成熟的产品交给地方，等等。这次东北之行，对东北电子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首先把东北这一个大战略区的电子工业纳入国家有计划健康发展的轨道；第二，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奠定了东北电子工业基础；第三，扶持一批重点骨干企业；第四，加强了东北地区电子技术人才的培养，在辽宁、吉林定点了无线电中专学校，又从部属企事业单位抽调一批技术骨干支援东北各省。
布局皖赣
安徽、江西两省地处华东腹地，从新中国诞生到１９５８年后，两省逐步有了一些电子工业企业，但是仍处在起步时期。发展这里的电子工业，在当时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四机部党组十分重视革命老根据地电子工业建设。
１９６４年９月，刘寅带队，先到江西省，与省长邵式平研究第一批电子工业企业布点规划。在景德镇、南昌、吉安三市考察后，决定从电子工业比较集中的南京，调迁部分骨干力量到江西的景德镇和吉安，带动江西电子工业的发展。又抽调力量在南昌建立电子中等专业学校。
接着到安徽省大别山区岳西、六安、阜阳等地，进行考察研究之后，将南京七二○厂部分车间迁来，建立雷达厂、电机厂和元器件配套生产企业。四机部于１９６５年组建０８７三线指挥部，在这里建成雷达生产基地等八个企业，至１９７０年３月陆续建成投产。刘寅同志亲自筹划布局建立皖赣小三线电子生产基地，壮大了地方电子工业，支援了革命老区的建设，奠定了两省电子工业发展基础。从当时历史条件看，南京的工厂有了可靠的后方。皖赣之行，我与刘寅同志朝夕相处，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工作认真负责，对电子工业的发展倾注满腔心血。二是他民主作风好，每一个规划方案，都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工作组的同志感到环境宽松，工作起来心情舒畅。三是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生活上不搞特殊，长途跋涉，不辞辛苦，给我们做出了好样子。
风范长存
刘寅同志主管计划工作，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２０多年，他的品德、作风和为人，令我敬佩。
在工作上，他一贯实事求是，严格按照中央方针政策，结合电子工业实际，制订方针，进行决策。一旦确定了的事情，他就抓落实，亲自布置、实施、检查，一抓到底。他处处维护大局、讲大局，一贯强调部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待人宽厚、诚恳，诲人不倦。向他请示问题，每次都是非常耐心听完，然后一一予以答复。他爱护下属，会用干部，善于用人之长。
刘寅同志胸怀宽广，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党的事业为重。“文革”期间，挨整挨斗，面对残酷的打击，不公正待遇，他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后，他任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部机关党委书记，协助王诤部长抓拨乱反正工作，认真落实干部政策。１９８２年，他退出现职后，负责主编《当代中国电子工业》，依旧是兢兢业业地工作。那时，他刚刚做过大手术——胃部分切除，年龄已是７２岁。编辑部十几个人没有地方办公，他就腾出自己的办公室。１９８５年５月他病危，我到医院看他时，他说他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完成《当代中国电子工业》的编纂，这位老领导，曾经参加创建我军第一部电台，曾经参加组建共和国无线电工业的专业部门，为新中国通信事业奔走呼号；即使在弥留之际，还惦念着电子工业，惦念着工作。后来，《当代中国电子工业》出版问世，实现了刘寅同志的遗愿。在他逝世十周年之际，我赋诗一首，告慰英灵，并与大家共勉：
创建电台建奇功致力通信留威名
组建四机布新业运筹大计事有成
十年浩劫志不移坦荡磊落大将风
痛失良师今十载共图振兴慰英灵
（本文系电子部原部长张挺同志为《刘寅文集》所作的代序，本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