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2月14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古案新撰的意义
张蓉
一个时期以来,读者对长篇小说反映历史生活颇感兴趣。但是如何在坚持文学的大众化和严肃性,走雅俗共赏的路子,开掘更多的题材领域,引起了一些作者和出版社的思索。群众出版社最近推出的“古案新撰系列丛书”,就是一套颇有特色的长篇小说系列丛书。策划者从浩如烟海的历代名案中,精心选出8例著名清代奇案,请几位青年作家重新创作而成。这8例名案,曾经震惊大清朝野,轰动民间。
这套丛书包括《至爱无情》(刘醒龙)、《秋逝》(曾明了、郭晓力)、《无罪的砒霜》(徐名涛、章)、《女人狱》(马步升)、《玩偶》(吕志清)、《烟雨江淮》(王正平)、《落雁》(郭晓力)。这些作品中有对封建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和官场腐败的抨击,有对封建礼教束缚妇女的揭露等。
作为历代著名的公案,作家们进行再创作有一定的难度,不可逾越的历史材料要进行分析、咀嚼、消化,古案新撰。可喜的是,这套丛书在创作时,作家们并不拘泥原案素材,他们驰骋想象,重新结构故事,丰满人物形象,这使得小说不仅好读,蕴含其中的爱情故事也感人至深。同时,避开旧公案小说的创作套路,深入开掘人物命运、生存状态,以及清朝时期的社会风貌、民俗民情,鞭挞了清朝官场上的相互倾轧、贪官污吏横行乡里的腐败现象。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坚守家园与寻找突破
——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河南作家群
雷达
把河南小说家群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困难的,因为各个时段的重心不同,各个作家的题材领域、风格倾向也不同。但是,河南的小说家们却又具有比较鲜明的共性和整体性。这支队伍实力雄厚,阵容较强,作品扎实饱满,它的一些重要作家在看取生活的眼光上确有某种相近相似之处,于是形成了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底色的、以强烈的现实感和浓厚的历史感为基调的、以现实主义乃至开放的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的、以擅长塑造厚实的人物形象和发掘农民深邃的精神世界为特色的中原作家群体。它虽然不打什么旗号,也不以某某流派标举,但地域烙印和文化气韵上的同一性倒也确实存在着,就好比沉郁顿挫、如泣如诉的河南梆子,那种文化韵味真是难以言传。在新时期文学的整个过程中,这个群体虽有变化起伏,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与此同时,它的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某些局限性也在近年来渐渐显现出来。所以,这个群体的人文精神、文化立场、创作方法,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很值得讨论的。
我认为,河南作家群在新时期大约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最初,它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要方法,继承和发扬了17年文学精神中积极的方面,以强烈的政治意识正视历史和现实,或打破禁区,批判极左,讴歌农民英雄和脊梁式的人物,或描写经济改革和新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新觉醒;80年代中期,它转入了文化启蒙和文化反思阶段,以表现文化失范下人们的困惑、矛盾、追求为主要内容,重新审视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大冲突中民族灵魂的蜕变;90年代以来,这个作家群体变得多样而难以把握,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大趋势下,作家们执拗的乡土情结和密切关注现实、关注生活的基本立足点虽没有变,不少人却在改弦更张,或力图引入城乡二元视角,或加强形而上的思考和精神性的追求,或在更大的历史时空和更眼花缭乱的价值选择中思索人生,像张宇、田中禾、李佩甫等人的长篇小说和影视剧本《颍河故事》、《黑槐树》等等所做的那样。另一些作家,如杨东明、郑彦英正在发现和把握新型的城市感觉和市民意识,而像二月河这样的作家,则在传统题材中注入了新的历史意味和新型的世俗化审美情趣,所作《康熙大帝》、《雍正皇帝》获得成功并非偶然。这个群体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多元、无序、多方位探索的局面。
把河南作家群放到整个文学格局中观察,我以为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他们对中国农民历史命运的深入探索。这种探索自然不限于河南作家,但这个群体对此似更具自觉意识。这就不能不首先提到李准和他的《黄河东流去》了。李准自言,他写这本书就是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伟力,表现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内在活力,同时写凝固与保守,变与不变。《黄河东流去》之所以气势磅礴,显示出对农民问题的思考深度,恐怕与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与农业文化的典型中原文化,这些地域因素和历史积淀不可分开。李准虽已离开了河南,人在北京,但就精神、气质而言,河南作家群与他实在是一脉相承。张一弓发扬着这一思路,不断以大构思和较大气魄抒写农民在不同阶段的命运变迁,如《赵镢头的遗嘱》、《张铁匠的罗曼史》、《寻找流星失去的轨迹》诸作,都很有分量。张一弓的创作是典型的80年代初期的审美风尚,冲突强烈,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且善于将对立的审美因素统一,非常注重政治和政策与生活的关系。循着这一思路发展,又有李佩甫的长篇《李氏家族的十七代玄孙》、《金屋》等。
正是这种对农民命运的密切关注,使一些作家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勇于开拓的胆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曾震动文坛,它描写了一个集“罪犯”与英雄于一身的、敢于为民请命的殉道者,被认为开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悲剧之先河。乔典运是位政治文化意识特别强烈的作家,他的作品里有荒诞、冷幽默和批判锋芒,他由批极左转入对农民性的深思,其《村魂》、《满票》、《无字碑》、《问天》等作,发人深省。同样由于坚持了从生活出发,田中禾的《五月》一下子逼近了生存状态,打破了当时写农村的“政策——觉醒”模式。还有张宇《活鬼》里的侯七、杨东明《孤独的马克辛》中的马克辛,都是超前意识下从生活中发掘的新形象。
八九十年代之交,许多作家转向在文化失范和价值多元背景下对精神价值的思考。如果说一些河南作家显示出明显优势,那就是在直面现实和不放弃生活化的基础上,展开精神探索。田中禾的《明天的太阳》切入时代内部,写一民间艺人世家两代人的冲突,其中人性的善恶,两代人的隔膜,性爱的异变,金钱对道德感的瓦解,作人准则的紊乱织成一幅文化失衡的生动图景,注重在动态中写境遇。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对一个农村干部提出了我是谁,在哪里,去哪里的哲学问题,确乎新鲜,但它决不是外贴上去的标签,而是在官与民、人与乡土的关系中,思考着现实中的失魂、断根、精神漂泊等现代性问题,比起某些抽象的寻根之作,它来得更为踏实。
对许多河南作家来说,乡土情结是根本的,刻骨铭心的,正是这种如同生命般须臾不可离的乡土情结,使他们多年来紧紧贴伏在大地上,不脱离生活,有诉说不尽的故事。不过,这种乡土情结既是优势,又可能成为负担,在有些作家的作品里,乡土本位已遮蔽了创作视野,面对城市化的冲击,他们表现出情不自禁的反感、退避、偏见情绪。作家当然有坚守自己文化立场的权利,可是,当这种坚守变成一种藩篱时,就不能不极大地限制概括时代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虽然近年来,一些作家如张宇、李佩甫、田中禾等人,在创作手法上作了大量调整,但我认为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也并未取得真正的城市感觉,城市的存在还未能成为他们艺术世界的一种力量。一个作家可以终生描写农村,但在今天他若不能了解城市化带来的全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就会故步自封。
在市场经济、城市化、价值选择多样的大背景下,河南作家群面临着调整,原先的一些主题消失了,原先的描写对象和读者对象也变化了,怎样寻求新的契机、舞台、活力,已成为迫切问题。其实,这问题不但河南有,陕西、山东、山西的作家同样有,甚至全国的作家都有。我总感到,曾以农村题材创作为重镇的当代文学,到了今天已面临重心转移的大趋势,这是生活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走向现实,把世俗关怀与终极关怀结合起来,既守住道德理想,人文精神,又大力开拓民族灵魂的重铸之路,就成为我们文学最重大的时代主题。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长篇小说《苍天在上》研讨会
最近,一部长篇小说《苍天在上》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已销行十三万册仍供不应求。同名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收视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为总结这部反腐倡廉的主旋律作品的成功经验,《文艺报》、中国作协创联部与光明日报文艺部近日在京召开研讨会。
中宣部副部长翟泰丰在讲话中指出,这部小说的作者满怀着文学创作的社会责任感,敢于触及反腐败这个敏感的题材,反映了党和政府正在大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传达了中国民众最为强烈的心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部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之作。与会者指出,这部作品的成功,不仅在于它选择了重要的政治题材,更在于它善于用较好的艺术形式使主旋律的内容得以生动体现。作品塑造的一批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形象,性格既鲜明饱满,又复杂而富于变化。
会上,有的专家也就作品艺术上的某些不足之处发表了看法并展开了认真的讨论。(王文)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张家港人》研讨会
《雨花》杂志发表的凤章长篇报告文学《张家港人》,引起了社会关注,为此,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作家协会,张家港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召开讨论会。与会者认为,凤章历时四个月采访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取得突出成就的张家港市,描绘了张家港人创业奋进的时代风貌,是一部描写时代生活的厚重之作。(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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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大国长剑》研讨会
二炮作家徐剑创作的反映二炮创业发展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之剑》的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二炮政委隋永举上将说,火箭兵部队有丰富的创作素材,欢迎有更多的文艺作品反映二炮官兵献身国防事业的精神。(炎东)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九五卷)首发式
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一九九五年卷十二本已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近日举行首发式。
一九九五年卷《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共十二本书,其中小说七部,散文两部,诗歌两部,评论一部。这十二位作者及书名依次为:徐贵祥的《弹道无痕》、黄薇的《生活像条河》、周忠陵的《不朽的单相思》、廉声的《战争故事》、熊正良的《红锈》、鸽鸽的《清风冷看》、刘春来的《石板路,水竹桥》,赵翼如的《倾斜的风景》、彭学明的《我的湘西》,沈苇的《在瞬间逗留》、辛茹的《寻觅光荣》,胡平的《叙事文学感染力研究》。《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由北京同力制冷设备公司总经理白亚南任总策划,由该公司赞助。(作)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研讨会
长江文艺出版社和北京四汇文化公司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系列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品研讨会。《雍正皇帝》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以来,深受各界好评。此前曾荣获河南省政府第二届优秀文学艺术成果奖,湖北省优秀畅销图书奖。与会者认为,小说布局谋篇之恢宏,情节铺设之巧妙,语言运用之圆熟,形象刻画之生动,历史氛围营造之浓厚,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常)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黄土屋黑土屋》讨论会
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召开的钟亦非长篇小说《黄土屋黑土屋》讨论会近日在京召开。与会者认为,小说从石油大工业生产和农业小生产两种文明两种文化的冲突入手,描绘了众多不同性格的人物,风格朴实。(中文)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电影的大众性与创作个性
孟犁野
缺乏创作个性的艺术家,其影片极易流于平庸而被观众抛弃、被历史淘汰;但脱离社会大众审美情趣的那些纯“个人化”的影片,又往往因其咄咄逼人的生冷面孔、高傲姿态而使大批观众敬而远之。
电影是由以导演为中心的一个小群体所创造,并且是为了更大的群体所欣赏的具有大众本性的艺术。
电影的小集体制作与大集体观赏的方式,它那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与历史生活的巨大表现力,它那强烈的视听冲击力与蕴含的丰富的审美信息量,以及由此而在观众心灵上所引起的震撼力……所有这些,决定了这门艺术同它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同它所面对的广大观众,有着比其他以个体劳作与主要以个体欣赏为主的艺术门类(如绘画、书法、文学等)更为密切的血肉般的联系。
电影家尤其是制片人与导演艺术家的成就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掌握时代脉搏的深层律动,了解与追踪社会大众审美心理变化发展的程度,取决于他们的艺术感觉与社会大众的感觉的吻合程度。这就要求电影艺术家在首先考虑广大观众的娱乐、审美、教育、认识等需求的前提下实现个人的艺术追求。他个人的艺术追求与审美理想必须隐藏与溶化在社会群体的审美理想需求之中,个人的“深沉”必须能为社会大众所理解。只有这样,个人的艺术生命力才能得以存活与延续。这不只是选择一个为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的问题,而首先要找到一个自己的艺术感觉与社会审美心理相契合的点。百年电影史证明,那些能流传下来的精品佳作的创作人员,他个人的艺术追求与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个人的艺术感觉与社会大众的审美感觉,大体上是契合的、同步的,他们对事物的爱与恨的感情,是与非的判断,善与恶、美与丑的观念,同广大人民群众是一致的、心心相印的。影片的内容应该是社会大众所关心或者是感兴趣的,能与他们的心灵产生共振共鸣的。还要注意的是,作者的社会意识与艺术手法既不能滞后(陈旧)也不能过于超前。滞后与超前,都会脱离群众。而且电影的审美特性还决定了它如果不能在当前的观众中产生影响,也就很难在今后的观众中产生轰动。法国大作家斯丹达尔在他的名著《红与黑》杀青之后曾十分自信地预言,他的这部小说要等100年后才能为人所赏识。但在电影史上这样的事例不多。电影的社会审美效应主要是当代的,立竿见影的。它必须一炮打响。它呱呱坠地时的社会反响大体上决定了它此后的命运——是名垂青史还是昙花一现。中外电影史上许多大师级的艺术家,如外国的卓别林等人,中国的郑正秋、蔡楚生、水华、谢晋等人的创作,无不与其同时代人的社会理想与审美情思息息相关。他们创作的准则是:“和老百姓同呼吸共患难”,(蔡楚生)“把自己烧进(作品)去”。相反,那种脱离社会大众的纯属个人化的艺术感觉与追求往往导致影片无人问津或曲高和寡。
可喜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在文化生产与消费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曾经优越感十足的“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电影一再被市场冷落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总结了以往孤芳自赏的教训后,在艺术实践中逐步深化了对电影的大众本性的认识,相继拍出了一些在思想感情上与广大观众产生了共鸣,艺术形式也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影片。我认为,艺术必须同大众的审美趣味相联系,同社会生活相联系。这是世界电影百年、中国电影九十年历史给我们的一条最基本最重要的历史启示。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短论征文

  诗,请稍稍侧转一下身子
姚振函
似乎有好几年了,当人们谈到时下的文学,总是小说,小说,间或提一下散文,而诗,是越来越不见有人说起了。
这是怎么回事?是人们冷落了诗,还是诗冷落了人们?或是诗的自甘冷落呢?
前几年,还不断从诗人们那里传来自我鼓劲和互相鼓励的声音,即使是为了壮胆吧,人们总还能从中觉出某种悲壮和勇气。现在呢,诗人们怎么都打不起精神来了?
有一段日子,还能断续听见一些人对诗歌现状的某种不满,现在连不满也听不见了,是人们对诗彻底绝望了吗?
有一种说法,似乎诗的这种被忽视、被遗忘正是诗所求之不得的,正是诗的发展最适宜的生态环境。不错,我从这里听出了某种合理性,但我更听出了说这话的人借这种合理性掩盖着的缺乏自信和无可奈何。
诗是先天的最具先锋性的艺术,但是如果一味地先锋下去,把先锋弄得神乎其神,那先锋的结果不但背离了先锋的本义,还会从根本上背离了诗。
关于先锋,诗人们在趋之若鹜头昏脑胀之时,往往忽略了一些最简单的道理。比如,先锋的品性其实是人们在长期的体悟和修炼中自然达到的,并不是先树立一个先锋的招牌再硬性追求。再比如,先锋的基本精神不在虚无飘渺的天国,正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闪耀着创造精神所生成的光芒。
现在人们痛苦地看到,一批技术型的比先锋还要先锋的诗人出现了,人们担心诗最终毁在他们手里。
诗就是诗,但诗是生长在人类心灵的枝头,它来自大地并对大地负有责任。生活,如果我们不再机械地仅仅解释为工农兵的体力劳动和汗水,我们的诗怎么好意思拒绝它呢?
诗,如果自己把自己摆在与世俗的人和事水火不相容的位置上,到底能走到哪里去呢?
诗人们,如果再这样一味执拗下去,我可要把你的这种劲头理解为反正丢了面子索性破罐破摔了。要不,你就是成心把诗引向绝路。
诗片面追求意义的复杂性和表达的复杂性,这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没出息和底气不足。但这种唬人的面孔吓退了很多人,唯独吓不退爱摆弄花样的伪诗人。
先锋,有一个提前量的问题。就算你是真正的先锋,也不应走得太快太远,要让后面的人经过努力有追上你的希望。如果人家连你的影子也不见,你这先锋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想用很平静的声音鼓吹一下诗的中庸之道。诗,请稍稍侧转一下身子吧,看一看你身后悲喜着的芸芸众生,并从他们那里获得生命。
(作者单位:河北衡水地区文联)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苍天在上》随感
江曾培

陆天明的长篇小说新著《苍天在上》(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热烈欢迎,我以为,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此书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表现了人民大众所想表现的,弥漫着一股正气,再现了文学对社会的批判作用。
说起“批判”,时下并不时髦,甚至被认为是背时的。然而,文学无论如何是不能拒绝批判的。并非一讲批判,文学就一定会沦为非文学。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这些文学大师,不都是佩带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徽章吗?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一个作家怎么会成为“革命的一面镜子”呢?按列宁的说法,就是“托尔斯泰把农民的心理放到自己的批判、自己的学说当中”,而且他的批判是具有“这样充沛的感情,这样的热情,这样的说服力,这样的新鲜、诚恳并有这样‘追根到底’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的大无畏精神”。虽然,对包括托尔斯泰在内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后人也指出他们存有不足,但这个不足,不是说他们对社会进行了批判,而是在更高的历史阶梯上,指出他们批判得还不够彻底。所以,文学可以允许那些醉心于表现一己喜怒哀乐的轻灵作品存在,但不可据此排斥那些有深刻社会批判内容的厚实作品。
近些年的文坛显得有些“失重”,乏力,究其原因,恐怕与有些人在倒文学中“左”的脏水时,连文学应有的社会功能这个洗澡的孩子也倒掉有关。有人就认为,文学事业“仅仅是发光”。一位艺术大师则觉得应是“一团发光发热的火”。因为,光的意义在于它蕴藏着热,能温暖别人的心灵。能不能说那些陶醉于一己感情抒发的缺乏公众关心内容的作品,是只注意了光而忽视了热呢?陆天明的《苍天在上》,敏锐地抓住了当前人民群众极为关心并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反腐倡廉问题,艺术地表现了它,作了“苍天在上”的呼喊,传达了人民的心声,凝聚着强烈的批判力量,使作品既有光,又有热,成了一团迅速引燃了别人心灵的文学之火。
这样“一团火”式的作品有点久违了,因而一出世更受到特别的欢迎。

对比《苍天在上》,目前有些作品受到群众冷遇,就因为它们疏离了生活,有意无意地回避人间烟火,热衷于一己的“自我表现”。应该说,文学是最富个性的事业,它是需要“自我表现”,需要有作家自己的独特声音的。不过,“小我”的个性要与社会的“大我”相通。个人的独特声音,既是作家自己灵魂的回声,也应是人民心灵的反响。高尔基说得好:诗人“不要把自己集中在自己身上,而要把全世界集中在自己身上。”文学的力量,正在于它以作家的“自己”,容纳了宽广的“全世界”。历史上的优秀之作,大多以独特的文笔,反映了特定的社会生活与人民大众的愿望与情绪,成为“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那些回避人间烟火,削弱以至割断了与沸腾生活的联系,热衷于表现一己小感觉、小波澜、小恩怨、小是非之作,可不可说是那种“孤芳自赏,不愿合群”的“清高”呢?
有人觉得,文学要“纯”,就要“向内转”,就要“清高”,人间烟火越少介入越好。实际上,人间烟火是文学的“根”,离开这个“根”,还能有什么“纯文学”呢?自然,这当中还有个对生活的提炼问题。“纯,善也。”也只有内心对生活抱着巨大热情,具有强烈社会感、使命感的作家始能使作品成善、成美、成纯。“孤芳自赏,不愿合群”式的“清高”,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于文学形成自己的品格与力量。
创作思想上的过于“清高”,与某些人在追逐名利上的过于“不清高”,组成了当前文坛上的一种相反相成的“景观”。用“志高者意必远”这剂药方,似乎可以同时加以治疗的。

《苍天在上》是值得称颂的,但它决不可成为什么“模式”。文学创作的格局,必须是多元的。多元始有世界,一己的感情微澜可以写,小感觉、小恩怨、小是非,也可以写,写得好的,也应当褒扬。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多元中的“元”,分量是有轻有重的,其地位、作用,不宜等量齐观。所以在讲多元、多样的同时,还要讲主流、主调。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展示“湘军”的新风采
王茂林
楚地传诗声,湖湘多俊彦,湖南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屈原在泽畔行吟,李白杜甫在岳阳楼上和湖水之滨歌唱,他们的流风余韵一直传扬到今天;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田汉、丁玲、沈从文、周立波等人书写了不少新的瑰丽篇章;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湘军”驰骋中国文坛,为湖南人民争得了荣誉,为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文学,从来就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社会主义的文学,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是思想、艺术、科学、技术四者的统一。文明的程度,取决于思想和技术的先进程度,也取决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水平。在创造人类文明的思想家、科学家、工农劳动大众和文学艺术家这四种人中,文艺家是精神文明创造的重要力量。文学艺术的繁荣进步,常常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兴旺发达;文学艺术的衰微,则往往表明一个国家、民族或一个时代的退步。任何一个对国家、民族、历史负责的共产党人,都要重视文学艺术,尊重文学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
最近,江泽民同志特别提出,要繁荣长篇小说、儿童文学和影视文学的创作。我们应当认真领会,贯彻落实。湖南是文学大省,历史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成就引人瞩目。华凌文库长篇小说系列的出版,是落实江泽民同志的指示,繁荣湖南文学创作的一项扎实的工程,也是对湖南创作实力的一次重要的检阅。这套丛书,题材多样,内容厚实,技巧丰富,具有较鲜明的时代色彩、地方特色和各不相同的艺术个性。它荟萃了湖南近来声名显著的作家队伍,显示了文学湘军的崭新阵容,集中了他们近期文学创作的精华,是一批引人入胜的好作品。它的出版,必将获得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湖南华凌文化有限公司的企业家怀着对祖国文化事业的深切关心,为了推动湖南文学事业进一步蓬勃发展,慨然投入,与湖南省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联合出版这套丛书,这是社会支持文学事业,把文学作品推向市场的有益尝试,值得嘉许,我们希望这种形式能有益于文学的繁荣。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我们应当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国家兴旺发达的历史高度来关心和支持文学创作。
(此文为《华凌文库》序言)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世纪预言》
(长篇纪实小说)
作者许谋清北京十月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世纪预言》是一部视角新颖,风格独特,融真实性、纪实性、哲理性、政论性和思辨性于一体的长篇小说。
小说共分五部。第一部《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写的是物质文明——十年富起来的可能性;第二部《丰富一座城市的名字》,写精神文明的艰巨性;第三部《南北挑战》,写经济大潮的冲击波——东南沿海的商品潮向内陆的冲击;第四部《黄色红色蓝色都是龙种》,写的是万千华侨对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巨大贡献;第五部《构想大城市》则反映从传统的农业县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城市的不平坦的道路……
上述五部既独立又连贯的长篇小说《世纪预言》的中心人物,不是搞活了经济的乡镇企业家,也不是锐意进取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而是作家自己。这是一个由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许谋清。作家笔下的这个许谋清,明显地带着这种转型时期的时代特点。一方面,这个许谋清是个“满脑子不为五斗米折腰”看不起金钱的书呆子;另一方面,却又认识到,在五彩缤纷的花花世界里,“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这部小说就是通过这个“一半是屈从,一半是抗争”的矛盾的许谋清的经历和命运,通过和许谋清交往的同宗同族,老乡同学,亲朋好友,乡镇企业家,市县乡镇各级干部中发生的真实故事,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改革开放对闽南农民——给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法、价值观念、道德法则和审美标准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世纪预言》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小说的叙述手法作了富有创新精神的改变。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尝试。作家说:“过去的小说,叙述者总是上帝,是非总是由这个上帝来评判的。这部小说我违背了小说的约定俗成的法则,把大量的原始的生活,全都糅进了小说里。”“面对严峻的现实生活,我把自己逐出了伊甸园,让作家去食人间烟火,恢复肉眼凡胎,作家身上也有一般人所具有的弱点,一般人所具有的喜怒哀乐。”“这部小说重点是写我自己。面对客体把我立体化。就是说,要一反以往的做法,不是以解剖别人来揭示世界,而是以解剖自己来透视世界。”《世纪预言》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小说以丰富的信息量,展示了今日闽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给人以新鲜感和新奇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吴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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