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br/>专栏：专论<br/><br/> 提高行政效率初探<br/> 吴亚荣<br/> 行政效率是衡量行政管理水平的主要标志，是贯穿于整个管理过程的一条主线，故有“效率就是生命”之说。认真探索新体制下提高行政效率的途径，对于改善行政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br/>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行政效率的客观要求<br/> 不同层次、不同职能的行政机关，由于其所处的地位、作用及其工作内容的不同，提高行政效率的途径也不相同。我们不妨从县级政府的角度，探索一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行政效率的途径。<br/> 从县级政府来讨论提高行政效率，是有代表性的。其一，它具有政府所应有的多种职能，是担负着一个地方全面、整体、综合的行政管理职责的行政机构。这就决定了县级政府所追求的行政效率，应是为提高综合的全社会的效益服务。这就应当综合考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的统一，短期效益与长远效益的统一，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的统一。其二，县级政府是我国政府体系中承上启下的枢纽，处于城乡的结合部。其工作特点具有更大的具体性。这就要求县级政府必须讲求工作时效性和实效性，建立起良好的运行机制，及时、准确地将中央和省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具体化为地方的具体行动措施，使之尽快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具体行动。但是，县级政府也是基层行政单位，领导者及其工作人员往往陷入纷繁复杂的具体事务中去，理不清工作头绪，工作效率低。<br/>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谁办事效率高，动作快，谁就会抓住机遇，谁就会在竞争中取胜。只有树立竞争意识，提高行政效率，争创新优势，才能取得各项工作的主动权。所以，提高行政效率意味着：一要有快捷性，即有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简化办事手续，缩短办事程序，加快工作节奏；二要有主动性，即善于利用政策，抓住机遇，争取主动，发展自己；三是要有创造性，即创造性地用好、用足、用活政策，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尤其是沿海特区的县级政府，提高行政效率更具重要意义。特区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是试验区，面对的是大量的新东西、新体制、新事物，经济和社会交流频繁，高效率已成为特区的代名词。<br/> 二、制约行政效率的因素与对策<br/> 行政效率是由行政管理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综合反映，因而制约其效率的因素也是综合性的，就县级政府而言，主要制约因素是：<br/> 系统因素。系统功能的发挥首先取决于各子系统之间关系的有序性。如果各子系统之间关系协调不好，势必陷入无序化之中，呈低效运行状态。县级政府是全县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行政效率必然受到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来自权力层的县委和人大。从理论上说，县委、人大、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的，但在实践中，往往党政不分，关系不顺，造成精力分散，消减行政效率。要消除这些矛盾，首先，应在思想上形成这样的共识：县政府、县委与县人大的关系是协同关系。三者的制衡关系，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管理功能，不应成为设障的依据。其次，要进一步明确三者的职责权限，按照党和国家有关法律和规定履行各自的职责和权力。对于县级政府来说，要认真执行县委、县人大的决定、决议，依法行政，并接受检查监督，以取得互相谅解和支持，集中精力抓好行政工作，发挥“合力”作用，促进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br/> 结构因素。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其表达的是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在行政组织中，发挥整体力量对提高行政效率是至关重要的。因而整体组合必须遵循“整体最优”原则。结构因素对行政效率的影响有三种情况：一是结构层次的划分是否明确，也就是决策、管理、执行三个层次是否各司其职；二是机构设置是否合理，也就是能否根据职能目标合理设置机构；三是人员的年龄、知识、能力结构是否优化。如果这三方面的结构失调，就会造成职责不清、机构臃肿、功能失调、争权夺利、推诿责任等现象。因此，应当以政府的总体目标为依据，遵循“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合理设置和调整政府的内在机构。目前，已有一些县率先对政府机构设置进行了改革，形成小机构、大服务的体制，较好地解决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问题，使行政效率明显提高。<br/> 利益因素。利益是社会发展的杠杆，也是人的积极性的重要激励因素。在新旧体制的转换时期，由于各种机制不够健全，存在着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极少数人以权谋利，而绝大多数人普遍待遇偏低等问题，造成一些行政人员工作情绪低，影响了工作效率。对此，我们应当在加强廉政建设的同时，结合县级政府机构改革，建立健全机关岗位责任制，把工作责任与政绩和分配奖惩结合起来，以形成合理的利益激励机制，把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br/> 人员素质因素。政府工作人员是行政组织构成的最基本的要素，他们的思想业务素质如何，直接影响到政府工作效率的高低。现在普遍存在的人员素质差，业务水平低，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这应很好地解决，一是加强培训，普遍提高他们的思想和业务素质。二是结合推行公务员制度把好考核关，在使用干部上做到量才用人，以制度管人，以政绩论人，有能者升，有绩者奖，对于那些素质差、业务水平低的人应按各人情况进行工作调整。<br/> 事实表明，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的核心，但是，不少同志错误地认为行政工作不像经济工作，直接成果不明显，行政工作是软工作，行政效率是软指标，效率高不高无关重要。纠正这种思想偏见，把行政效率贯穿于每个行政管理者的行政活动之中，把行政效率的作用体现在管理者的自身和社会活动的贡献上，使每个行政管理者自觉地强化效率意识是十分重要的。<br/> 三、提高行政效率在于行政管理方法科学化<br/>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３９页）工作方法对提高工作效率、完成任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效率本身而言，最直接的制约因素是管理方法。一般地说在同等条件下，方法对路与否，会产生不同效率，方法对，效率就高。<br/> 层次领导方法。各级人员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一层抓一层，层层负责，不越级领导，政府部门一律实行首长负责制，各级领导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可以拍板定案。这种方法能够充分发挥各级领导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政府领导摆脱事务性工作，集中精力抓大事。当然，在具体工作中，要注意处理好整分合的关系，合理分工，整体协调。<br/> 目标管理方法。把管人与管事结合起来，通过目标的建立、分解、落实，使每一机构、每一个人都明确职责，各司其职，从而发挥全体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运用这种方法，从领导到工作人员都层层确定岗位责任，并相应规定实现目标的权限，建立年终检查、评比、奖惩制度，形成了一个闭合回路，从而极大地调动了积极性，提高了行政效率。在实施目标管理过程中，要注意贯彻几个原则：即合理可行原则、均衡协调原则、分层负责原则、可考核原则等。同时，还力求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偏离目标，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这样，就可以使目标管理方法的实施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从目标管理方法中衍变出来的弹性工作方法，则要求在工作安排上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尽可能地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br/> 以点带面、典型带动方法。这种方法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法的运用。它是在一般号召的前提下，领导深入实际，突破一点，借以取得典型经验，通过典型辐射带动其他单位工作，使一般号召能够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落到实处。当然，应用这个方法应注意两点：一是对点上经验要有科学的态度，属于共性的东西，可以在面上推广，属于个性的东西，就有局限性，特别是不要以为领导抓的点都是一种样板，强行推广。二是要循序渐进，边推广边总结提高。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应当记取。<br/> 现场办公方法。此方法是政府领导定期带领有关部门领导深入基层，到急需解决问题的地方去现场办公，协调有关部门，当场拍板解决问题，有效地提高行政效率。当然，这种方法只能用于解决关系复杂、下层单位无法及时解决的难题。如果作为一种常规办法运用，那就会损伤甚至剥夺下级的自主权，也会使领导疲于奔命。在管理学上，是违背层级管理的大忌。因此，该方法要注意把握，适当运用。<br/> 由于行政管理的复杂性，决定了行政工作方法的多样性，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还应当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地加以探索、总结。
第6版(学术动态)<br/>专栏：书刊评介<br/><br/>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br/> ——《高技术及其产业化谋略》评介<br/> 黄露<br/> 从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我国提出“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问题”以来，国内政界、学术界和企业界纷纷对有关高技术及其商品化、产业化与国际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广泛的、逐步深入的讨论，并且取得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河南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的１０多位同志，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赞助，进行了高技术及其产业化的研究。由杨水旸、纪德尚等组成的课题组，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和辛勤研究，撰著了《高技术及其产业化谋略》一书，最近已由改革出版社出版。该书围绕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了颇有参考价值的思路和对策性建议。<br/> 开展这项研究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在当代，高技术及其产业化是影响全局的一个主导力量，其产业化的范围与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主要标志，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理所当然地在现代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目前，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发展高技术，力图通过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促进本国经济的繁荣，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获得主动。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为了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当务之急是要大力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同时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在这双重历史任务中，高技术及其产业化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面对新的世界技术革命形势，根据我国的国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邓小平同志于１９９１年４月发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这正是洞察了当前的形势，积极主动地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的战略措施。当前，我国应采取有力的措施，加快促进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发展。<br/> 该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立场和思想方法为指导，尽量总结和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高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并力求结合我国在推进高技术研究与开发进程中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作出有分析的、系统的论述。同时，它以高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发展过程的内在逻辑为主线，从高技术的研究、开发、中试、生产、营销、服务的全过程出发，论述了整个运行过程中各个环节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以及各个环节相互联系的关键所在，从而揭示实现这一过程的良性循环所需要的软环境、社会条件和支撑体系；还以当代世界各国发展高技术的激烈竞争为背景，围绕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高技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高技术产业化的配套措施、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高技术经济与未来世界等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题的研究和论述。这对进一步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本思想，对把这个基本思想贯彻实施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中去，是有帮助的。
第6版(学术动态)<br/>专栏：学术动态<br/><br/> 哲学应成为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武器<br/>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学术讨论会简述<br/> 黄采何亦农<br/> 不久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江苏省哲学学会、江苏省社科院、广州市社科院、南京市社科联、《南京社会科学》杂志社以及一些高等院校，在南京市联合举办“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５８人。<br/> 在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基础问题时，许多学者强调，实践的观点不仅是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且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既是它的关于实践的理论，又是它的思维方式和它的哲学精神。<br/> 与会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必须牢牢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应该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振兴的观念形态和思想武器，成为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以便鼓舞人民的精神，培养人民的科学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因此，哲学应当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但又不能用对理想的追求来代替对现实的分析，我们的哲学应当是现实哲学和未来哲学的辩证统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克服贫穷、达到共同富裕是最根本的社会目标，因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最根本的任务。总之，当代中国哲学要回答各种现实问题，引导人民为中国现代化事业而奋斗。<br/> 与会学者指出，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这个理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直接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此，我们应当认真学习、研究、阐发。<br/> 学者们认为，哲学表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逻辑运演的形式，从起始范畴开始，经过逻辑推导，构成理论体系；一种是哲学对话等形式，在对话中阐明自己的哲学观点。因此，不能认为邓小平同志没有专门写过哲学文章、论著，就说他没有哲学思想。但在提法上还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为好。理由是：邓小平理论贡献集中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的哲学思想是在这整个理论体系之中的，是作为它的基础和精髓而存在的。<br/> 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二者的关系是什么呢？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外延和内涵重叠的两个概念；另一种意见认为，是相互区别的概念。这有待于中国哲学界以他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去建构其哲学理论。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比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更为宽泛，要求我们研究与这一伟大实践相关的一切重大哲学问题。<br/> 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也应该明确地表达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些学者则主张把“实践唯物主义”看作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这两种意见的相互切磋是有积极意义的。与会学者主张，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那么，它合乎逻辑的也是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的核心。学者们认为，邓小平强调尊重和发扬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创造自己的新生活的实践精神，强调把需要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强调把符合规律的客观效果或效用作为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切都贯通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实践精神。<br/> 与会学者强调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以便真正地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br/>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的视角去看，即分别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诸方面，如从主体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原则，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理论观念与实践观念相统一的原则，矛盾的分析和矛盾的建构相统一的原则等，来探讨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br/>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视角去看：１．要着重研究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新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规律的学说，原来的哲学体系重视了认识世界而忽视了改造世界的规律方面。邓小平同志在后一方面的许多重要思想，有待我们研究和阐发。２．对邓小平理论揭示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必须遵循的指导规律应深入研究，包括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社会主义本质与任务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社会阶级关系和非阶级关系问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问题。３．要研究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价值论。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价值取向是，强调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价值标准，社会各阶层各集团共同为中华民族振兴作出奉献，以至是无私的奉献。４．要研究邓小平同志的以人为本的思想。这包括要研究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中的人的素质、人的交往关系、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才和尊重知识等一系列问题，以促进人的自身建设与发展，大力提高人的素质水平，使我国广大人民更好地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6版(学术动态)<br/>专栏：探索与商榷<br/><br/> 不能把管理排斥在第一生产力之外<br/> 夏禹龙<br/> 内容提要：管理是一种有别于自然科学技术的社会科学技术，包含在“第一生产力”的范畴之内。管理在阶级社会中具有二重性：有属于生产力的部分，也有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部分。由于认识上把管理排斥在第一生产力之外，导致了忽视管理的作用，不注意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的同时，引进相应的先进管理方法。<br/> 管理是什么性质？它跟科学技术是什么关系？它究竟属于上层建筑，属于生产关系，还是属于生产力？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把管理排斥在生产力之外，认为它仅仅是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有的人看到了管理在现代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但又把它排斥在科学技术之外，认为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了，那么，管理就只能退居“第二生产力”了。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妥当的。<br/> 管理包含在“第一生产力”之内<br/> 把管理排斥在生产力之外，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６７页）马克思所讲的“指挥”就是管理，他认为，管理“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３１页）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把管理看成是“一种生产劳动”，它的功能与乐队的指挥一样。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把乐队的指挥劳动排斥在音乐劳动之外，而我们的传统观念却常常把管理排斥在生产劳动之外。至今，不是仍有人习惯地把管理人员一律称之为“脱产干部”或“非生产人员”吗？<br/> 把管理排斥在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之外，也是不符合现代生产力的实际内涵的。邓小平同志肯定“生产管理是科学”，（《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５１页）有的同志认为，这里所说的“科学”显然指的是社会科学，而邓小平同志在大多数场合所说的“科学”，却不包括社会科学，只是指自然科学。<br/> 真是这样吗？不对，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科学和教育这两个发展国民经济的关键时，就明确地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４８页）有的同志又认为，邓小平同志单独使用“科学”概念时可以包括社会科学，而当他把“科学”和“技术”连用时，却只是指自然科学技术，因为不存在什么社会技术。这又不对了，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我们“欢迎国外先进技术”时，接着就肯定“管理也是一种技术”。（《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６５页）看来，答案已经很清楚了，管理是一种有别于自然科学技术的社会科学技术，它同样包含在“第一生产力”的范畴之内。<br/> 说到这里，还仅仅涉及对“管理”和“科学技术”这两个概念外延和内涵的界定，要有力地证明管理也是第一生产力，还得进一步对管理在现代生产力内部的作用方式和功能进行剖析。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力三个物质要素是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作为现代生产力，自然科学技术大量地强烈地渗透到这三个要素中，对三者的作用起乘数效应。但是，上述三个要素如果相互隔绝，孤立地存在着，并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只有把三者在生产过程中结合起来，才能进行实际的生产活动。实现这种结合，靠的就是管理。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越低，管理就越简单。在个体手工生产时，管理因素在生产力中的作用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而当发展到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时，广泛的复杂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使得管理在生产力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管理正是通过使生产力的上述三个物质要素优化结合而起乘数效应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管理两者在生产力内部起作用的方式虽有不同，但其起乘数的效应却相同，它们同样处于第一生产力的地位。<br/> 再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考察。技术创新是一个包括市场调查、研究和开发、中试、工程设计、规模生产、市场营销等环节的全过程，其中既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的创新，又包括管理的创新。如果没有市场信息、科研、质量、成本、劳动组织、产品营销等方面管理的创新，任何技术创新的过程都不可能顺利完成。拿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说，在发达国家都已达到５０％左右，而在我国，却还不到３０％，说明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薄弱。其所以薄弱，不仅仅在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落后（在发展中国家中，我国的自然科学技术力量还算是较强的），而且更在于管理（从广义来说，体制因素也可以包括在管理因素内）的落后，导致许多有良好市场前景的科技成果无法实现产业化。还有一点可作佐证的，那就是国际上通常采取的一种计算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方法——在总的经济增长中把由增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所引起的经济增长部分排除掉，余下的都算在技术进步因素的贡献名下。可见，技术进步因素的贡献中，就包含管理改进因素的贡献在内。<br/> 如何理解管理二重性<br/> 管理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技术，与自然科学技术在性质上终究是有所区别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管理在阶级社会中具有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６９页）他把资本主义的管理区分为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两种职能，在说明指挥劳动对于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的必要性后，接着指出：“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３１页）<br/> 列宁创造性地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管理有二重性的思想，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美国的泰罗制的评论上。列宁从１９１３年开始到１９２２年止，曾多次对泰罗制进行评论。他的评论贯穿着资本主义的管理有二重性的思想，但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后，重点却有所不同：十月革命前，侧重于泰罗制的否定方面；十月革命后，则更多地强调其肯定的方面，这是同党所面临的工作任务变化有关系的。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发明——泰罗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统计和监督制等等。”（《列宁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３７页）因此，既要揭露它作为“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在同一个工作日内从工人身上压榨出比原先多两倍的劳动”的实质（《列宁全集》第１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９４页）又“应该在俄国研究与传授泰罗制，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于我国的条件。”<br/> 从马克思、列宁的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管理性质的复杂性。因此，我们在肯定“管理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要注意到它不是在全称判断的意义上使用的。其实，不仅是管理，就是自然科学技术，也不能说百分之一百都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是一种知识形态，它必须通过技术的中介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其中有些基础科学，例如纯数学，陈景润先生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求证，对于提高人们的科学思维能力确有好处，但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存在把这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可能性。但是，自然科学技术终究与管理不同，它没有上述的二重性。管理正因为有这种二重性，它就不仅有属于生产力的部分，而且有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部分，需要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br/> 全面理解管理的职能<br/> 管理有各种门类，其性质就有所不同。例如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显然属于上层建筑。就是生产企业的管理，也不全都是生产力。马克思所说的管理的指挥劳动职能，它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６８页）应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而他所说的管理的监督劳动职能，则是由劳动者和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者之间的对立产生的，应归之于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的范畴。前者没有阶级性，而后者就有阶级性。马克思讲的尽管是阶级社会，但其基本观点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在我国，“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已经不多了，不占统治地位了，管理的职能主要是指挥劳动，它的生产力性质就更明显和突出了。当然，由于私有的存在、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存在和人们在劳动态度上明显差异的存在等，不能说管理的监督劳动职能已完全消失了。即使是生产企业的管理，仍然带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成分。<br/> 弄清楚管理是否具有第一生产力的性质，决不仅仅是一种概念之争，由于认识上把管理排斥在第一生产力之外，在实践中已经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应该承认，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管理的重视程度比过去确有明显的提高，但是，按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来说，还很不够，人们在强调和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而忽视管理的方面。不少企业宁肯花大钱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装备，却不肯花比这少得多的钱引进相应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这种重硬件轻软件的观念及其举措，使得引进的先进技术装备长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率，这是非常可惜的。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时，经常把它与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相提并论，并认为管理与自然科学技术一样，“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这里所说的“先进的管理”，显然是把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监督劳动职能排除在外的，指的是指挥劳动职能，因而就没有阶级性。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为我们放开手脚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管理扫除了思想障碍，是与马克思、列宁的思想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