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文化长廊
呕心沥血磨一戏
——记诸暨市越剧团创排《西施断缆》
李敬佑
如果从１９７９年诸暨越剧团开始创作排演《西施》算起，到今年成功地演出了为各方面人士所赞誉的《西施断缆》为止，编创人员为这部戏呕心沥血，数易其稿，锲而不舍，历时十六个春秋。正是在这种对观众、对戏剧事业高度负责的精品意识指导下，《西施断缆》才第一次在戏曲舞台上塑造了一个舍身取义、忘我奉献的爱国女子的形象，歌颂了普通人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历代以美人传奇为主的西施戏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一）
纵观中国戏曲史，有关描写西施的作品汗牛充栋，从宋元杂剧至今，上下已有８００年左右的时间。其中较有成就的是明代梁辰鱼的《浣纱记》。这部昆曲的开山之作，把一代美人西施，与吴越战争广阔的社会背景连在一起。现代吟唱西施的戏曲更是常演不衰。京、昆、越、婺、黄梅戏等大剧种都上演过，连艺术大师梅兰芳也组织力量创作，并亲自饰演西施。
然而，在传统戏曲舞台上，西施题材还没有很成功的作品问世。充斥舞台的西施形象，大多落入“美人计”的窠臼，有的陷入吴越争霸的漩涡，西施形象难以脱颖而出，有的不适当地夸大西施的作用，反而使其变得不可信、不可亲，在客观上也损害了西施的形象。
（二）
西施故里——诸暨市的文化工作者，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要还西施以历史真面目，在戏曲舞台塑造一个人人心中所有，而人人笔下所无的真实、可信、可亲的崭新的西施形象。但是，有良好的心愿不等于就有完美结果。刚开始创作时，西施形象怎么也脱不开传统的认识，虽然《西施》一剧曾作为诸暨越剧团的保留节目多次演出，但观众反应平平，没有在人们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１９８５年，诸暨越剧团在广泛听取专家和观众的意见、认真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对《西施》一剧做了比较重大的修改，使西施舍情取义、忍辱负重的形象得到了加强和升华，演出以后观众反映也不错。但是，主创人员对这个剧本仍不满意，认为与传统戏曲舞台上的西施在本质、命运方面并没有多少不同。１９９５年，诸暨文化局再度组织力量，对《西施》进行第三次创作。
在这次创作之前，编创人员首先对西施这一人物形象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们认为，西施被越王当成特殊的礼品送入吴宫，从民女变成贵妃，千百年来，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及一些有识之士对她的看法是迥然不同的。历代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中的多数人，把西施看作工具、礼物、肉弹、间谍乃至祸水；而天南地北的老百姓和一些有识之士，却把西施视作美的化身，看作神女、侠女和巾帼英雄。而西施在民间流传千古，历久不衰，除了因为这个人物不仅有姣好的外貌，更主要的是她有美好的心灵。她为了救国家于水火，不惜献出自己的青春乃至玉身。这种舍身取义的精神正是她能长久活在人民中间的思想基础，也是西施这个人物形象的本质所在。
基于这种认识，编创人员抓到了整个剧本之纲，在人物塑造、情节取舍、设置方面都紧紧围绕这根主线，全力以赴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突出“舍身取义”这个主题，使《西施断缆》自始至终洋溢着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扣人心弦。
为突出西施爱国爱乡的精神，编创人员对素材进行了大胆的舍取。过去的西施戏大多写西施从越到吴的全过程，让西施成为吴越争霸的牺牲品。而《西施断缆》的编创人员却紧紧抓住西施去吴之前的生活和心灵历程，以局部反映全局，她一旦认识到非献身不可，她的最高行为也就完成了，她的精神本质也得到较好的体现。结尾“断缆”一段戏，虽短而且无对话，却强烈悲壮，把全剧推向最高潮，收到揭示主题、弘扬爱国主义的效果。
（三）
从《西施》到《西施断缆》的创作过程，也是编创人员不断树立精品意识、精益求精的过程，努力使作品达到思想性、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舞台教化本是我国戏曲的优良传统，没有正确的思想性就等于作品失去了灵魂。由于反复提炼，作品抓住了西施的本质——她的献身行为和牺牲精神，这是与爱国主义相一致的。
这部作品在艺术性上也有其独特之处。作品为表现西施的崇高精神，采用大写意手法和无场次结构，打破时空限制，追求神似，尽可能完整地、生动地、感人地将西施的美表现出来。同时自始至终抓住浣纱女——劳动人民优秀儿女的本质，努力刻画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使西施形象既亲切又崇高。
《西施断缆》在一年多时间里，大改了五次，先后举行过十余次作品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才达到了目前这样的水平。诸暨越剧团的同志表示，通过晋京献演，还将继续对这部作品进行修改，使其成为观众喜闻乐见、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精品。（附图片）
剧照说明：
越夫人（楼明迪饰）勉励西施（周柳萍饰）舍身取义。
第12版(副刊)
专栏：
影片《孔繁森》发行成绩喜人
以孔繁森事迹为原型拍成的《孔繁森》，是北影厂、山东电影制片厂和华港集团在今年联合推出的一部重点影片。该片公映后社会反响强烈，不仅先后获得“华表奖”、“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金鸡奖”特别奖多项大奖，并且在发行、放映中，由于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协助，取得了全国票房收入三千三百万元，投资方收入八百万元的喜人成绩。日前北影厂在京举行了《孔繁森》发行放映研讨会，总结经验，表彰《孔繁森》发行放映中的优秀单位。（周建钢）
第12版(副刊)
专栏：
莫斯科国家模范古典芭蕾舞剧院将在京演出
闻名全球的俄罗斯莫斯科国家模范古典芭蕾舞剧院将于明年一月四日起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经典名剧《唐·吉诃德》。该院由著名舞蹈大师莫伊塞耶夫创立于一九六八年。从一九七八年至今，享誉国际芭蕾舞界的卡沙特金娜和瓦西廖夫夫妇担任该剧院的艺术指导，成功地排演了一大批剧目，即将与北京观众见面的《唐·吉诃德》就是其中最为轰动的一出。该院曾两度来华访问演出，场场爆满，显示出他们高超的艺术水准和迷人的演出魅力，受到我国舞蹈界高度赞赏。《唐·吉诃德》的演出从一月四日起至七日上演四场，由北京启明演出公司等主办。
（晓纪）
第12版(副刊)
专栏：
农八师豫剧团进京演出《边城警魂》
应文化部艺术局邀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市豫剧团满载兵团二百万军垦战士的深情，于近日起在京向首都人民和公安干警汇报演出现代豫剧《边城警魂》。该剧是根据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陈玉新烈士擒盗灭贼，舍身救战友的英雄事迹创作的，全剧悲壮而又充满激情。（晓王）
第12版(副刊)
专栏：剧谭
对历史人物形象的艺术创造
——评大型历史剧《商鞅》
戴翊
上海青年话剧团最近演出的大型历史剧《商鞅》以充沛的激情和强烈的色彩表现古代伟大改革家商鞅的舞台形象，为历史人物形象的艺术创造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商鞅在西陲夷狄“诸侯不礼，天子不礼”的秦国实行变法，成效显著。在短短的１０年之中，国势日渐富强，又连年征战，扩大版图，雄视东方，威震六国，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商鞅的结局又是悲剧性的。他相秦１０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孝公死后，他即以“谋反”罪被车裂灭族。
把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搬上话剧舞台，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艺术创造。对于商鞅的史迹，史书固然有较为丰富的记载，但作为艺术形象则必须是艺术创造。
首先，编导以自己的全部经验和见解研究史籍，确定话剧对商鞅所要着重表现的自觉意志、秦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商鞅同这个政治环境的关系，确定对商鞅的基本评价和对历史素材的选择。历史剧中商鞅最根本的性格特征在于他作为政治家的宏大抱负、远见卓识、在秦国实行变法的坚执意志和对秦国的赤胆忠诚。他当然还有刚愎自用、居功自傲和刻薄残忍的一面，但他同秦国政治环境冲突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前面说的那些自觉意志。他在少年时代为自己的不公平的命运对着天穹大呼：“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他对魏惠王的既不用他也不会杀他的准确估计，入秦后舌战百官，全力推行变法，乃至为了执法不惜对太傅公子虔等大臣显贵施酷刑，以及他为秦国的称霸天下鞍马劳顿，竭尽心智，都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上述自觉意志。这正是这位古代伟大改革家在编导心目中的形象。从史籍对商鞅变法及其显赫政绩的直接记载来看，编导的判断、对历史素材的选择和剧情的虚构，是有说服力的。
当然，商鞅的自觉意志和性格不是靠个别人的叙述包括商鞅自己的叙述来抽象地表现的，而是通过他与当时秦国政治环境的关系具体表现出来的。秦国的朝臣权贵就是这个政治环境的体现。商鞅要变法，当然会触动乃至损害这些朝臣权贵的利益，因而势必要引起反对乃至敌意，但其中的清醒者又会意识到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巨大利益，因而秦国的各种政治力量对商鞅变法所持的立场又是各不相同的。与主人公商鞅相比，虽然这些朝臣百官如太师公孙贾、五大夫甘龙、太傅公子虔等只占次要地位，但编导并不把他们当作可以随意使唤的木偶，而是对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性格特征同样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个别的判断，使这些人物的政治面貌各不相同，而且个性鲜明。正是这正负力量的交叉，形成了复杂的人际网络和政治环境，商鞅也正是在同这形形色色自觉意志的碰撞和关系中，放射出性格的丰富光泽，富于真实感；而商鞅的命运和处境也是由这错综复杂、变化消长的政治力量的合力决定的。
同时，商鞅的性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编导显然把它作为一个流动的、有规律可寻的，并且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而发展深化的过程来表现。少年时代商鞅的人生价值观离不开他的母亲姬娘的熏陶，正如姬娘在商鞅死前所说：圣人以身殉天下，“五十二年，就已令山川易位，乾坤倒转。还不够吗？”于是“翻天覆地，倒转乾坤”就成了少年商鞅立下的抱负宏愿。他被公叔痤收养后，伴公子昂读书，“日习李悝之法，夜温吴起之术”，这又成为他养成经天纬地之才，形成一套变法大计的来源。他能够在秦国朝廷之上斩公子虔之足、黥公孙贾之面、削祝欢之须发，对违法的黎民更是杀人如麻，血染渭水，不仅出于铁的变法意志，“无私者必然无情”，也离不开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他不惜背上“奸诈”的恶名，用计赚杀魏公子昂，也还是为了秦军的胜利。而他越到后期越显得刚愎和骄奢，听不进良言忠告，逐渐众叛亲离，则与他的由于政绩显赫而看不到自己的弱点有关。可贵的是，他在处境已危如累卵的情势之下，并不以一己之身为重，激流勇退，而是不愿“龟缩于窟穴之中以求全身保命而置秦国大业于不顾”，这更显示了他对秦国变法的忠诚。由于编导把握其人生抱负和心理基础，故而能够有力地表现其人格的发展轨迹，不仅富于说服力，而且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很深。
这部历史剧的缺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变法的实绩缺少渲染，主要只是通过人物之口来抽象评价而不是通过具体的舞台动作和情境来显示，缺少力量。其二，是对支持变法的力量显示不足，特别是秦孝公作为唯一全力支持变法的实权人物，其动作以及与商鞅的交流实在太少，这与一位有着雄才大略、改变了国家命运的君主形象不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