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
坂田巨变（报告文学）
程贤章林雨纯
历史的脚步，按其内在的规律和节奏行进着。田园牧歌般的恬静已不复存在，小桥流水似的缓慢旋律也已被取代。８０年代的中国正进入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
１９８７年，中国的巨变，终究也将广东深圳的坂田人推到了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十字路口——坂田人面临脱贫致富的挑战。
虽然，眼前的一切不像呼啸而过的飓风，但坂田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颤动。８０年代中期，一座边陲小镇建立起来的经济特区——深圳，已昂首步入了它的辉煌期。坂田村，前有富甲一方的南岭村，后有灿若星辰的卫星镇龙华镇，而１９８７年农民全年人均收入只有６０元的坂田村，依然还是深圳布吉镇的贫困村。
村委主任吴玉恩既概括又简朴地说：“坂田距深圳市区只有几十里。但贫困的坂田村与繁荣富裕的深圳却相距万里。粮少使家里的老鼠饿得去吃塑料袋。”
现实，是这样咄咄逼人。它迫使每一个坂田人对贫困的现实沉思，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作出抉择。
一
坂田：东靠布吉镇，西连龙华镇，南接深圳市。４００户人家，分散在十条山坑的自然村里。在公路沟通的今天，从深圳来坂田也只有十几公里，２０分钟车程。可是，在道路沟通之前，坂田村无论哪个村子，出门是山，走路是山，屋前是山，屋后还是山。４００户人家的坂田，竟有３００多座山头，几乎每户一个山头。那时，坂田人也去深圳，他们去深圳不是逛街买东西看戏，而是挑柴火进城叫卖。
不是深圳改革之风不向坂田吹。８０年代中，坂田干部也通过各种渠道，招商引资，而且居然也有好几家外商到坂田办针织厂。外商、港商，都瞄准了坂田劳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十分丰富。坂田人穷，建的标准厂房不标准。墙是砖垒的，房顶也是桁瓦结构。针织厂不用大马力机器，马虎一点也可敷衍。香港的中小业主，在香港办不了厂，只能在珠江三角洲寻求廉价的厂租和廉价劳动力。贫穷的坂田人，能进工厂打工已算一步登天了。工厂给苍老的坂田村带来盎然的春意。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矛盾暴露了。交通不便，停电，缺水，影响工厂正常生产。“有办法解决吗？”投资者来找村委会的干部。干部皱眉、语塞，摊开双手，一声无奈地叹息：“对不起，没钱，村子穷，实在没办法。”眼巴巴，好好的工厂迁到他乡。
村干部向镇负责同志反映情况，叹息一声问他们：“好不容易招引了外商来坂田办厂，现在他们都走了，坂田该怎么办啊？”镇委书记和镇长深表同情，但也束手无策。
这时，镇政府有人向坂田干部建议：“坂田交通不便，缺水缺电，那你们是否考虑把厂房建到布吉镇来？这样，能源交通问题都解决了。”这位镇政府干部确实出于好意，但是这话却像一根针刺进坂田人的心窝里。２２平方公里的坂田村，面积几乎等于龙岗区的山区镇，坂田村最丰富的是土地资源。现在，却因为没有开发，要把工厂建到布吉镇去，真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坂田村的干部和群众都认为：这是耻辱，不是光荣。
村委主任叹一口气，对全体村干部说：“这是一盘死棋。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想，再没有法子想了，除非把那个人调回来。”
二
老区人民有一句口头禅：“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作为革命老区、东江纵队革命根据地的坂田，人民仍然相信这样的真理。
当坂田的村委主任说出“除非把那一个人调回来”的时候，大家都竖起耳朵。“谁？”群众张开嘴巴，一起发问道。
“刘日兴！你们说说，他的脑子是不是比我们好使？”
“唉，刘日兴。”众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你讲大话了，你忘了他手里捧着金饭碗？他是小学校长。”
“我们向镇委领导提要求。”村委主任和支部书记异口同声说。
作为坂田人的意见，这个提案很快提到布吉镇委书记和镇长案头上。
“果然人眼是秤！”镇委书记周光明说。
“老百姓心里就是有杆秤。”镇长区官成一拍巴掌说。
当时宝安县东部地带的布吉镇和横岗镇，因为紧挨深圳，占尽了地利之便，早已腾飞富裕起来。坂田则像一个不争气的大孩子，拖着布吉镇腾飞的双腿。两位镇领导心里也瞄准刘日兴，但始终没有发话。毕竟，刘日兴是小学校长，手里捧着金饭碗。他到坂田去不是享福，而是去那里创业，奉献，磨难。刘日兴愿意吗？
刘日兴，土改时的“红小鬼”，农村合作化的积极分子。１９５５年，因为他工作积极，组织上破例把年刚１７岁的刘日兴吸收入党。一代又一代，５０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大部分都步入了儿孙绕膝的晚年。刘日兴虽然当了小学校长，但双脚依然终年在坂田的田埂小路来来往往。毕竟，他是个３０多年党龄的农村老党员。所以，当镇委领导找他谈话时，他已心中有数。
“让我考虑考虑行吗？”
几个月过去了，镇委书记依然没见到刘日兴上门回话。
无论是坂田的村委还是镇委书记都理解，要刘日兴丢掉金饭碗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把思想疙瘩解开的。面临新的选择，刘日兴必须讲奉献，担风险。为此事，他也有过好几天的思想斗争，吃不香，睡不着。一个夜晚，睁着眼到天亮。他想到，回坂田搞好了，大伙欢天喜地，搞不好将遗臭万年。本来性格就内向的刘日兴，过了好些个无语的日子。但他是共产党员，是坂田一方水土把他哺育成长的。他爱好读书，尤其是谈哲学谈人生的书籍。一天，他从书上猛然看见几个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话刺痛了这位共产党员的心。他对妻子说：“淑芳，我想通了！”
几个月来，刘日兴一直在暗地里作调查研究，一有空就爬山，走村串户，倾听各个年龄层面，特别是老人的意见。到他到镇上找镇委书记表态时，已爬完所有山头。
“书记，我已横下一条心，回坂田工作。”
“好样的！”镇委书记高兴得一拍刘日兴的肩膀。
“治坂田，必须动大手术，开膛破肚，推山头，移村子，我要镇委的支持！”
“好样的，刘日兴，大胆干吧，镇委当你的后盾。”
刘日兴说：“我就等你这句话。下通知吧，我挑‘八一’那天开村民大会，要像解放军打仗一样重新安排坂田的山山水水。”
“建军节当然是个好日子！”镇委书记高兴得只是重重复复赞许面前这个憨厚的、勇于面对现实的共产党员。
三
共产党员说话是算数的。
刘日兴果然挑了建军节那天走马上任。开基层干部会，也开群众大会。
刘日兴说：“我挑了建军节这个好日子，把吃公粮的‘金饭碗’摔了，自愿回坂田和父老乡亲建设新家园。坂田面积２２平方公里，差不多一个镇的面积。但是，２０００农民、４００户人家，却分住在１０条山坑，１０个自然村寨。我们的耕地，尚不足１．５平方公里。山是铁板石，田是冷水田，水是泥沙水。姑娘小伙子得汲井水洗衣服。没有圩镇，没有路灯，晚上７时大家关门闭户，连坂田青年都留不住，怎留得住外商？”“校长，你出主意吧！”众人齐声应道。
“没别的法子：做新愚公，搬山。”
会场鼓掌，人声沸腾，真是新官上任，火把点燃了！
刘日兴的头脑却异常冷静，他知道，这场攻坚战会多么艰难，一定要讲科学。于是他请来了广州设计院的专家，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勘察，测量，绘图，订方案。
测量山头时，设计人员问：“你想一个什么方案？大搞，中搞，还是小搞？”
“小搞，中搞，我何不当小学校长？我要大规划，大方案。”
“大到什么程度？”设计人员瞄着水平仪，不以为然地问道。
“要有几个工业区、商业区、居民区。要有１０万平方米的工厂区，星级酒店，把坂田建成容得下１０万人以上的工业城。”
“老刘，你必须铲平２００多个山头。”
“必须移５个村子。”专家一边描图一边说。
“移５个村子，不多也不少。”
传统生活模式和观念的自我否定，无论对民族还是对个人来说都是痛苦的。但这是历史，温情脉脉将无济于事。
刘日兴心一沉说：“我有决心扫掉这只最凶的拦路虎。”
四
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改革改到谁头上，都难免一阵悸动，针刺胸窝。何况，要农民搬家迁坟？
不搬的人拍手，迁村子的人怨声沸腾，更莫说有人插手，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
村民大会开不成，不愿搬村子的人成立了个什么“协会”，和村委会分庭抗礼。愿意迁祖坟的请人挖先人骸骨。拾骸骨的人自言自语：“先人啊，你不要埋怨我，有事去找刘日兴？”
村干部们慌了手脚，对乱哄哄的局面一筹莫展，只有刘日兴镇定自若，处之泰然。他对干部们说：“改革改到自己头上，改到祖屋祖坟的时候，生理心理甚至神经都有反应。这就好比生孩子会有阵痛一样。第一，村委分片包干，做过细工作；第二，划好他们新的宅基地，原则上，管理区补贴一点，自己贴现一点，有困难的由村委垫支；第三，准备开好村民大会，讲规划，讲前景，讲发展。第四，还是那句话，“干部带个好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
其实，农民再清楚不过了，什么风水宝地，祖宗阴德？烂房破瓦，凑在一块也不过是阔爷眼中一堆破烂。村委分头到５个移民点，动员移民村的干部带个好头。南坑村的村长岑琪、副村长岑耀辉、大队老队长麦水生都带头搬入新居。村民大会如期举行，大会不敲锣鼓，而是轰轰隆隆的挖土机在堆山头。大会给到会村民派发了误工补贴。刘日兴在村民大会上说：“我知道到会的村民有些是抱着抵触情绪来的；有些是探听消息来开会的。不管怎么样，你们来开会是一件好事。老村老屋，无论怎样的风水宝地，世世代代都是穷光蛋。新坂田将过上什么好日子？告诉你们，好得很，起码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过去我说推山头，许多人不相信，现在推了近百座山头了，公路、电力一配套，许多厂商都找我们来了。你们信不信？将来深圳市最大的工厂，就会建在坂田。”
“好样的，刘日兴，我们搬家，跟你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村民又喝彩又欢呼，一户一户，一村一村，逐渐搬到钢筋水泥结构的洋房里。最后，再也没有村民留恋过去破烂不堪的老屋，搬村子任务终于实现。
村总支书记刘日兴和村委主任吴玉恩都感慨万千地说：“全镇１０个村子，叫５个村子的坂田人搬家，现在回想起来像是一场梦。”坂田现在４００多户人家，人人都住上３００平方米以上的乡村别墅。其实，最早住进别墅的是迁村子的移民。有人说搬出村子住洋房的坂田人是“因祸得福”。刘日兴则笑着说，推平了２００多座山，填了５个自然村的新坂田才是风水宝地。
九年时间，刘日兴和村委的班子率领坂田人建了三座水库，最近又架设一条从深圳水库引水的６００毫米的大水管，解决了近１０万人的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解决工业和照明用电的变电站和火电站也建起来了。
五
在古老的罗马神话中，门神雅努斯的头前后各有一副面孔，可以同时看到两个不同的方向。一面明察过去以记取历史的教训，一面展望未来美好的憧憬，唯独无暇顾及最有意义的现在。现在，正摧枯拉朽地推动着中国历史巨轮疾进的改革开放的现在，人若无视足下的现在，纵然对逝去者了如指掌，对未来者洞若观火，可这种高明的求索又有何益？
孕育着求知开拓和哲理思考，充满进取精神的共产党人刘日兴，深知“现在”的分量，他要把握机遇，不失时机地选准坂田脱贫致富经济起飞的历史之路。
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那种安时顺世、守道安贫、松散平淡、毫无生气、单调畸形、落后贫困的农村生活模式，多少年来深深在坂田扎根。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并没有完成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向现代化生产模式和农业生产商品化的转变。刘日兴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找到答案，坂田脱贫致富，就要告别小农经济模式，进行经济建设，针对的是一个“死”字，目标在于一个“活”字，他要把推平的２００座山头的黄土变成金。
在一片黄土上收获金子，资金从何而来，谈何容易？
刘日兴用的是借鸡生蛋。
他开始了步履艰难的“引资工程”，足迹遍及深圳各大企业。
实力雄厚的深圳石化集团老总陈涌庆耐住性子听完从未谋面的这位村支书的推介，俗话说，真诚所至，金石为开。陈总终于受不住他的缠磨，答应到坂田看看，考察考察。
处于草创阶段的坂田真不争气，路没有一条好路，楼没有一栋像样的。陈总摇摇头提出，给你们三个月时间，修好一条主干道到工业区的路，到时再谈。
刘日兴伸过手去，说：“一言为定。”
只用了１５天，一条新崭崭的路摆在人们的眼前。就凭这种干劲和速度，双方签下了合作开发一个工业区和开发房地产的合同。石化集团在坂田投资近亿元。
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对内地的经济建设产生“火炉”效应，刘日兴的火眼金睛当然不会放过。他跨过罗湖桥，一手提着充饥的矿泉水和面包，一手持着报纸提供的地址，来到香港柴湾的一座大楼。主人是一位日本商贾，被眼前一位质朴的中国农民的诚意感动，不久，也到坂田投资办厂。
刘日兴总是把坂田人的利益放在首位。不久前，刘日兴正准备参加龙岗区组织的赴澳洲考察团。“泥腿子”刚上田埂，就有出国考察的机会，着实是美差。刘日兴刚到机场就接到某单位一个电话，要求签订一项合同。刘日兴二话没说，毅然从机场折回来，放弃了出洋的机会，却获得了一个投资项目。刘日兴心里有一把秤，随时都在掂量自己是否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把建设富裕新家园放在第一位。
有人说过，人生从哪里开始，对价值的思考就应当从哪里开始。在坂田崛起脱贫致富的交响曲中，我们领略到一位富有历史责任感的农村带头人的生命的旋律。
现在，坂田有了年产１００万台空调机、全亚洲最大规模的美资惠而浦空调机厂；有了规模巨大的当纳利印刷公司，正在进行基础施工的索尼音响总厂，占地１０万平方米，投资都不少于５亿美元。推平了２００多个山头，面积２２平方公里的坂田村，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得到最大的发挥。大厂、高科技项目，如梧桐林引来一只只凤凰。所谓“五个轮子”，即外资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村办企业，民办企业同时启动。善于思索的刘日兴，每项大企业，他都让坂田以土地参股。养鸡生蛋，不杀鸡取蛋，是坂田致富的正确决策。２２平方公里面积的坂田，土地发挥了寸土寸金的自身价值。
六
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在这十年中，刘日兴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心想着坂田人民的大事。他日思暮想，让坂田一年上一个新台阶。坂田人在刘日兴的带领下，从料峭春寒中走出，脱掉贫困，走向富裕。坂田在１９９０年就以人均２０００元收入宣布和贫穷告别；１９９２年就被评为全国百强村，１９９５年已经迎头赶上深圳市第一类富裕村，人均收入超万元，百分之百农户住上了小别墅；全村２５００人，人人拥有１０万股以上坂田经济发展公司的股份。“穷不夺志，富不变质”，从马克思到我们共和国几代领导人，以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好几代人的构想和毕生的努力，不就是深圳市布吉镇坂田村十年巨变终于实现了的“共同富裕”之路吗？
龙岗区委书记刘志庚知道我们采访坂田，特地找我们谈话。他说：“坂田两手抓，两手都过硬。刘日兴是改变坂田旧貌的带头人。去坂田，既要看他们的物质成果，又要看他们的精神成果。”在一旁的布吉镇党委书记黄建友笑吟吟地说：“志庚同志就在坂田村蹲点呢。”
坂田有五个住宅区，六个工业区，三间中学，六间小学，七间幼儿园，三个公园，三座水库，一间标准医院，二间普通医院，一个体育场。他们把规划纳进龙岗区总体规划内。这种秩序井然的结构格局，就是向城市化进军的目标和精神文明的体现。刘日兴要求，村容村貌，一定要文明建设，目标是花园化，连垃圾池都贴瓷砖，清除得没有臭味。他叹一口气说：“要求住进小别墅的农民和旧观念决裂，绝对不可能一天完成。你在花池里种花，他们把花拔了，栽上葱，说葱可以做菜，哈哈，真令人啼笑皆非。”
住进小洋楼的农民拔花种葱这件事，说明农民根深蒂固的小生产习惯，再典型形象不过了。
刘日兴还告诉我们：“坂田准备办一间书院。”
按刘日兴的计划，书院准备建在依山傍水的地方。刘日兴准备在书院门前建９９个台阶，象征天长地久事业发展兴旺……学院设普通班，每年轮训村干部，农民，外来工，外商文员和老板；设专业班，培训各项业务员，单科达到大专水平；还准备设研究班，不定期举办全国性的学术讲座和研讨会，聘请全国著名专家学者来学院开课讲学。
“学习了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后，我们更认定了抓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有硬的措施。这是势所必然。”刘日兴说。
“什么时候动工？”
“今冬！”刘日兴说：“我常常爬上村外的山头，眺望坂田远景，仿佛做了一场梦，今天好梦成真！”
我们随着刘日兴的指点，眺望了坂田书院建院的地方，心里想：不必等待多久，将会有新的奇迹在坂田人手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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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托起祖国的明天
臧小平
这是一群满头白发饱经沧桑已经步入垂暮之年的老人，这是一群分布在祖国各地和海外不同国家、地区的炎黄子孙，这是一群本来可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但是却仍将那颗炽烈的爱心系于中国教育事业的西南联大人！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０日，当德高望重的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将海内外１２００多位西南联大校友捐赠的７０万元郑重地交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负责人手中，用于在云南贫困县修建三所“西南联大希望小学”的时候，你可知道，这前前后后发生了多少感人至深的故事？
西南联大，这所蜚声中外的高等学府，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６年九年过程中，将她哺育培养出的８０００余位莘莘学子，洒向了中华大地，洒向了五洲四海，为祖国的解放和振兴，为世界科技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在战争年代艰苦环境中铸就的爱国爱民、关注社会、精诚合作、上下齐心的联大精神，也同时在一届届联大师生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也许，正是联大人身上这不灭的精神，促成了这次意义深远的捐建活动。
那是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０日晚上。严冬之夜，七位联大４４级同窗在北京相聚。共同的责任心、共同的忧虑和共同的爱心，勾起了一个共同的话题：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现状堪忧，亟待改善。每年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有１００万之众。而他们正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呀！我们人老了，干不了什么大事，但可以从生活费中节省一些钱，帮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于是，一个在校友中为捐建“西南联大希望小学”而筹款的动议形成了。这七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抱着万一筹不足建一所小学所需的２０万元，就撕下老脸沿街托钵化缘的决心，起草了一份联合发起这次活动的倡议书。连这七位老人最初大约都不曾估计到，“为了祖国的未来”这个再朴素不过的初衷，像一根红线，将１０００多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校友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第一个带头响应的，是曾在联大执教的陈岱孙教授。这位已届９５岁高龄的老人兴奋地说：“这是件好事！‘联大’的号召力太大了，要向海内外发动。这件事一定能够成功！”接着，施嘉炀、赵宗尧、王佐良等著名学者纷纷加盟。１９９５年１月２０日，在“在京发起人第一次会议”上，写出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告校友书”，向海内外发出近４０００份。
一个于半个世纪之后重新聚集在“西南联大”旗帜下的奉献活动开始了！短短三个月时间里，信件和汇款如潮水般，从内地，从海外，从世界的许多地方拥向了北京！
一位８０多岁的福州校友，每月退休金仅２８０元。因为校友录上没有他的名字，他并没有接到“告校友书”。但是，当他从其他校友那儿得知这个消息，马上寄来了热情响应的信和５０元钱。一位湖南校友，一生坎坷，由于种种原因，安置问题至今没有妥善解决，就是在这自身生活难保的窘境中，他还凑足１００元汇来！
一些校友是在病床上接到“告校友书”的，他们迫不及待地嘱咐家人送来捐款。钱钟书先生重病入院，托家人寄来１０００元；一位校友在来信中这样表示：“我已成了卧病医院床头与癌症搏斗的老翁了，不胜落叶悲秋之感。但见到陈老带头签名筹款，才觉出我们这一辈还不算老。人虽已离休，心仍系后代；虽一生清贫，仍尽力解囊。邮去３００元，愿集腋成裘，愿联大师生风范再现西南高原！”著名学者王佐良先生在倡议书上签名后几天，就不幸去世了，他的夫人强忍悲痛几次打电话询问捐款办法，以实现先生的遗愿！短短几个月中，已有五位校友像王先生一样离去了，但他们将这份无比珍贵的爱心和期望，留在了人间！
本来，这次捐款的范围只限于联大校友，但是，仍有那么几位“顽固分子”破了例：原西南联大工学院院长施嘉炀教授的夫人，非要单独拿出钱来，再献上自己的一份：“我是燕京毕业的，但一直跟着联大住在昆明。你们在云南建希望小学，我也应尽一份力。”她指着墙上挂着的孩子们的照片说：“我所有的孩子都是在昆明出生的呀！”这份心意，能不收下吗？张道一先生夫妇去美国探亲，看到儿媳转去的“告校友书”，他的夫人再三重申：“当时我在‘云大’上学，但联大的民主作风教育了我，我一直称联大是我的第二课堂。请允许我以‘联大之友’的名义，献上一份爱心吧！”这份情，能拒绝吗？还有一位年届８３岁的吴壬林老人，虽并非联大人，但当时在联大北区墙外，组建并主持“学生服务处工作”，曾经参加过联大的许多活动。听到捐款的消息，她特意送来３００元。捐献小组的校友们满怀敬意地收下了这位“编外联大人”的心意！
身在香港的校友们很快汇来了巨额港币，他们热切地希望用这笔钱建一所“西南联大（香港校友）希望小学”！美国旧金山的陈国强校友，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马上把告校友书复印了许多份，分发给相识的联大人，并热心地把该地区８０多位同学的姓名、地址，抄写得整整齐齐，寄给捐献小组。又是他，主动将身边校友们的捐款收齐，一并汇回了祖国。他还先后两次捐款，尽心尽力地支持了这次活动！
信寄来了，捐款汇来了，老校友们对祖国的教育事业倾注了极大的关心，纷纷为即将建立的希望小学出谋划策：我们不但要解决一些儿童的失学问题，还要使孩子们从小学开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教育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故乡。
本来，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０日，当陈岱孙教授将这笔准备在云南保山地区昌宁县、思茅地区景东县和文山州文山县修建三所“西南联大希望小学”的７０万元、１２００多位校友的重托，交到中国青基会负责人手中的时候，这次捐建活动已经宣布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谁又会料到，当中外新闻媒介将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后，一个新的热潮又掀起了。
１９９６年元旦刚过，美国加州曾荣森、刘慕仁夫妇，寄来了一封深情的信：“读了来信和寄来的材料，我们决定再捐赠２．５万美元，在云南设置一所小学。并不是我们很富有，我们的积蓄全仗在此当工程师积存而来。想想国内的孩子们，拿出一部分来也是应该的！”这对可敬的爱国老人，在整个活动中先后三次捐款近３万美元！后来，当他们得知云南丽江遭受地震灾害，又立即汇来１０００美元，请捐献小组转交云南灾区作赈灾之用。这是一份多么厚重的心意和深情呵！现在，他们捐建的这第四所“西南联大希望小学”，已经在云南省路南县圭山乡破土动工了！
联大４４级生物系杜继彦，毕业时与华侨校友白纯瑜结婚后，即赴马来西亚定居，几十年来与祖国断了联系。接到“告校友书”，她激动得夜不能眠，马上寄回３０００元作为夫妇二人的捐献。她曾对身边的亲人愧疚地说过：“祖国生我养我教育我，一毕业我就离开她，一天也没有为她服务，我心中有愧呀！今后，我还要向祖国捐款！”谁知，几天以后，她因突发心脏病而永远离去了。她丈夫白纯瑜念念不忘亡妻的遗愿，毅然不顾久病之躯，于今年９月来到北京，郑重地捧出１万元人民币：“这是杜继彦的私人积蓄，我亲自交给你们，了却她生前回报祖国之恩的心愿。请以她的名字捐献！”在场的校友们都流下了热泪！
这是一个诞生于严寒冬夜但是却充满了光明、温暖和希望的行动，中国老一代优秀知识分子，再一次向祖国敞开了赤子般的情怀。在整个活动历经的一年零四个月时间中，１４６３位西南联大校友共捐款１０６．４４万元，建立“西南联大希望小学”四所，购置３３套“希望书库”，并用１２万元设立了“西南联大春蕾助学基金”和“西南联大奖励基金”，用于救助失学女童和奖励优秀的师生。它不仅牵动了国内各地，而且遍及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香港、台湾等众多国家与地区。而其中感人的故事，又何止百件、千件！
也许，这些已经在人生之旅中跋涉了大半生的老人们，不能从始至终地目睹一批批贫困的孩子们，在“西南联大希望小学”健康成长的全过程；不能亲耳聆听这些天真童稚的孩子们发自内心深处的表示感谢的话语，但是，他们却将那样深湛的挚爱和温暖，送进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田。这爱，像和煦的阳光，将照亮多少失学儿童成长的路！１４００多位西南联大校友炽热的爱心，催开了祖国鲜艳的花朵，１４００多双如林的臂膀，将共同托举起一轮明天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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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雕（外一首）
潘烽凝固的水被雕工扶起来了给冬天一个微笑所有人从这里走过都领走一份心灵的纯静
柔和的阳光舍不得融化这玲珑的艺术光在晶体里燃烧着火红此刻春天已接受了冬的邀请岸是那艘老船的归宿是人生走向遥远的起点灿烂的花丛扬起惜别的笑脸
是要踏浪远行去实现我一个世纪的诺言告别了岸远离了岸
当然会有迷雾濛濛当然会有巨浪拍天站起来的我啊会成为一只钢铁的桅杆
岸远了岸是我今天的思念岸近了岸是我明天的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