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伟绩垂青史精神昭后人
——纪念乌兰夫同志诞辰９０周年
乔石
今年１２月２３日，是乌兰夫同志诞辰９０周年。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
乌兰夫同志１９０６年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１９２３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５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受党组织派遣去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学习和工作。１９２９年返回内蒙古西部开展地下工作。１９３６年领导百灵庙暴动，为我党建立蒙古族抗日武装打下了基础。以后，在蒙旗保安旅、新三师开展军运工作，并于１９３８年应召赴延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１９４１年起在延安从事民族工作。１９４５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旋即返赴内蒙古开展民族自治工作。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在乌兰浩特领导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当选为主席。在解放战争中，带领内蒙古军民为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长期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历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乌兰夫同志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为我国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百折不挠，鞠躬尽瘁，建立了卓著的功勋。他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德，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
乌兰夫同志毕生为中华各民族的翻身解放、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渝，奋斗不息。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树立了远大志向，在上高等小学时便投入当时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在北京蒙藏学校学习期间，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等人，在他们的教诲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思想觉悟，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封建王公贵族的统治，实现振兴蒙古民族的伟大理想。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他和许多蒙古族进步青年一起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斗争。他还和其他同志一起创办《蒙古农民》刊物，向蒙古族群众宣传革命真理，揭露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的本质和罪行；发动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在斗争中，乌兰夫同志锻炼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从此，他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斗争环境和不同的战线上，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的理想，不屈不挠，英勇奋斗。
乌兰夫同志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无论在任何环境下、任何岗位上都坚决地贯彻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始终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有着极为坚强的党性。１９３５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乌兰夫同志坚决执行党的指示，策动蒙政会蒙旗保安队举行“百灵庙暴动”，打击了蒙古族上层卖国分子，振奋了内蒙古人民的抗日精神。接着，他又正确处理了同傅作义的关系，联合傅作义及其军队进行抗日斗争。１９４７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正处于解放战争大决战的前夜，面临着巩固政权、消灭匪患、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等许多艰巨任务。但是，当党中央决定发动辽沈战役之后，乌兰夫同志和自治政府不顾自己的困难，坚决按照中央和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要求，在人力物力上全力支援前线。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党中央为了带领全国人民渡过难关，决定从内蒙古调出一部分粮食。当时，内蒙古有些地区也缺粮，但乌兰夫同志坚决从大局出发，从哲里木盟调出７亿公斤粮食，支援兄弟省区。为此，《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赞扬内蒙古党委的全国一盘棋思想和共产主义风格。也是在这一时期，当得知上海、浙江等地有许多孤儿因缺乏食品，面临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时，乌兰夫同志毫不迟疑地决定调拨奶粉救急，并向中央表示由内蒙古安排牧民收养这些孤儿。在他精心组织和具体安排下，先后收养了３０００多名孤儿。乌兰夫同志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这一义举，受到了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在各族人民中传为佳话。
乌兰夫同志在经受磨难时，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处处顾全大局。“文化大革命”期间，乌兰夫同志惨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但是，他对党对共产主义矢志不移。粉碎“四人帮”后，他不计较个人得失，时时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事事注意维护党的团结，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和高风亮节。
乌兰夫同志毕生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不怕困难，不避艰险，不讲条件，不图私利，几十年如一日，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二
在长期的革命历程中，乌兰夫同志始终不渝地根据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总方针，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党和国家正确解决民族问题作出了卓越贡献。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党对采取什么政策和制度来解决民族问题，经过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逐步明确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方针。乌兰夫同志在延安时期就参加了党的民族政策的研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试点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单刀赴会”，取消了苏尼特右旗图谋分裂祖国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捍卫了祖国的统一。同年１１月，在张家口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了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１９４６年，在承德召开的“四三”会议上，通过艰苦的谈判，取消了当时在东蒙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东蒙自治政府，实现了东西蒙的团结统一，把内蒙古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的旗帜下，于１９４７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一级的民族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实践，为党和国家将民族区域自治确定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建国以后，乌兰夫同志作为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为全面制定和贯彻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呕心沥血，功绩卓著。
乌兰夫同志认为“不论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民族的团结进步，民族区域自治和国家统一的巩固，各族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任务，就是“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在领导内蒙古工作中，将发展和繁荣内蒙古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明确提出“千条万条，要把发展生产放在第一条”，这些提法和小平同志关于我们的民族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着眼于把民族地区发展起来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乌兰夫同志就着手恢复工农（牧）业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到１９５７年，内蒙古自治区已初步形成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局面，因而被周总理誉为“模范自治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乌兰夫同志积极领导和支持包头钢铁基地的建设，经过自治区各族人民的努力和全国的大力支援，较快建成了以包钢为基础的工业体系，使内蒙古的经济又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
乌兰夫同志在指导民族地区工作时，结合他自己的实践经验，反复强调三条：一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少数民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翻身解放的，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才能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二是要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本民族内部的团结。只有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合力奋斗，才能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三是要培养干部。我们的事业在发展，急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少数民族地区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干部的培养，要大力兴办各类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培养各种具备专业知识的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充实到各条战线上去，发挥骨干作用。乌兰夫同志曾担任第一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为中央民族学院和西北、西南、中南等几个民族学院的创办，为大批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作出了贡献。乌兰夫同志所强调的这几条，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使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受到极大损害。乌兰夫同志恢复工作后，为在民族统战工作中贯彻中央拨乱反正的方针作出了巨大贡献，深受各族人民的拥戴。在总结建国以来民族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中，乌兰夫同志深感要保证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不但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大力发展民族经济，还必须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必须用法制手段保障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他受中央委托，具体领导了１９８２年宪法民族部分的修改工作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制定工作。在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四年中，他亲自主持调查研究，逐条逐句推敲，反复与有关部门商议，先后写了１７稿。宪法民族部分的修改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各民族的团结，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标志着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活逐步改善。这充分证明党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合乎中国国情的。我们缅怀乌兰夫同志，不会忘记他对党的民族工作，对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一定要像他那样，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坚持把党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的实际相结合，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三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乌兰夫同志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都十分重视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建国初期，对内蒙古地区特别是牧区民主改革问题有很多不同意见，乌兰夫同志从实际出发，认为内蒙古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和阶级关系与汉族地区有所不同，尤其在民主革命已经取得成功的地方，更应当妥善地处理这一问题。据此，他决定在牧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公开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了“稳宽长”（政策要稳、办法要宽、步骤和时间要长）的方针，对牧主经济采取赎买的办法解决封建剥削问题。实践证明，这样做对于内蒙古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关于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问题，有些同志主张搞快一点，乌兰夫同志全面、深入研究了民族地区的情况，认为不能急于求成，必须结合实际，稳妥进行。党中央根据内蒙古的经验，对其他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慎重稳进”的政策，顺利地引导我国各少数民族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１９５８年，在搞“大跃进”中，由于提出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口号，带来了许多问题。当时的内蒙古也搞了“大跃进”，但由于乌兰夫同志在许多事情上坚持实事求是，因而造成的损失比较小。如内蒙古的粮食生产情况就比较好。不但没有从外省调进，而且还调出不少粮食，支援兄弟省区，这在当时非常难能可贵。乌兰夫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期间，正值全国进行拨乱反正。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要求，对错划右派的问题、资本家的定息问题、工商业者的成份问题、被错误没收的房屋问题等，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解决的意见，经党中央同意，使这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群众对此衷心拥护。
乌兰夫同志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极端重要的。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我们过去的一切成绩，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今后，只有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获得新的成功。
四
乌兰夫同志有很多优秀品格和高尚道德，值得我们学习。他是一个非常重视学习，具有很高理论修养的人。乌兰夫同志是一位蒙古族农民的儿子，生长在旧中国偏远的地方。投身革命事业后，他十分重视学习，克服种种困难，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理论，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深刻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重视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努力把马列主义理论尤其是民族理论同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逐步成为一个为中华各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和己任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一名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和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同志还是一个注重实践、脚踏实地的人。不管是革命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还是处于低潮和曲折的情况下，不管是党要求他从事地下工作、军队工作、党的工作还是民族工作、统战工作、外事工作，不管是处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还是个人受到误解乃至遭到打击、迫害的情况下，他都能够毫不计较个人恩怨，而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始终坚定不移、信心百倍地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在各项工作中都能勇往直前。乌兰夫同志也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并善于带领群众奋勇前进的人。他一贯以身作则，宽厚待人，关心人民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善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动员和组织各族群众为共同利益而奋斗，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衷心爱戴。乌兰夫同志又是一个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人。乌兰夫同志长期担任过中央和地方的重要领导职务。他怀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不谋私利，勇于负责，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工作中，他既能努力贯彻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又能从实际出发，勇于创造，在理论上提出新的看法，在实践中提供新的经验。
乌兰夫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但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精神仍深深地铭刻在各族人民的心间。今天纪念他诞辰９０周年，我们要学习、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好思想、好品德，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断开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
——缅怀乌兰夫同志
刘明祖乌力吉
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同志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内蒙古各族人民更是对他充满崇敬和亲切之情，深切怀念这位功勋卓著的革命前辈。
１９０６年，乌兰夫同志出生在内蒙古西部的土默特左旗塔布村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童年，是在“民族危机，家庭破产”的境况中度过的，心情上总有一种压抑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促成了他较早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１９１９年９月，乌兰夫同志考入归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一所专收蒙古族子弟的学校）。这里刚刚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北京出版的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每周评论》等，经常在学生中传阅。乌兰夫同志正是从这些进步书刊中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积极投入了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斗争。
１９２３年乌兰夫同志进入北平蒙藏学校。在这里，他见到了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中共领导人，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他深深地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拯救蒙古族同胞出水火的政党。这一年的冬季，乌兰夫同志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５年又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年的１０月，被送往苏联学习。
由于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１９２９年，乌兰夫同志请调回国，组成了西蒙工委，在十分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乌兰夫同志的精力转移到军事方面。其实，就在他回国不久，即已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如在老一团、同盟军４１军，都曾派人或亲自去从事政治教育和秘密发展党员的工作，即使在德王的部队中，也派有自己的人。有名的百灵庙暴动，就是在乌兰夫的同意下，并取得傅作义的支持，由云继先和朱实夫带头搞起来的。这支部队成了乌兰夫在抗战时期掌握的主要力量。由蒙旗保安总队，逐步扩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乌兰夫同志按八路军的模式在该师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工作体系，使这支部队成为绥远抗战中的重要力量。后来，迫于形势，中央决定将乌兰夫调回延安，从事民族工作，特别是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乌兰夫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朱德总司令签署命令，委任乌兰夫同志为绥远省主席兼归绥市市长。后因归绥被傅作义占领而没有到任。但他仍率大批干部北渡黄河，回到内蒙古地区开展工作，任绥蒙政府主席。同年１０月，根据中央指示，赴张家口，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经过一年多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终于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后，乌兰夫同志担任了自治区党、政、军各项要职，领导内蒙古工作长达２０年。乌兰夫同志还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对党和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乌兰夫同志的一生中，出于革命的需要，做过党、政、军、群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工作，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所从事过的工作，有的带有阶段性，有的带有时间性。但有一个方面的工作，他却为之奋斗终生，无论是在中央或是在地方的领导岗位上，都成为他生命和事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族问题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不是独立存在和一成不变的，而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不能孤立地得到解决，只有随着社会总问题的解决而得到解决。乌兰夫同志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只有１７岁的时候就认识到：“要改变蒙古民族命运，就得跟着共产党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把蒙古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作为全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的一部分，蒙古民族才能获得解放。他说：“蒙古民族的命运与中国各民族的命运是不可分离的，离开中国革命的总方向，离开中国共同解放的道路，蒙古民族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在祖国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是把内蒙古从祖国分裂出去，在日本投降以后曾经是我们同少数伪满官吏、封建上层和形形色色的分离主义倾向斗争的焦点。他们说“共产党不适合于内蒙古”，内蒙古要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来领导，或者鼓吹“内蒙古独立”，或者鼓吹“内外蒙合并”，妄图把内蒙古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这是一个关系到内蒙古人民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乌兰夫同志旗帜鲜明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明确地指出：“内蒙古地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蒙古民族是组成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内蒙古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内蒙古各族人民需要共产党”，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不容抹杀的历史和现实，“中国大革命以来，共产党的组织不但在内蒙古存在，而且是不断发展的。共产党领导了内蒙古革命运动，并且获得了‘八一五’以后的重大胜利”；一切摆脱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言论，“不是空话，就是欺骗！”“一切分裂革命力量与人民团结力量的思想和活动，都是错误的，帮助敌人的，必须与之坚决斗争”。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大杂居和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小聚居的居住状况，各民族之间早已形成了互相交往，互相帮助，互相依存，同呼吸，共命运，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这是我们考虑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前提。周恩来同志说：“历史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乌兰夫同志是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先驱者，对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从理论到实践，他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早在延安时期，乌兰夫同志针对当时一些蒙古族青年的模糊认识，就明确指出，只有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才能彻底解决内蒙古的民族问题。各少数民族的当家作主，必须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实行。实现各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和各民族一律平等，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把钥匙。乌兰夫同志的这些言论和主张，对当时在延安的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蒙古族干部，无异于暮鼓晨钟，起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刹住了某些人的妄论。
１９４５年９月，日寇刚刚投降，伪蒙疆政府法院院长补英达赖，便纠集一些王公贵族、民族上层和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在苏尼特右旗成立了一个“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并派出外交使团，去寻求外援。此事引起中共中央的严重关注，指派乌兰夫同志去处理。１０月间，乌兰夫同志只带了少数随员，轻装简从，来到了这个“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在十分困难而危险的条件下展开了工作。他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做争取青年的工作，分化瓦解敌对营垒的势力，很快便收到了明显效果，成功地解决了这一事件。１９７４年周恩来在谈到这件往事时称赞道：“一个人解决了一个共和国，是真正的单刀赴会。”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内蒙古东部地区一些伪满官吏、封建上层和具有分离倾向的人也在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搞“内外蒙合并”。
中共中央电示：“在目前我们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取得华北优势的方针下，内蒙古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适当的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内蒙古民族本身的解放，而且能够建立我党我军巩固的后方”。
乌兰夫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经过认真筹备，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５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盟旗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这是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也是一个半群众团体半政府性质的组织，它的任务是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同年１１月，开始同东蒙代表接触，１２月派出工作团去东蒙开展工作。１９４６年４月３日，由自治运动联合会与东蒙自治政府各派７名代表参加的研究东西蒙自治运动统一的会议在承德召开了，这就是内蒙古历史上有名的“四三”会议。工作是艰苦的，斗争是激烈的。经过乌兰夫同志多方努力，终于统一了思想，达成共识：内蒙古地区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道路上的关键一步。
１９４７年４月３日，在纪念“四三”会议一周年的同时，乌兰夫主持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这个有各阶层、各方面人士广泛参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上，经过激烈的斗争，从政治、思想、组织上为迎接一个崭新的内蒙古自治政府诞生做好了充分准备。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乌兰夫同志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这是历史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
从自治区成立到现在，将近５０年了。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在乌兰夫同志的带领下，内蒙古人民所选择的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是正确的；乌兰夫同志在领导内蒙古工作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是符合内蒙古实际从而是行之有效的，他的创造性工作，为自治区的繁荣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各族人民的努力，昔日那个贫穷落后的内蒙古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初步繁荣昌盛的内蒙古自治区。
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度里，巩固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是历史发展中一个永恒的主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是不断巩固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过程。
为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神圣事业，乌兰夫同志奋斗终生，倾注了全部心血。他谆谆教导我们：“巩固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这个主题在内蒙古任何时候都不能变。”
乌兰夫同志是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深深懂得“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个朴素的真理。他把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观察和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民族主义还是地方民族主义。他经常告诫少数汉族干部要注意克服民族优越感，告诫在内蒙古工作的汉族干部要注重内蒙古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注意克服不尊重蒙古族的自治权利等大民族主义倾向；他严厉批判蒙古族中少数人搞民族分裂主义和民族孤立主义，指出这是违背蒙古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只能把蒙古民族拉向痛苦的深渊。乌兰夫同志认为，国内各民族是能合不能分的，合则共获其利，分则同受其害。
乌兰夫同志说：“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这不仅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是各民族获得发展与繁荣的基本保证，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因此“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强调大家要在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原则下团结起来。特别是共产党员，“不能因民族的不同在党内有什么特殊待遇，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任何党员不能出于本民族的立场向党提出问题，如果那样就脱离了党的立场，那就把党员降低到一个民族主义者水平了”。如果有人“企图把自己的民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或者反对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与汉族人民实行团结合作，就不仅破坏了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首先是违背了本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巩固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要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乌兰夫同志要求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打好这个基础。具体地说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大力发展自治区的经济、文化事业。他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基本条件，但这不是民族问题的最后解决，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事业为基础。”加速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缩小被历史拉大了的内蒙古地区和沿海、内地之间，蒙古民族与汉族之间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是当前发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内容，也是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
乌兰夫同志曾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适用全国各民族地区。民族地区过去也存在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不改革，经济文化建设就不能前进。”他指出，“我国许多重要资源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地区不开发，要保持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建设重点逐步西移，是必然趋势。”国家重点建设的逐步西移，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机遇。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把自治区的经济文化事业搞上去。
乌兰夫同志对民族工作方面的贡献有着深广的内涵，除了上面谈到的一些基本方面之外，在与之相关的宗教工作、统战工作、牧区工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艺术工作，以及民族立法工作等等方面，乌兰夫同志都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和开创性的实践经验，这是一份丰厚的遗产。我们应该结合新时期的新特点，认真学习，认真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继承和发展；并把它融汇到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去，在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导下，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各项指示，把自治区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这是我们对乌兰夫同志的最好纪念。
（本文作者分别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