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孔繁森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崔世杰
１９９１年，西藏和平解放４０周年。我从吉林奉调回京，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赴西藏报道组，在西藏工作和生活了４５天。这是我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经历。根据工作需要，我除了写一些消息和专稿外，在灿若群星的英雄模范人物中，还重点采访了两个典型人物，一是自治区农牧局局长常明，二是拉萨市副市长孔繁森。
为了写好介绍孔繁森事迹的通讯，我先后两次采访他，又采访了从自治区主席江村罗布到拉萨市市民丹增等十多个人。１９９１年３月３０日，我第一次采访孔繁森，约定下午２时在他的住处见面。大约下午２时，我在市政府院内找到他的住处，这时孔繁森已在门外等候２０多分钟了。见我到了，他热情地迎上来笑着说，欢迎欢迎，然后紧紧握住我的手，一直把我拉到屋里。他指着边上的简易沙发说：“条件差，请坐、请坐”，声音略带嘶哑。我坐在那套很旧的沙发上，环顾小屋放着的一些简单得再不能简单的用品，一眼看出他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再看一看为我倒茶水的孔繁森，高高的身材，稀疏的头发未加梳理，无情的岁月和高原艰苦条件的雕琢使他的面容黝黑消瘦，显得有些困倦，可一谈起工作，他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里，便显出机敏和自信的神采，透出一股刚毅。当我说：“孔市长，你给我谈谈两次进藏和在西藏的工作情况”时，他爽朗地说：“今天咱俩见面，就是想交个朋友，如果你岁数比我小，在这里我就是你的大哥，以后不要叫孔市长了。”我有些激动，我有姐姐、弟弟和妹妹，就是缺少个大哥。我说：“那就叫你孔大哥啦！”从此，我们无论是交谈，还是打电话，他都称我世杰弟，我称他孔大哥。这一天下午，我们谈得很投机，从山东到西藏，从工作到生活，从社会到家庭，从爱情到朋友。讲到他在西藏工作和生活时，孔繁森的心情时而激动，时而沉重。他说：“西藏和平解放４０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人民从奴隶到主人，在政治上有了权力和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西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但是目前西藏很多方面与内地相比差距还很大，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件还不好，需要做很多工作。我是分管文化、教育工作的，当我看到很多藏族孩子不能上学的时候，心里就像刀绞一样，我恨自己这块铁拧的螺丝钉太少。”
下午５点多钟，孔繁森笑着对我说：“今天我认了你这位弟弟，应该高兴高兴。我给你做晚饭，再喝点青稞酒，庆贺一下。”我看他很有兴致，又是那样的愉快和高兴，就没有推辞。不到一个小时，孔繁森把饭做好了，四菜一汤。我们斟满两碗青稞酒，首先举杯祝贺在西藏高原的相识，并结为兄弟。吃饭时，他看我喜欢吃川味的辣椒烧鱼，就把一条鱼夹在我的盘子里，看我吃得那个香劲儿，他的脸上露出了兄长般的满意的笑容。他把一大碗白米饭端给我，我吃了一口，就感到来西藏这么多天，还没吃过这样好的米饭。我高兴得像孩子似地说：“大哥，你做的米饭真好吃。”这时他脸上没有显露出高兴，而是说：“现在，农牧区很多藏民还吃不到大米饭。”他叹了一口气，不语地吃着。从他那难过的样子中我深深地感到，孔繁森时刻惦记着西藏人民，特别是最基层的藏民。
有一次，孔繁森给我打电话说，我每天听中央电台广播，发现你们来拉萨这段时间，发了很多关于西藏和拉萨市的报道，工作太辛苦了。过几天你把中央电台记者组的同志都请到我这来，我好好地慰劳慰劳他们，表示感谢。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２日，拉萨市天空晴朗，春意正浓，我们约定这天下午去孔繁森那儿做客。可是，几位同事因忙于工作而不能参加。我很无奈，只好独自一人向着孔繁森的驻地走去。孔繁森和上次一样，站在门外等候。看到我一个人来，他笑哈哈地问：“怎么就来你自己呢？”我说：“几位同志非常忙，实在挤不出时间来，大家说我就代表他们啦。”“好、好、好！”孔繁森连说几个好，然后以老大哥的身份让我“到屋里休息。”这一次我们谈得仍然是那样的投机。我们谈到了理想和前途，谈到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谈到了道德、精神和金钱，也谈到了大家和小家的关系。当谈到第二次进藏时，他说：“１９８８年初，我在北京出差时被电话召回山东。山东组织部的负责同志说，组织决定我作为山东领队赴西藏执行第二次援藏任务，我立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组织部的负责同志问有什么困难，我说没困难。我母亲８０多岁，你大嫂身体不好，几个孩子都小。这些咱都不能向组织说。”这时孔繁森的声音低了下来，脸上呈现伤感的表情。我看得出他对故土和亲人的思念。事业与爱情，大家与小家，往往有矛盾。有人说，事业是爱情的基础，大家是小家的基石。孔繁森非常赞赏这个观点。他在无法解决两个矛盾的时候，总是顾事业，舍爱情，舍小家为大家。
大约下午４点半钟，孔繁森去办公室处理一件公务。他走后，我请来两位警卫战士谈谈孔繁森的事迹。在市委机关不远的地方有个连队，这是孔繁森经常去的地方，他和战士们谈心交心，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战士李卫东母亲长期有病，李卫东退伍时，孔繁森买了藏药送给小李带给他母亲用。小李流着眼泪说：“孔市长，你为我想得太周到了，我这个做儿子的也没有想到给母亲买这么贵重的药啊。”孔繁森对待警卫战士胜过自己的子女，出钱为警卫战士买学习材料和学习用具，督促他们学习。在他的帮助下，这个连队战士文化知识水平有很大提高，有十几名战士考上了军事院校。
一个钟头以后，孔繁森回来了。他看见我和两名战士谈得很热呼，便进厨房做饭做菜。过一会儿，他出来对我说，今天做六个菜，六六大顺，祝你在西藏胜利完成工作任务。回头他又对两名警卫战士说，今天晚饭你们也在这儿吃，你们是我们的晚辈，咱们都陪你们这位崔叔叔吃饭。这口气真使人感到他对待战士像对待自己的儿女，待我如同亲兄弟。
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０日，我到西藏山南地区采访，回到拉萨大约晚上１０点半钟。孔繁森给我来电话，知道我回来了，就问我的身体怎么样，我随口说：“有点感冒，但问题不大。”几句话后我们都放下了电话。十几分钟后，有人敲门，我喊声“进来”，门开了，孔繁森来了。我先是一愣，然后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他说：“给你送药啊。”此时，一股暖流涌遍了我的全身，我深深体会了孔繁森对人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的胸怀。这时的我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把一些感冒药和消炎药放到桌上，倒了一杯热水，让我马上吃药，我一一照办了。他笑着说：“这才是听话的弟弟呢。”当他骑自行车回驻地时，已经是半夜１１点多钟了。
根据工作需要，我决定４月２８日乘飞机回北京。知道这个消息后，孔繁森４月２７日晚上７点多钟赶到我的住处。一进屋，他就默默地坐在那儿不吱声。过一会儿，他从兜里拿出一件东西，我一看是个大铜铃。他郑重地说：“这是一位７０多岁的藏族阿妈送给我的。今天我送给你，作个纪念。它代表了我的心，也代表了西藏人民的心。”我含着激动的泪花，用双手捧起这情意无价的铜铃，深深地给孔繁森和西藏人民鞠了个躬。那个难忘的场面，那个难忘的夜晚，至今印在我心间。这只铜铃将永远珍藏在我身边，铃声长鸣，鼓励我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而献身的人。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忆人民治理黄河事业的开拓者—王化云
段君毅赵健民韩哲一王笑一
今年是人民治理黄河５０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５０年来，黄河的治理与开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在纪念人民治黄５０周年，开创治理黄河新局面的时候，我们深切怀念人民治理黄河事业的开拓者——王化云同志。
（一）
化云同志是在１９４６年春国共两党围绕黄河归故展开一场重大斗争的时刻，参加治理黄河工作的。
１９３８年６月，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日军西进，在郑州花园口扒开了黄河大堤，造成黄河大改道，使豫东、皖北、苏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了一次空前浩劫，８９万人丧失生命。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提出要堵复花园口黄河大堤口门，让黄河回归故道，其实是妄图“以水代兵”，淹没和分割冀鲁豫及山东渤海解放区，“把黄河当成进行内战的第二大军”。为了粉碎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多次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反复申明中共的立场：以大局为重，不反对黄河归故，但必须兼顾冀鲁豫黄河故道和豫皖苏黄泛区人民的共同利益。冀鲁豫边区党和政府根据多年战乱，黄河故道堤坝遭受严重破坏，众多居民已迁住黄河滩区的情况，为了保护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与国民党政府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先移民、复堤、整险、清淤而后堵口的方针，并决定成立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由王化云同志任主任，负责组织这项工作。化云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投身革命后先后在解放区政府负责民政、司法和教育工作。当时他对黄河还很不熟悉，但当冀鲁豫行署主任段君毅同志找他谈话，征求他对这一安排意见时，他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当时，冀鲁豫边区围绕黄河归故斗争从两个战线展开工作。一是王笑一等同志作为边区代表赴南京、上海，在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下和国民党政府方面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斗争，尽可能争取国民党政府提供治河复堤经费和物资器材，为故道防洪治河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在解放区发动沿河群众，抓紧修复故道堤防，组织迁移河床居民，保证黄河回归故道后不致决口。化云同志到任之后，在党和边区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加黄河归故的斗争。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９日，周恩来同志从上海到开封，代表中共同国民党政府官员举行黄河归故问题座谈会，化云以冀鲁豫黄委会主任身份同冀鲁豫边区党委、行署负责人张玺、段君毅一起出席了会议，直接参与了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的谈判，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水代兵淹没解放区的阴谋。同时，正确执行党的“确保临黄，不准决口”的治河方针，动员组织沿河群众和治河职工２０余万人，冒着枪林弹雨，一手拿枪，一手拿锨，夜以继日抢修故道堤防，领导防洪抢险，在极其艰苦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完成了黄河归故后不决口的艰苦任务，避免了解放区数百万人在黄河水重归故道时的严重损失，保障了解放区人民群众的安全。
后来，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们几位在冀鲁豫解放区工作的同志，或随刘邓大军南下，或到城市进行接收工作，只有潘复生、韩哲一等同志还留在冀鲁豫行署担任领导工作。化云也一直坚守在治理黄河这个岗位上，进行不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飞机狂轰滥炸的险恶形势下，化云和哲一多次亲临堤防前线，动员沿河群众和治河员工，组织抗洪抢险。仅１９４８年东明县高村抢险，就集中南北两岸１２个县的工程抢险队，动员大批沿河群众，出动５０００多辆大车，往返运送抢险料物，经过两个月的昼夜苦干，奋力抢修，方使这一危重险情转危为安，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刘邓大军与后方联系通道的畅达，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决定成立平原省，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加强黄河“豆腐腰”河段的治理和防洪工作。这年汛期，黄河水位猛涨，洪水迫岸盈堤，下游堤防险情不断，而且当时又正值开国大典在即，情形十分紧张。化云与平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韩哲一等，迅速奔赴抗洪第一线，坐镇坝头，制定方案，现场指挥。在河南、平原、山东三省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４０万抗洪大军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抢险斗争，终使黄河安澜入海。这一时期，华东、华北、中原三大区，黄河上中下游各地相继解放，黄河得以统一治理。从人民治黄体制的逐步建立，到战胜一场场大洪水的重大胜利，治黄喜讯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对此都非常高兴，深感选拔王化云担负这项工作是正确的。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河水利委员会转为流域机构，负责管理整个黄河的治理开发，王化云同志继续担任黄委会主任，在治黄领导岗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为了研究黄河、治理黄河，他走遍大河上下，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注重向专家学习，向实践学习，几十年如一日不断追求，矢志不渝地探索治理黄河道路，先后提出了“除害兴利，综合利用”、“宽河固堤”、“蓄水拦沙”、“上拦下排”等一系列治黄指导思想，推动治黄工作不断发展，成了一位著名的治黄专家。当时，我们几位虽分别到不同地方工作，但我们每次同他相见，谈得最多的也是黄河。他向我们介绍治理黄河的进展情况，宣传他的治河观点，以引起各方面对黄河的关注，向中央提出建议，推动黄河问题的决策。为了寻求根治黄河的道路，化云在建国初期着力组织了全河的察勘和治黄基本队伍建设工作，调集１０００多名干部，先后组织３０多个察勘队，布设了上百处水文、水位站，广泛搜集地形、地质、水文、气象、植被、社会经济和水土流失等方面的资料，为在短时间内完成黄河流域规划的编制工作打下了基础。１９５５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通过了流域规划，作出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利用规划的决议，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向黄河的大进军。我们这些曾长时间同化云一起在“黄河两岸度春秋”的战友，深深知道这些和他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
人民治黄５０年来，黄河下游先后三次大规模加高培厚堤防，开辟了下游北金堤、东平湖分滞洪区，进行了河道整治，在干支流上建成了三门峡水利枢纽、陆浑水库、故县水库，初步形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下游防洪工程。依靠工程措施和人民群众努力防守，扭转了历史上黄河频繁决口改道的局面，取得了连续５０年岁岁安澜的伟大胜利，不仅使黄河得以灌溉亿余亩土地，而且保障了黄淮海大平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顺利进行。这些成就的取得，举世瞩目。作为治黄工作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化云同志在几十年的治黄生涯中，亲自参加并指挥了历年的黄河抗洪抢险，为战胜黄河洪水，保障黄河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很大贡献。
特别是１９５８年汛期，黄河花园口发生了２．２３万秒立方米的洪水，这是自从１９３３年以来发生的最大洪水。当时，形势十分严峻，黄委会作为中央防总和黄河防总的参谋机构，面临着一项重大的选择，即战胜这次洪水是否要运用北金堤滞洪区滞洪水，如果运用损失很大，而若不运用，一旦发生大堤决口后果不堪设想。王化云同志冷静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客观地分析了降雨范围和趋势、洪水的特点和天气变化、堤防工程的抗洪能力和群众的防汛经验，果断地提出了不分洪、保安全，党政军民齐动员战胜洪水的建议。当时健民同志是山东省省长，不分洪山东下游河道要承担很大的防洪负担，但为了黄河防洪的整体部署，山东省委研究决定同意这一方案。这个建议也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准。最后，经过２００万沿黄军民艰苦拼搏，取得了此次防洪的伟大胜利，避免了利用滞洪区分洪滞洪的重大损失。
（三）
化云同志给人的深刻印象是秉性谦和，事业心强，团结务实，顾全大局。５０年代中后期，他参加了建设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施工领导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由于原来规划经验不足，这项工程没有完全达到设计指标，他没有回避，没有退却，而是认真总结，继续新的探索，进一步深化对黄河的认识。后来三门峡工程通过改建为减轻下游洪水和凌汛的威胁，以及在发电、供水、灌溉等方面都发挥了显著作用。
“文革”后，１９７９年化云同志担任国务院水利部副部长仍兼黄委会主任，针对新形势下如何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发展要求，加快治黄建设的需要，他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很快提出了一套新的治黄思路。为了控制黄河下游可能发生的特大洪水，化云同志领导黄委会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修建了黄河支流伊河和洛河的水库，并提出尽快修建小浪底工程的主张。后来，他虽然离开水利部门，担任了河南省政协主席，仍牵挂着黄河的治理开发，还进一步提出在保证黄河下游地区（河南、山东）用水的前提下，可以利用小浪底水库引黄河水接济京津地区。为此，他曾亲自写信给当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段君毅同志，陈述他的意见，以求对此取得共识。后来他躺在病床上，说话已很不方便，我们去看他，他还念念不忘小浪底工程。小浪底工程是仅次于长江三峡的本世纪最大的治黄工程，这一工程建成后可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目前的几十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为了把黄河治理一步步推向前进，化云同志倾尽了自己的满腔心血。令人高兴的是，小浪底工程已于１９９１年开工兴建，１９９７年即将进行截流，这是对这位人民治黄功臣的最好告慰。
王化云同志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高级领导干部和著名治黄专家。早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他就积极投身爱国抗日救亡运动。后来返乡参加抗战，组建抗日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参加反扫荡斗争，推动根据地建设，在大风大浪的历史考验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党的事业始终充满坚定的信念。不管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还是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尽管斗争错综复杂，他总是不畏艰难，负重开拓，克尽厥职，勤奋工作。特别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治黄生涯中，他善于学习，勇于实践，勤于总结，不断追求，对人民治黄工作怀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化云同志曾多次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治黄工作。１９５２年他陪同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后来又数次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治黄工作，毛主席赞扬他对业务钻进去了。他还多次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治黄工作，接受对治黄的重要指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
化云同志已去世四年，在人民治黄５０周年之际，我们写这篇文章，不仅寄托了对这位人民治黄事业开拓者的深切怀念，同时，寄望后人不断进行探索，致力治黄事业，坚持除害兴利，谋求长治久安，把黄河的治理与开发一步步推向前进。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怀念郭化若同志
邓力群
郭化若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几十年来，我对化若同志一直是很敬仰的。我怀念他，有许多话要说。
化若同志长我１１岁，历史的机缘使我们成了同班同学，同时，他又当了我们的老师。
那是１９３７年８月，中央党校成立第五班。教育处长成仿吾传达罗迈（即李维汉，他当时实际主持党校工作）的意见，要我到这个班学习。我是１９３７年４月底到的延安。５月初被分配到党校，在教育处当秘书。有这个学习机会，我当然高兴。五班有四十多个学员。我当时入党才一年多。在这个班里，像我这样从北平来的年轻党员，有黄华、李剑白、苏苇、史洛文等七八个。其他学员都是老干部。一部分是长期在白区工作的负责同志，如担任过北方局书记的高文华，四川省委负责人邹凤平，陈少敏大姐（她后来到新四军工作，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时唯一不举手的就是她）等人。一部分来自军队，都是红军中师旅一级的干部，其中就有郭化若同志，还有罗炳辉、赖传珠、陈伯钧等同志。记得五班开学是８月，化若同志来得稍迟一点，已经是９月了。他来后，既当学员，又当教员。“游击战争”这一门课，就是他和罗炳辉同志两人教的。这样，我同他就有了既是同学又是师生的特别的情谊。
红军将领、白区领导干部、青年学生，这三部分人在一个班里，相处得很融洽，一点也不隔膜。因为大家都怀着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面对华北沦陷、国家危亡的局面，个个都似饥如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为抗日救国进行斗争。我们这些年轻人对老干部非常尊敬，老同志则认为一二·九运动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对我们这些从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格外爱护。这种精神上的完全一致，使得同学之间没有一点芥蒂，没有一点灰尘，大家相处得十分自在，连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感情都觉得是多余的。
五班学习的时间只三个多月，到１２月初就毕业了。可是，这一段短暂的生活却在我心中留下了久远的印象，一辈子都难以忘怀。其中不时浮现在我脑际的，就有化若同志的音容笑貌。
化若同志是那种令你见过一面就会记得的人。他身材颀长，清秀英俊，脸上常常带着笑容，使你觉得可亲。同样的一身军装，穿到他身上，就感到适称、熨贴，显得格外的利索、洒脱。他和同样也是既当学生也当教员的罗炳辉同志适成对比。罗炳辉个子也高，是个胖子，往讲台上一站，很威风，但多少显得有点臃肿。他们俩讲“游击战争”也各有千秋。罗身经百战，讲得生动具体，随口道来的全是亲身经历的各种战例。化若同志文化高，长期当参谋，讲起来条分缕析，很得要领。他还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概括游击战争的基本规律。我没有打过仗，也没有军事知识，听他们讲课都很有兴味。每上一堂军事课，同上马列、经济学、哲学、现代史、党建等课一样，对每个同学来说都像吃了丰富的精神美餐。当然，郭、罗那时讲“游击战争”，只是作为一种战术和战法来讲，还没有提到战略的高度。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的高度，那是毛主席的创造。
化若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讲课，而是他的作风。
大约因为我本来就是党校教育处秘书的缘故吧，五班开学以后，指定我当了学习班长。每当上课，都是整队进入教室，上完课后，都是整队离开教室。化若同志一点也不特殊，同普通学员一样遵守规矩。特别是轮到他讲“游击战争”，也还是照样同全班同学一起整队进入教室，然后再从位置上站起来，到前面讲课，讲完课后，依然坐回到他的位置上，一起整队离开教室。他是真正把自己看作是这个集体中的普通的一员。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感动。我们五班的教室是在党校最后一排窑洞。后面有一座门，是党校的后门。给这座后门站岗的任务，就交给了我们五班。大约是两个钟点换一岗。在我想来，这本来应该是一般学员的事。化若同志来党校前是庆阳步兵学校的教育长，在五班又兼任教员，可是他和其他老同志不要照顾，照样同大家一样轮流站岗。化若同志，以及其他老同志，这种以普通一兵自处的态度和作风，使得我们的集体真正成为一个平等、和睦、自由的革命大家庭。
党校毕业后，我留下当教员，化若同志到毛主席身边工作。那时，毛主席主持抗日战争研究会。他把化若同志要去，要他专心致志研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整理编写出一部《抗日游击战争》的书来。１９３８年４月，延安创办马列学院，洛甫（张闻天）同志兼任院长。我被中央党校派去学习。５月下旬，毛主席开始讲《论持久战》。洛甫指定学生、教员、工作人员中的十几个人去听毛主席讲演。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听讲的总共不到五十人，在延安的书记处成员洛甫、陈云、博古（他还没有出去）、康生都去了，还有中央各部门和军队的领导同志。我见到化若同志也在那里。毛主席讲了五六次，他每次都早早到场。
听毛主席讲《论持久战》，对我这样一个没有战争经验和军事知识的人来说，无疑是上了一堂完满的军事课。更使我感到快慰和满足的是，它同时又是一堂丰富、深刻的哲学课。通篇没有什么哲学名词术语，可是充满了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听了毛主席的讲演，在驳倒亡国论和速胜论，预见抗日战争发展三阶段，坚信我们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同时，只觉得毛主席的讲演古今中外、旁征博引，知识是太丰富、太渊博了，特别是论证得那样完整严密，无懈可击，那样的博大精深而又浅近明白，我完全被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所折服了。但是，我想说说《论持久战》中的哲学思想，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很想学习毛主席的逻辑、哲理，却不知道从何学起。
正在我苦苦思考，茫然不得索解的时候，化若同志的《军事辩证法之一斑》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连续登载出来了，读来真有豁然贯通之感。化若同志依据毛主席《论诗久战》的观点，从阐述“战争的本质”入笔，运用丰富的材料，联系中国抗战的实际，对战争和战法方面的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关系，诸如战争与经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略战术之差别性与同一性的关系，全局性与局部性的关系，战略战术之斗争形式与军队之物质内容的关系，物力与人力有机构成的战斗力中的多样矛盾及其利用，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还有敌我、优劣、攻防、胜败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是战略量变到战略质变的斗争过程等等，作了细致的、辩证的分析。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分析和阐发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这是第一篇文章。就我所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系统论述军事辩证法的著作，这也是第一篇。由此而开创了“军事辩证法”这一门新的学科，化若同志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对我说来，化若同志的这篇文章成了我深入学习《论持久战》的入门导师。此后，我一直怀着一个愿望，想进一步系统学习领会和阐述发挥《论持久战》中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苦于没有时间而长期未能如愿。没有想到，这个愿望最终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实现了。我的《学习〈论持久战〉哲学笔记》，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期间开始写作，到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离开五七干校回北京之前完成的。在这本笔记中，我力图说清楚毛主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以及在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的结合中又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我不敢说已经进入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殿堂，但最先领我进门的老师确是化若同志。作为他的学生，我是步了他的后尘。
化若同志还是引导我学习古代军事著作的入门导师。写点关于古兵法的文章，也是毛主席交给化若同志的任务。主要目的是向国民党军官做宣传，帮助他们认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实行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必要性。毛主席说：对国民党的军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讲到中国古代的许多著名战例，化若同志这方面的工作首先从这里开始。我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先后读到化若同志讲赤壁之战、即墨之战、淝水之战的文章，都能发人深思，很自然地启发人们从古代战例中认识当前抗日战争的实践。不久，他又在毛主席的指导和鼓励下，写出《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我在军政杂志上读到他这篇文章，才知道我国古代军事著作中也有辩证法。《孙子兵法》列为《武经七书》之首，历代兵家奉为“兵经”，评注有十一家之多，在国外也受到推崇，但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从战略思想和哲学思想两方面，对《孙子兵法》作出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和科学评价，以前还没有过，化若同志这篇文章是第一次。古代兵法写得特别简约，我断句都感到困难，向来不敢问津。读了化若同志的研究著作，启发了我的兴趣，在这方面我才时有涉猎。
从此以后，化若同志的名字就与《孙子兵法》联系在一起。说起《孙子兵法》，就想到郭化若；说起郭化若，就想到《孙子兵法》，以至于他亲手组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的业绩，曾经担任过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的经历，以及几十年南征北战建立的功勋，反倒不为一般人所知道了。
不过，化若同志与《孙子兵法》确实结下了不解之缘。解放战争初期，他就利用战斗间隙，开笔用白话文翻译《孙子兵法》。终因戎马倥偬，未能完成。到１９５５年夏天，他利用休养的机会，把全文译完，并将孙子十三篇内容重新编排。记得是１９５７年吧，化若同志寄给我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编今译孙子兵法》。他的工作，使得这一部难念的兵书变得好懂。我为他新的成果高兴。随着研究的深入，化若同志译注讲解《孙子兵法》不断有新的进展。每有新版，他都不忘记寄给我。１９６２年，我收到他加写了序言的中华书局出的版本。“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他又给我送来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的再版本《孙子今译》。这是经过他全面修改并重写了前言的本子，也是他对毛主席生前要他修改好《孙子今译》这一重托的回应。１９８４年，他以８０高龄对原书再一次全面修改，当年出版后，他又照例送我一册。
每次我捧着他给我的书，就像捧着一颗炽热的心。化若同志是一个重情义的人。他一直没有忘记我这个学生和同学，每有新的收获，就让我和他共享。他一直记得我，一直想到我，使我非常感动。对于古代军事著作，到现在我也只是涉猎而未能入门，但化若同志的书给我的教益是多方面的。在他的书中，表现了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敬，说毛主席对孙武子的论述“给我们作了一个批判吸收古代历史遗产和‘古为今用’的示范”。他始终保持着对历史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批判精神，很有说服力地抨击了“核武器会灭亡人类”的谬论。他坚持不懈地吸取新知识，研究新问题，对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孙子》，作了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化若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的革命精神和治学态度都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