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中文的风光
郭天禄
尽管中文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尽管讲中文的人数居世界之首，但长期以来中文一直像跛脚巨人一样步履蹒跚。近几年，风向变了，备受冷落的中文一下子火了起来，在不少地方成为受人青睐的热门语言。这不能不说是２０世纪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中文走出了华人圈。虽然脚步很轻，像毛毛雨落地般无声无息，但在一些人的心中却如轰雷炸响，始而震惊，继之正视。
从亚洲飞往美洲的航班上，提供汉语服务已经成为航空公司竞争客源的手段之一。无论日航、联航，抑或其它一些小航空公司，服务小姐流利的汉语令人倍觉亲切。飞机抵达旧金山或者温哥华，讲汉语的地面人员随时为您提供方便。
在美国，一些大公司的中文广告近年呈递增之势，冲破了华人企业包揽中文电视台广告的一统天下。麦当劳公司不仅打出中文广告，而且宣称向品学兼优的亚裔学生提供奖学金；爱迪生电力公司用中文广告宣示它对用户的忠实承诺；最出风头的当属电话公司，一再在电视和报刊广告上宣传其２４小时的中文服务和优惠价格。美国邮政当局四年前开始印制中国生肖邮票，并与中国国内生肖票同步发行，成了世界邮票史上的创举。
最近去欧洲出差，所到之处的一些旅游景点几乎都可以看到中文说明书和中文指示牌。比如，闻名于世的巴黎凯旋门前就有用汉语刻写的碑文。即使在地处偏僻的瑞士冰川遗址，我也拿到一份半白半文的中文说明单页。
中文的方块字及其四声发音常令西方人视作畏途，以致法语中将“这是中国话”比喻成难以理喻的事和难懂的话。现在，这条比喻已抹上了新的色彩。“你说的是中国话吧？”听者的口气已不再是讥讽，言者的表情亦含有喜气，尽管他的四声令人如坠烟雾。懂中文在一些地方已不知不觉构成了一种择业优势。我在曼谷发现，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多有懂中英文的优先录用这一条。据说应聘者寥寥，以至于一些会说不会写的应试者也被录用，直应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俗语。
是需求推动了学中文热。各类短训班、培训班应运而起，申请来华留学人员逐年递增，甚至非洲一些小国的青年也极为重视来华学习的入门考试。三菱公司鼓励员工学习中文，学习期间薪水照发，员工也把学好中文视作晋升的阶梯。澳大利亚的中小学开设了中文课，中文作为商用语言的地位已为官方认可。一向被视为城墙砖的汉字不再是冰冷的无生命体，而是显现出勃勃生机。掌握了中文，你就把握了时代潮流的脉搏，贴近了急剧变化的亚洲经济大潮，就可能有了通向成功的秘诀。这并非言过其实，而是被许多大公司正在实践着的现实。
尤为可喜的是，中文在一些国家被纳入教育计划。日本文部省数年前即决定，高中毕业生可在高考中报考中文。美国亦将中文列入大学升学考试的外语科目之一。韩国的“汉语水平考试”被视为“汉语托福”，成绩为一些大公司认可。“三星集团”对通过“汉语托福”的员工实行外语免考，并优先考虑外派。
一种语言的流通无疑是靠母语国的实力。中文风光的背后是中国骄人的经济成就和诱人的市场，同时也归功于中文电脑化的实施。如果说仓颉创造了汉字，那么中文电脑化的开拓者则是信息时代的仓颉，其贡献不亚于秦始皇的“书同文”。由于中文电脑化的实现，方块字才得以插上翅膀飞向世界，融入世界信息革命的洪流，中文电脑开拓者的功绩将永远彪炳于华夏文明的史册。
中文的风光是海内外华人引以为荣的事。在历史上，汉字为维系国家的统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今天，中文亦是争取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无可替代的因子。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玉米和土豆
——中国和拉丁美洲友好交往的物证
叶秋
架设在太平洋上的友谊长虹，早已把中国和拉丁美洲连结起来。如果说，远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中国先民曾捷足先登南美大陆至今仍是一种假说，那末，秘鲁沿海发掘出的刻有汉文“太岁”的古碑、印第安古文化遗址中多处出土的其形制、着色、纹饰与中国古代陶器极其相似的陶制器皿，可以把中拉友好交往追溯到久远的岁月。
印第安古文明之花在中国的传播和繁衍，便是中国和拉丁美洲友好交往的物证。在纵贯南美洲西部的安第斯山区寻访，牧民们会给你讲述这样一个动人的传说：在遥远的年代，印第安人就在这里过着采集和渔猎生活。一天，太阳神为这些青铜肤色人们的艰辛劳动所感动，赠给他们一张金犁和一袋种子。他们用金犁犁开了沉睡的土地，播撒下金色的种子。不久，土地上长出了叶挺秆壮的庄稼，随后就结出了籽粒饱满的金色果实。
古老的传说只给人们提供追溯玉米世系的线索，而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却科学地证明，拉丁美洲是玉米的故乡。墨西哥博物馆里展出的玉米化石和石磨表明，印第安人在公元前３５００年就已种植和食用玉米了。秘鲁国立农业大学宣布，通过大量的科学考察证明，秘鲁已有４０００年以上的玉米种植史。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近年来也陆续有玉米化石或仓廪的发现。玉米的培育奠定了印第安古文明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绚丽多彩的印第安文化，为人类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由栽培而来的淀粉性食物的获得，是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事迹之一。因而，印第安人的远古文化被形象地喻为“玉米文明”，而玉米则被誉为“印第安古文明之花”。
１４９２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这枝印第安文明之花远涉重洋来到陌生的神州大地。玉米在中国很快受到各地耕作者的钟爱，博得了玉高粱、玉麦、珍珠粟、番麦、包谷、御麦、包芦、包粟等雅称。１５１１年我国地方志《颍州志》已有关于玉米的记载。明代杰出的农学家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记述：“御麦，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李时珍（１５１８－１５９３年）在其巨著《本草纲目》中写道，玉蜀黍又名玉高粱，“种出西土，……其苗叶俱似蜀黍而肥矮，亦似薏苡。苗高三四尺，６、７月开花，成穗如秕麦状，苗心别出一苞如梭鱼形，苞上出白须垂垂，久则苞拆子出，颗颗攒簇，子亦大如稷子，黄白色。可炸炒食之，炒拆白花，如炒拆糯谷之状。”可见，早在１６世纪，我国人民对玉米已有系统、科学的认识。四个世纪以来，由拉丁美洲人民用汗水浇灌出来的玉米之花，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世代繁衍，盛开不衰，已成为种植面积仅次于稻、麦的主要粮食作物。
与玉米并蒂竞放的另一枝印第安古文明之花是马铃薯，它的故乡也是拉丁美洲。早期新大陆的探险者们记述了他们在秘鲁村庄里发现印第安人依靠玉米、豆子和马铃薯度日的情景。１５３３年，西班牙编年史家佩德罗在《秘鲁纪事》中描绘它是一种“地下果实”，外面包着一层不太厚的皮，还生动地记述了印第安人欢庆马铃薯丰收的晚会场面。考古学家们在拉丁美洲众多的古文化遗址不止一次发现“马铃薯卫士”的图案，那是一个孔武有力的武士形象。古代印第安人如此尊崇马铃薯，并把它塑造成保护印第安人的英雄和神灵，足见他们和马铃薯之间的密切关系。据专家考证，拉丁美洲种植马铃薯的历史至少可以远溯至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到２８００年。
马铃薯是经由欧洲辗转传入中国的。它传入欧洲的时间大约在１５２５年至１５４３年之间。当时欧洲人并不晓得马铃薯的食用价值，只是由于它花朵鲜艳且枝叶扶疏，成为某些人家庭院里的观赏植物。１５６５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把马铃薯献给罗马教皇时，在场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盛赞马铃薯花朵的典雅洒脱，于是马铃薯的花枝一时身价倍增。１７７１年和１７７５年，欧洲大部分地区发生严重饥荒，由于马铃薯的广泛适应性和较高产量，迅速在欧洲推广开来。马铃薯传入我国的年份尚无定论，但在１７００年以前的福建省松溪县县志上已有了种植马铃薯的记载。因为它的块茎形状极像骏马颈下的铃铛，所以在我国称作马铃薯。除了这个学名以外，俗称土豆，还有“山药蛋”、“地蛋”、“洋芋”、“阳芋”、“洋蕃芋”等叫法。这种既能当粮、又能当菜的农作物，已成为我国一些地区的重要栽培作物。在我国劳动人民的精心培育下，马铃薯在不同地理气候地区产生了各种生态类型，例如从外形上有卵形、圆形、桶形、梨形和柱形，从皮色上有黄、白、红、紫诸色，从植株形态上有直立、半直立和匍匐状，等等。目前，我国农业科学研究机构搜集到的马铃薯品种就有８００多个。全国现种植马铃薯的面积居世界第二位。绰约多姿的马铃薯之花，既喷吐着安第斯山区泥土的清香，也飘散着中国大地泥土的芬芳。
并蒂开放的印第安古文明之花，是盛开在亚洲东方和南美大地上的友谊之花历久而不衰、越开越绚丽的生动写照。
（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南非金矿脉的发现
温宪
自约翰内斯堡市中心沿“大矿脉大街”西行５公里，便到了“乔治·哈里森公园”。无人看守的大门两旁分别装饰着剪成日月星云和雷电彩虹等形状的彩色铁板。入门便下一个陡坡，四顾竟是一片荒野。左边一个尖顶廊檐下庇护着一台黢黑的老式捣矿机，前方铁栏的下面是一个裸露着岩层的矿坑和废弃的钭井。矿坑旁和钭井入口处簇簇枯黄的野草随风摇曳，名为公园，但游人难见。与不远处喧闹的约翰内斯堡相比，这里的点点滴滴掩饰不住一种凄苍。
然而，１１０年前就是在这里发生的一件事才魔幻般造就了高楼林立的约翰内斯堡，并使南非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黄金国”。为了纪念，人们于１９８８年在约翰内斯堡东部２４号公路旁树立起一座雕像：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左手持一柄矿镐，右手高举一块矿石，从那张大喜过望的脸上，似乎可以听到“啊，这是黄金！”的欢呼。（见刊头）
澳大利亚人乔治·哈里森１８８６年发现南非金矿脉的故事很有戏剧性。据载，这位来自大洋洲的淘金者不仅在本土狂热地追逐黄金暴发梦，还曾远渡重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碰过运气，随后又浪迹至非洲大陆最南端。同许多淘金者一样，哈里森最初在南非的日子里不仅没有圆了黄金梦，还常常被一种貌似黄金的黄铁矿石所愚弄。被这种人称“傻瓜黄金”捉弄过几次以后，变得有些心灰意冷。１８８５年底，他决定与朋友乔治·沃克一起去巴伯顿再碰碰运气。或许是为了赚几个小钱，他在半路上停下来帮一家农场建造房屋。
１８８６年３月第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哈里森坐在农场内一座小山山顶向下张望。山下那座新建房子就差铺上波纹铁屋顶了，哈里森计划当天就完成铺顶，然后向主人讨一瓶白兰地酒高兴一下。想着想着，他站起身来，快步向山下走去。没走几步，他便“扑通”一声被草下一块砾石绊得向前栽去。哈里森边骂边挣扎着站起身来，回身在草丛中捡起那块将他绊倒的石头向下砸去。似乎还不解恨，他抬起脚来要将碎石踢向远方，但那只脚却不由自主地停在了半空，其中一块碎石正挑逗般闪烁着金光。哈里森条件反射般想到了数次令他扫兴的“傻瓜黄金”。“黄铁矿，你再也骗不了我了！”他大叫着。尽管如此，他还是捡起了那块矿石，斜对着阳光反复端详。他越看越激动，“上帝，这回真是黄金！”
他用手扒开草丛捡起另外的碎石，然后双手捧着矿石跑下山去。“你快来看看这个，”他激动地唤来淘金老友沃克。沃克将矿石从各个角度审视一番后，嘴中吹出一声表示惊喜的口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富的金矿石，你从哪里发现的？我们必须得到证实！”沃克边说边招呼哈里森拿上矿镐，两人兴冲冲地奔上小山，又从那个已露头的金矿脉上砸下一堆石头拿回房中。他们先用犁头和铁筛将矿石捣碎过筛，再将捣碎的金砂倒在一个长柄平锅内一遍遍用清水淘洗。当他们屏住呼吸将平锅内最后一点杂质和泥水倒出后，锅底处闪现出了粒粒真金。随即，便响起了一阵欢呼。
在此以前，淘金者虽然在南非也时有发现，但那都是储量不大的冲积层金矿，而哈里森所发现的则是一条适合于运用现代工业技术进行长远和大规模开采，且含金量极高的金矿脉。别具意味的是，曾狂热追逐黄金梦的哈里森在发现金矿脉后，并未因此变得富有。他在得到金矿发现者所有权、并用木桩将那一地区标出归属后，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开发金矿所需的资金，最后他以１０英镑的价钱将这一所有权卖予他人。此后，人们只听说他又向巴伯顿方向云游而去，便再也没了消息。
哈里森或许没有想到，他的发现诱发了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淘金狂潮；绵延３００公里弧形金矿脉的巨额利润刺激了１８９９年发生的第二次英布战争；仅用不到１００年时间，黄金生产便泡沫般催化出了一座名为约翰内斯堡的大都市。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联合国邮话
陶兰
众所周知：联合国并非一个国家，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可是，联合国却也有自己的邮局和邮票。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４日联合国正式成立，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并在瑞士日内瓦设有欧洲办事处。联合国成立之初，凡从这个国际组织寄发的邮件，都必须贴用联合国所在地美国发行的邮票。对此，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异议。１９５０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成立联合国邮政处。１９５１年，联合国与美国签订了邮政协定，发行以美元为面值的联合国邮票。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国际组织建立自己的邮政部门和发行自己的邮票。同年，联合国又在纽约设立了它的第一个邮局。此后，于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７９年，联合国又先后与瑞士邮电局和奥地利邮局签订了邮政协定。根据协定，联合国在日内瓦万国宫和维也纳国际中心开设邮局。
联合国发行的邮票，专用于从纽约、日内瓦和维也纳联合国有关机构所发出的邮件（也有少量可向各国集邮者出售）。早期的联合国邮票，印有中、英、法、俄、西班牙五种工作文字，以后只印上述五种文字中的一种。邮票面值有美元、瑞士法郎和奥地利先令三种。
从１９７４年开始，联合国平均每年发行五种纪念邮票。有的是为纪念和表彰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工作而发行的，有的是为配合联合国的各种活动（如国际妇女年、国际残疾人年等）而发行的。此外，还发行过若干题为“联合国的艺术品”的纪念邮票，图案为各国政府赠送给联合国的艺术品。
１９８０年，联合国首次发行了“国旗系列邮票”，每年发行以１６个会员国国旗为图案的纪念邮票，直到所有的会员国国旗邮票全部发行完为止。
联合国销售邮票的收益并非全归联合国所有，它必须向美国、瑞士和奥地利邮政部门支付寄信所用全部邮票的邮资，只有向各国集邮者销售的邮票的收益才归联合国所有，并且列入预算收入，以相应减轻会员国会费的负担。
联合国邮票虽然印刷量小（通常仅１６０万张左右），但印刷质量却要求极高，而且价格务求公道。迄今为止，只有奥地利、日本、瑞士、德国等１３个国家承印过联合国邮票。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观米兰大教堂有感
赵莎
阳光下的米兰大教堂完全是黄金的杰作。飞升的哥特式的造型给人一种荡魂摄魄的震撼：那流动的弧线，轮状的门廊，优美的装饰，向上的尖顶，无数衣袂飘卷、云气动荡的圣贤，拾级而上，步步造境夺人。纵横连绵的廊、柱、门、顶，气韵流畅，恢宏博大。
不知为什么，在米兰教堂前仰望凝视之际，我感到了一种中西相通的艺术精神。
明代唐志契在《绘事微言》中写道，“胸中有上下千古之思，腕下具纵横万里之势”，米兰大教堂的建筑大师们该也是这样。移步放目，你会迷失在富有变化的构思之中。灰白色大理石石柱石雕在阳光下仿佛金色的波澜，起伏迭宕，忽然繁如泼墨，精确雕琢，密不透风；忽然疏可走马，左右逢源，酣畅淋漓。那种疏密相间、虚实相生的构建，正仿佛中国式的写意人生，高品位、大视野、大手笔。
我并不懂建筑，只能站在艺术门外用皮肤用耳朵感受那远远拂来的力量。我曾长久地站在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的山顶上，俯瞰晨曦中左右对称的巍巍故宫群落。那深绿的琉璃飞檐，那沉重的朱红宫墙，有说不尽的龙蟠虎踞之态、威严九五之尊。一种很“中国”的感觉油然而生，仿佛是一辈子也走不出的古老沧桑和从容安详。
我也留心过罗马。从路边绝无摩天大楼阻碍的一式的灰黄色庭院低楼，到形形色色的博物馆、教堂，那巴罗克风格的浓重装饰，使它看上去就像我小时候父亲书架上的小说插图。无论是童话书、圣经故事，还是宗教史，讲的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让人恍若隔世。
佛罗伦萨的教堂建筑也很有特色。外形方圆相接，饱满而奇怪，由暗绿色和灰白色的条条块块交织装扮着，颇有几分活泼和幽默的味道。因此觉得那个大房子里的牧师或神甫，一定和气、微胖，煞有介事地严肃着，但实际上在忍着笑。
米兰的大教堂（当地人称多母教堂）则给我格外多的感应。它具有一种向上的精神，但非粗放的黑旋风李逵式的，而是浪漫灵动的李白式的。在各个角度直指青天的教堂石柱石雕们，根根感情充沛、浑若天成，既傲骨铮铮，又逸兴遄飞，有揽月、挂帆之思。“以意为主，神采为上”，中西方的艺术精品所拥有的莫非都是这一共通的诀窍？
（附图片）
压题照片史克栋摄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感受苏格兰艺术节
晓慧
仲秋前后，一支全副“武装”的苏格兰风笛队把个风情浓郁的苏格兰艺术节带进了京城，为金秋平添了几分欢乐。出乎意料的是，一向自认为对音乐木讷的我，竟被这些异国情调的民族音乐感染得浮想联翩。
那日在北京音乐厅，独唱音乐会正式开始之前，３名风笛手、２名鼓手、１名指挥组成的苏格兰风笛队率先列队入场，一色的古典黑军礼服上缀满了装饰，下身是格子裙似的“吉尔特”，脚蹬高腰毡靴，长穗黑礼帽下人人一脸庄严，既有军乐队的威严，又不失民族乐队的诙谐。当一支古老的风笛乐曲回响在音乐厅时，一幅英国北部苏格兰高地辽阔而苍凉的图画便飘入了脑海，它让人想到这是块哺育豪放、坚韧民族的土地，是谱写威廉·华莱士式英雄史诗的地方。那颇似唢呐如泣如诉的声调，还能唤起对中国黄土高坡上民风民情的眷恋。
音乐会正式开始了，退去了热闹的风笛队，舞台上只有一架钢琴为女中音歌唱家克莉斯蒂娜·凯恩思伴奏。克莉斯蒂娜一袭海蓝色的长裙，文雅、自然，她微笑地靠在钢琴旁，仿佛她面对的是来参加家庭聚会的朋友，温暖、亲近。圆润的歌声就在这样的气氛中荡漾开来：“听，听，云雀！”、“我的歌温柔地……”、“白蜡树林”、“金发小伙”、“冬天过去了”、“在那边城堡上”、“吹声口哨我就来”……一支又一支歌曲，时而忧伤，时而欢快，就像一位母亲在讲述一个个古老而动听的故事。我从没想到在剧场里听音乐还会有这般亲切的感觉。
几天以后，阿利·贝恩和“湖边伙伴”乐队在保利大厦的演奏，展现的则是苏格兰男子汉剽悍与力量的世界。完全个人风格打扮的５名乐手，操持着十几种苏格兰民族乐器，演奏了“设特兰地区吉格舞曲”、“格陵兰男子之歌”、“威斯忌精神”、“破晓”、“壮老爹剑舞曲”、“汽船”、“冬夜”、“吉利安双人舞曲”等等，明亮欢快的节奏、粗犷热情的风格把整个剧场带入了热烈、亢奋的状态，连一向矜持的英国观众也禁不住叫着、笑着、跟着拍手击节，若不是座位的限制，定会有人随声起舞。这种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活泼泼、火辣辣的音乐情感，恐怕只有在民族音乐中才享受得到。
说实话，苏格兰艺术节敢于与荷兰阿姆斯特丹交响乐团、奥地利维也纳爱乐乐团几乎同时出演于京城，表现了一种自信。因为两者相比，前者无论如何也不可与那些世界级音乐经典的华美与辉煌同日而语，就像野菊花在宫廷牡丹园里黯然失色一样。然而，苏格兰艺术家们却深信，民族音乐那股浓浓的乡土气息所带来的音乐与自然、与生活的无比亲近，是任何宫廷音乐所望尘莫及的。它随时随地给生活增添的芬芳与美丽使它独具魅力。
据说，英伦三岛许多音乐家，在经历了１９世纪英国音乐的衰落之后就意识到，民间音乐动人质朴的曲调才是音乐创作的重要源泉，是音乐文化的重要财富。因此，“从１９世纪末即开始了民歌再发现和搜集的巨大工作”，以期英国音乐在世界乐坛重新崛起。来京的歌唱家克莉斯蒂娜、提琴手阿利·贝恩等都是在国际国内乐坛很有影响的艺术家，他们重返民族音乐领域，反映的也许就是这份进取与期待。
爽爽秋风中，苏格兰艺术节结束了，但它留下的遗韵却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