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今古人物
捷克汉学大师普舍克
朱伟华
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有两本书曾经唤起了人们对华夏文明和中国命运的关注。这两本书就是报告文学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和汉学家普舍克（1906—1980）撰写的《中国——我的姐妹》。
雅洛斯拉夫·普舍克于1906年9月14日出生在当时尚属奥匈帝国的波希米亚省。20年代中期，当普舍克进入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院攻读古代史时，独立不久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已发展成为科学文化昌盛的国家。为了进一步开展对斯拉夫文明和东方文明的研究工作，捷克总统马萨里克用捷克和斯洛伐克侨民组织送给他的贺寿礼金，在布拉格建立了斯拉夫研究所和东方研究所。
1930年普舍克在查理大学毕业。之后，他在捷克的皮鞋城兹蔺工作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为商贸人员办过汉语学习班，并编写了捷克第一本汉语课本。
1932年，普舍克在跋佳皮鞋公司的资助下，到中国和日本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考察。在中国，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与鲁迅、茅盾、冰心、丁玲等我国的著名作家都有过交往。他开始翻译鲁迅的作品，并和鲁迅先生互通书信。1937年，他一回到捷克，便出版了《呐喊》的捷译本。这本捷译本也是《呐喊》的第一个外文译本，鲁迅先生在逝世前两个月亲自为此书写了序。40年代初，普舍克撰写的《中国——我的姐妹》出版。此书记录了普舍克的中国之行，表达了作者对华夏文明的仰慕和对中国命运的关切。书中还刊出了鲁迅先生致普舍克的一封信（原信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是普舍克院士的家属在80年代捐赠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的高等学校被德国法西斯关闭。普舍克利用在东方研究所供职的机会，组织汉语学习小组。为捷克汉学的兴起，播下了第一批种子。
二战后，普舍克出任查理大学文学院远东系主任。1952年，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成立，普舍克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并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院士。
普舍克院士曾率领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回国时，他带去了中国政府赠送的2．7万册中文图书，在东方研究所建立了鲁迅图书馆。现在，藏书已超过6．6万册的鲁迅图书馆已成为欧洲有名的汉学图书馆。在这里收藏的书籍除了有关中国的现代出版物外，还有中文善本书、中国早期的珍贵期刊或它们的复印本。
担任学术机构领导工作的普舍克院士的社会活动十分繁忙，但他作为一名学者，仍不知疲倦地继续着自己的汉学工作，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名著和现代作家的作品：如《孙子兵法》、刘鹗的《老残游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多部鲁迅的作品、《艾青诗选》、《茅盾短篇小说集》、茅盾的《子夜》、田间的《赶车集》等。
普舍克涉足汉学是从研究中国的历史开始的，他的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狄的迁徙》。以后他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的民间文学和现代文学。普舍克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是毋容置疑的。他先后用德语和捷语撰写了《中国解放区文学和民间口头创作》，以十余万字的篇幅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作家们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发表的作品。普舍克认为这些作品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们植根于民间文学。
晚年，普舍克院士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两部文学百科词书的编纂工作上。1967年布拉格出版的《亚非作家词典》（两卷本）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东方学家们在普舍克领导下完成的。1968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等五个华沙条约国的军队占领。一贯与中国友好、高风亮节的普舍克院士在东方研究所的领导职务被撤销。但他仍冒着风险，在自己的寓所召集比他处境更为困难的汉学家们定期集会，鼓励他们不要中断自己的工作。同时，他接受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邀请，担任了英文版《东方文学词典》（三卷本）的主编。
作为倡导古今并重、以今为主的布拉格汉学学派的创始人，普舍克不仅开创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学术界对中国的全面研究工作，而且也培养了一大批造诣颇深的汉学家。当今捷克和斯洛伐克学术界中的老一代汉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普舍克的学生。在美国、加拿大和波兰等国的著名汉学家中也不乏他的弟子。
鉴于普舍克院士在汉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德国的两所科学院曾接纳他为通讯院士，汉堡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先后授予他荣誉博士的称号。
普舍克院士是世界汉学家中的佼佼者，也是中国人民不能忘却的朋友。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国外图书馆散记
黄晴
英国大学文科的教学模式大致如下，每周有十余小时的授课或课堂讨论，教师指定若干参考书，学生选题作文，基本上没有让人死记硬背、闭卷考试的作法。
这种教育程式决定了学生的主要学习场所是图书馆，笔者在英国赫尔大学就读时，图书馆几乎是天天要去的。图书馆既是读报读书之地，也是完成作业之地，甚至是课程之间的歇脚之地。
进赫尔大学的图书馆可长驱直入，在计算机上查询目录索引后，即可直入书库找书，图书全部开架，由人自取。在馆内读书不受限制，读毕弃之于桌上即可。如想借书出去，则要办一下有关手续，管理人员用扫描器扫一下借书证和图书的条形码，再把图书消一下磁，借阅手续即告完成，方便之极。图书消磁之后，携书出门时就不会引起仪器的鸣叫。
赫尔大学图书馆设有颇大的计算机室，许多人在此读书或完成作业。笔者也采取了这种办法，读书看到有用的资料或读到会心之处，便在计算机上打下来，拷入软盘，并打印出来。写文章时如需引文，可从软盘上提出来截取插入论文，实为偷懒之妙法。
英国图书馆之间均有馆际互借关系，在赫尔大学图书馆中可以办理在其它图书馆借书的手续，时间晚一点，要略交一点费用，但对学者学生来说，实在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大学图书馆每周还安排一辆专车去几十英里外的一家英国国家图书档案分馆，笔者在写论文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查阅了一些联合国文件。
笔者在美国工作时，因需要常去美国国会图书馆。进馆时要搜包查身，如登机前的安全检查。笔者常去的是报刊室，一般先是进行计算机查询，通过作者、文章名、文章内容主题词等查找所需资料，然后根据情况，或自己在阅览室中寻找有关的光盘或胶片盒，或填单请管理人员去找有关报纸。
国会图书馆内还按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专设部门，如中文部、日文部、朝文部等。笔者去过几次中文部，这里完全是老式的管理方式，一排排的卡片柜，查到书号填单，交旁边坐的管理人员取书，取到书后到旁边的小阅览室看。在小阅览室中的书架上，有许多夹着纸条的书，均是有人一次没读完暂放此地的书或预借未取的书。来这里读书的人不多，负责管理的馆员又是学养厚实而健谈的人，因此很有几分东方书院的书香气和人情味。
对英美等西方图书馆的粗浅感受是，在这些国家，社会已形成一种较稳定的图书馆文明，公众中撕书、偷书的事绝少，更无“窃书不能算偷”的说词，图书馆定位为公益事业，以为读者服务为宗旨，也不必为防范花过大精力。图书馆之间横向联系密切，注意资源共享。图书馆日益电子化，信息的保存、分类、提取更加便捷。此外，图书馆还是社区的文化学术活动中心，在许多图书馆的告示板上，常常贴满了举行各种文化学术活动的告示。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迪斯尼童梦
——访美随笔
郭雪波
走进美国加州的“迪斯尼乐园”，恰逢建园40周年，游人如云，33美元的门票，打了八折。我游历在优美的“白雪公主城堡”、“小小世界”，较刺激的“恐怖鬼屋”，与活泼、俏皮的“米老鼠”和“唐老鸭”相伴相随，真恨不得重回孩童时代，像孩子一样陶醉于那些简单又极其刺激、惊奇、富有想象力的游戏世界。
迪斯尼乐园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的阿纳希姆市，占地面积约30公顷。1919年，年仅19岁的穷画家兼动画制作者沃尔特·伊莱亚斯·迪斯尼，结识了与其一生事业休戚相关的青年美术家伊渥克，他们两人用一架旧电影摄像机首次摄制了一部仅放一两分钟的动画片，接着又制作出能放七分钟的动画故事片，如《三只小猪》、《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等等一系列作品，形成了独特的迪斯尼世界。迪斯尼本人也成了富豪巨商，1955年创建了这座位于加州的迪斯尼乐园之后，1971年在佛罗里达州又建造了第二座“迪斯尼世界”。去年，迪斯尼公司出资190亿美元买下了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的美国广播公司，从而使迪斯尼文化对美国人的生活和精神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多数美国人都生活在迪斯尼世界中。美国人狂热地喜爱迪斯尼影片，不厌其烦地对孩子们讲述迪斯尼的故事书，穿戴迪斯尼牌子的衣帽，观看迪斯尼节目的电视，一到假期便携带孩子们涌向迪斯尼乐园，住迪斯尼饭店，吃迪斯尼套餐，买迪斯尼玩具，晚上听着迪斯尼音乐入睡。
这一切似乎在证明着一件事：历史过于短暂的美国，要急于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迪斯尼正好应和并捕捉到了这一迫切的心理需要。但是，他们创造出的《罗宾汉》《白雪公主》《阿拉丁》等等，基本都是舶来品，只能说是把世界其它古老民族的文明所创造的优秀童话故事借用或剽窃而已。而《狮子王》则不同，它表现了美国人的唯我独尊，一切“动物”都臣服于它的霸主心态。另一部《风中奇缘》是根据美国人自己200年历史创造的，但并没有去挖掘和弘扬美洲大陆最古老的居住者印第安人的土著民族文化，反而掩盖了他们自己对印第安人的血淋淋的种族灭绝和侵占土地的历史，把它描写成了一个美丽动人的白人和印第安姑娘的浪漫爱情故事。
面对“迪斯尼美利坚”、“迪斯尼美国文化”这一现象，美国本土上也有不少人文学者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耶鲁大学著名学者布茹姆说：“文化从多样化走向单一化，这是一场灾难。”另一位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亨利·吉鲁说：“迪斯尼产品的品位，远远没有达到成年人的要求。”这意思很显然，美国还生活在迪斯尼创造的童话世界中，虽然美丽却未免简单肤浅、粗犷幼稚。对迪斯尼影片中充斥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色情暴力等现象，学者们更是采取愤怒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这是对美国历史和民间传统进行着粗枝大叶而又盲目乐观的描绘，“有一种麻醉术在做怪。”《美国的娱乐公园业——一部技术和刺激的历史》的作者朱迪·亚当斯说，迪斯尼世界已成了同麦加、坎特伯雷和卢文德一样的宗教圣地，迪斯尼美国文化成了一种宗教。她在书中写道：“至善至美的迪斯尼世界已代替了《圣经》中的伊甸园，成了美国人眼中的天堂。”
尽管这样，我们发现不论对迪斯尼褒也罢、贬也罢，大多数美国人都是迪斯尼的常客。
我们走出迪斯尼乐园时，正碰见庆祝40周年浩大的游行队伍载歌载舞地缓缓流动。高大的彩车上“狮王”辛巴昂首坐在它的那座有名的普莱德圣岩上，傲视环球，米老鼠、唐老鸭等在游行队伍中做着各种滑稽动作，宽敞的迪斯尼乐园中人山人海，孩童们兴奋地围着游行队伍涌动。回首望着这座极尽人类智慧、倾尽财富建造的大人小孩的梦之乐园，我不禁赞叹。然而不知为什么，转在脑子里的却是我在沙河里摸泥鳅、上老树顶掏鹊窝的童年时光，那种与大自然的亲近感在迪斯尼是找不到的。我忘不掉儿子在老家摸到第一条泥鳅后大喊着：“爸，老家真好玩！这儿全是真的！”是啊，生活中需要童话，但也许更需要真实。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跨国新闻集团巨头剪影
李文政
默多克所属的国际新闻集团公司近日斥资75万英镑促成了“古代中国奥秘展”在英国举行。笔者日前在伦敦采访了他，话题就从这里开始。默多克说到华夏文明，言语之间不乏感情色彩。他说，默多克家族有爱好中国文化的传统。他父亲在世之时，对中国古代和现代瓷器、陶器多有收藏。他还在读书时，父亲去世，大部分收藏都卖掉了，使他至今还惋惜不已。一位中国书法家（邵华泽）送他的字，现悬挂在他洛杉矶的办公室里。他本人希望成为一座桥梁，把中国文化、华夏文明介绍给西方，为中国赢得尊敬，为西方带来对中国的了解，这对中国和西方均有益处。他想提醒人们，华夏文明比欧洲国家历史远为悠久。同时，默多克迫切希望与中国有更多的合作，吸收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发展在华业务，自谓有长远打算，显得颇为自信，也想得很细致：先发展电视剧和汉语体育节目，以后可搞纪录片，向全世界销售。到底是企业家，话题转到事业上，头头是道、滔滔不绝。“有中国人参加，我们才是名副其实的‘国际集团公司’”，默多克如是说。
默多克的“新闻王国”到底有多大？在走进默多克伦敦的办公室时，他的下属送上了一份“清单”：它包括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邮报》、澳洲的《每日电讯》……电视台包括英国“天空广播公司”、美国的八家电视台、香港的“卫星电视”和德国的VOX电视台……仅香港的“卫星电视台”就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默多克的“新闻王国”还经营有好来坞的电影公司、澳大利亚的航空公司和牧场……
默多克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美国人，在牛津大学毕业后，曾在英国作记者。从作记者那天起，就开始筹划他自己的新闻事业。目前，处于事业巅峰的默多克关注着什么，有着什么样的情感和愿望，在激烈竞争中信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和保持着怎样的头脑，又是怎样看待其“王国”的发展趋势……笔者有机会在近距离观察这位新闻业大亨。
今年65岁的默多克，有丰富经营经验，还有他自己的企业哲学。他坦言自己的目标是“国际化”。他举例说，去年，他的“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生产的影片，导演分别来自德国、荷兰、中国和美国，可谓人才荟萃。生产的片子包括《好汉不死》和《生死时速》等。默多克认为计算机、卫星和光缆，把世界变小了，也变得更和平了。“人们彼此了解得越多，就更有可能让世界走到一起，有把不同文化国际化的可能。可以先介绍音乐，或许只是体育。你看，每四年一次的奥运会在作什么，就是把人们带到一起。现在一打开电视机，人们往往看着同样的体育节目，每天人们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多了解别人的文化，这对世界有益。世界有很多灾难，包括战争，往往是了解不够造成的。”默多克的历史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他自己也许没有认真想过，但它确实是默多克行为的信条。
笔者想了解默多克处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感受。他在1983年创办英国“空中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最初几年里，有时一周损失就高达200万英镑。默多克形容自己当时的处境：像田野里的青蛙，随时有被耙地器的铁齿抓碎的危险。沮丧程度，可见一斑。笔者问他，今天是否还有那种“青蛙感觉”。他说，成功的企业家都是“患有某种妄想狂的人”，面对竞争，总是忧心忡忡，小心提防。他说，“空中广播公司”现在已成为股票市场上很被看好的公司，并使他获得了在新闻业上发展的成功经验。据悉，今日“空中广播公司”每年赢利在3亿英镑左右。作为企业家，默多克称自己是集“远见”与“冒险”于一身的那类人物。
默多克先生最后谈到英国的报价大战，他称那是争夺发行量的战争。目前，英国《泰晤士报》已有18年不能赢利，必须想法增加发行量才能生存下去。他似对《泰晤士报》的竞争能力不那么具有信心。他觉得，像《每日电讯报》这样的报纸和丰富的电视节目影响了《泰晤士报》读者群的扩大。他认为，有特色的报纸才可以在与电视的竞争中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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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漫步
犹太人的《论语》
——《阿伯特——犹太智慧书》评介
张勇
去年在以色列访问期间，我不无惊奇地发现，虽然中国和以色列分处亚洲的两端，相去万里，但两国的文化传统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而且，我所接触的很多以色列人都对此津津乐道，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和一定的了解。我被告知，多年来，中国文化的许多经典作品早已通过多种译本而广为犹太社会所知晓。相比之下，中国对犹太文化的了解就显得很不够了。
不过，令人高兴的是，中国文化界正在以极大的热情弥补这种不足，对以色列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三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陆续出版了一套《以色列研究丛书》，对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做了系统的研究和介绍。不久前，该社又在北京出版了《阿伯特——犹太智慧书》一书，填补了国内译介犹太文化经典作品的空白。该书的诠释者拉比阿丁·施坦泽兹亲自前来中国参加了首发式，并与中国学术界对话。
“阿伯特”是希伯莱语“父辈们”的音译。这本“致力于道德指引”的书收集了多位犹太民族的古代贤哲，即“阿伯特”的格言，其内容大多与为人处世相关，并对人在世界中的职责进行了一般性的哲学思考。如人应该走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行为规范；如何做才能把自己引上一条“灵魂完美、功德圆满”的道路。全书共分六篇，每一篇都围绕某一个道德或哲学命题由“阿伯特”用告诫式的警句表达看法。
《阿伯特》虽然是一本只有100页的“小书”（中译本），但它在浩瀚达63卷的古代犹太智慧总集《塔木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犹太文化的基本典籍，被称为“犹太文化中的长子”。施坦泽兹说，这本书反映了犹太文化在纪元前就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今天，这本书中的言论仍被犹太人奉为至理箴言加以膜拜。很多以色列人每周都要背诵该书的一章，将之作为一个“药箱”，“取其一味，不断吞服”，以反省和矫正自己的所言、所行、所思。因此，这本书对“从内部认识犹太民族极具价值”，可以“了解其内在思维形态，其追求完美的方式，以及其心目中的目标与理想”。
对中国读者而言，《阿伯特》中译本提供了一个进行中以文化共性比较的机会。在《阿伯特》成书的年代，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但是，它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经典《论语》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相似之处。从形式上看，虽然这两本书论述的都是人类生存的最一般性的问题，但它们都是“以贤哲向门徒或大众宣讲的简短格言的形式来论述”。这与希腊和印度的系统性的道德和哲学著作迥然而异。从内容上看，“两种文化中还存在着一个相似的、基于忍耐和把握中庸之道的道德理想观念”。它所标榜的宽容、和睦以及崇尚知识的精神，与儒家思想几乎如出一辙或殊途同归。书中“不仅能找到带有这种相似的总体观念，也能找到内容和风格几乎完全一致的单独语句”。施坦泽兹先生对笔者说，他年轻时曾通读孔子的著作，并做了许多旁注。他当时不禁想，中以两个国家对智慧的理解多么相像啊！他认为，《阿伯特》是犹太文化中“最中国”的书。
今天，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世人能读到这些纪元前后的智慧箴言，应该感谢施坦泽兹先生。《阿伯特》一书是用古希伯莱语写成的。众所周知，希伯莱语曾在口语中消失了1500年。现代希伯莱语与古代希伯莱语大不相同。今年59岁的施坦泽兹毕其大半生的精力，从事翻译、注解和诠释犹太智慧总集《塔木德》的宏伟事业，至今已出版了26卷。《阿伯特》作为其中的一卷，已在世界各地以多种文字出版发行。施坦泽兹是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几个重要的犹太学者兼拉比（犹太教教士）之一，享有很高的声誉。
出版《阿伯特》中译本是施坦泽兹多年的宿愿。他在该书的前记中写道，“中译本的出版是两个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文化相互交流中意义重大的一步”。他期待着与中国学术界的进一步交流和切磋。他说，“以前中国人对犹太人的了解只是钱和武器，我来中国的目的是让中国人了解犹太人的另一方面，而这一方面更能反映犹太人的特性。”
（附图片）
阿联酋的骆驼部队安国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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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钟情于秋 邹德浩摄于安大略湖畔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艺术之都德累斯顿林洁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