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柯岩创作的艺术世界
陈昌本
摆在我们面前厚厚六卷的《柯岩文集》，是柯岩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文学旅途中艰辛跋涉的记录；是她面对纷繁变化的时代风云所作出的“中国式的回答”；是她以饱满的激情唱给祖国、人民和党的颂歌。在这300多万字的作品里，涌动着诗意和才情，凝聚着一个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
柯岩的创作，是和人民共和国同步的。1949年，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年轻的柯岩拿起笔，走进专业创作的队伍。五六十年代，柯岩是以儿童文学、戏剧文学作品闻名于世的。《“小兵”的故事》、《大红花》、《最美的画册》、《讲给少先队员听》、《我对雷锋叔叔说》、《“小迷糊”阿姨》等五彩缤纷的篇章，不但陶醉了许许多多少年儿童，也受到不少成年人的喜爱。
“文革”十年里，她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粉碎“四人帮”之后，柯岩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她为拨乱反正、重振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而奔走呼号，以旺盛的创造力和惊人的勤奋，在诗歌、报告文学、小说、散文、影视文学等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一首《周总理，你在哪里？》曾经拨动了多少人的心弦，使多少读者热泪盈眶！她的报告文学也充满着诗情。《奇异的书简》、《追赶太阳的人》、《天涯何处无芳草》、《船长》、《癌症≠死亡》……都在读者中引起喜悦和激动。而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则开拓了我国当代小说描写的新领域，展现的是一项独特、宏伟的挽救人、铸造人的灵魂的工程。广播电台播出，特别是拍成电视剧放映后，在全国引起轰动。老作家丁玲高度肯定了这部小说。丁玲说：“这本书是一本好书，是一本有教育意义的书，是一本写了一群好党员，一群好人，一群有美丽的心灵的人的书。这本书给人以信心，对党的信心，对人类的信心，对美好事业的信心。”丁玲特别指出，书中的黄树林等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继《寻找回来的世界》之后，柯岩为读者奉献出又一部长篇力作——《他乡明月》。这部小说是描写域外题材的佼佼者，书中那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那深厚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怀，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和《他乡明月》几乎同时问世的电视连续剧《红蜻蜓》，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它是青春的颂歌、新中国的“教育诗”。它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强大的艺术魅力，获得了“飞天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柯岩还只是在文学创作上初试锋芒，那么到了新时期，柯岩则进入成熟和全面丰收的创作季节，是新时期最有影响和最具特色的作家之一，她的创作高潮持续时间之长，涉及文学样式之广，都是很少见的。她是文学领域中不断“破纪录”的“运动员”，从70年代后期，一直到90年代，不断有激动人心的佳作问世。她又是文学领域中的“全能运动员”，在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小说、儿童文学、影视文学等各个领域，都奉献出读者喜爱的名篇。她拥有广大的读者、广大的知音。她的作品被选入学校课本、译成英、法、德、日、俄、西班牙等国文字。她还写了大量创作谈和序跋，为弘扬文学正气、扶持文学新人做了大量的工作。
回顾柯岩所走过的文学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出，她是一位创作方向明确、目标始终如一的作家。13年前，柯岩写出著名的长诗《中国式的回答》，其实，她的其他作品何尝不是“中国式的回答”！可以说，她的许多创作都在用艺术形象回答时代所提出的迫切问题。她说：“和我们的人民一起，帮助我们的生活更快地前进，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作家最大的幸福！”“我最大的理想就是：用自己的理想塑造下一代。”她用充满艺术魅力的创作，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柯岩不喜欢重复别人，也不喜欢重复自己，每有新作，总是努力做到有开拓、有新意。但柯岩从来不赶时髦。当西方各种“新潮流”汹涌而来的时候，柯岩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她努力吸收外来文化中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但从来不被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牵着鼻子走。她的创作既有“变”的一面，又有“不变”的一面。变，就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新开拓；不变，就是永远从生活出发，从人民的需要出发，永远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前进。在创作时始终保持着作家可贵的社会责任感，对时代负责，对人民、对读者负责，对党的社会主义事业负责。不论刮什么风、下什么雨、出现什么风波、涌来什么潮流，柯岩一直不改初衷。正像有的评论文章所指出的，她是个“醒着的作家”。
柯岩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人品和文品的统一。她的文学境界，得益于才情和学识，也得益于坦荡、火热的性格。正是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她在扶持新人新作上花费了那么多精力，甚至不惜为此延误自己的创作。为旅外女作家丹阳《海外飞鸿》作的序言，就是在她重病卧床，医生禁止她做任何工作，身体十分虚弱的情况下写就的。她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总是按捺不住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在大是大非面前，她不喜欢朦朦胧胧。作品中清丽爽朗、潇洒明快的风格，和她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柯岩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壮大起来的作家。她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建国40多年来的风风雨雨。建国初期的艰苦创业，改革开放时期的开拓创新，阳光和乌云、欢乐与痛苦，都在她的作品里得到生动的反映。解剖柯岩的文学道路，分析她的作品中成功和不足之处，不仅有助于科学地评价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而且，对于启迪文学新人，促进我们的文学更好地迈向21世纪，也是很有意义的。现在，柯岩同志正在病床上和病魔进行顽强斗争，接受手术的考验。我们衷心祝愿她战胜病魔，迎来她的又一个创作的春天。
（本文是作者在柯岩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艺创作需要理论指导
王天玺
无论什么种类的文化，都有一个起核心和主导作用的思想理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来说，它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江泽民最近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都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理论，是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科学的文艺理论，也不会有生机勃发的文艺运动。文艺理论是随社会和文艺实践的变化而发展的。但是中国文艺理论发生革命性飞跃则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树起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光辉旗帜，指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正确道路。
任何一个文艺家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和进行文艺活动的，不管他怎样自以为飘然隐逸，都不能真正忘情世事，不能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世界观。否则他就不能认识现实，无法理解历史，不会对生活具有深切的感受。实际上，正是某种思想和世界观，某种文艺理论引导着文艺家去观察现实生活和透视历史事件，从中选取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崇高与滑稽、悲剧与喜剧的素材，抓住它们的本质和特征意义，借助于语言、色彩和音响等等，创造出感性具体的艺术形象。先进的思想和世界观不能代替创作，但是有才能的文艺家一旦掌握了先进的思想和世界观，就能创作出人民喜爱的文化珍品，甚至创造出具有永恒意义的天才作品。问题不在于文艺是否需要文艺理论，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文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文艺家来说，应当旗帜鲜明地提倡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西方文化热的倾向。一些人眼望西方，忙不迭地拿进五花八门的文艺理论；一些人面朝往古，崇拜传统。对于这些，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更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能力。中国现在的开放和吸纳外来文化的程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传统文化积累之丰富，也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只要我们在思想上有主心骨，即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践和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就会有一个新的大发展。
有理论指导才会有正确的实践。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文化系统，是由社会主义的主导文化和其他有益文化构成的。以精品形式出现的主导文化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反映时代的精神，规定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群众文化则以雅俗共赏的形态满足社会各方面的精神、生活需要，形成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基础。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进行普及和提高，恰当的做法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理论对文艺创作的指导，具有它的特殊规律。文学家、艺术家在创造性的劳动中，通过自身审美意识的折射，以特定的艺术思维方式、特定的物质媒介，将处于自然状态的社会生活，生动地形象地表现出来，这是一般的文学艺术品的产生过程。社会生活无限丰富，人们的审美要求多种多样，文学艺术家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才能千差万别。因此，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文艺作品就会有层次性和多样性。除了高雅文化，还有大众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通过多媒体传输，呈现出全新的形态。它传播了信息和开放意识，对社会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某些大众文化含有明显的物欲观念，对道德风尚会产生负面影响。电视和录像占据了人们的闲暇，高雅的书籍看得少了，理性思维能力弱化了。因此，怎样对待大众文化就成为新时期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重要课题。首先是要积极引导，要用文化精品，弘扬主旋律，把大众文化引向健康轨道。其次是要提高，使大众文化成为雅俗共赏的东西。第三是要规范，对于大众文化的创作、生产、消费要用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加以规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展文艺，正确的理论指导更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自从市场经济的大潮在社会上掀起以来，有相当一些作家艺术家抱怨他们的作品没有人欣赏，他们自身未受到社会的重视。实际上，这些文艺家不应当抱怨社会和大众，倒是要老老实实承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自身确实需要从理论到实践认真解决怎样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它把社会各方面的活力都调动起来，推动我们的经济以很高的速度和很大的规模向前发展，推动我们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这种情况迫使我们的文艺家思考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既然文化已经不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是成为社会大众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么作家艺术家也就成为人民群众的一员，他们怎样去适应这种新生活呢？第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大众不仅运用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去推动历史的发展，而且运用文化的力量去创造新世界。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任务是那样艰巨，情况是如此复杂，人民大众渴望文艺家提供可以凝聚人心、振奋精神、高扬理想的优秀作品，以帮助他们创造新世界。
只有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才能创造出文化精品。文化精品，是文艺家充满激情的个人创造，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没有良好的环境和气氛，就很难有天才的作品产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我们党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文艺政策，为文学艺术家创造了很好的大环境，使一切有才能、有志气的文艺家获得广阔的创作天地，把真善美的作品献给人民，献给社会。
理论对于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很大程度体现在文艺评论上。文学艺术是通过形象思维和塑造典型来认识世界和反映现实的，它的社会意义和思想倾向不是直接地表达出来，而是隐藏在艺术形象的背后，有些精美的文艺作品的美学价值不是一眼就能看出，常常需要反复推敲，仔细琢磨才会明白，所以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文艺评论才能帮助文艺家总结创作上的优劣得失，探索艺术创作的规律，阐述作品的思想内涵，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帮助人民大众更好地接受和欣赏作品，提高审美水平，促进艺术精品的生产。
文艺评论当然要有正确的导向，注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在作品的创作和评论过程中，不但要有文艺家的激情和想象力，而且要有评论家的深邃思想和睿智，更要有科学的、民主的态度和精神。评论者要有博大的胸怀，不仅要对作者负责，而且要对读者和社会负责。评论的客观公正不仅是对作品，也是对作者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我们的文艺家应该自觉地用这个科学理论武装起来。建设政治强、业务精的文艺队伍不但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身的需要。繁荣文艺创作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这是从长期的文艺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理。
（作者为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报刊文摘
文学应是一面飘扬的旗帜
张海迪在9月3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文学的贫困》的文章，现摘发如下：
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代啊，饱经忧患和凌辱的古老民族，今天正以前所未有的豪迈和胆识，走出封闭走出自我，扑进汹涌的世界潮流，经受风雨的冲击和新世纪的挑战。在我们中间时时刻刻有着火一样的生活，有着美丽崇高、鲜活蓬勃的人生。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崭新的东西，思想、话语、时尚、人物……人们创造着时代，享受着时代，同时，又期盼着时代，总觉得这个时代还缺少某种最重要的东西，某种能够最全面、最透彻、最鲜明地表征这个时代，描述这个时代，讴歌这个时代，给这个时代留下能够永世不灭的记载，那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学。
文学观照人生，书写人生，对人生做出总结。它以生动的形象揭示出人的心灵深处隐蔽得最深的情感、欲望和思想，把无数漫长坎坷的人生历程，清晰地映射在洁白的纸页上。在那一页页字里行间，人们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别人。从别人的人生态度、人生遭际中，领悟到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以及不同的人生态度和目的所招致的不同的人生结局，或英勇壮烈、或平庸卑鄙……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人生教科书。
今天的文学，虽然也不乏追踪时代大潮，弘扬生活主旋律的作品，但是，许多作品中却暴露出创作源泉的枯竭，主题把握的困惑，审美情趣的庸俗化，给文学那千百年来所享有的崇高荣誉和耀眼的光芒蒙上了阴影。
文学是一种时代的精神现象。
在新中国建立的最初年代里，在十分困难的艰苦条件下，文学担负了为实现伟大理想提供精神动力的重任，那个时代的文学给人以崇高感、使命感，也不乏赏心悦目、如饮甘泉般的艺术享受。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文化窒息，文学对传统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仿佛是汪洋大海上随波逐流的一叶扁舟，飘飘摇摇。随后它又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特别是近年来，文学创作出现了个人化、边缘化的偏向，虽然它给图书市场带来了一时的热闹，却也迎合了庸俗低级的阅读趣味，甚至出现了一味追求商业价值的功利倾向。在这里，文学没有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应有的责任感警示社会，反而引导了一些最低层次的消遣需求，被商品大潮连同膨胀的物欲一同裹进了泥淖。
千百年来，只有文学才最敏锐、最鲜明、最深刻地反映着时代。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文学都会以它特有的感召力、警示性，或如启明星升起在东方，预示着新的时代的来临；或如警钟长鸣，唤起人们对黑暗的抗争。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与人民的心声共同呼唤，是每个伟大时代文学的鲜明特征。
文学的命运要顺应时代，因为任何事物违背时代的方向都会被淘汰。文学的使命，就是要写出时代，文学要写出时代，就要不断地学习，学习是文学进入时代主旋律的切入点。一个民族和国家处在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在营造现代社会文明的人文环境中，文学担负着提升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的责任。
我们的时代，贫穷正在成为过去，世界离我们近在咫尺，但是，我们也面临着更多的问题。生态遭到破坏，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贫富差距扩大，世界在变得越来越统一的同时，各种文化、历史和民族背景下的冲突也日益频繁；先进与落后，主导与随从，正处在变换的酝酿之中，世界在困惑中即将迎来新的世纪。给新的世纪以历史的提示，启迪人们新的思考和精神觉醒，文学应是一面飘扬的旗帜。
每一个时代都有过自己堪称典范的文学，凝聚着那个时代的心声，昭示着未来。在人类历史上，流传得最久远、最具有生命力的，是文学，是因为它写出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人们的境况、精神和追求，它又用那个时代的人们所创造的一切丰富了自己，因而它深刻而丰盈，虽历悠久的岁月，仍然流光溢彩，叫人百读不厌。今天的文学，在审视自身价值，瞻望未来的时候，回眸历史或许能够获得某种启示。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冯牧的散文创作
刘锡庆
冯牧去世一年了。他的去世使中国文学界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理论工作者，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散文家。“评论家”的冯牧，无疑是其“主业”、一生成就的主要“标志”，这已有许多人说过了（虽然还说得远远不够）；“散文家”的冯牧，说的人还不多——我就说说这个“题目”吧。
冯牧对散文是情有独钟的。他说：“我喜欢读散文，也热衷于写散文”（《我的三个故乡》“序”）。他最早发表的文学“处女作”（还在北平读中学时，他只有17岁）就是一篇散文；他在延安考上“鲁艺”其考题也是一篇散文——《自画像》，当时颇得“考官”何其芳的赏识，认为“选题好”，并且决定以后“鲁艺”的入学考试均用这个考题；解放战争期间他当了几年随军记者，所写大量“通讯”、“报告”，也属于广义文；建国后他更是把散文视为其“第三产业”（副业），细水长流、笔耕不辍。使我非常感佩的是：冯牧对散文创作是非常严谨、认真的。“十七年”期间他已以《沿着澜沧江的激流》、《湖光山色之间》、《澜沧江边的蝴蝶会》等饮誉文坛，凭他的创作实绩、影响和地位，出一本散文集当绝无问题，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进入“新时期”，到1980年才在“百花”文艺出版社要求下出了第一本散文集《滇云揽胜记》（袖珍本，编选极严）；一直到他逝世前一年（1994年）才又出了《冯牧散文选萃》和《我的三个故乡》两书——他生前只出过这三本散文集，且印制得极为简朴、一般——比起那些在文坛“走红”的许多中、青年作家散文集出得那样“多”，那样“豪华”来，真令人有说不出的叹惋、不平！
其实，冯牧的散文是非常有特色、有成就的。就拿《冯牧散文选萃》（这实际上是作家“自选”的代表性文集）一书来说，它分四辑编排：“彩云之南”分量最重，除上述说及的三篇名著之外，《瀑布之歌》、《虎跳峡探胜》以及“新时期”根据当时日记、笔记回忆而成的《神游石城》、《彩云之南》和新写的《澜沧江上“小太阳”》等，流光溢彩，极富神韵——冯牧曾不辞艰难险阻亲历云南这“第二故乡”达十多次，足迹几乎遍及全境，其踏勘之全、了解之细以及记述之精、描绘之活实在是超过了徐霞客、李元阳等古圣前贤的观照视野和艺术表现，以“纪游写景”的方式，“人与大自然”的主题、意蕴，把云南这块美丽而神奇的土地描摹得引人入胜、跃然纸上！我觉得，就散文创作而言，冯牧怕和云南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纠结难分了（这既是作家的“成就”所在，也是冯牧作为“云南之子”的最大荣耀）；“延安寻梦”主要是旧地重游时所引发的缕缕思绪、忆旧情怀，带有浓重的“自叙传”色彩，其中《延河边上的黄昏》、《延安寻梦》，抒发了作者对其“精神故乡”的无限爱恋，《窄的门和宽广的路》，则真实、生动地记写了他走上“文学之路”的曲折历程：家庭和学习环境的良好、青年革命者的壮怀激烈、求学于“鲁艺”的刻苦攻读、下江南赴边陲调北京的人生经历等，都围绕“革命——文学”这个主轴穿结，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及文学韵味，欲了解、研究冯牧者不可不读；“岁暮怀人”系怀人散文，其中写到的人物有巴金、冰心、何其芳、周立波、郭小川、方纪、朱丹、苏策、海默、关肃霜等，这些人物由于作者相知甚深，写起来游刃有余、勾勒精妙，其有感而发处多有警醒人心的魅力；“异域心影”则为出访国外留下的影像，尤以《樱花与梅花》最见功力。冯牧的散文数量确实不多，但篇篇可读，以“质”取胜，表现了冯牧真纯宽厚、仁爱面世的高风亮节和真实严谨、出新求美的个性文风。
冯牧的散文，他自己说：“主要是记录了自己多年来所走过的艰辛路程的足迹”；但他明白：“散文是一种最为自由的文学形式”（均见《我的三个故乡》之序）——比起散文“最为自由”的天性来，他的散文当然还是有其不足的；但哪个散文家又能够穷尽广袤“自由”空间的全部呢？按冯牧的写作“计划”，他是准备写一本规模“宏大”、“比较有分量的具有鲜明色彩”的观照云南的艺术散文集的。可惜，他的过早的谢世使这一气魄宏大的愿望再也不能实现了。这不仅是冯牧个人的遗憾，也是当代散文界无可挽回的损失！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颂红师英名唱猛志大风
《解放军文艺》推出纪念长征专号
《解放军文艺》10月号隆重推出作品专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
10月号《解放军文艺》首先从全军七大军区撷选了有代表性的七个红军连队，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反映了这些参加过长征的“火种”连队火热的现实生活。张爱萍将军为这七篇报告文学欣然题写总题：“红师猛志在”。在七篇报告文学里，七个红军连队的勃勃生机跃然纸上：从《呼点英雄》中，可以领略到北京军区“何万祥连”用光荣传统凝聚军心，铸造连魂的英雄豪气；从《永远的刀尖》中，可以一览沈阳军区“红九连”奋争第一，“烧炼”刀尖的坚利锐势；从《勇士风》中，可以感受到济南军区“红二连”以“勇士精神”塑造英雄群雕的阵阵啸声；《动力原是一张弓》表现了南京军区“坚守英雄连”干部骨干率先垂范的强劲风骨；《壮怀大渡河》使人们一睹即将进驻香港的广州军区“大渡河连”的猎猎雄风……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实是历史回声。它以七个红军连队的生活写照作为一个缩影，展示了全军各部队在江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继承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向着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目标迈进的雄健步伐。
在本期《解放军文艺》中，中篇小说《苍茫组歌》以全新的视角，从不同侧面对60年前那次艰苦卓绝的远征，进行了生动而传神的描绘，有着凝重的历史感和现实意义。
这一期的一组散文亦具有特色：如果说《远望万山纵横》是对红军将领长征诗的深入解读以及对那段战争岁月殷殷追怀的话，那么《中国远征者》则是以诗意的笔触再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率领红军历经艰难险阻所创立的不朽业绩的浓重底蕴；而《金碑》则是以虚实相生的结构折射出长征精神的不朽灵光。
面对长征，军旅诗人们更有万种感慨。10月号《解放军文艺》推出了吟哦长征的诗作。组诗《红色背影》、《黎明的男儿》以及《东方大道》，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对长征进行了悠远的深思和讴歌。
在《解放军文艺》的保留栏目“军事文学选粹”中，特地选发了长期以来脍炙人口、滋养了几代青年的《红军鞋》、《一袋干粮》、《九个炊事员》、《六月雪》等革命回忆录，这些篇什至今读来仍感人至深，激人奋发向上，具有着巨大的灵魂净化作用。（余彦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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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文论
文艺的文明内涵与道德构建
艾斐
文艺，是思想、精神和道德的美学结晶。不论何种内容和形式的文艺作品，其要获得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要对人生和社会产生积极的升华和催进作用，要博取广大群众的喜爱并在时代的变革和历史的演进中留下痕迹、放射光彩，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它首先必须是思想、精神和道德的艺术载体，必须具有文明和道德的内涵。
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来说，尤其如此。不论从哪种意义上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都是文艺的时代风范和美学楷模，都更秉有思想力量、道德蕴涵和文明素质，它不仅具有无穷的活力、魅力和创造力，而且理所当然地代表着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和体现着创作成就的最新水平。
这就对我们的创作提出了更新、更高、更严的要求，我们有责任使之成为道德和文明的美学载体，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则必须富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巨大的人格力量。
文艺之所以是思想、精神和道德的载体，完全是由文艺自身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所要求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文艺从一开始就是与道德和文明相伴而至、相偕而行的。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看，只有有益、有用、有积极意义和创新价值的事物，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人们的钟爱并因此而获得生存的条件和发展的力量。文艺就是其中之一。它之所以被社会认可，被人们看重和推崇，就因为它自身具有道德和文明内涵并能以之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起到积极的推动和升华作用，使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在充满美感的愉悦中不断地趋于健康、高尚、纯洁和完美。人类需要借助文艺的力量把道德和文明播洒并凝铸于对象世界之中，从而达到改造和创造对象世界的目的。文艺确实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正如鲁迅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正是这样，所有洞烛艺术真谛和创作规律的先哲与大师们，都注重文艺与道德的关联。狄德罗说，文艺是“移风易俗的手段”；但丁说，文艺的任务，唯在于以它自己的方式引人向“善”、向“美”；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只要是真正的文艺，只要是优秀的作品，就都应当具有“促进德性的性质”，就都应当起到“提高人的精神的作用”；而恩格斯则十分明确地指出，文艺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重要使命，就是能够极为有效地“培养人的道德感”。
对于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来说，这一点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我们的文艺要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起促进作用，就必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点燃人们的工作热情和激发人们的使命感与创造力。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基础工程和最重要的中介环节，就是卓有成效地用文艺的力量赋予人们以社会主义的道德与文明，积极地构建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主义的新道德和新文明。
这里有一个需要特别讲清楚的问题是，道德与文明在文艺作品中自有其特殊的存在形式和特殊的表现方式。创作主体必须从情节、主题、形象、场景、事件等中，自然而然地表现道德与文明；必须从满腔热情地描绘和歌颂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艰辛历程和伟大业绩中，将道德与文明具象化、艺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