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正确的领导是长征胜利的关键
——老红军刘英同志谈长征
程中原
今年8月我拜访了91岁高龄的老红军干部、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请她谈长征。
我提出，最近江泽民同志向全党提出了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大任务，是不是可以从领导的角度来谈谈长征。
听了提问，刘英同志几乎不假思索地说：“长征的胜利，关键在领导。在‘左’倾错误领导之下，我们就遭受挫折，就失败；在毛主席正确领导之下，我们就主动，就胜利。这一点，我有深切的体会，经过长征的人都有深切的体会。”
刘英同志深有感慨地说：“正确的领导是在同错误的领导对比中显示出来的，是在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确立和巩固起来的。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没有毛主席等批判‘左’倾军事路线，取代博古、李德，领导我们的党和红军，我们的党和红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同样，要不是毛主席等坚持北上方针，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而又适当的斗争，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就很难说有1935年10月的胜利，更谈不到1936年10月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了。”
我进一步希望刘英同志谈谈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征中的领导工作有些什么特点。这应该是长征留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听了这个问题，刘英同志稍稍思索了一下，谦虚地说：“这是一个大题目，我一下说不周全，恐怕不容易说好。”在我再三请求下，她表示：“还是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来谈吧。”
刘英同志说——
倾听下面的反映，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变化着的敌我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是一个特点。长征开始时，我常在宿营以后到中央队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那里去反映情况。运输队带的辎重太多，秋雨绵绵，道路泥泞，新兵和民夫肩膀扛烂了，脚走烂了。当时到中央队毛、张、王那里反映情况的人不少。毛主席、张闻天等还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地，顾不得吃饭休息，就研究各个部队发来的电报，还尽可能地找报纸来看。下面部队得到报纸也往中央队送。那些地方报纸，大多是用土纸印的，质量很差。可是毛主席、张闻天等把它们当宝贝一样，看得很仔细。反面文章正面看，从中了解敌我情况。看到什么地方在“剿匪”就高兴，说那个地方既然有“匪”可剿，可见得那个地方还有红军活动啊。看报看出最可喜的事是知道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那是1935年9月21日，毛主席、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了甘肃南部的一个小镇哈达铺。先头部队送来一批天津《大公报》，他们几个看后高兴极了。从报上得知，陕北23个县，全有红军或游击队活动。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有三个师1万多枝枪。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有精兵3000，已经转移到了陕甘边界。从报上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党中央作出了把陕北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的至关重要的决定。
作风民主，搞好团结，这也是一个特点。博古、李德搞“一言堂”，大家噤若寒蝉，不敢说不同意见。遵义会议改变领导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家长制变成了民主制，“一言堂”变成了“群言堂”。张闻天1935年2月10日在扎西第一次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这个会就开得很民主。他传达完以后，让大家自由发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在那个会上发言批评了我们少共中央局的书记凯丰同志。遵义会议后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一开始也不是大家都理解、都信服的。不同意见，都反映到张闻天那里。有当面谈的（如王稼祥），有写信的，有发电报的（如杨尚昆、刘少奇），都是军队的负责人啊！张闻天同毛主席商量，决定开会讨论，统一认识。这就是渡过金沙江以后开的会理会议。我作为中央队秘书长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开展批评是严肃、尖锐的，但作风是民主的。通过这次会议，增强了团结，克服了离心倾向，毛主席军事领导的地位也更加巩固了。
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是维护和加强团结的保证。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又团结又斗争，懋功会师以后一段，我是亲身经历了的。我就曾经跟毛主席一起到张国焘那儿去谈过。一进去，毛主席就说：“今天我给你带水来了。”张国焘听了一下子没会过意来。毛主席就说：“《红楼梦》里的林妹妹不是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不由得笑起来，气氛就好得多了。还派干部到四方面军中去做工作。经过反复讨论，张国焘在会上也不得不同意北上。对于张国焘在组织问题上的要求，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从大局出发，作了不小的让步、妥协。闻天自愿让出总书记的职位，毛主席没有同意，恩来同志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了张国焘。但对张国焘攻击遵义会议右倾、搞调和主义等等，则坚决顶回去，并一直坚持博古、周恩来仍然担任中央常委。所以，党中央领导集体是很团结的。张国焘后来要危害中央，以至于后来另立中央，这些分裂活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第三个突出之点是，十分重视政治工作。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建立起来的一套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在长征路上一直是坚持的。支部建在连上，连有指导员，向上一级一级直到师、军团都有政治委员，还有政治部。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和干部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在长征中，主要是做政治工作的。我们掌握部队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工作。有闹情绪想回家的，耐心地说服。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政治部门研究提出执行民族政策的具体意见和按照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应该注意的事项，一直贯彻到连队，告诉每一个战士。官兵平等，也是红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有了这一条，官兵一致，生死与共。朱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长征中担任总部警卫连的指导员，就很少骑马，她的马都让给伤病员骑。干部犯了纪律，战士照样批评。有一次中央队的警卫队开会，毛主席听到战士发言激昂慷慨，问我：“为什么事这样激烈啊？”我告诉他：“因为队长利用职务之便，多吃了一点盐，支部开会批评他。”那时盐很珍贵，开饭谈不上吃什么菜，有盐就是美味了。毛主席听了连说：“真的平等了，真的平等了。”
第四个特点是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同甘共苦，没有一点特殊化。长征中粮食紧张，在我们中央队，上至毛主席、张闻天，下至普通警卫战士，都是一人一份，不分高低。有一件事，令我特别感动。过草地之前，大家都准备吃的。前方部队给中央送来了一头牦牛。警卫队把它宰了，每人分一点，晒牛肉干当干粮。毛主席吩咐首先要照顾休养连。警卫队长就一份份分好后送去。贺子珍当时在休养连，给她的一份比给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的稍微多了一些。毛主席知道后很生气，把我找去，说：“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的多呢？我可不能特殊！你替我找邹队长，一定要给这几位老同志补上。”邹队长很为难，肉已经分完了，没有办法，只好从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份子里割点下来，给几位老同志送去，毛主席这才放了心。领导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不搞特殊化，这样的队伍必然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
刘英同志说：“长征取得胜利，同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也是分不开的。在军队，军团长、政委不用说，就是被毛主席称为‘小将’的师长、团长和他们的政委，都是在战斗里成长起来的。在地方工作部，也有一批久经考验的、善于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干部。”她历数长征中在地方工作部先后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名字：罗迈（即李维汉）、陆定一、吴亮平、潘汉年、贾拓夫、蔡畅、阿金（即金维映）、王观澜、谢唯俊等。她分析这些同志的共同特点：一是觉悟高。都是经过大革命和反“围剿”战争血与火的锻炼的忠诚战士。二是有水平。都比较认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能够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能够比较自觉地根据实际情况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三是能力强。都富有实际工作经验，遇到困难有办法，能够独当一面，独立地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打开局面。刘英同志说：“各个时期的干部有各个时期不同的特点，这是历史形成的。我们这一批干部都是历经大革命、反‘围剿’和长征的考验而成长起来的，是几经大浪淘沙之后存留下来的，反映了那一个时代的干部素质。现在这一代的干部会遇到新的问题，要克服新的困难。江总书记提出的干部政治业务素质的五个基本要求，今天的干部应该努力做到。在实现这些基本要求的时候，我想长征的精神，红军的传统，应该在今天的干部中间，尤其是党政军高级干部中间，得到继承和发扬。有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为实现理想而忘我奋斗的坚定信念，有了艰苦奋斗的精神，自觉奉献的精神，不怕牺牲的精神，有了民主团结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开辟胜利的前途。这是我对于革命后来人的最为殷切的希望。”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长征史诗中的壮丽篇章
——忆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刘复初
60年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其举世无双的英雄壮举彪炳青史。这里所记述的川滇黔边区游击战争，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为配合主力红军战略转移而采取的一项战略决策，是红军长征史诗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转战川南，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会议后，率领红军主力向川南进发，拟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师，蒋介石调集数十万武装堵在川滇黔边区，又令刘湘集中川军跟踪追击，阻止红军渡江。故中央改变计划，转向云南扎西。在扎西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以实现战略转移摆脱敌军“围剿”。根据扎西会议精神，中央军委选拔数名师级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并调保卫局第五连和一些干部及伤病员共200余人，与地方游击队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委派徐策（原红六师政委）、余泽鸿（原上干队政委）、代元怀（原民运部长）等同志组成中共川南特委，他们的任务一是在敌后牵制敌军配合红军战略转移；二是在川滇黔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三是安置伤病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1935年2月12日与中央红军分手，在叙永县树坪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接着，纵队便以各种番号在川南开展军事行动，并在叙永县木厂梁子阻击川军首战告捷后，继续向南六县进发，打开了一些重镇，使泸州的川军惶惑不安，误认为红军主力仍要寻机北渡长江。因此刘湘令郭勋祺率三个旅和保安团固守川南要隘，急令进至黔边温水的潘佐旅“星夜兼程回守川滇黔边的门户——叙永城”，又令第一路指挥范子英“兼程回古宋县金鹅池向叙永重镇两河口截击”。又电令独立第一旅第二旅移驻叙永，急令第二路达凤岗旅从黔北赤水“兼程赴叙永扼守”。滇军获悉红军已到叙永黄坭咀、两河口镇等地，“深恐乘隙窜滇”，急令到达叙永县分水岭之龚顺璧旅回守滇境。这样纵队就牵制了一部分围追截击中央红军的川滇黔敌军主力，配合红军顺利回师黔北，取得了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胜利。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牵制敌军的方案，首先在川南地区实行，引敌进攻游击纵队。特别是有计划地逐步摧毁敌人基层政权，打开川南重要城镇，这使蒋介石误认为红军主力在川南，电令刘湘加紧“围剿”。敌集结十多万兵力“围剿”游击纵队，从而牵制了川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击。红军主力巧渡金沙江挥师北上之后，蒋介石忙调尾追中央红军的兵力，布置在川滇黔三省“围剿”游击纵队。当时敌军组织了川滇黔三省“会剿”，其布局为：
四川方面除地方武装外，急调二十一军第五师陈万仞部驻防川南，委任他为“南路剿匪军第二路指挥”。整个川南各县布满了重兵，并采取“跟踪和扭打主义”，妄图消灭纵队。
云南方面，除委任镇雄独立营营长陇承尧为民团指挥，驻守镇雄、威信要隘，充当“会剿”的急先锋外，滇军第二旅旅长安恩浦（驻昭通）还先后派第二团进驻彝良，彭勤营驻防威信，万保邦团进到川滇边区，还有镇、彝二三县保安队与民团数千，参加“会剿”。
贵州方面，蒋介石亲自召见莫雄，令他将江西省吉安专员公署原班人马搬到毕节，成立“贵州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负责剿办贵州红军游击队”。蒋介石还从湖南调六十三师陈光中到贵州，归莫雄指挥。以后仍恐其兵力不足，令五十四师郝梦麟部、四十七师裴昌会部、二十三师李云杰部进驻黔西北，收集地方民团，配合川滇军队相机出动，“围剿”游击队。
就在纵队面临着三省敌军“会剿”的时刻，1935年5月中旬，红军黔北游击队前来合队，这对壮大纵队力量，粉碎三省会剿是十分重要的。会师后，川南特委当即召开特委会议，会议决定：中共川南特委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改称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作为红军后卫部队，继续转战川滇黔边区，将川南、滇东北、黔西北二十多个县逐步开辟成红军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会议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所有干部战士，要坚定信念，团结一致，在任何艰险中敢于挺身而出，争取革命胜利。
（二）总结教训，扩大队伍，粉碎三省“会剿”
1935年2月，红军游击纵队深入川南以来，转战川滇黔边区二十多个县，打乱了敌军部署，使敌军更加惊恐，于是更加紧川滇黔三省“会剿”。长官司、红山口是川滇边的防共要塞，我部路经红山口时，遭敌埋伏，伤亡100多人，其中干部数十人，主要领导徐策、张凤光牺牲，参谋长负伤被俘。针对这种情况，同年6月中旬特委在威信县簸箕坝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下一步粉碎敌军“围剿”的行动方略。（1）利用山区险要，转战川黔边区；（2）利用地形和群众条件，在游击中消灭敌军；（3）加强敌情调查，寻找敌军无备，突然袭击，促敌被动挨打，或是采取夜战闪击敌军，甩掉追击；（4）利用敌军漏洞弱点，突破敌军“围剿”；（5）随时在战斗间隙中，利用山区隐蔽休整，努力保持旺盛的精力，以适应连续作战。
簸箕坝特委扩大会议后，纵队经过暂时休整，从云南滇东北取道镇雄，进占赫章城，又转入川南门户筠连境内，突袭卞乐瓦，轻取巡密司，打开敌人认为固若金汤的筠连城，相继巧占叙蓬溪镇，闪击兰田坝，威胁泸州，迂回占据大洲驿，佯攻纳溪城，转向南六县进军，袭击长宁附安场、江安红桥镇、珙县洛亥，再转赤水县一碗水场及黔西九仓坝等地，击败敌军追击……这些军事行动，拖着敌军团团转，到处扑空。地方军阀们说：坚决除后患，老家才能保。这些事实表明，我们实现了牵制敌军的任务。
1935年春至1935年冬末，游击纵队在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也付出了重大牺牲，纵队由1000多人的武装减少成200多人了。为了改变危险的处境，1935年11月末，在长宁梅洞场贾家湾召开特委会议，大家认为，保存实力，战胜敌军“围剿”，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提出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会后分成两队：一队由刘干成、余泽鸿、刘复初等同志负责；二队由龙厚生、黄富山、曾广胜等同志负责。分队行动后，二队行军到炭厂暴露目标，被敌击散。长宁县敌军疯狂围攻一队，余泽鸿同志不幸牺牲，我们组织深夜突围，天明到了踏水桥山上隐蔽，次日下午又被敌围追，天黑时才将敌甩掉。
次日部队到连天山时，只剩下17人。第三天发现敌军蜂拥而至，上山“围剿”红军。因此特委提出：
①利用连天山森林隐蔽，每天更换方向和地址，绝对保密不暴露目标，严防敌人攻击，争取时间休整。同时我们设法买粮和穿的用的，领导干部带头帮厨、放哨……同志们对此深为感动，上下团结更加亲密。
②提高战友们的思想认识，指明保卫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是关系中国革命存亡问题，我们作为红军后卫部队，为了争取红军胜利北上抗日，哪怕游击纵队覆没了，也是有价值的。当前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有坚强的特委领导，又有边区广大群众热情支持，同时经过近一年的战争锻炼，我们已有一些斗争经验，只要坚持下去，敌军冬季作战不利，也会撤去。而我军收容打散人员和继续扩大红军，就能迅速发展。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敌军“围剿”找不到目标，撤兵回城。我们下山时，通讯员徐茂良带了30多人武装前来归队，以后沿途又发动工农参军和收容归队的同志，很快发展到400多人，编成两个大队，恢复了纵队建制，仍在红军老游击区活动。
（三）继续牵制敌军，配合红二方面军长征
1936年1月纵队突破敌军“围剿”后，得知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停止内战，深受广大群众拥护。同时得知红二方面军1936年3月来到贵州，希望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留在敌后，继续牵制敌军，配合红二方面军长征。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认为这对增强红军北上抗日救国力量，促进全国人民掀起抗日高潮，将起重大作用，纵队必须首先牵制川军，因此在兴文县落柏林、炭厂等地战斗，使川南敌军不敢全力向贵州围追红二方面军。1936年6月纵队来到贵州毕节地区，阮俊臣同志带来黔西北游击队200多人合队。之后纵队又击败黔军柳际民旅和滇军补充团的进攻，声势浩大，反动当局极为恐慌，各县纷纷飞电告急，要求急速增援，“围剿”红军。1936年秋召开特委会议，民主选我任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兼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在特委领导下，纵队在川南大庙伏击珙县县长刘治国亲率“清剿”的县警备大队、卫队、区民团及四川省第六保安团第十中队400多人。经过激战，打得敌人丢枪溃逃，共缴枪械90余支、子弹千余发，敌军死伤数十人，俘敌县警备队长等百余人。10月下旬，在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下，由刘少成带领川军教导师驻珙县地洞场的四团一营敌一个连士兵，武装起义前来当红军，壮大了纵队的声势。斗争形势开始好转。
面对纵队不断扩大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川滇黔敌军加紧第二次三省“围剿”。川南以教导师、第五师、穆肃忠、周化成等部队为主，并调川南地方武装协助围剿；黔西北以陈光中师、杨森师、柳际民旅为主，并调集地方武装协助；滇东北以安恩浦旅、陇承尧独立营、地方保安队、团防负责“围剿”，而且还不断增派敌军加入“围剿”。由于长期与敌军激战，敌多我少，缺乏后援和补充，1937年1月在敌军重兵“围剿”中，纵队被打散了，有部分同志参加到川南、贵州、云南游击支队，继续坚持对敌斗争，直到迎接西南的解放。
（四）结束语
纵队的武装斗争，在多于我数十倍的顽敌“会剿”中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敌人在全局战略失败的辉煌战果而结束。特委领导纵队的英勇斗争，配合和支持了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战略转移，为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纵队斗争失败，是长征付出的有意义的代价和牺牲。同时红军游击纵队用自己的革命斗争实践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播撒了革命火种。尤其是特委组建的川南、云南、贵州三个游击支队，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坚持敌后武装斗争，长达12年之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6年，张爱萍同志为纵队斗争史题词：“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在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路上，任弼时的女儿降临人间。被指战员称为——
“长征之花”
徐仁祥钱泽麟
任远征似乎不习惯接受采访，一再说：“我没有什么值得写的。”我们说：“据介绍，在红军长征路上诞生的三个孩子，就剩下您一个了，您是‘国宝’哩。”任远征笑了，笑过之后，她终于打开了话匣子，把我们带进了她的回忆中……
出生在茫茫的大草地
红军长征来到四川阿坝地区。任弼时的爱人、二方面军的机要秘书陈琮英预感到自己将临产了。她在一间临时机要室坚持译完最后一份电报，才急匆匆向住地赶去。
与魁梧的任弼时相比，陈琮英显得很瘦小，长征路上，她历尽艰辛。一次爬山，她掉了队，赤着脚倚在树下喘息，负责收容的同志连背带拖把她带到军部。任弼时知道陈琮英身上带有机要密码本，高兴而诙谐地对收容的同志说：“哎呀，真要感谢你呀！我丢得起老婆，却丢不起机要局长哟！”1936年7月，红军从甘孜进入草地时，正值雨季，时而阴雨连绵，时而大雨滂沱，加之天气寒冷（草地年无霜期仅5天，7月的气温只有10摄氏度多一点），其艰苦可想而知。身怀六甲的陈琮英，自然又要比别人多受三分苦。因此，一到阿坝，部队就着人为她找了一处上面睡人下面养羊的住房，好让她平安地生下小生命。
眼看到“家”了。陈琮英产前阵痛一阵紧似一阵。她扶着楼梯想爬上去，但已经迈不动步了，于是，只好钻进低矮潮湿的羊圈里。
机灵的警卫员李少清及时请来了傅连暲大夫。
“长征之花”在前后不见尽头的茫茫大草地诞生了。
日理万机的任弼时赶来了。是时，形势非常严峻，长征途中的红军既要同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军作战，还要与党内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作斗争。
喜得娇女，任弼时抱着孩子百感交集。陈琮英望着任弼时深情地说：“该给孩子起个名了。”任弼时说：“就叫远征吧！”“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是毛泽东1935年10月写下的诗句。当任弼时在草地上为女儿取名“远征”时，他恐怕并不知道毛泽东写下了一首大气磅礴的七律诗。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为举世无双的人类史上这一壮举留下了纪念。
远征呱呱坠地时，红军正陷入断粮的困境。其时，任弼时储存着一口袋粮食，本是为即将生产的陈琮英留的，但他给了部下。陈琮英没有粮吃，远征也就没有奶吸。好在朱德随身带着渔具，抽空就钓鱼，钓着了，就交给任弼时煮鱼汤给陈琮英喝，虽说少油缺盐，总比吃野菜强得多，远征母子靠朱老总的鱼汤，渡过了难关。
在战火中成长
陈琮英既要带孩子，又得工作、行军，肩上的担子很重。1937年10月间，陈琮英带着远征到湖南探望婆婆，临别时，把远征留在婆婆身边。
任弼时的老家在湘阴县塾塘乡（今属汨罗市）唐家桥。这里北临汨罗江，西濒洞庭湖，距离爱国诗人屈原的故宅约40公里。在童年任弼时打水漂、摸鱼虾的白沙河旁，在爱国诗人屈原投江自尽的汨罗江边，任远征生活了8年。1946年，王震派人把远征接到长沙，然后经南京周恩来处、北平叶剑英处，辗转到达延安。
来到延安后，远征就到抗敌小学插班上三年级。
1947年3月11日，延安保卫战在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揭开了帷幕。任弼时随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纵队在陕北和敌人兜圈子，寻机歼敌；陈琮英带着7岁的儿子远远随刘少奇、朱德渡过黄河东进；11岁的远征和16岁的姐姐远志则分别跟随抗小和行知中学行动。过了十几天，远征碰上了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和夫人朱毓，林老夫妇见她满头虱子，十分邋遢，便叫战士找衣给她换，可一穿，太大，两只脚都伸进一只裤筒里。林老又吩咐带远征上街扯块布料。刚上街，远征便看到姐姐远志和刘少奇的孩子毛毛、彭德怀的侄子彭启超。小伙伴们抱成一团，兴奋极了。不久，林伯渠得知中央纵队已转战到安塞的王家湾，便把远征姐妹送到任弼时处。
王家湾村坐落在半山坡上，坡下是弯弯曲曲的双羊河，傍山依势住着十七八户人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挤在老乡腾出的两孔半窑洞里。土窑一进两开，左边一孔是毛泽东的住处；进门的一孔是出入的通道，由周恩来、陆定一和胡乔木挤住；右边是半截窑，有个土炕，任弼时在上面睡，远征和姐姐睡在下面的炕洞里。任弼时怕姐妹俩影响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叮嘱她们千万不能吵闹。姐妹俩也很懂事，早晨起床后，如果周恩来等人还没睡醒，她们就从窗口爬出去，到村里散步。
在王家湾期间，毛泽东等指挥取得了羊马河、蟠龙两次战斗大捷，从而稳住了陕北大局。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心情很好，常常和战士一起打球，远征也总是挤在人群里观看。一次球赛休息时，毛泽东走到远征面前说：“给大家唱个歌好不好？”远征大方地走到场中央，手舞足蹈地唱起《兄妹开荒》，唱了哥哥，再唱妹妹。毛泽东带头鼓掌，连连夸奖：“这娃娃唱得不错。”
远征姐妹在父亲身边只住了二十来天，5月17日不得不再次分离。远征跟随纵队参谋长叶子龙（曾任毛泽东秘书）行动。叶有两个女儿，都比远征小，她们互相照应着共渡难关。过五台山时，正值寒冬，远征只穿着一件夹袄，冷得直发抖。叶子龙知道了，叫人用汽车上的一块呢子布，把远征裹住，放在车上，只留一个脑袋在外面。行军途中，只听枪炮声隆隆，有时还与敌人擦肩而过，犹如捉迷藏一样。就这样坐在车上跟着部队跑来跑去。后来，叶剑英和聂荣臻又分别收留了她一段时间。直到1948年春，远征才转到了西柏坡，回到父母身边，结束了流浪生活。时隔一年的1949年3月，远征又随同任弼时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城。
远征走进了新生活，中国革命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新阶段。
红军长征60春秋如风烟般地过去了，但是提起这段往事，任远征还恍如昨天，沉浸在往事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