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贯彻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
认真贯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雒树刚
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一指导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在中华民族走向21世纪的关键时期，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根据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而制定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于这一指导思想，我们必须全面把握，认真贯彻。
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精神
马克思主义不仅科学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科学地指明了人类精神领域的发展规律，本身就是人类精神文明最伟大的成果。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胜利，也把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推进到了崭新的高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我们的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现在，有些错误观点公开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允许这种观点继续存在，还谈得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吗？这次《决议》中提出在思想理论上要划清一些界限，就是针对当前思想理论中存在的一些错误观点的，因而是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在事关重大原则是非问题上，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勇于坚持正确的，抵制错误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创造性地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随着生活前进并指导生活前进。这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两者统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
进一步明确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地位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全面、正确、积极地坚持和实践这一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理论指导、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改革开放、同民族和外来思想文化的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队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等。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这一理论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过程中，这一理论第一次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规定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新概括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既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其次，这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差别很大，在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关系和矛盾，特别是怎样把握好两个文明建设关系，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指导。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关于两个文明建设辩证统一的思考和论述。他指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两点论”。这种方法论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重点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又必须坚持两点论，使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协调发展。既抓重点，又照顾全面，善于把两个文明建设很好结合起来，防止顾此失彼，这就是社会全面发展的辩证法。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深刻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真实践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就一定能体现人民的意愿、时代的要求，把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推向前进。坚持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着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给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带来过辉煌；错误的政治路线，导致精神文明建设遭受挫折。今天，我们党因有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使两个文明建设能在正确轨道上协调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围绕党的基本路线，贯穿党的基本路线。正如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我们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处理好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服务于经济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条件。经济建设不能取代精神文明建设，靠牺牲精神文明建设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是极为错误的，精神文明建设也不能游离于经济建设。同其他工作一样，判断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18年的历史经验说明，当我们能够自觉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时，两个文明建设就比较顺利发展，即使出现一些矛盾和问题，也比较容易化解或缓解；当我们片面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时，积累的问题就比较多，矛盾就比较突出，群众的意见就比较大，改革和建设的阻力也随之增加。一个成熟的领导干部，应该自觉地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认识和把握经济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坚持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出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告诉我们：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无论考虑经济建设还是考虑精神文明建设，都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要求，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的阶段，不仅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富强、民主、文明是统一的目标，不能割裂开来，要统一部署、统一落实、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不是先搞物质文明再搞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搞好了精神文明自然而然就上去了，更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来搞物质文明。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先进的思想道德已占居统治地位，但封建主义残余、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封建主义残余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对人民群众、对党员和干部队伍的腐蚀力大大增加。道德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占领的格局依然存在。因此，必须始终注意用先进的思想道德文化教育、引导群众。“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提出来，具有重要意义。当然，立足于现阶段的精神文明建设，既要充分依靠和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按照社会主义要求来发展，又要从现实条件出发，循序渐进。在实际工作中，要重视区别不同情况和不同特点，分类指导，逐步推进。思想道德建设要区分层次，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先进，团结多数，共同进步。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有利条件，精神文明建设可以大有作为，是不对的；脱离现阶段的实际，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也是不现实的。
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对社会主义公民的素质要求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密切联系，互相促进，构成对社会主义公民的统一要求。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两个基本方面。这两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哪一方面搞不好都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要求的。
当今世界，科学越来越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成为代表一个民族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教育发达、科学昌明、文化繁荣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应当更加自觉地依靠科学，发扬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精神，努力在全社会扎扎实实地组织教育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
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不能代替思想道德素质。作为社会主义公民，我们应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追求，更应该注重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和提高。那种认为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了，思想道德素质就自然而然上去了的认识是片面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是个整体，全面反映了作为社会主义公民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不能割裂开来。其中，有理想和有纪律特别重要。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有效地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凝聚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上来。
第9版(理论)
专栏：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
长征中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
陈伯江
红军长征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胜利。
（一）
长征是红军被迫的战略转移。红军要从被动的态势中争取主动，军事指挥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正确确立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和行动计划。它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红军的存亡和革命的成败。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首先就表现在正确的选择和确立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上。
在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长征中，围绕长征战略方针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其中大的斗争就有两次，一次是在长征初期，“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广大红军指战员虽然英勇奋战，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却始终摆脱不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湘江战役之后，红军损失过半，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时，“左”倾错误领导者仍不顾国民党军在红军前进方向已集中重兵布阵以待的严重情况，坚持向湘西转移的方针。在党和红军面临覆灭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清醒地分析了形势，坚决反对北进湘西，力主西进黔川边界地区。红军按照“西进”的战略方针，进入贵州，攻克黎平，强渡乌江，占领遵义，第一次跳出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湘西消灭红军的计划。另一次是中央红军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根据当时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正在高涨的形势和川西北的地理、居民、经济条件不适宜建立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又及时提出了北上川陕甘的方针，不顾张国焘的反对和阻挠，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在前进途中，毛泽东获悉陕北还有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后，便立即决定进军陕北，和当地红军一起巩固与扩大陕北苏区。随后在吴起镇，毛泽东进一步确立了“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的战略方针，并以陕甘晋三省为主要发展区域，迅速打开了局面。长征的实践一再证明，毛泽东确定的战略方针，是红军摆脱困境、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方针。
毛泽东不仅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战略方针，而且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果断地改变行动计划，从而在与敌人的对抗中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敌我情况的急剧变化，适时作出了渡江北上的行动计划，从而使红军取得了四渡赤水战役的重大胜利。此后，蒋介石亲临贵州督战，重新调集几十万大军在这个地区围追堵截，川军作好了堵截红军的准备，这时继续坚持渡江北上已不可能。毛泽东在对敌人情况作了全面分析后发现，蒋介石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防止红军渡江北上方面，而在南面方向却没有部署多少堵截的兵力。于是，毛泽东抓住蒋介石在战略部署上的漏洞，及时改变了渡江北上向四川发展的计划，乘虚快速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云南前进，指挥红军西渡金沙江，从而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甩在金沙江以东、以南地区，再次使红军争取了主动。在长征中，每到紧要关头，毛泽东都能审时度势，抓住战机，使红军找到摆脱困境、化险为夷的出路。
（二）
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莫过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统帅。在长征途中，他不仅善于指挥弱小的红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与强敌作战，而且善于指挥和调动敌人，从而在战争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典范。
一是以高度的机动作战调动敌人。遵义会议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中央机关携带的大批辎重，成了红军的沉重负担，队伍拥挤，行动缓慢，削弱了部队的机动能力，以致在湘江战役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作战形式上必须由阵地战向运动战转变。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纵横驰骋于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广大地区，以高度的机动作战调动敌人，从被动中争取主动，创造战机，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他善于处理“走”与“打”的关系，既反对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又反对同强敌进行决战的冒险主义；既做到避实就虚，又敢于在必要时打好硬仗，击中敌人要害，以打破强敌堵截，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该走就走，该打则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二是以超人的谋略调动敌人。红军一渡赤水之后，蒋介石调集各路敌军拼命追击，妄图南北夹击，聚歼红军于扎西地区。正当川滇两军从南北两面迫近扎西时，毛泽东利用敌人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的错觉和黔北兵力空虚的弱点，指挥红军出敌不意地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入贵州，把敌人主力甩在赤水河以西，并取得了连克桐梓、娄山关，重新占领遵义的重大胜利。此举使蒋介石坐立不安，急忙飞到重庆亲自“督剿”，重新调兵遣将，妄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毛泽东洞察其奸，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更多的敌人前来。当敌军逼近时，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与此同时，以红九军团向叙永、古蔺方向继续前进，虚张声势，伪装主力，造成北渡长江假象。蒋介石再次上当，以为红军又要渡江北上，急调各路大军包围，妄图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而就在敌军包围红军将成之际，毛泽东却指挥红军主力由镇龙山地区秘密北上，然后突然向东，四渡赤水，继而又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把敌军重兵远远地甩在后面，乌江天险反而成为敌军的行动障碍。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觉，实现巧渡金沙江的战略目的，毛泽东妙计频出，示形于东而击于西，佯攻贵阳而西出云南，威逼昆明而直袭金沙，硬是借蒋介石之手调出滇军为红军让路，结果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
三是以灵活多样的战法调动敌人。说毛泽东用兵如神，神就神在战法灵活性上。红军长征中的战役战斗，是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和环境中进行的，因而有着不同于一般战役战斗的鲜明特点，既有堂堂之阵，也有随遇交战；既需要大智大勇，又充满千奇百险。红军经常处于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战场情况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即逝，红军行动稍一迟缓，敌人即蜂拥而来，随时都有被合围的危险。毛泽东就是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把战法的灵活性发挥到了应付自如、出神入化的程度。他经常变换作战方向，适时迅速地转用兵力，声东击西，虚实相间，于劣势中造优势，于平势中造险势，于常势中造奇势，忽而穿插迂回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忽而出其不意地集中兵力打击孤立、薄弱的敌人，一招出手，常使敌人措手不及，防不胜防。四渡赤水的各次渡法都不一样，三渡赤水是公开的，以全军佯动的方式专门做给敌人看；而四渡赤水则是保密的，做到“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结果红军东渡赤水已经三四天了，敌人还蒙在鼓里，甚至与红军相对而行却毫无察觉。
（三）
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还表现在他能统筹全局，掌握关节，善于根据战争发展的阶段性，在关节点上取得突破，促成战争形势的转变。直罗镇战役便是成功的一例。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宣告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红军计划的破产。但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再次调集大军对陕甘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企图乘红军主力尚未得到休整和立足未稳之机，一举消灭红军，摧毁陕甘苏区。毛泽东从全局的高度分析了当时情况，清醒地认识到，敌人沟通葫芦河东西封锁线和我打破敌人对葫芦河的封锁已成为双方实现各自目的的战略枢纽。只有抓住这一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并打好战役，方可对转换战局起决定性的作用。于是，他亲自选定位于葫芦河南岸具有良好战场条件的直罗镇进行了战役部署。
由于直罗镇一仗对战略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毛泽东在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之后，又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战前，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制订了作战计划，选定战场，并要求彭德怀同志率领团以上干部勘察地形和绘制地形图。战役发起后，毛泽东又亲自指挥红一军团从北向南打，令彭德怀率领红十五军团由南往北打，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事关战略全局的战役战斗的极大重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对整个战略全局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不久，红军便东渡黄河，痛击阎锡山，后又回师西征，狠揍马鸿逵、马鸿宾，迅速巩固与扩大了陕甘苏区，同时发动群众，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与我联合抗日，在全国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时候，重温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对于我们加深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及其在今后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指导作用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