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文艺评论)
专栏：学习六中全会《决议》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实施精品战略促进文艺全面繁荣
陈琪琳
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出发，对繁荣文学艺术问题作了重要阐述，明确指出“繁荣文学艺术，首要任务是多出优秀作品”，并提出“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在文学艺术各门类中，努力创作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统一，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带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全面繁荣”。显然，这是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来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必将对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出文艺精品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要求
我们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的实践、不断产生新事物新奇迹的时代；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率领全国人民展开了向建设现代化强国伟大目标的进军。这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复兴运动。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前进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和问题。全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正满怀信心地奋勇前进。此时此刻，人民的精神需要振奋，群众的斗志需要鼓舞，民族的力量需要凝聚，社会的活力需要激发，人们的精神需求需要满足。时代呼唤着优秀的文艺作品，人民渴求着高层次的精神食粮。毫无疑问，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育、认识、审美、娱乐等多种功能的文艺，应该肩负起自己的神圣职责，成为鼓舞人民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照耀民族前途的不熄灯火，以其更多的与时代相称、催人奋进的优秀作品，引导广大群众为振兴中华、建设美好未来而努力奋斗。
要像抓物质生产那样来抓精神生产
江泽民同志指出：“宣传文化工作能不能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很大程度上要看有没有一大批好的精神产品。没有优秀作品，就没有正确导向。优秀作品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精神文化水平的集中反映，对精神产品生产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影响作用。”他还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以饱满的热情，努力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的优秀作品。所以文艺界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要像抓物质生产重点工程和高精产品那样，来抓好优秀文艺作品即精品的生产。首先，精品的创作和生产必须努力实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要突出主旋律，用健康向上的思想内容来陶冶人们的精神境界，同时要讲究艺术魅力，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不能只追求艺术性而忽视思想性，也不能只强调思想标准而降低艺术标准。其次，要把出精品落实到具体的创作和生产单位，抓好创作和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做到精心组织，精心创编，精心制作，精心排演。第三，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有阶段性目标。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电影界提出了实施“九五五○”工程，就是在“九五”期间，拍出50部精品电影，每年10部。在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艺术创作会议上，艺术界提出精心组织好艺术精品的创作演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每年要在全省、区、市范围内重点抓好三五台戏剧节目，确保一两台戏剧节目作为精品战略的重点。第四，要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的导向作用。“五个一工程”已实施了五个年度，实践证明，它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促进文艺精品创作和生产的卓有成效的工程。要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工程的组织评选工作，使其在出精品、繁荣文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五，要认真落实江泽民同志关于繁荣长篇小说、电影、儿童文艺的指示，组织好这“三大件”精品的创作。
坚持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辩证地论述过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指出“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今天我们实施精品战略，仍然必须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或者说，它必然会更妥善地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精品创作和生产是建立在文艺普遍繁荣的基础之上的，而精品的创作和生产必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带动和推进文艺的全面繁荣。就当前来说，抓住精品的创作和生产不仅抓住了繁荣文艺关键的一环，而且也是将普及和提高有机地结合了起来。现在我们之所以提出实施精品战略，是建立在这些年来我国广大城乡群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开展，文艺得到很大繁荣，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多出优秀作品的基础之上的；而精品战略的实施，必将以其示范作用，影响于全国的文艺创作，影响于蓬勃发展的城乡群众文艺活动，影响于方兴未艾的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村镇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化等的建设，从而使这一切沿着正确的方向得到“提高”。可以想见，随着精品战略的实施，一个文艺大普及、大提高、大繁荣的局面必将出现。
树立正确的创作思想是出文艺精品的关键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时代的文艺作品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种反映是能动的、审美的，而不是被动的、机械的。因此，文艺作品的成败得失和优劣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创作的主体即作家艺术家有无正确的创作思想。生活在当今中国，对精神文明建设负有重要责任的作家艺术家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树立“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的思想。要切记邓小平同志对文艺工作者语重心长的教导和嘱托：“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我们相信，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邓小平同志这一至理名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讲清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讲清了人民生活是文艺的源泉问题。实践证明，广大文艺工作者只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要求去做，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坚决反对那种淡漠“二为”方向、远离群众实践的倾向，那种迎合低级趣味、“一切向钱看”的倾向，那种鄙薄革命文艺传统、推崇腐朽文艺思潮的倾向，就能坚持正确的创作道路，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而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就必然会繁荣昌盛。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出文艺精品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特别是文艺创作和生产的领导和引导，这是由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不是个人或集团赚钱的工具，不是与无产阶级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党在这个领域的领导和引导，只能加强和改善，不能削弱和取消，任何否定、怀疑和放弃党的领导的言论和做法，都会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和造成严重的损害。党对文艺创作的领导和引导首先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和引导。就当前来说，则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引导到出精品力作上来。其次，要帮助广大文艺工作者认识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使他们坚定地站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立场上，敢于旗帜鲜明地同文艺领域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要帮助他们提高观察生活和评价生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断充实生活积累，努力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增强反映生活、表现生活的艺术能力。第三，要尊重文艺创作的规律，实行科学的卓有成效的领导和引导。邓小平同志指出：“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江泽民同志也指出：“作家、艺术家写什么，演什么，在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前提下，都应享有充分的自由。我们要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团结、民主、融洽、和谐的气氛和环境。”第四，领导者要与广大文艺工作者交朋友。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已成为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一条宝贵经验。第五，“领导就是服务”。在文艺创作和生产上，领导不但要做好规划和各种组织工作，还要为文艺工作者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第六，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发挥文艺评论的正确引导作用。这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是繁荣文艺、多出优秀作品的重要环节。邓小平同志指出：“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动力。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之，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既要防止横加干涉，又要防止疏于引导。要通过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引导，把广大文艺工作者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文艺界形成生动活泼、积极向上的氛围和环境，从而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地去开创一个更加绚丽多姿、更加繁荣兴旺的文艺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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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争启示录》的艺术特色
吴光华
最近，荣获1995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战争启示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天津著名女作家柳溪经过十多年辛勤耕耘的代表作。这是一部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反映宏伟的抗日战争全貌的长篇小说。
《战争启示录》是一部很有艺术特色的佳作。
小说通过坚定的共产党人李大波、成长中的女学生方红薇和日蒋两面特务曹刚这三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曲折坎坷的不同道路，起伏跌宕的不同命运，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方方面面。
李大波的形象是作家长期的革命生涯的产物，是她从无数革命先烈和战友身上集中“体现”出来的结晶，是坚定的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在李大波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品德。第一，为了党的事业，他不畏艰险，出生入死，敢于斗争。他受党的派遣，先是在傅作义的35军里当副官，参加了红格尔图和百灵庙的血战；后又在宋哲元的手下搞“兵运”，潜入通州，在大汉奸殷汝耕的身边，策动了惊心动魄的“通州兵变”；接着又奉命打进汪伪魔窟，去上海，到香港，飞南京，赴重庆，摸清了日蒋汪秘密勾结的底细。第二，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他坚贞不屈，临危不惧，表现了百折不挠的精神。李大波回天津后不久，被凶恶奸诈的老对手曹刚逮捕了。被捕后的李大波几经折磨——软化过堂，刑场陪绑，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在被养父“软禁”的日子里，他巧妙地打破了养父的怀柔政策，机智地将计就计，组织了运粮的“伏击战”，打击了日寇的“东亚圣战”。第三，为了胜利，李大波还很善于斗争，能根据不同的对象展开不同的攻势。他支持傅作义展开如火如荼的红格尔图大战；他支持宋哲元，策动伪冀东保安大队张庆余、张砚田的“通州兵变”；他抓住“汪伪代表”高宗武、董道宁的心理弱点，从中套出了日蒋汪的秘密。
作家站在90年代的历史高度上，试图将宏观与微观、高层与低层、中方与日方、战场与官场、公开与秘密、将帅与平民、城市与乡村、前方与后方、国民党与共产党、正规战与游击战等方面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从而构成了气势恢宏、错综复杂的战争全景画卷。
如果说，李大波是个成熟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展示了抗日战争的主体力量的话，那么，方红薇则是个从稚嫩走向老练，从天真走向成熟的另一类艺术形象。她虽然出身贫寒，但从小是在养父——美国传教士理查德的熏陶下长大的。理查德不惜血本，一心想把她培养成西方世界的接班人。如火如荼的抗日学生运动，却把她造就成了爱国的热血青年。红薇就是在这两种思想的争夺战中成长起来的。从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布尔乔亚成长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红薇经历了无数坎坷和磨难：她经历了温和体贴的理查德的考验，经历了和李大波生离死别的考验，经历了冀中“五一”大扫荡的血与火的考验。
李大波是一个层面，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方红薇又是一个层面，反映了广大爱国青年必然的人生选择。而曹刚这个死心塌地地追随日本人的两面特务，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股反动逆流的罪恶活动。曹刚早年留学日本，是老资格的亲日本派曹汝霖的侄子，其父是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的密友，岳父是臭名昭著的汉奸军阀汤玉麟，由于有这几层关系，他经常出入日本上层机关。在日本特务机关，在华北的汉奸机构，美国传教士的公馆，重庆的军统局之间穿梭来往，穿针引线……小说就是通过李大波、方红薇和曹刚三个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全方位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方方面面，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背景和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小说追求历史性、文献性和纪实性的融合。作家在创作手法上有新的突破。
柳溪经历了气势宏伟的抗日战争。她参加过如火如荼的抗日学生运动，她在隐蔽的第二条战线上出生入死地战斗过，她在烽火弥天的抗日前线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她有一批同生死共命运、在同一条战壕里摸爬滚打过的战友。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无疑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当然也是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的源泉。柳溪说：“我个人的经历，对当时历史时代的感受、思考以及我所熟悉的人们的遭遇，便自然而然地成了这部小说的基础。”但是，历史已经发展到了90年代。如何深刻地全面地真实地反映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旷日持久、残酷无比的抗日战争？光靠个人的生活、经历、体会和感受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个人的生活毕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所以，“过去的作品，一般都是一村一乡一县……视野狭窄，反映生活的面也很狭窄。”她决心另辟蹊径，决心下大力气研究战争，研究战争的灵魂，研究战争和人的关系，研究这场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研究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她用四五年时间，研究了她能搜集到的各种资料和史料，深层次地思考了这场战争的灵魂。她从这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史料中汲取了可贵的养料。小说中有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历史资料注释就有近200条。作家是站在90年代的历史高度上去回顾、鸟瞰这场战争的。应该说，小说在深刻的历史内涵上，在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塑造上，在真实感、历史感和现实感上，都有明显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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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品评散文之美
周玉宁
散文是颇具魅力的一种文体，因其在语言文采与构思和意境上的讲求，散文又有美文之称。大约因为其“美”，世间喜读散文的很多，写散文的也很多，由读、写而品评散文的也不在少数。古耜是这中间的一位。他的散文评论集《美文之美》收入了他读当代散文名家的“心灵对语”和他对一些现代名篇的鉴赏与比较，以及他对石油战线作家散文创作的见解。
古耜的《美文之美》是一部不俗的散文评论集，融入了作者对于散文这一独特文体的深层理论思考。比如他提出：“精神的丰腴性、情感的真实性、意味的浓郁性和语言的艺术性，构成了散文文体的本质特征与基本内涵，而一切具备如此特征与内涵的文章，则都属于散文的范畴，或者说是散文的外延。”这就在时下争论不休的对散文本体与范畴的两种界说（一种是“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另一种是散文是“以第一人称写法和真实、自由笔墨，用来抒发感情、表现个性、裸露心灵的艺术性散体短文”）之外，提供了另一种较为公允的界说。
而贯穿古耜对“美文之美”鉴赏核心的是他对散文作者“心影”的追寻。在这部16万字的评论集中，没有为评论而评论的文字，古耜总是力图走进作者的内心深处，与之做心与心的交流，因而他读散文，往往能产生不羁的悟想，给人以启迪。他对近十年来散文界在反拨以往创作中的虚饰现象、呼唤自身文体个性时片面强调“向内转”和“表现自我”的状况提出批评，指出：“如此倾斜的文体选择反映到散文的形象世界里，便是过多地负载了闲情逸致、杯水风波或一己私语，而明显淡化、削弱甚至消解了其原本应有的丰赡的社会性、浓郁的生活性和鲜明的时代性。”这对当前散文的时弊无疑是一种针砭。作为一个冷静的研究者，作者在《美文之美》中表现出许多对散文创作的真切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读来有新人耳目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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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刊10周年座谈会召开
《文艺理论与批评》编委会与文化艺术出版社，近日在京召开了《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刊10周年座谈会。
10年来，《文艺理论与批评》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紧密联系新时期的文艺实践，在文艺理论界有广泛的影响，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和欢迎。与会同志认为，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在理论和学术上积极地开展讨论与争鸣，是《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一个显著特色，它对于活跃文艺批评，繁荣理论研究，给予了有益的影响和推动。（王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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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群众出版社召开建社40周年座谈会
公安部直属的国家级专业出版社群众出版社，以出版公安保卫工作的法律、法规、教材以及公安题材的文艺作品为主，建社40年来，出书3000多种，总印数达1．5亿多册。近年来该社有不少图书获得有关部门的奖励，其中《论邓小平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陈龙传》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该社主办的《啄木鸟》文艺期刊，推出了一大批作家新人。在近日举行的建社40周年座谈会上，公安部部长陶驷驹以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120多人参加了会议。任建新等领导同志题词祝贺。（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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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长篇小说《泡沫》研讨会举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最近推出长篇系列小说“金桨丛书”，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刘鸿的《泡沫》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小说直面现实经济改革的生活，描绘了海南房地产开发中市场竞争的激烈矛盾，对虚幻的泡沫经济掩盖下的金钱利欲与人生价值的冲突进行了揭示。（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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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部生动而深刻的信史
——读《毛泽东传（1893—1949）》
杨胜群
自从毛泽东以他巨大的身影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时候起，人们便越来越关切地注视着他，渴望了解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早在30年代中期，当中国工农红军因国民党的“围剿”而几乎与世隔绝的时候，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凭着他有限的但却是直接的了解，力图写出毛泽东这个中国南方农民的儿子是怎样成为“红色中国领袖”的。他所作的也许可以说是相当粗略的介绍，无论在中国或是在世界上，都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巨大的反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毛泽东逝世后这20年间，人们从来没有减少过对这个问题的关心程度。谁也无法否认毛泽东在20世纪中国所产生的巨大而深刻的作用和影响，是很少有人能同他相比拟的。但是，要评说他，首先得要了解他。在并不了解的情况下作出的种种论断，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此，人们一直期望有一部翔实可靠而有一定深度的毛泽东的信史问世。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中央文献研究室以金冲及为主编，经过几年的努力，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档案、手稿和会议记录为主要依据，参考同毛泽东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士的回忆资料，终于写出了长达75万字的《毛泽东传（1893—1949）》，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毛泽东传（1893—1949）》，写的是毛泽东从出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这一段的人生历程。写人物传记要写史，更要写人，要写出活生生的“这一个”人。这部传记的一个突出特点，就在于它写出了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独特人生经历和思想性格；写出了毛泽东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写出了毛泽东是怎样思考和处理中国革命过程中面对的一个又一个新问题，怎样解决一个又一个常人深感棘手的难题，从而引导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
这部传记将毛泽东放在一个普通农家子弟的历史起点上来客观地描述他的成长和成熟过程。毛泽东17岁才“出乡关”，与早期其他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比较起来，他接触外部世界和新知识、新思想也许要晚一些。但是，从书中我们看到，他虽和同时代许多人一样经过一段曲折后才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但他具有一种更执著、更实在、更富于理性的探索精神和在探索中勇敢地剖析和否定自我的精神。这就使得他能做成前人未能做成的事业，达到前人未能达到的高度；这也就使得当许多和他同时代的曾经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徘徊不前甚至步入歧路的时候，而他却一步步走向成熟，并带领更多人取得成功。
毛泽东刚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前后，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实际中来还处在混沌不清的阶段。毛泽东是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的过程中走向成熟的。这部传记以不少新挖掘的材料，细腻地阐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中国革命处于最危急的阶段，毛泽东为确立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所作的艰苦卓绝的探索和斗争，表现了他非凡的意志、胆略和智慧。大革命失败后，一些人纷纷去中心城市寻找出路，有的则躲进了“亭子间”；而毛泽东却明确表示他“不愿去上海住高楼大厦”。他要回到他熟悉的农村去，探寻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毅然抛弃了南昌起义时仍打过的“国民党左派”的旗帜，“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组织发动了湘赣边农民秋收暴动，随后率部队上井冈山，与朱德等一起创建了这块中国最重要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一而再的斗争实践中，他终于看清并把握住中国革命所处的客观社会历史条件，逐渐形成并提出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
开辟这条道路不容易，坚持这条道路更艰难。革命在农村发展本来就面对重重困难，而更大的困难却是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与破坏。在反对国民党重兵“围剿”的险恶环境中，毛泽东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辉煌胜利；但在同党内“左”倾错误领导的斗争中，他却遭受一再的打击，被排挤出领导层。书中描述了过去人们很少知道的他当时的那种艰难处境。但是，毛泽东在逆境中从来没有消极，更没有沉沦，而是利用不在实际领导岗位上的条件，去做他认为同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社会调查。他抓紧时间攻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他还利用这个机会耐心说服教育党和红军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团结和争取他们支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为遵义会议结束“左”倾错误领导，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创造了条件。从上井冈山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国革命风高浪急。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这部传记真实地将这一段历史，写得既沉郁跌宕，又熠熠生辉。
不少人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总是站在正确路线上，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关头和关键问题上，较早地提出自己独立的又是正确的见解？
这部传记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驻足岳麓书院讲堂横匾前，对上面题写的“实事求是”留下了深刻印象；20多年后，毛泽东把这四个字写下来，作为校训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这时这四个字已经具有了一种全新的含义。
毛泽东的一生是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的一生，也是不断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的一生。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注重探求事物的“大本大源”。在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后，这一特质和思想源头得到了升华和充分的发展。他对问题从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地去解决，而是力求抓住事物的本质，从中找出带普遍性的规律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并从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书中对理论问题的叙述和分析，由于紧扣住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具体实践，显得既深刻又生动，清晰地展示了毛泽东重要思想理论观点形成发展的脉络，也从一个重要侧面集中反映了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
由于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的先导，当一个新的局面特别是新的历史转折时刻正在到来或将要到来，而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时，毛泽东就能敏锐地看到，而且迅速地作出应该打出什么旗帜提出什么应对措施的抉择，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而避免在转折关头发生历史倒退的危险。统一战线问题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和中国历史进退的重要问题。这部传记将毛泽东如何认识和处理统一战线问题作为贯穿于全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来写。
这部传记没有把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当作天生的“救世主”或“完人”来写，而是把他放在一个个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努力反映客观的社会历史环境对他的影响。对于中国革命，毛泽东也不是一开始便什么都成竹在胸，而是顺应历史潮流，审时度势，吸取全党和群众的智慧，逐渐形成他的文韬武略。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对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他也不是都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他自己还说过，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在工作方式上有缺点，长征中他也指挥打过败仗。这部传记没有回避这些，而是一一作了客观的叙述和评价，从而保持了全书的历史真实性。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骄子，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身上集中了一个伟大民族和时代的精粹。这种境界，不是大家都能达到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人生经历和道路，得到程度不同的启示。因此可以说，这部传记是一部毛泽东的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