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
蓝盾之光
吕永岩 白煜章
本溪位于平顶山下，太子河畔。这座山城，过去人们瞩目的是这里的铁，这里的煤。可是近两年，人们谈论最多的竟是这里的警察。走在街上，偶然碰见一个什么人，你客气地打招呼说：“请问本溪哪个行业的人最好？”“公安，警察。”人们都这么说，不管是白领智者还是蓝领丽人，也不管是胸佩团徽的中学生还是腰携钱褡看自行车的老婆婆。
每个城市都有关于警察的传闻，每个城市都有对于警察的议论。警察可以是春雨，也可能是秋风；是盛夏，也可能是严冬……
同是这座山城，1992、1993两年的民意测评，警察的群众满意率仅为30％和40％，1994、1995两年一跃上升到78％和83％。警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由倒数第一变成了正数第一，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从最差到最佳，转机来自哪里呢？
事在人为。知情的人们说：转机在于决策的人，尤其是主要领导人。
1994年5月9日，本溪市公安干警刻骨铭心的一天。清晨上班的铃声刚刚响过，市局六楼会议室里就到齐了全局的副处长以上干部。没有人拖延时间，一切都临战一般的准时。敏感的人隐隐感觉到一种异常的气氛。
果然，新任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文喜朗声凛然地宣布：市局党委“打招呼”会议现在开会！
紧接着，李文喜一针见血，列举了各级领导中存在的分散主义、警令不通、政令不畅、软、懒、散、恋舞、贪酒、嗜赌、搞不正之风、闹无原则纠纷、违纪、违法等五方面的15种表现，同时郑重宣布：从现在起，谁砸公安机关的牌子，我们就砸谁的饭碗，绝不客气。
“动真格的。”人们似乎听过很多遍了。有人听麻木了，干脆，台上你讲你的，台下我干我的。你有三寸哗众之舌，我有一定应对之规。
上午11时40分会议结束，下午1时30分，李文喜就接到一个神秘的举报电话。
“我是群众，你们干警赌博，你管不管？”
“我们上午刚开过会，干警违法乱纪，当然要管。你说在什么地方？”李文喜斩钉截铁。
“在天桥酒店，三个干警，其中还有明山分局的副局长。”
这是一个考验。其实不仅仅是举报的人，还有更多的人眼睛在盯着李文喜，盯着局党委一班人。招呼打过了，有不听招呼的人，怎么办？
李文喜毫不犹豫，他马上找来局纪检负责人林启良。
“老林，你支持一下。”李文喜说，“有人举报，有干警赌博，在天桥酒店，你带人去”。
这是一位年近60的局党组成员，他听了李文喜的话，知道这个任务不同寻常，于是说：“能不能叫治安大队长来一下？”
李文喜又叫来治安大队长冯贵鹏，这也是一位年近60岁的老警官。
十几分钟后，山城群众目睹了一场罕见的举动：警车呼啸，瞬间包围了位于市中心的天桥酒店。警车里鱼贯跃出的警察，警衔一个比一个高。什么案子，出动这么多高级警察？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警察抓出来的居然也是警察。
警察抓警察，简直是一大景观。山城被轰动了。
趁热打铁，当即审问，铁证如山，参赌干警无从狡辩。消息很快传出，意想不到的人、意想不到的电话都来说情。也难怪，三名干警，唯一一名不挂长的也是市一级领导干部子弟。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这似乎是中国的古训。李文喜简直是抱了三只大刺猬。
说情风称不上飓，但至少也有八九级。那架势一点不比北大荒的“大烟炮”来得轻松。李文喜没动摇。李文喜第一不愿腐败，第二不想无能。腐败与无能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这对孪生兄弟与李文喜无缘。李文喜当一天局长，就得为党、为人民负起一天的责任。
三天查清问题，第四天，市公安局党委在市政府礼堂召开全局干警大会。处理警察，以往的惯例是只限于内部。据说这是为了维护警察的整体形象。李文喜和党委一班人不这么看。人心是秤。好影响和坏影响都是自己做出来的，不是别人说出来的。做得好自然用不着捂着盖着；做得不好，想捂也捂不住，相反，越捂影响越坏。所以李文喜指示有关部门专门请来报纸、电台的新闻记者，要对丑行来一个公开曝光。大会宣布给予三名参与赌博的违纪干警以免除职务、留党察看、留警察看并每人罚款3000元的处分。会议情况可以广播，可以见报。
“一枪打仨眼。”处理得是比较重的。李文喜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这么处理不行。警察赌博有许多都与受贿联系在一起。有人有求于警察，直接送钱太明显，于是就采取打麻将的方式，故意点炮，让你赢。所以这条道非堵死不可。我们提出把麻将从公安机关清出去，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另外还有高消费，灯红酒绿。警察哪来那么多钱？高级酒店、桑拿什么的，有几个是花工资的？所以这条道也得堵死。”
后来有人把这次大会称为本溪市的“5·13”强震。这次震动几乎家喻户晓。但事实证明，这种震不但没有把公安局的整体形象震低了，相反却震高了。本溪人民从这次强震中看到了正义的力量，看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力量。
金子不会被人“舆论”成铁。能被人“舆论”成铁的绝不是金子。
“5·13”是一个开端。李文喜和党委一班人知道从严治警是篇大文章，也是一篇长文章，后面该作的还有很多。
尤其是不能光靠“打招呼”，更要靠制度。于是在李文喜与党委一班人的亲自参与下，《公安干警十条禁令》、砸不合格警察饭碗的“八条局规”相继出台了。不仅如此，局党委还瞄准了执法上的腐败，决心向其开刀。
“执法上的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市局副局长杨锡国如是说。
有罪的，只要钱花到位，就可以变成无罪。这不是虚拟的神话，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案犯刘宝珍，因吸毒、贩毒，理所当然地被刑警队依法逮捕了。可是一个月以后，平山分局竟然将其大大方方地释放了。理由呢？精神分裂，无责任能力。
显然，这是花钱买来的所谓“精神病”。这种执法违法的行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愤怒。很快，群众的举报信飞抵检察院。市局得知消息，立即组成专案组，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为了防止案犯脱逃，市局决定先将刘宝珍重新拘留待审。
有些问题查起来并不难，难的是有人不想认真去查。领导下了决心，搞鬼的人麒麟皮下很快就露出了马脚。
这是预审人员受贿从而对虚假的精神病鉴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搞的“跑、冒、滴、漏”。
结果，案犯还没锒铛入狱，受贿的办案人员先得到了严肃处理。受贿8000元的平山分局预审处的王琼被追究刑事责任，两名分别受贿4500元和3500元的干警被开除党籍和留党察看并给予记大过处分。案犯经重新作精神病鉴定，被证实有责任能力，从而被判处入狱。紧接着，市局对上一年释放的53名精神病案犯逐个进行重新审核，发现其中有35人手续不全。为了纠正执法上的腐败行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市局领导决定，拨出20万元办案经费，专门从北京大医院请来精神病专家，对有疑点的12名案犯重新进行精神病鉴定，结果有11人与原结论不符，其中8人精神完全正常。
多么严酷的现实啊！
为了堵塞漏洞，防止执法中的腐败现象再度发生，市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新举措：如理顺办案秩序，收回企业保卫部门的预审权，将全市原来的8个有权放人的闸门统一收归市局法制处；建立人犯处理上的多层监督管理和追踪复查制度及错案追究制度。贪赃枉法，当时败露，轻的要被砸饭碗，重的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当时没有败露，过后还要复查，一经查出，仍然要被严办。让干坏事的人永远不得安宁，谁干坏事，谁就早晚是病。执行这些制度，本溪市公安局最多一年查处干警违法违纪案件达40起，辞退干警17人，开除留用3人，党、政纪处分35人，追究刑事责任和依法处理23人。
“警察查处警察”的景观不是演示一下就完事了。与制度相配套，本溪市公安局还设置了督察部和警务督察大队。这是一支内部执法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李文喜每天上班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督察部明察暗访写出的《察访纪实》，从严治警成了李文喜每天都要过问的重要工作。有人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对此，李文喜和党委一班人主持制定了警务督察扣分标准70条。这70条囊括了干警的服务态度、警容风纪、秉公执法、内外礼节等10个方面，昔日难管的“空白地段”，如今也有了警戒线。督察队每天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四处检查，发现问题即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白、黄、红三色卡片登记警告。按规定：白卡一次扣分幅度为1—10分；黄卡一次扣分幅度为11—30分；红卡一次扣分幅度为31—60分。干警一年内累计被扣10分的，市局予以点名通报批评；达到30分的，离岗进行一周的教育训练；达到60分的，列为不适应人员进行待岗培训，培训后进行6个月的试岗，合格者录用，不合格的予以辞退。
“八条局规”、“十条禁令”、“七十条扣分标准”被本溪干警称为“八条高压线”、“十条电网”、“七十个雷区”。
有不肯真管的官，没有真管不住的事。两名科级干警发现另外两名干警参与赌博没有报告，市局发现后，不仅处理了赌博的干警，而且处分了知情不举的两名科级干警。这样一来，知情不举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违纪违法，四处都有眼睛盯着，想蒙混过关可不那么容易了。
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
发明家的“四乐”
恽辛才 田新舟
不久前，一位上海人对深圳市政协副主席汪斌说：“你们深圳有两位名人是阿拉上海人：一个叫祝希娟，一个叫邹德骏。”
邹德骏是发明家。他是以其发明名播遐迩的，他的发明得过世界杯大奖和国际发明金奖。令我感兴趣的除了他的发明，还有他的生活态度——
领完工资回到家里，他掏出几枚硬币对妻子说：“我这个月的工资就只剩这么多了……”
那年他应邀到武汉举办技术讲座和现场切削表演，推广他发明的高效工夹具。讲完课走出研究所大门，他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位痛哭流涕的小伙子。小伙子是从农村来上大学的，还未走进大学校门，身上带来的1000多元钱就让小偷给扒了。
邹德骏将小伙子拉到一旁，掏出刚领到的800元讲学费，又凑上身上带的所有的钱，递到小伙子手上，说：“小兄弟，别着急，把这些拿着。”小伙子感激涕零跪下谢恩，硬要求他把姓名地址留下，好以后挣钱还他。他说：“算了，希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多做好事，为国争光。”
邹德骏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见死不救的新闻？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为什么竟然会有人不愿意做？
又一次，他领了工资，在乘中巴上班的途中，听到深圳南山小学一位从农村来的女学生患了肾炎要换肾，许多人正在捐款抢救她。告诉他这条消息的人就是去捐钱的。邹德骏掏出刚领到的工资，只留下一些零钱，都交给那人：“帮我送给那位小朋友。”回到家里，他掏出剩下的几枚硬币交给妻子，嗫嚅着说：“我与你商量一件事，这个月的工资我捐给一位患重病的小朋友了，就剩下这么点了。”这个月，他们家的生活费只有妻子的一点点工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发明家邹德骏就是发明不出钱来。
1992年6月，他应内蒙古总工会职工技协之邀，到呼和浩特推广传播他在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获国际发明金奖的高效工夹具，一位叫王苏平的记者采访了他，在《五月风》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超人邹德骏》的通讯。事后，内蒙古著名劳动模范冯万增写信告诉他：“王苏平患了癌症，最多只能在世上活三个月了，但他还是以坚强的毅力和意志报道了你的事迹，希望你写封信安慰他。”接到这封信后，邹德骏立即与妻子商量好，从并不宽裕的手中挤出1000元，用电汇捐赠给了王苏平，并连夜写了封长信，用自己当年病危时如何战胜病魔的经历现身说法，鼓励王以坚强的意志与疾病作必胜的斗争。奇迹出现了，王苏平康复了！“获悉王苏平康复的消息时，你不知道我有多快乐。”他说。
今年4月，他和市政协副主席汪斌去了一趟井冈山，看到老区的一些企业由于技术滞后效益不好，他把他的5项发明和200本专著无偿捐了出来，井冈山人知道发明家的发明来之不易，再三表示要给他“回报”，他左说右说，只是抱定：“帮助革命老区，我分文不取。”
妻子问：“这肉怎么有焦味？”他说：“有焦味更香哩！”
邹德骏说：事业中的乐趣是无穷的。
他发明出高效工夹具后，安徽科技出版社请他把发明写成书。调休时，他买了10个大面包，一筐西瓜，来到一个小岛上的招待所，对服务员说：“请你把我房间的门从外面反锁上，过7天后给我开门。”7天后，服务员打开锁进门一看，邹德骏头发乱乱的，眼圈黑黑的，一见他，眉飞色舞，高兴得跳了起来：“我的书写成了！”这7天里，他饿了啃面包，渴了吃西瓜，西瓜吃完了喝自来水。《高效工夹具》一书就这样写成了。
高效工夹具的高效令许多人啧啧称奇。1985年他第一次去英国，在伦敦参观英国的机床。他围着机床看看后问：“你们加工这零件要多少时间？”“20分钟。”“我只要一分钟。”邹德骏说。英国专家一惊，“不，不可能。”“我加工给你们看。”“你开过我们的机床？”“没有，不过刚才看了你们工人的操作，我已学会了。”果然，邹德骏不仅开动了英国机床，而且装上他发明的工夹具，加工出那种零件来刚好只要一分钟。一位英国专家连翘大拇指说：“你不仅能发明，还能开我们英国的机器，你不是一般的聪明，而是超聪明的聪明，是位超聪明的中国人。”
1987年邹德骏出访美国，他带去的8项发明成果轰动了美利坚。一位美国专家愿出1万美金要他揭开发明秘诀，他都没让打开，后来把他们领到五星红旗下，才让美国电视台拍摄了外观的示范操作表演。
1989年在泰国，他对人家说，把你们最差的机床拿出来，装上我的工夹具，就能加工出最精密的零件。他在一台旧机床上摆弄了一会儿，用他的只卖20美元的工夹具，加工出了要用1万多美元的机床才能加工出的高光洁度零件。泰国人说：“你简直是魔术师。”
邹德骏上学只上到初中一年级。1942年，他出生在上海，3岁时母亲撒手人寰，8岁时又失去了父亲的抚养，外婆、哥哥和亲朋好友把他养大。1958年他到安徽淮南机床厂当学徒，一般学徒要3年才能学成的技术，他只用半年就全学会了，厂里提前两年半让他满师。
1982年他还是一名工人，中国科技大学把他作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重要科技人员调进科大，并把他由工人破格晋升为工程师。1988年，他来到深圳，1992年他又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那天，他妻子下了大夜班在家睡觉，他特意买了肉给她补身子，把肉炖上煤炉后，想起他的新发明还有最后两个问题未能解决，于是反锁上门，钻进他的实验室里去了，心想顶多1小时就回来。不知不觉间，3小时过去了，发明成功了，他一高兴，喊了出来：“成了！成了！”怎么？外面也有人喊？大家也在为我高兴呢！不对，他们怎么喊冒烟了？我的发明才不会冒烟哩！“邹德骏，你家里冒烟了！”糟了，炉子上的肉！
奔回家，踢开门，一看，炉子边的油毛毡已经着火，满屋浓烟。妻子睡得很沉，还未醒。他扔掉一锅肉炭，借钱又买回肉，重新炖上。吃饭时，妻子问：“这肉怎么有焦味？”他嘿嘿一笑说：“有焦味更香呢！”
14元买的一张旧床，他从上海搬到安徽，修修补补一年又一年，一睡就是18年
“那么多发明，那么多专利，邹德骏肯定发了！”许多人这样想，这么说。
他苦笑。他的发明确实给他带来过财富，但他都以不同形式捐出去了。1984年他第一次获得专利转让费6万元，捐给了中国科大，科大对他有知遇之恩，让他以一个工人的身份参加国家重点项目的攻关；捐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是上海少年宫教会了他许多技能；捐给希望工程，捐给素昧平生的有困难的人……
他说，古人说得好，知足常乐，人不知足哪会有快乐的时候？
他曾长时期用自行车载着妻儿上下班，妻抱着儿子在后座上，轻车熟路，他脑子里想着他的发明，脚下悠悠地踩着。怎么路旁那么多人在笑？车子怎么踩起来这么轻？他扭头一看，后面200米外，妻跌坐在马路中间，裹在襁褓中的儿子在一位好心阿婆的怀里哭闹着。路人告诉他，刚才一辆自行车跟你相向而行，把你妻儿刮掉了。你这家伙居然不知道。妻子从地上爬起来，没有责骂他的粗心，她知道他脑子里正想着他的发明。
家有贤妻，能不乐吗？他说。
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悲观过。
1959年，他17岁，发明了一种高速切削梯形丝杠操作方法。12月25日，他为十几家工厂来取经的代表做操作表演，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之后，在清理铁屑时，他人一晕，头一低，左臂给机器上工件卷了进去。先后在几家医院治疗一年多，做了6次手术。医生问他：“你是要手还是要命？”动员他做截肢手术。他说我命也要手也要。没手了我怎么搞发明？于是他出院去寻名医求良药。在上海静安区中心医院，他寻到一位名医——骨科主任宣蛰人。宣大夫为他做了骨头移植手术，成功了，他保住了命，留下了手。两年多的住院求医，使他欠了6000多元债。那年头，6000元可是一笔巨债，他的月薪只有38元，每月发工资时，他先扣下25元还债，然后吃咸菜、萝卜干，捡菜帮子。苦是苦，但他不急，他相信自己将来能以勤劳的双手致富脱贫。12年后，他还清了这笔债。
他家里有一张双人床，是结婚后买的旧床，花了14元，他从上海搬到安徽，修修补补一年又一年，一直睡了18年。睡在那张床上，我没感到不舒服，他说。
说着说着，他拿出口琴奏出一曲《梁祝》，又用笛子吹出一曲《喜洋洋》，还用剪刀剪出一个大蝴蝶
那天，邹德骏正跟我们说着，他突然问，想不想听《梁祝》？我给吹一曲。他掏出口琴吹起来，一会儿悠扬，一会儿雄壮，能吹出小提琴音，吹出分解和音，三度和音，五度和音，八度和音。他把一只搪瓷大茶杯扣在口琴上，音量大增，如同一只大音箱。
他拿出箫，说，我给吹一曲幽怨的。那是《家》中觉新吹的《病中吟》，如泣如诉。烦恼的时候吹这个，烦恼就会烟消云散，他说。
他又取出笛子，来一曲喜气一点的《喜洋洋》。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了喜事。那支笛子是他小时候在外婆家自己做的，已经跟了他40多年。吹完，他拿起一把剪刀，找出一张废复印纸，折了几下，不看任何图案，不到一分钟，三下两下剪出了一个大蝴蝶。他又拿出他的钥匙串，加上两个金属零件，在手中轮番抛起来。
他会的东西太多了。他跳绳跳三飞，得过上海市跳绳冠军，抛蛋抛三只，鼻子上可以立一支箫，下象棋可以跟三四个对手下盲棋，得过中国科技大学的象棋冠军，也得过乒乓球冠军，他当过乐队指挥，全国第一个技巧冠军张以鸿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游泳他游过长江、黄河、黄浦江、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英吉利海峡，早晨起床后，他常常要弹一会儿钢琴，打一会儿太极拳……
1992年5月9日下午，巴黎。在第八十三届国际发明展览会的领奖台上，邹德骏用他的口琴吹了一曲《梁祝》，又一曲《我是一个兵》，台下的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们听得如痴如醉。国际评委会主席说：“自当评委以来，只这一次给这位会吹口琴的中国发明家打过满分。”
邹德骏有时去外面作报告，讲到激动处，他会表演个技巧动作，将两只手撑在讲台上，使整个身体撑起后与讲台平行，这叫四平顶。这时台下往往掌声雷动。他说：“我这条动了7次手术的胳膊还能承受我130多斤体重，是人民给的，我要为人民更多地创造财富。”
虽然他已年过半百，但额头上一点皱纹也没有，看上去像40岁还不到。他上楼梯是一步两级窜上去的。他爬山时像个小伙子。那些专门研究长生不老的人啊，真该找发明家多谈谈。他爱好文娱、体育、音乐。他热爱大自然。他性情开朗乐观。碰到天大的困难，他总是有决心去克服去战胜。他身体灵活，生活充实。
他做人的四乐，就是他留驻青春的重要原因吧。
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绿丹兰杯征文
忆彭总长征途中二三事
孙毅口述仝玉林整理
遵义会议之后，我由国家政治保卫团参谋长调到红三军团担任教育科长，天天同彭德怀军团长在一起。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红三军团长征到达大渡河安顺场。为了火速抢占距安顺场一百六十公里的泸定桥，部队采取了急行军。
行军途中，我口渴得难受，突然有人喊：“嘿，那不是杏树吗？”抬头一看，不远处山坡上果然有几棵野杏树，发黄的杏子压弯了枝头。
我跑上前去，摘了一把杏子，边走边吃，半生不熟的杏子吃到嘴里，又涩又酸，我又跑到河边喝了几口水。
当晚夜行军，我的肚子突然疼痛难忍，接着拉起了痢疾。第二天，病情加重，浑身无力，两腿迈不开步，掉队了。
彭军团长一天没有看见我，放心不下，对作战科长李天佑说：“胡子可能掉队了，你找个牲口去接他一段。”
我正拄着棍子摇摇晃晃地走着，一抬头，看见李天佑牵着两头骡子站在路旁，心中纳闷，说：“天佑，你在这里做什么？”李天佑回答：“军团长叫我来接你。这是通信主任的骡子，只能叫你骑半天。”
我骑上骡子，走了大约四十里路。第三天，过了泸定桥，终于赶上了大部队。彭军团长见到我，关切地问：“胡子，怎么掉队啦？”
我说：“军团长，我闹痢疾，一天一夜拉了几十次。”
军团长又问：“好了没有？”我说：“没有。”
说话间，彭军团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药瓶，说：“这是治痢疾的，给你六粒，分三次吃，现在就吃一次。”
六粒药丸服下之后，便止住了痢疾。
六月上旬，我们红三军团来到夹金山脚下。这是红军长征以来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主峰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
六月十四日，天气晴朗，我们红三军团的官兵要在这一天翻越夹金山。彭军团长一早就来到山脚下，他细心地检查指战员们的行装，并指示部队：“原地休息吃饭，九时开始登山！”
当时，军团部不少人蹲在地上吃饭，彭军团长看见我低着头，什么也没吃，便走到我的身边问道：“胡子，人家都在吃东西，你为什么不吃？”
“军团长，因为我手笨，不会做干粮，只带了点炒面。”我低着头惭愧地回答。
“乱弹琴，不吃干粮怎么过雪山呢？”彭军团长脸色一沉，批评我。接着，他从自己挎包里掏出五六个青稞面做的圆团子，塞到我手里，笑着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见一面分一半嘛！”
我十分感激地接过军团长给的干粮。
在雪山上，我拄着棍子，和战友们手拉手，互勉前进，顽强地同风雪作斗争，终于翻过了雪山。
八月初，红三军团从毛儿盖地区出发，进入草地，向班佑、巴西前进。过草地的第五天，部队断炊了。由于饥饿，指战员们走起路来直打晃，有的红军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有的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
彭军团长看见饿死的战士，心如刀割。我去汇报情况，看见军团长蹲在地上，紧皱双眉，苦苦思索着给大家解决饥饿的办法。突然，他站起身来对身边的警卫员说：“你去把饲养员找来。”饲养员很快来了。军团长问：“还有几匹牲口？”饲养员回答：“连你那匹黑骡子在内，还有六匹。”
军团长手一挥，命令道：“全部杀掉。”
老饲养员急了。问：“为什么全杀掉，你不出草地了吗？起码你那匹骡子不能杀呀！”
彭军团长心平气和地说：“我也舍不得咯，现在救人比什么都重要，只有杀了全部牲口吃肉，才能坚持几天，走出草地。你们能走，我也同样能走啊！”
牲口杀掉后，军团部只留下了一些杂碎，肉却全部留给了后面的部队。这些肉，不知救了多少红军战士的命。
（整理者单位：解放军总参谋部）
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
敬告读者
本报举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绿丹兰》杯征文活动，开展至今已经三个多月了。这次征文得到全国广大读者的支持，特别是许多红军老战士、老将军，或亲自动笔，或请人代笔，撰写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章，这里特向他们以及广大作者表示深切的谢意。
这次征文共收到各地读者来稿一千多篇，我们已选发了三十篇。还有一些文章，内容很好，但由于征文时间和篇数所限，就不准备再发表了。我们将组成征文评委会，从已刊登的文章中评出一、二、三等若干篇，并给予奖励。评奖结果将于十一月中旬公布。
人民日报文艺部
广州绿丹兰集团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