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书评)
专栏：
推荐一本好书《忆夏公》
——致本书主编的信
陈荒煤王蒙、袁鹰同志：
医院正准备进行最后一次治疗，我无法参加《忆夏公》的首发座谈会，感到非常非常遗憾！
有你们二位主编，特别是袁鹰全力以赴参加了具体编辑工作，再加上周明等同志的积极组织出版工作，使得《忆夏公》这本50万字的文集能够如此迅速出版，我谨向你们致以最真挚的感谢！
我也借此机会向文艺界等各方面的朋友们积极支持、写稿致以真诚的感谢！
医生反复告我，精神不宜紧张，尤忌心情激动，不要多看书与写作。我住院10个多月，多次想写点回忆夏公的文章终于没有写成。可是我却终于读毕《忆夏公》，还常常热泪盈眶地反复读了一些生动感人的回忆夏公生平某些经历的篇章。
总之，这本文集以真挚的情感回顾了夏公一生的为人为文。在各个革命时期，在各种艰辛的环境下，始终服从党的需要和分配，从事各种文艺工作、新闻工作、统战工作。他在各种岗位上，总是努力钻研业务，艰苦探索，饱经坎坷，奋斗不已。他在工作中，总是满腔热情地扶植、培养青年一代，平等待人，饱经坎坷，任劳任怨。即使经过“文革”惨酷的摧残，腿断身残，他仍然宣称“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我对祖国，对人民，对全人类的解放还是抱着坚定的信心。”（《懒寻旧梦录》结束语）夏公这种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品德，实在是我们几代人，特别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青年文艺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我衷心期望同志们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好书。
（《忆夏公》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第12版(书评)
专栏：
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与交融
屈思
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韩国）、波斯等国，都涌现出一大批文学理论家，创立了迥异于西方的文学理论体系，它们不仅如灿烂星辰般照亮了东方文艺发展的道路，构筑了东方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文化，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东方文论的价值却长期被西方，甚至被东方学者所忽视。仅以中国而言，西方文论选和西方文论史几可汗牛充栋，而人们却找不到一本东方文论选。与此相映成趣的现象是，一般的理论工作者或普通的大学生，说起古希腊罗马的文学理论可以头头是道，说起汉魏六朝文论则反而显得相对隔膜，难以与自己的艺术和人生体验沟通，仿佛如雾里看花；至于提到“东方”，则完全不知所以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自然会产生东方文论天生不如西方文论的感觉和观点；我们虽然也可以大谈“东西方对话”，然而我们的“东方”这一概念，内容其实是很空洞的。曹顺庆主编的《东方文论选》的问世，在消除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帮助人们了解东方文学理论方面，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东方文论选》选译了印度、阿拉伯、波斯、日本、朝鲜等国的文学理论共约100余种（篇），其中绝大部分是第一次译为汉语，译者多是术业有专工的海内外学者。全书按国别成编，各编都有一篇对该国文论特征及发展的概述，对收入的每篇文章的作者生平、论著及其文论基本思想，也都有精要的简介。在编译者对“客观、全面地反映东方文论面貌”这一编译目标的孜孜追求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学界同仁主动迎接世界文化转型的积极姿态，看到了他们探索东方文化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有益尝试。这是他们促进东西方文论对话与交融、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一份厚重的献礼。
《东方文论选》以客观、翔实的材料，展示了东方文学理论的风姿，让人切实地感受到了东方文化和东方文论的博大和深邃。它向那些盲目轻视东方文论的人显示：不同的文化各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构成人类精神的整体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机制，而不是任何一种文化的霸权。从这部《东方文论选》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在18世纪以前的近2000年的漫长历史中，东西方文论一直是平分秋色，交相辉映的，在某些阶段，东方文论甚至大大超过了西方的发展水平。
（《东方文论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12版(书评)
专栏：
展楚骚风采 撷诗苑英华
盛广智
《诗经》和楚辞向来被奉为诗坛经典，它们犹如辉映千古的巨星，向世人展示着永恒的艺术魅力。作为华夏先民精神活动的产品，《诗经》主要反映了黄河中游一带中原文化的特点，昭示着一种实践理性精神，而楚辞则闪烁着江汉巫文化所孕育的独特的浪漫色彩。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以或朴野或瑰丽的形制积淀了有关古代社会的大量神秘信息，描绘着人类社会演进的轨迹，显露着炎黄子孙的先人们的文化心理的初始形态。因而，一部好的“诗骚”读本，应当不仅把《诗经》与楚辞作品当作优秀诗篇来含英咀华地鉴赏，还应当科学地阐释这些作品所包含的深层文化意义，以及它们作为人类童年时期的智慧结晶与精神标本所保留的原始图腾、原始宗教等各种观念。余冠英、韦凤娟主编的《诗经与楚辞精品》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大系”洋洋十卷大书的首卷，以选篇丰赡、题解精当、注释简赅、译文准确为特点，足可在较高的文化品位上满足读者的要求。
《诗经与楚辞精品》选录了《诗经》中的“风”诗145首，“雅”诗87首，“颂”诗16首，计248首；选录了屈原、宋玉等诗人的楚辞作品26篇。可以说，《诗经》和楚辞的绝大部分篇章已包容其中。《诗经与楚辞精品》一书的“导论”中说：“整部《诗经》呈现的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经验感情世界，表现芸芸众生的生活图景和感情体验是它的基本内容。”基于这种认识，该书《诗经》部分的选篇于国风、小雅较为侧重，力求反映出《诗经》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于大雅及“三颂”，则选录那些有代表性的篇目，力求展示先民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结构以及他们发祥、发展、创业、建国的艰苦历程。
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把我国古典诗歌带入了继《诗经》之后的第二个重要发展时期。产生于战国后期（公元前四世纪前后）的“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人黄伯思语）的楚辞，是“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的楚国特有民风所孕育出的诗苑奇葩。《诗经与楚辞精品》一书的楚辞部分紧紧把握这一特点，在每一篇作品的“题解”与“注释”中，尽力阐扬原始巫术、神话传统与独特的民情风俗的深刻影响，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与《诗经》作品迥然有别的内容，从而正确地揭示出屈原的形象思维的方式与艺术创作的个性。
一部理想的“精品”注本，不仅选篇得当，且应有为读者“导读”，引读者渐入佳境的有效手段。《诗经与楚辞精品》为每篇作品所作的“题解”、“注释”与“译文”可谓导读之津梁。该书主编既不囿于成说，又不故作标新，而是广取前人精华，博采众家之长，力求准确地还诗骚以本来面目。
第12版(书评)
专栏：
伟人书斋里的文化遗产
张斯民
真正的伟人，对历史的影响决非一时一代，也不仅仅在一个方面。他们逝世后，仍然以其无穷的魅力和深邃的思想影响着身后的世界。在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显然就是这样的伟人。他的形象风采是多侧面的，他是天才的军事家，是占人类1／5人口的大国领袖，是独步20世纪旧体诗坛的巨子，还是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思想家。同时，他还是20世纪最喜欢读书而且读书最多的伟人。
读书是毛泽东不可须臾或缺的工作和生活内容。他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读书心得。但凡有常识的研究者都意识到，这些东西对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有特殊价值。我们从那些有感而发直抒胸臆的札记、眉批、旁注和写进他的辉煌论著的关于各种书籍的引用和评论，以及各种场合关于读书的谈话中，不仅可以考察毛泽东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窥知毛泽东的个性和情感世界，还可能发现某些尚未形成系统的或稍纵即逝的思想探索火花。可以说，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也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位伟人留下的一笔难得的思维素材和文化遗产。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首先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探索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和他阅读和发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批判继承中西方思想文化遗产，分析研究和回答20世纪以来各种理论思潮的挑战，是分不开的。
产生这些想法，是因为读到一套洋洋130万字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多年来，随着毛泽东热的波浪起伏，有关毛泽东的各种著述出版了不少。涉及这位伟人读书生活的，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李锐）等。而这部《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的鲜明特色在于，认真吸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广泛而严肃地选取归纳、客观科学地解析考证。作者把毛泽东一生散见各处的读书笔记和有关谈话，分条结为早期篇、政治篇、军事篇、经济篇、哲学篇、历史篇、文学篇7个部分，时间跨度从毛泽东8岁发蒙入私塾到他临终前的读书情况，比较全面而系统地展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书斋里的毛泽东形象”。每个条目先是一段毛泽东所读书目（文章）的原文摘引，接着是毛泽东针对这本书或这段原文的笔记、批示或谈话，最后是作者的述评解析。解析是全书中篇幅最多也最见功力的内容。读者可从中了解毛泽东读这些书的背景和相关的文献材料，还一并知晓了毛泽东读书笔记所涉及的历史掌故、文献及人物概况，作者精到平实的评论，则往往给读者留下细心体会的空间。
毛泽东一生读书广博且见识精深，研究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也就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作者的知识也须博而专，还要熟悉毛泽东本人的生平业绩、思想脉络和情感心境，这样，解析起来才不会有“隔”的感觉，更不会让人觉得是班门弄斧。主编并主要执笔的陈晋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前几年他出版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等书在学术界颇有声誉。他所具备的文化研究和毛泽东研究的双重知识结构，无疑有利于这本《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既贴近毛泽东，又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诸如，书中评析毛泽东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水浒传》、《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鲁迅全集》以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二十四史等，都不满足于交待过程，而是作了大量的理论分析。
从这些评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一生读书生活的鲜明特点：
一、读有的文史书籍，确纯是他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但更多的情况下，他总是结合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来择书而读。如中央苏区时期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初到陕北为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读大量马列著述，延安整风亲自圈定22种文章和书籍，进城前读《甲申三百年祭》，为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等。
二、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形式上是个人化的选择，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他在会议上经常开列出一些书目让干部们读，多少已成为他的一种工作方法。他的倡导读书，也就多少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相当一段时期的思想探索轨迹。
三、读书人和革命家、政治家的双重情怀，使毛泽东一方面有“我注六经”的素养训练和求是的学术精神，同时又有“六经注我”的现实的敏锐眼光和超越气魄。于是，在书中常常能见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能的感慨和见识。
今天来看，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当然有他的个人色彩和时代色彩，但他的读书精神和结合实际的读书方法，却是值得我们今天的读者学习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12版(书评)
专栏：出版社荐书
出版社荐书
《汉唐文化史》（熊铁基著）：该书以准确、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分综论和分论两部分，从宏观到微观对自汉至唐这一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阐述了汉唐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和规律；论证了汉唐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全面完成从制度文化的建设到精神文化的发展，确定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及精神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地位。
《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李春棠等著）：丛书包括《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探讨了我国从唐至清各代城市生活及其流变的历史。中国城市在千余年的发展中，由于各种历史的力量相互冲撞碰击，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变化。本丛书围绕这个主题，描写了这些朝代城市的经济、文化、民俗以及政治等各个领域，展现了一幅连缀的城市生活长卷。
《帛书周易校释》（邓球柏著）：本书集古今研究《周易》的成果，对1973年随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进行了全面的校勘、注解和白话文翻译。内容包括经文和古佚书两大部分。对经文部分中的1000多个字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古佚书包括《二三子》、《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等六篇，对古佚书的校勘和注解，作者也多有见地。
（以上图书由湖南出版社出版）
第12版(书评)
专栏：
英雄的史诗
王松
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毛泽东主席在评价长征时曾这样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的确，历经千难万险、千辛万苦的红军长征使中国革命的火种得以广泛燎原，它是中国军事史、战史的重要里程碑，它所表现出的长征精神更是光照后人的精神宝库。
尽管60年来，反映举世瞩目的红军长征的图书相继有100余种问世，并且都受到高度评价，特别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和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出版后更是在许多国家引起轰动，而专门研究长征的著作还没有。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题写书名并题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辽宁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的《红军长征史》一书不仅是新时期深入研究长征历史，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成果，而且填补了一项历史研究著作出版的空白，它是研究长征的专门史、正史、信史。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第五次疯狂“围剿”而被迫进行的军事行动；是在排除“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危害，并从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后，才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并逐步取得胜利，为中国革命打下坚实基础的历史转折；是在克服种种恶劣自然环境的阻隔困厄，冲破国民党数十万军队围追堵截的英雄壮举。《红军长征史》就是以红军长征的历史进程为线索，融红军长征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为一体的国内第一部全面反映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历程和革命精神的力作。
《红军长征史》准确、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拘泥于现有的结论，并吸纳了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针对过去的一些提法作了修正，对李德、博古、夏曦、陈昌浩等人的分析清晰而且客观公正；不回避长征中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等问题展开的错综复杂的党内矛盾和斗争，并力图通过典型战例的描述与分析，使读者得到明确的认识，从而加深对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深入理解。
作为历史著作，《红军长征史》没有仅仅局限于历史事实的客观描述、学术观点的最新阐释，而且通过材料的鲜活饱满、文字的生动流畅，增强史书的可读性，很好地把握了普及与提高、通俗与学术并重的原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军长征史》也是中共党史研究成果通俗化的有益尝试。书中引用大量当时的报道、文章、书信、日记、诗词、回忆等生动史料和珍贵的历史照片，刻画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高层领导运筹帷幄、身先士卒的领袖才能和高大形象，以及骁勇善战、勇于献身的红军官兵和人民百姓鱼水情深、唇齿相依的动人事迹和博大情怀，揭示出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协作配合、团结友爱的高尚主题。同时，书中运用一定的笔墨描写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阀的部署和行动，更加衬托红军的英勇和机智。
《红军长征史》对红军长征中表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阐释，使这部史书的出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书中通过“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等英雄事迹的描述和英雄人物的小传，透射出艰苦奋斗、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思想境界。这种崇高的精神支柱不也正是我们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所迫切呼唤和需要的吗？这样一种蕴涵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精髓的历史著作不仅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军事史、中国战史提供难得的素材，也无疑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一本生动的历史教材。（《红军长征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12版(书评)
专栏：书话人语
“好书主义”
叶于
据说，文艺界曾有“好作品主义”的说法，是指作家要拿出对得起社会、对得起自己名声的精品佳作。尽管这个说法有些歧议，没有流传开去，但提倡优秀、推出精品的出发点是好的，对提高文艺创作质量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这里引申来说，出版界也应当提倡“好书主义”。好书，是相对于坏书、差书而言的。所谓好，就是在思想内容上，健康清洁，在装帧形式上庄重大方，是启人心智、陶冶和愉悦感情的书籍。其实，这只是出版物的最基本的要求，出版社只要用心是不难办到的。问题是，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现在的图书市场相当地不规范，虽然好书、精品层出不穷，但是某些格调低下、粗制滥造、庸俗无聊，甚至思想倾向偏差的图书，也时有所见，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提倡“写好书，出好书，卖好书，读好书”的“好书主义”，对出版界和读书界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最近，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大力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文艺出版事业要“树立精品意识”，文化单位责任重大，图书出版更是重中之重。一本好书教育人、影响人的潜移默化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书籍是人类向上进步的阶梯”。图书对人的思想、世界观的影响，每一个过来人和年纪稍大的读者都有过切身体会。现实中，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也有不少。好书、好作品，实际上是人的启蒙导师。在大力抓精神文明、道德建设的今天，在培养和造就跨世纪的一代新人的历史任务中，提倡出好书，写好作品，是作家和出版社起码的责任感，也是一项现实的政治任务。
眼下正是出版单位定选题、做计划的时候，不少出版单位对出版精品，有了许多切实的措施。定选题，找市场，考虑来年的计划，这里向图书出版部门进一言——提倡“好书主义”，不出坏书，多出精品，为了读者，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12版(书评)
专栏：大地书讯
大地书讯
△徐炳鑫主编的《中国古代十子精华丛书》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邵道生的《中国社会的困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云德的文艺评论集《期待的视野》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申身的《露珠集》与《申身诗选》分别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卫建民的《寻找丹枫阁》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郭艺兵的《潘自航——从战士到企业家的艰难历程》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俊彦的长篇纪事文学《中美苏三国演义》由时事出版社出版。
△刘道春、颜世贵的长篇报告文学《金箔传人》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陈东琪等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由湖南出版社出版。
第12版(书评)
专栏：
实事求是的探求
韩进廉
读王畅的《曹雪芹祖籍考论》一书，十分钦佩他的治学精神。在曹氏祖籍的考论中，作者非常重视事实、例证的细心搜求。凡是目前已经发现的有关曹雪芹祖籍的原始材料以及他人的考论文章，他都费尽周折，悉心搜罗。在占有充分材料的基础上，设章立节、逐层剖析，因而条理明晰，结论可信。
曹雪芹祖籍问题是红学的“热点”之一。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随着有关史料的陆续发现，一次又一次展开论争，出现了“丰润”与“辽阳”两说，并日渐形成“分庭”、“对垒”之势。曹雪芹的“祖籍”可以说印证着曹氏家族历史变迁的轨迹。因此，考论曹雪芹祖籍决不是一个单纯的祖籍问题。曹氏家族在明清之际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戏剧性变化是启人深思的。明清王朝的嬗递，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造成“天崩地解”的时代震荡。可以设想，没有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震荡，以及在血与火的征服中建立起来的大清帝国和由此带来的中华民族在痛苦中对经济文化壁垒的大破除、大融合，中华文明就不会进入“康乾盛世”姹紫嫣红的鼎盛时代，也不会产生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象征——《红楼梦》。因此，考论曹雪芹家世祖籍应该把着眼点放在明清两代，追溯得太远，势必走进谱牒学的樊篱。王畅先生的考论就是要解开曹氏在明清时代由何地“入辽”，即解决“入辽”始祖的原居问题。在“入辽”这个关节点上，决定了曹氏家族的命运——这是曹雪芹及其祖辈不曾预料到的。
通过实事求是的考论，王畅不赞同“辽阳说”，但对“辽阳说”的证据丝毫不加隐匿，相反，努力去寻找其中的合理因素，以避免曲解。王畅以其考论的结果而支持“丰润说”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抬高谁，贬低谁。无可置疑，没有冯其庸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就不会有这部《曹雪芹祖籍考论》。同样道理，冯其庸先生批评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中所论证的“丰润说”，但没有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也不会有冯其庸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的问世。大概他们谁也不会否认：“如果说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上。”（牛顿语）
作为一位实事求是的学者，王畅自觉地排除了两说争论中的非学术因素，他不论是“破”还是“立”，总是心平气和，就事说理。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更可以相互论争，这是有助于学术的发展和进步的。在这一点上，王畅先生表现出来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值得称道的。
（《曹雪芹祖籍考论》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12版(书评)
专栏：
《共和国的象征——国旗·国徽·国歌画卷》（镡德山、熊华源主编，陈扬勇等撰稿）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联合出版。
封面设计：胡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