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化)
专栏：闲情雅趣
剪刀下的风情
张以进
作为文化部命名的中国剪纸艺术之乡，浙江省浦江的姑娘出嫁前要制作大量的剪纸，作为嫁妆的一部分带到男家，男家也以新娘一手剪纸技艺而自豪。今年65岁的吴善增是浦江县一户普通农家的儿子。孩提时代，母亲每年端午节制作的印有剪纸图案的精美小香包和春节美丽的窗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当上文化干事以后，风风雨雨30多年，工作之余他总是放不下手中的剪刀，每年都要搜集创作一些剪纸作品。在调入县文化馆工作的第二年，他搜集整理《浦江剪纸选》，累计编纂20册，作为中小学生的教材。他先后培训了三届100多名剪纸教师，深入全县20多所中小学校，为4万多名学生上过剪纸课。
在熟悉了传统的戏剧人物、花鸟虫鱼剪纸作品后，吴善增又注重表现现实生活，使作品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社会内涵。他带着干粮，登上海拔700多米的仙华山写生，六易其稿，终于剪出了《塔山新貌》、《通济明珠》、《锦绣仙华》等一批作品。他还独创了剪纸点色艺术，使作品从单色转变为多色，更加绚烂多彩。
他的一米见方的《百鸽图》获浙江省剪纸作品一等奖，75幅剪纸藏书票被送往日本名古屋展出，作品《西厢记》则使远在北欧的瑞典人大开眼界。
第10版(文化)
专栏：
京沪等地走出“假日小队”
有人统计过，实行“双休日”后，小学生每年约有164天节假日，占全年总天数的45％。这么多的时间怎么安排？北京、上海等地别出心裁，推出“雏鹰假日小队”活动，每个班按居所远近和友谊三五个学生编成小队，集体活动，并由一名家长轮流担任辅导员。活动内容包括烧饭、做标本、用电脑、搭花坛、演课本剧、爬山、划船、参观博物馆等，孩子的节假日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家长也放心了。
在日前由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和《少年儿童研究》杂志召开的研讨会上，指导北京育英学校“假日小队”试验的张先翱教授有一番精妙的见解，他说：要以校内管校外、五天管两天，学校对小队活动进行事前指导、事后检查，落实小队活动的安全措施；小队活动好了，能促进孩子自学、自理、自护、自律的能力，这又是以两天促五天。
第10版(文化)
专栏：书香一缕
文化人的经济视野
——《世界经济文化年鉴》面世
本报记者 祝华新
80年代中期，上海在小范围内开过一次文化发展战略讨论会。当时浦东开发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这个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样板城市为如何走出经济困境而苦觅良方。上海人不爱制造什么轰动效应，却在不声不响中给全国学术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它提醒那些一心致力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政府官员要注意制约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同时给还不习惯言商言利的文化人展示了一片新奇粗犷的经济视野。
经济与文化的跨学科研究吸引了一批人数不多却十分执著的专家学者。1988年，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问世。1991年，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成立。近来，金融文化的研究又悄然兴起。在生态文化、科技美学、企业和地区形象设计等处女地的开拓，也有了初步的收获。在此基础上，有了第一本《世界经济文化年鉴》。它把国内外人口发展与环境保护、教育与科技、金融文化、营销文化、消费文化、旅游经济文化、企业文化等广泛的领域和多种学科熔于一炉，一新耳目。主编周浩然强调，“经济文化”不是经济加文化，而是要研究当代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规律，研究经济活动中的文化功能，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思想道德的发展趋势。
在不久前的出版座谈会上，中国社科出版社与中外经济文化研究会联合编纂该年鉴的独特创意，受到普遍赞许。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谷源洋指出，人们对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的认识逐渐深化，过去只知道人力、资本、土地，后来意识到科技的作用，但科技与文化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吉元很有同感，他说：在中国就经济谈经济，很多问题说不清楚。该所正在与德国一所大学合作，研究乡镇企业在中国兴起的文化背景。他们都把年鉴编委会引为同道。《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编辑杲文川对经济、文化交叉研究的难度深有体会。他谈到当年社科院组织编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一书，文化部分交稿最晚，改动最多。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局长何炳孟谈到，年鉴提出“经济文化”这一概念，对社科院的学科建设可能有帮助，但一门新学科要成型，还有一个摸索过程。“经济文化”的学科交叉范围很广，对其范围和方法要进一步界定，并以大量的课题“孵化”出一门学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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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闲情雅趣
乐绘福寿图
严荣工
走进夏鼎的宿舍，只见墙上挂满了福寿条幅。这些用黑笔或红笔绘成的福寿字图，远看是一个个龙飞凤舞的大型寿字、福字；近看字里藏字，每一个大寿字或大福字里布满形态各异的小寿字或小福字。
今年78岁的夏鼎，收集和创作福寿作品已经有13年的历史。开始他偶见报刊上有许多不同写法的福寿字，觉得好奇，由此产生收集福寿字的兴趣。每当外出旅游，或者探亲访友，他都留心寻觅福寿字。凡遇到载有福寿字画的书刊和有福寿字样的包装装潢，他或购买、或手抄、或复印、或请人拍照，总要设法把它们弄到手。经过字体归类筛选，共收集到不同的福字4500多个、寿字12400多个。
从江苏省江都市科委离休以后，夏鼎先后研读了《古寿千幅》、《历代书法名家寿字集》、《当代书画家福寿作品大观》、《民间吉祥字篆荟》等书刊，细心揣摩唐代薛涛、宋代欧阳修和苏轼、元代萨都剌、明代李益、清代曹鸿勋的百寿图及春秋时代的古籀百寿，力争有所创新。他认为福寿字发展到今天，其美好的寓意已超出一般书写符号的功能。以福寿字为代表的吉祥图是中华文化崇尚和平、尊敬长老、追求天人合一的象征，它在当今的流行是改革开放以来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的生动体现。他越发感到要把这一文化瑰宝尽量完整、全面地传给后人。
他用33种不同形式绘制的百寿千福万寿作品先后被中国国际文艺博览会及《中华古今书画家吉祥福寿大典》、《中国书画精品辞录》录选。有人建议他把福寿图拿到市场上去卖钱，夏鼎笑笑说：“生于太平世，当作太平歌，不以此为生，仅以此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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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村“文明使者”
邓中堂 郭良
十几年前，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竟然四处借贷，投资两万余元办起了一个藏书逾万册的家庭图书馆，分文不取向乡亲们开放借阅。之后，他又勤奋笔耕，先后创作了四部电视剧剧本，著书立说近百万字。他的书法作品也在全国各类大赛中频频获奖。省委副书记李炳良参观后赞扬他“不愧为播洒文明的使者”。他就是河北省临漳县狄邱乡郝王村农民高增华。
1984年，高增华从部队归来，发现一些乡亲由于文化生活贫乏、法制观念淡薄，致使一些不文明现象有所抬头。退伍军人的强烈责任感促使他压缩家庭一切开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筹办家庭图书馆。大棚菜专业户郝明臣在这里找到了《大棚菜种植管理技术》、《蔬菜种植办法》等书刊，两年后扭亏为盈。村民焦振海、王文玺苦于致富无门，在图书馆读到《花卉》、《种花技术与管理》等书后，成了远近闻名的养花专业户。村里文化气氛浓了，读书看报的多了，打架斗殴、偷盗、赌博的就相对少了，十多年来没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连续五年被评为“文明村”。村党支部书记孙明合谈起村里的变化时常常说，要论功行赏，高增华该记头功。
在开办图书馆的同时，高增华自身的文化素质也得到了提高。1986年，为收集整理《古邺诗选》，他跑了五县二市一地区，行程上千里。《再造田园》是反映农村改革的四集电视剧，为排除干扰尽快赶出本子，他居然带着材料到供销宾馆去写。一个农民住宾馆写稿子，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为节约开支，一个月竟吃了三箱方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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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屋》中的故乡情
——黄山画家庄家汉印象
吴庆权
这幅题为《老屋》的作品用笔简练，线条流畅，突出了黄山市（古徽州地区）民居简洁明快的特点。老屋由小庭院、主房、厢房组成，与屋旁古树虬枝交相辉映，体现了民居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画家心境与所画对象的和谐。
令游人神往的徽州古街、老屋，以前还很少有画家描绘它。黄山市美协主席庄家汉决心以故乡的山水风情为创作源泉，用笔墨丹青抒写淳厚的古徽州文化和朴实的山民。30多年来，从黄山山水到三潭枇杷，从油画、版画到工笔重彩、装饰画以及写意水墨，他创作了一批好作品，连续入选第六、七、八届全国美展。国画山水《层林尽染》为毛主席纪念堂收藏。今年初为乍得共和国邮政总局设计的《中国黄山风光》邮票，在第九届亚洲国际邮展上又获好评。
他的老师、美术教育家郑震教授认为，家汉的笔情墨趣可以追溯到当地传统的画风，但他又在走自己的路，变荒寞为伟峻，于疏落中透露生机，将生活气息融入诗一般的意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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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出深闺人初识
——北京市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概况
邓小兵 魏曙光
想知道老舍先生的处女作是什么模样吗？想观看1900年北京居民结婚的现场情景吗？想一睹1949年的北京城全貌吗？那么您不妨去一趟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和北京市城建档案馆，定能满意而归。昔日锁在柜中、颇显神秘的北京市丰富的档案资源，经过各档案馆的收集和精心整理，现在已经不同程度地进入社会，为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服务。
先哲曾说过：读史可以明智。档案则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记录。查阅过去的档案，可以解决许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如编书、拍电影、有关法律纠纷的解决等等。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档案一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致使其如藏在深闺中的少女一样，令普通人感到神秘莫测，自然就更谈不上档案资源的充分利用了。
在北京市大大小小的档案馆，在一个挨一个的密集架上，曾经静静地躺着数百万卷档案，除档案管理人员偶尔翻动外，几乎无人过问。据悉，北京市档案馆藏有各类档案108万卷，时间跨度从明朝的1583年一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连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收藏档案也达8万多卷，内容涉及文书、会计、落实查抄财物政策、落实干部政策、婚姻、纪检、知青档案等20多个门类，是该区40多年来社会变迁、生活发展、人事更迭的原始记录和凭证。至于北京市城建档案馆，目前馆藏档案近9．3万卷、底图11．6万张、缩微片131万张、照片2．3万张、录像带300盘、模型300多块。在这里面，有首都解放初期到现在的城市地下管线档案资料，有50年代的老十大建筑档案，有80年代反映我国现代建筑水平的新十大建筑档案，还有反映当代具有民族传统、北京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一批工程档案资料。
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如能得到充分利用，该是一笔多么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进入80年代，档案工作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当普通群众也开始涉足这片昔日的禁地时，其价值就更为明显。
首都钢铁公司氧气厂职工侯松陀曾于1963年获北京市“五好职工”光荣称号，荣誉证书及奖章早已丢失，多年来他也未在意。今年1月10日当他看到《北京日报》上刊登的市总工会、市人事局、市劳动局、市财政局联合发出关于“劳模先进享受荣誉津贴”的通知后，抱着一线希望，带着残存的奖章盒于1月18日到北京市档案馆查找当年被评为“五好职工”的档案，终于如愿以偿。侯松陀感激不已。
北方交通大学解放初期在西直门外征地250亩，后来未经其许可被附近其他单位及农民、居民侵占了数万平方米。“文革”后，仍有5000多平方米价值达4000万多元的土地收不回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就必须查找解放后各时期的土地法规政策。但现已公开发行的法律汇编中无地方政府的土地法规政策。最后，北方交通大学的法律顾问还是在北京市档案馆找到了有关文件，避免了无谓的损失。
此外，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在历史题材的影视拍摄方面，在历史人物传记的撰写以及经济建设等各方面，档案资料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档案信息的大量利用，促进了档案事业的自身发展。仅以西城区档案馆为例，1994年底，总投资1470万元、总建筑面积5100平方米的新馆竣工并投入使用。区里还拨款80万元为档案馆配置了自动烟雾报警、空调、微机光盘系统、声像演播系统等现代办公设施，前不久曾列入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外接待参观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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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德者，才之帅也”
——浙江艺德讨论引起广泛共鸣
本报记者赵相如
现代文人画大师潘天寿曾说过：“艺术品，为作者健全人格之反映。无特殊之天才，高尚之品格，深湛之学问，广远之见闻，刻苦之经验，决难得有不凡之贡献。”确实，艺德是艺术工作者从业立身之本。浙江《美术报》从今年3月起，开始“艺德乃从业之本”的讨论，得到各界人士热烈的呼应，浙、闽、京、粤不少报纸纷纷转载或发表消息、评论。
引起这样的轰动效应，自然绝非空穴来风。改革开放以来，美术事业的发展和队伍的建设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确实也出现了一些惊世骇俗的现象：
某市一个长期从事眼镜、服装生意的个体户，心血来潮要学油画了，仅学了八九个月就画出10幅，其中一幅画自称“世界第一流作品”，标价比凡高的《向日葵》还多了3000万美元。目前画坛上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辈，毕竟为数极少。但把画作反复“炒作”，不仅自己炒，还要亲朋好友帮忙炒，哄抬价格，步步加码，则并不鲜见。
现在艺术界不断出现一些花钱买桂冠的怪事，不知从哪儿批发了一大堆诸如“江南鸭王”、“江北鸡王”、“塞外猫王”、“当代徐渭”等等“大帽子”，用以唬人，招摇撞骗。造假画的现象如同声乐界的假唱、小说界的抄袭、出版界的盗版一样绝非罕见。一幅《炮打司令部》引发的假画案，刚刚打上休止符，不久前在杭州又冒出一幅110万元成交的张大千画作真伪案。有的画家出钱雇佣或串通几个画徒，把画室变成作坊，用流水作业方式大批量复制生产供内销或转销的摹品。浙江省美协领导感叹：美术界如今有些人只愿意参加有钱可图的商业性美术活动，而对直接为群众、为社会服务的公益活动却反应冷淡。一些资深的文艺评论员说：本来，搞艺术是一辈子要“搜尽奇峰打草稿”，“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来不得半点虚伪；耐不得寂寞，想一镢头挖个井，反而难成气候。浙江画院副院长张华胜、中国美院教授徐永祥认为，当今艺坛吹捧之风抬头，正常的美术评论反而不多见了。艺术品作为特殊商品进入市场，这自然是一个进步，但是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卖几张自己创作的画，把日子过得舒坦点，无可厚非，但倘若一头钻进钱眼里，整天盘算如何把画价炒高，贪得无厌，这就自取低下了。还有人指出：重振艺德离不开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要进一步健全艺术法规，对艺术品谋暴利的问题要有人管，同时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在新闻报道中不能只追求轰动效应，更要注重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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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艺术需要激情
——中央美院油画研修班作品展的启示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从1982年起有一个创举，即在本科生之外，招收青年教师和专业创作人员研修班，迄今已有九届。这些学员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和艺术经历，创作中比较自信，融入各自的生命体验，强悍、阳刚的东西较多。这使得10月上旬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研修班作品展不同于一般的学生画展，它没有沉溺于绘画语言的探索而忽视了精神文化内涵的开掘。
一些美术评论家一圈看过来，即兴在美术馆一楼小会议室与学员座谈。作品展表明这些学员正处在艺术创作的转折关口上，技法的纯熟掩饰不住内在的矛盾、冲撞，作者显然还在苦苦地寻找什么东西。实际上，这也是整个中国美术界的写照。邓平祥谈到，我们当下的很多画作情不自禁受西方文化影响，无论你模仿人家或避免模仿，都是以西方为参照系，潜意识中总有一双“他者的眼睛”。刘晓纯接言道：现在已经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了——我们能否走出一条艺术的“东方之路”？既不是西方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也不是西方有什么，我们偏没什么。《东方》杂志美术专栏主持尹吉南尖锐地指出：艺术需要激情，现在有些绘画、诗歌的作者处于一种“交作业”般平淡、疲惫的心态，堆积语言、游戏技巧，全没有令自己心动、也能令他人心动的东西。对这番话，学员报以热烈的掌声。经过两年的回炉淬火，学员们就要离京回乡，带着老师的殷切期望，带着他们对艺术“东方之路”的梦。（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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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九州风物
情系岳麓书院
本报记者卢新宁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走入嵩阳书院时，就曾想过，一定要写写中国的书院。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书院的出现与衍续不仅导致了中国学制的一次重大变革，还构成了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个部分，承载并直接点化了众多文人学者的思想和灵魂。躲开了它们，就是躲开了一种再亲切不过的人文文化，躲开了一种把自然与学问搭建得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躲开了千百年间曾经深深隐藏在无数中国文人心底的思慕与企盼，实在是不应该。
1996年秋，站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里，这种想法愈加强烈。
这时候位于湘江西岸、岳麓山脚下的湖南大学正热热闹闹地庆贺这所大学定名70周年暨岳麓书院创建1020周年。1020年，时间之长，简直有点让人发晕，而校园随处可见的那些年轻的面容，更让人平添一种历史与现实的感叹。
中国自古十分看重学校，所谓“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在古代典籍中，《论语》始于《学而》，《荀子》始于《劝学》，《法言》始于《学行》，“学”在传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并不是人人能去的地方。教育的不得普及，造成了“学在官府”的局面；而“学在官府”的状况，又钳制了学术思想的迸发。书院作为独特的教育机构的兴起，大约在唐代末期。其时李家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中，官学遭破坏，国家没有学校，然而文化仍然需要以某种方式传承，民间有识之士遂率弟子投依山林，旷日讲授。这种形成于乱世中的教育组织，多以一个人为主体，传授一个学派的主张，类似于孔子时代就开创的儒家私学，但又有区别，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渗入了民间群体的力量，官府人员也加入到这股力量中。它有系统的教育方法和严密的管理组织机构，集中了一批在当时有声望的学术带头人。书院的山长由地方官员和名绅推选，这一切，决定了书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学：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官府关照，但又在一定程度上疏离官学，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正是唐宋时开创的这些书院，使众多学者获得了更多的讲席机会，思想和智慧的火花也就在这种宽松的环境里，相对自由地绽开着，在中国文化史上凸起了重重高峰。
书院的真正兴盛，是在南宋。按照当时王应麟所论，张栻在岳麓书院，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吕祖谦在丽泽书院，陆九渊在象山精舍，聚弟子讲学。而岳麓书院居当时著名的“四大书院”之冠。张栻在《岳麓求学记中》描述了“登堂者相继不绝”的盛况，求学者从四面八方朝圣般奔向湖湘之地，自带行李伙食入住岳麓书院，日常闻教，夜自研习。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宋明理学，就在各大书院的这样的教与习中逐渐壮大。千百年后站在岳麓书院里，遥想那种盛况，还会使人心旌摇曳。
令人痴迷的不只是岳麓书院那些镌刻着历史的石碑、匾额、对联——这里随便走走就能看到李邕的碑文、朱子的诗碑。长久地留住我目光的是书院中心简朴端肃的讲堂。在长达千年的办学过程中，除了一代代著名山长在此执教外，许多著名学者也曾不远千里，到岳麓书院传道。即使是不同观点的也可以同台会讲，学术交流与自由在那样一个时代也算是到了极致。想象着这样的一个讲台上，曾站立过朱熹、张栻、王阳明、高世泰、王先谦等一代宗师；而彭龟年、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蔡锷、蔡和森等人也曾就学于此，不禁蹑足轻行，油然而生敬意。
在逼仄森严的官府中，在喧嚣的人间繁华里，缺少真正安宁的环境深入运思、专注体悟。而这种山脚林间的书院，安藏着读书人真正的家园。多少中国文人就是这样越过地理上的层层阻隔，走到岳麓山下，在这样一个平凡的院落里席地而坐，虔诚地聆听大家的讲解，并最终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家。“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辉”，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小院落竟安顿过一代代文化大师，他们的往来和聚会构成了一系列中国学术史中的著名事件，他们踏着这条铺满青草的路上山下山，脚步震颤，牵动着中国学术文化的经脉。
1903年，岳麓书院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定名为湖南大学，从此步入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千年学府焕放出新的光华。自此以后，岳麓书院一直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它静静地隐在湖南大学的怀中，给这所学校一种温厚的支撑。虽然今天的湖南大学是一所以理科为主的现代化学府，但有着这样一种背景的大学，它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便都显得平实耐久，宽阔而悠长。“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湖南大学是中国少数几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多少年来，岳麓书院那种“体而兼得”的务实精神，以及融汇弘通的博大胸怀，一直滋养着这所学府，使其英才辈出。先后当选为学部委员和两院院士的李达、吕振羽、杨树达等曾就读于此；第一个到达南极的中国人张逢铿、美国阿波罗登月飞船设计师胡安荣也毕业于这所大学。
初秋的岳麓书院仍然有一种炎热，在不太安静的院子里，有年轻的学子静静地坐着读书。湖南大学老师告诉我，从去年开始，所有的学生都要上一门必修课“岳麓书院史”，他们应该知道自己正身处千年的文化积淀中。
而我知道，岳麓书院的涵义远不仅仅在于它自身，更在于无数像我这样的行旅者心中的毕生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