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人类的壮举历史的启示
——写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
徐信
发生在60年前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气壮山河的伟大历史壮举；是中国革命史上生死攸关、惊心动魄的伟大历史转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伟大历史史诗。
站在60年后的世纪之交，回顾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史上的那个伟大历史事件，她给我们什么样的历史启示呢？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
红军长征中，敌情异常严重，行军和作战十分紧张，斗争和生活极其艰苦，所过之地又多系偏僻山区，经济文化落后，民族隔阂很深。因此，红军衣食无着，枪弹不继，兵员匮乏，药物奇缺，其处境艰难为中外历史上所罕见。
困难吓不倒英雄汉。红军广大指战员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以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胜了无法想象的困难。邓小平同志曾经充满感情地说过：“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证明：伟大的理想必然产生伟大的动力，坚定的信念必然激发不懈的追求和坚强的毅力，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就有了坚定的奋斗目标，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在今天，我们缅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业绩，继承和发扬老红军的光荣传统，首先要学习老红军那种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献身。
——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必须讲政治，打牢理论基础。首先要讲政治，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时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指出：“讲政治，核心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对于党的高中级干部来说，讲政治，就要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定不移。其次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打牢理论根基。讲政治必须懂理论，理论上的贫乏与无知必然导致政治上的糊涂与动摇。结合新的形势，深化理论学习，是从根本上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从国际形势看，总的来说，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有利的。但是西方某些敌对势力，一方面制造鼓吹“中国威胁论”，挑拨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在亚太地区驻军和遏制中国制造舆论根据。一方面利用台湾、西藏、人权、贸易等问题给我们制造麻烦，企图遏制我们发展的战略不会改变。
从国内形势看，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18年来，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十分清醒地看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与各类矛盾、问题交织并存，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与党内腐败现象、社会腐朽思想文化造成的影响交织并存。我们要牢牢地把握讲政治这一根本要求，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等方面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站稳脚跟，分清是非，经受住考验。
——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必须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打牢经济基础。当年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必须把经济搞上去，用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是因为：
——只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八五”期间，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同处于一个时代，为什么苏联却解体了，东欧也发生了剧变？有人说，是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结果，还有人说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结果。这两方面固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演变直接原因，但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没有把经济搞上去，没有给人民带来实惠，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国际国内正反两个方面的事实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快经济发展，才能使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巩固和发展。
——只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住中国社会主义这面大旗。20世纪只剩下最后四年时间了，这是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特定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全球性竞争日趋激烈，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哪个国家经济落后，哪个国家就会被打受欺。80年代末以来，某些西方国家利用苏联和东欧局势动荡之机，加紧了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他们以维护“人权”、“自由”、“民主”为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经济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对中国进行制裁，想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中国。在这场干涉与反干涉、主权与强权的斗争中，中国态度鲜明，有力地揭露和谴责了西方某些国家的强权政治行径，维护了我们的主权尊严。对强权政治，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抵御奉行实力原则的强权政治的手段，在于搞好本国的经济建设，尽快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八五”时期，我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1．7％，比“七五”时期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近4个百分点。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加快发展经济。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从六七十年代就纷纷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有些已经取得显著成效。苏联曾与美国进行过长时期的竞争，最后为什么垮台了，这里政治原因我们暂且不论，根本原因是只看到军事上的竞争，而无视综合国力的竞争，结果军事上去了，经济没有搞上去，连国家也解体了。要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世界范围内保住中国这面社会主义旗帜，必须加快经济发展，舍此没有任何路可走。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就不可能有红军长征的胜利。在此之前，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者，领导和处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组织人事等重大事务，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1922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就参加并成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党内人事安排，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和控制，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矛盾与人事安排，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是由于当时的主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从客观条件看：一方面在长征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了。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他所著的《中国红军〈1932—1939〉》一书中写道，西征（长征）开始后，同外界的联系中断，从共产国际那里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这就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得以从当时的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独立自主地纠正共产国际和博古、李德所犯的严重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另一方面，红军长征打到遵义，战局出现转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有利的客观形势，中央红军大搬家式的转移，一路的消极被动作战，红军遭到惨重损失。红军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博古、李德不顾敌人在我军前进方向布阵合围、张网以待的危险形势，坚持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如果按照他们的主张，要与五六倍于我的敌军决战，我军将面临全军覆灭的严重危险。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极力主张放弃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终于在党的黎平会议上，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改变方向，杀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遵义地区，这样一来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使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合围，随后攻占遵义城，战局出现了转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从主观条件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成熟了。
第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4年的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已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破除了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和盲从。
第二，面对红军遭受的惨重损失，全党全军痛定思痛，都在思考失败的原因，这就为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问题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那时候，大家都在思考，为什么临时中央和李德没有到中央苏区之前，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能够以三四万的兵力，粉碎敌人十万、二十万、三十万重兵的“围剿”？为什么在红军主力已达10万之众，中央苏区比前四次反“围剿”更坚固、更壮大的情况下，却在李德的军事瞎指挥下，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面对惨遭失败，险恶的处境，血染的教训，使全党全军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和瞎指挥，从怀疑到愤怒。正如王稼祥当时所说的：“到时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第三，党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已分别召开过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重要会议，它们为我党在遵义会议上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矛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基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决议点名批判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朱德和周恩来负责指挥军事。同年2月，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月，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面负责红军长征中的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伟大开端，它结束了由共产国际来纠正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的历史。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难看出当时我党所犯的右的和“左”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脱离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瞎指挥，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只是执行者。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的主要负责人，不再由共产国际建议或指定，而是由我们党自己独立自主选举产生的。红军长征到川西，我们党独立自主地战胜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又独立自主地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独立自主地开辟敌后战场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与策略，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领导了长达八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
今天，我们回顾红军长征，特别是党的遵义会议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条主线，即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三位一体，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并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同志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从他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到他提出要走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到积极探索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到他顶住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封锁，不向任何霸权主义屈服，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尊严，表现出高度的民族自尊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精神。毛泽东关于争取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的思想，关于必须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永远遵循的原则，毛泽东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中国人民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的一面永不褪色的光辉旗帜。
综观世纪之交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有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所创立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世纪，本世纪中，曾经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空前的劫难与惨痛的教训。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持续了近14年，伤亡3500万同胞，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时至今日，在世界上的一些热点地区，依然是战火的硝烟迷漫，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但是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这样的国际形势与国际环境，对我国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从国内来说，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但绝不是闭关锁国，拒绝国际力量的合作，“八五”时期，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扩大，由沿海向内地，由农业、加工业向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金融、保险、商业等领域拓展，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同时，我们也在国际交往中承担我们应尽的国际义务。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既反对闭关自守、孤立奋斗的妄自尊大思想，又反对崇洋媚外、奴颜婢膝的妄自菲薄思想。
如果说，6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举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那么，60年后的今天，我们党领导人民正在进行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是为了谋求民族的繁荣与富强。没有民族独立，就不可能有民族富强，没有民族的富强，民族的独立也难以巩固。无论是争取独立的民族，还是奋发图强的民族，都离不开独立自主这个基本原则。这便是红军长征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历史经验。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王定国
我是1935年1月由刘华被服厂调到川陕省委领导的新剧团工作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我们剧团随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60年过去了，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
旧瓶装新酒，进军兴奋剂
在长征路上，我们演奏的乐曲，全是当时的流传曲和民歌、民谣。而在实际演奏中又不受原曲的限制和束缚，利用旧瓶装进新酒，作我们进军中的一种兴奋剂。战士们最欢迎的乐曲有《八月桂花遍地开》、《苏武牧羊》、《孟姜女》……这些曲子都被发挥，纵情而奏，使之脱出本来的旋律和感情。如把《苏武牧羊》奏为轻快跳荡的轻音乐；《八月桂花遍地开》变为气氛激昂的进行曲，歌词第一段是这样的：“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树起来，张灯又结彩，庆祝苏维埃！”这些都是随着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而变化其基调与歌词的。如在冲破敌人围、追、堵、截的转战中，红军巧妙地摆脱了比我们多五六倍的敌人时，《苏武牧羊》演奏为轻松愉快的进行曲；在突破懋功的战役后则又演奏为万马奔腾的进行曲；在红军进入深邃幽长的峡谷，进行1000多里的大回旋转移时，部队最爱听轻松明快和活泼跳荡的《送郎当红军》、《劝郎回头》等等。长征路上的唱歌没有固定的歌手，歌手就是全体指战员，歌词在战斗中产生，是用血写成的，没有缠绵悱恻的儿女之情，也没有垂头丧气的悲伤情调，只表达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对解放的迫切要求和革命的坚强意志。如《上前线去》这首歌，很是雄壮，代表红军战士气吞山岳的革命决心和志气：
“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我们少年先锋队，英勇地武装上前线。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嘿！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坚决与敌决死战！”
另一种歌词是战士们创作的：在行军途中，集体休息，娱乐会上，或三五个好朋友，利用山歌民谣的框架，即兴而作，随意编唱。这在江西、湖南的年轻小伙，是最得心应手了。只要几十分钟，一连串的新编歌词就装进了现成的瓶子里了，如：“江西老表同志哥，请你过来对山歌，今天行军没得事，恭恭敬敬向你学。”“不打鼓来不敲锣，大家坐下来对山歌；一班开头顺个先，二班三班紧接着。”信口唱来，任意接上新内容就行。这种发自内心的歌，人人都可来几首，唱得那“长江黄河水倒流”，“大山小山全低头”。
写鼓动标语和诗歌，也是我们剧团的一项重要工作。宣传红军的主张，动员群众，瓦解敌人。把它写在纸上或门板上，大家叫它有调有韵的标语诗，听起来顺耳，喊起来顺口。
美术在长征生活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每天一到宿营地，不管天多晚，我们还要写标语，作画，准备第二天在队伍出发前沿路张贴，标语上哪怕画两个喜笑颜开的红军头像，几朵怒放的山花，也使标语增加了吸引力。可惜美术作品不能记不来，只能留在过来人的心里。后来记得在四川茂县一个老农家里，老农对我说：“我们村子里有七八幅红军壁画，好不容易冒险保存一幅，是用草灰糊遮起来的，直到后来才被茂县博物馆拍摄下来保存，这是对历史的记载呀！”现在，长征留下来的标语、壁画，都集中在绵阳和广元保存下来了。
戏剧在长征中的作用更是巨大。没有海报，没有广告，更没有舞台记录，但它扎扎实实为长征作了大量工作和取得了难以估量的效果。记得一幕《送郎当红军》的四场话剧，每到一地，都少不了它，为“扩红”起了极大的作用。还有《北上抗日》、《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打倒帝国主义》、《保卫祖国》、《誓死不当亡国奴》等剧目，每打开一个城镇，哪怕只有一天的歇脚时间，都要组织演出，把文化生活与长征融为一体，成为用双脚奔波二万五千里征程的一大精神支柱。
雪山草地，苦乐同心
我们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三过雪山草地。从表面看，我们是在一个天上无飞机、地上无追兵的“太平世界”进军，但自然界这一劲敌，也夺去了不少红军将士生命。夹金山、梦笔山、党岭山、红桥山等大雪山是一个幽深渺茫的神秘世界，数百里见不到人烟，荒山野岭，原始森林，皑皑白雪满山头。在这样的环境里走路，比起那日夜炮火连天的征途还要险恶。在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下我们为鼓励战士编了一首山歌，一路上唱得此起彼落：
（一）梦笔山，高又大，蓝天挟在腋窝下，在此站了万千年，谁敢前来碰碰它。
（二）梦笔山，不可怕，红旗直往顶上插，龙公龙母真听话，好好睡在红军的脚下。
（三）梦笔山，再见吧！恕不在此作久留，待到革命胜利后，再来陪你扯闲话。
大家一鼓作气，登上梦笔山，真把一面红旗插在山顶上，留作纪念。过了五座大雪山，正是党的生日7月1日。那天，二方面军同我们在甘孜会师。
进入草地，看不到人烟，看不到树木，甚至连飞鸟也难看到。正如我们编写的一首山歌中描绘的：“川、康、青边大草原，千里茫茫无人烟，风霜雨雪日夜下，沼泽泥泞漫天边，天上没有鸟儿飞，地上不见虫儿爬，红军今天由此过，山水草木一齐欢。”
草地行军，有神秘莫测之感，茫无边际的草原，像望不到彼岸的大海。我们每天行军，组成若干小组到部队中去做鼓动宣传工作，边走边教战士们唱歌，说笑话讲故事，搞“飞行演出”。到了宿营地，一面找野菜，一面编山歌、小调等。在这段征程上，由于缺粮，我们只能吃牧民们丢在路边的羊皮、牛皮、皮带或皮草鞋底了。有这样一首山歌，还留在我的记忆里：“皮草鞋娃六寸长，草地当中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来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煮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这种生活过了十来天，就进入了一个“代价高昂”的地方——阿坝。由于气候的变化莫测，晴、雨、大风、雪雹、冰霜都可见到，因而对已经疲惫不堪的战士来说，是难于对付的，以致夺去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
在阿坝停留了两天，补充了一点粮食和防寒物，又继续前进。两个方面军并肩携手北上，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斗，战胜了自然界这一劲敌，把皑皑雪山，无边草地，扔在了脑后，终于赢得了长征的胜利！胜利的取得，长征文艺兵功不可没！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遵义大捷
张爱萍
遵义会议后，被重新确立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决定，红军撤出遵义，继续北上，准备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时，蒋介石已作好堵截我军北渡长江的设防。很显然，在强敌面前我军继续北进是不利的。于是乃乘贵州境内空虚之际，出敌不意，突然回戈东进，把敌人甩在长江两岸。
红三军团东进到赤水河附近时，贵州军阀王家烈闻讯急调侯之担一部向赤水河急进，企图堵击我军东渡。我十二团先敌赶到赤水河，仅以三条小船胜利地东渡赤水河。
渡过赤水河后，红三军团以十三团为前卫，浩浩荡荡，直扑桐梓。我军占领桐梓城后，得悉王家烈的一部分部队正由遵义向桐梓急进中。彭德怀军团长即令十三团星夜兼程，力求先敌进占自桐梓通向遵义的要隘——娄山关。
第二天中午，我们十一团到达桐梓城外，刚要布置宿营，接到了彭军团长急令：“娄山关战斗激烈，全团火速前进！”
我们在距离娄山关不远的路旁，见到了彭军团长和邓萍参谋长，才知道：昨夜敌人一个师先我占领了娄山关，十三团经过反复冲杀，占领关口后，遭受了敌人猛烈反击，现在正和敌人对峙在关口下。
彭军团长命令：十二团接替十三团从正面进攻；十三团、十团从敌人左右两侧包围娄山关之敌；我们十一团从娄山关左翼远出迂回板桥敌人，并切断其退路。
一路急行军，拂晓赶到了板桥附近。板桥外围的敌人仓皇应战。我们抢占了板桥镇外的一个山头，趁势向镇里冲击，敌主力不支向南溃去。
就在我们向板桥迂回的同时，十二团从娄山关正面展开了猛攻。在我军正面猛攻和两翼包围、迂回的进攻之下，守敌土崩瓦解，狼狈溃逃。我军在板桥周围山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追歼残敌战。
第二天黎明，部队沿公路快步奔向遵义。沿路到处是敌人的散兵，三五成群奔跑。一些跑不动的烟鬼兵，躺在路旁，流着鼻涕眼泪；有的烟枪还没丢，竟倒在路旁，摆开烟灯，过起烟瘾来。问他们为什么不跑了，他们说红军“飞”得太快，他们跑不动了。
上午9点多钟，一座横断公路像马鞍的山岗上，突然枪声大作。此处是石字铺，距遵义约三十来里路，是娄山关通遵义的一个小隘口。敌人从城里派出一个营，凭山阻击我军。我当即命先头营进击敌人，自己带尖兵连趁敌不防猛冲上去，占领山岗。我们脚跟尚未站稳，敌人的后续部队赶到，潮水般反扑过来。队伍一下子垮了下去。我无法制止，自己被甩在后边。就在这万分危急关头，团政治处主任王平率侦察排赶到，打敌人个猝不及防。我才得以脱险。接着先头营赶到。经一阵激战，我军重又占领了山岗。敌人残部向遵义逃窜。我们脚跟脚，一直追到城下。
遵义城面积较大，老城与新城之间有一条河流作为分界。下午，我军一鼓作气，抢占了新城及城边村落。为了迅速拿下老城，我们冒着敌人的枪弹匍匐前进，隐蔽在一个小土墩的草丛中，用望远镜观察地形及敌人守城部署时，军团参谋长邓萍也来到前沿和我一起观察敌情，并对我说：“你们今夜发起总攻，一定要在明天拂晓前拿下遵义，情况紧急，明天增援遵义的敌人薛岳部就可能赶到……”突然，他的头栽到我的右臂上，我还没弄清怎么一回事，殷红的血已染满我的衣襟。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了。当晚，我军团主力怀着为邓参谋长复仇的满腔怒火，向遵义老城发起猛攻，胜利地再次占领了遵义城。
就在我军再占遵义的同时，蒋介石急调他的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远途驰援遵义。为痛歼来敌，我军攻占遵义的第二天拂晓，军委即命令一、三军团各派出一个团，分两路向懒板凳和鸭溪方向迎击。此时，我也接到“敌人增援来了”的报告，即把全团带到老鸦山左侧一带山地，刚集合好正进行战前动员，敌人约一个多团，从正面扑来，企图占领我们对面的山头。我当即命令二营跑步，抢先占领了那个山头。敌人向我二营多次进攻，均被击退，暂时形成了一个对峙局面。敌人的后续部队赶到后，又向我二营左侧包围。我一营从山岗后冲杀出去，把包围的敌人打垮，又对峙起来。敌人的后续部队，逐渐增加到了两个团。我们一方面感到压力很大，同时又因吸住了敌人而高兴。大家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沉着应战，并依山岗构成了野战防御阵地，把敌人钉在面前。
下午，敌人把主攻方向转向坚守老鸦山的第十团，攻势一次比一次猛。一次攻不上，又来第二次；侧面攻不动，又转到正面攻。敌人死伤累累，我们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十团团长张宗逊负伤，参谋长钟维剑壮烈牺牲。战斗越打越激烈，敌人出动了飞机狂轰滥炸。激战到下午3点多钟，敌人终于凭借优势火力、兵力占领了老鸦山峰。这样，不但居高临下威胁着我们，更严重的是直接威胁着遵义城的安全。彭军团长发出命令要我团一面固守阵地，一面组织兵力坚决夺回老鸦山。我们当即组织三营猛攻两次，均因地形险恶，未能成功。最后我们又增调第一营一个连，正准备组织第三次猛攻，电话中传来彭军团长的声音：军委命令干部团从北向南进攻，十一团配合干部团从左侧仰攻。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干部团首先登上了老鸦山峰。山顶上又飘扬起我军的红旗。黄昏之前，我军全线展开了反击。仅激战一个多小时，敌人就全面崩溃，吴奇伟两个师主力大部被我军歼于老鸦山下，残部分路向乌江溃退。当我一军团追到乌江时，他不等败兵过得江去，便下令斩断了乌江上的浮桥保险索，把1000多人甩在江北岸做了我军俘虏。
吴奇伟两个师的覆灭，是我军长征以来获得的首次大胜，轰动了全国，震破了云贵川敌人的胆。
在鸭溪，我们三军团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我即兴赋诗一首：
遵义大捷
抢夺娄山天险，
直下遵义月明。
鏖战竟日老鸦岭，
援敌两师丧尽。
长征首获大胜，
转战历数艰辛。
欢声动地如雷鸣，
远望万山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