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走近普通人
一个南非白人乞丐的故事
温宪
这是一幕令人触目的街景：车水马龙的约翰内斯堡北部郊区利沃尼亚大街中央，站立着一个身材高大、手捧硬纸板牌的白人乞丐（见左图）。那块牌上写道：“失业；单身父亲；任何工作或多少捐款都行；上帝保佑”。来往的车流不断地从他身边冲过，很少有人为他停下。时近正午，他就这么在毒灼的阳光下久久地呆立着。
在一个曾以肤色决定贵贱、以铁拳维护“白人至上”政策的国度，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白人被抛上了街头，“穷白人”的增多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这位名叫帕特里克·克拉克的白人有些喜出望外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到街旁小店喝杯咖啡。落座前，他先将那块乞讨纸板对折起来放在了屁股下面。相互间简短的寒暄就令人大吃一惊：眼前这张刻满沟壑、到处是阳光灼伤痕迹的面孔让人一下联想到衰老，但克拉克说他只有44岁。“你不介意我吸烟吧，”克拉克沙哑着声音但很有礼貌地询问后，便随着阵阵烟雾吐出一段身世。
1955年，3岁的克拉克随父母自英国北部的怀特哈文迁居南非。饶有意味的是，怀特哈文原意为“白色天堂”。克拉克一家在英国对名不副实的“白色天堂”失望后，便漂洋过海到南非这块曾被认为是“白人天堂”的土地上追寻梦想。克拉克的现状显然是对这一梦想的极大讽刺。他17岁离开学校，以当电工谋生。“我当过兵，打过仗，哦，那是在安哥拉，从1981年至1987年。”南非曾在80年代出兵安哥拉，与援助内战另一方的古巴军队直接交火，眼前这位落魄者竟是曾在异国土地上粗暴杀掠的军中一员！“我在安哥拉埋过地雷，杀过人，古巴人和安哥拉黑人都杀过，我还得过奖章。内疚吗？是有种负罪感，但在战场上不……”提起安哥拉，克拉克的眼中闪烁起几分激动，“那真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现在还想到那里去，不是作为战士，而是作为平民。”
这么一条壮汉后来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据克拉克讲，离开军队后，他以电工的一技之长在各地建筑工地上打零工。灾难性的打击始于一次失窃：他所有的私产，包括银行存折和电工工具全部被偷。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肯聘用一个连工具都没有的电工，克拉克从此失业。与他感情不好的妻子愤而离去，将一个13岁的女儿留给了他。“我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克拉克说，“百般无奈，只好这么站在街头，就是想找个工作，什么工作都行，哪怕当花匠也行。”花匠在南非从来是处于社会底层黑人的行当。尽管这位白人乞丐讲的故事中可能省略了诸多于己不利的内容，但现在的处境确实挺惨。望着那张泛着红晕的脸，我怀疑他是因为酗酒自践而沦落至此。“我脸红是太阳晒的。”克拉克忙不迭地解释说，“很多穷白人确是因为酗酒流落街头，但我不酗酒。我没钱，买不起酒。”
克拉克在约翰内斯堡南部郊区与人合住一处公寓。每天清晨4时45分离开公寓一路搭车来到这片富人区当街乞讨。“早饭？哪有什么早饭！今天早上就是吃了街头黑人报童送给我的几粒干果。”他说，“我每天出门前都祈祷。人们对我都挺好。一天下来，有时能讨到三四十兰特，也有时毫无收获。碰到好心人时我有时都想大哭。”
这位沦落的白人还把自己的窘境部分地归咎于新南非。“我不喜欢新政府。”克拉克毫不掩饰地说，“他们上台后把很多工作机会都给了黑人，找工作越来越难了，唉，听从上帝的安排吧……”
他抹了抹嘴，道了声谢，夹起小店女招待出于怜悯白送给他的一个大面包，从屁股下面拿起那块乞讨纸板，又向烈日下的街头走去。（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莫斯科街灯博物馆
解红 玉鹏编译
夜晚，当您驱车或驻足莫斯科街头，您会感觉到这里的街灯华光流溢，令人留连忘返。而步入莫斯科市中心的街灯博物馆，您会发现一个更精彩的世界，博物馆内陈列的琳琅满目的街灯浓缩了俄罗斯的街灯发展史。
莫斯科街头最初的照明设备是点燃的火堆，由于不安全和造成严重的木材浪费，后来被火把和蜡烛取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照明设备出现了，博物馆内陈列的一盏大麻油灯就是其中的一种。麻油灯还向人们述说着一段浪漫的历史故事。
1602年，为了迎接夜晚来访的丹麦王子，沙皇鲍里斯·戈杜诺夫下令在莫斯科主要街道上架起大火盆，点燃篝火，并在克里姆林宫近处安装条纹木桩，上端放置大麻油灯。在灯火映照下，沙皇的女儿科金尼娅显得更加美丽动人，令丹麦王子一见倾心。灯火促成了他们的美满姻缘。
安装固定式街道照明装置始于彼得大帝时代。到1782年，女皇叶卡捷琳娜发布命令，在莫斯科主要街道挂路灯3500盏。当时的点灯季节从9月1日起到次年的5月1日止，每月点灯18个夜晚，其余十几个有月亮的夜晚不点。19世纪中叶，鲍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亚布洛奇科夫（1847—1894）发明了无调节器电弧灯——电烛，导致了照明领域的一场革命。此后，莫斯科主要街道上安装了电烛。电灯作为街灯开始于1880年。那一年，莫斯科市中心安装了8万个电灯，虽然这些灯度数小，光线弱，但他们与今天的街灯已基本相同。如今莫斯科的街灯已发展到了20多万个。顺便说一句，莫斯科最后一盏煤油灯是1926年熄灭的，而最后一盏煤气灯则是于六年后的1932年停用。目前由于莫斯科开始恢复旧式街道，建筑师们正在按博物馆陈列品中的古老街灯样式制作街灯，以烘托街道的气氛。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艺苑
乐之起由心生
施晓慧
一位还不太为中国观众熟悉的澳大利亚青年音乐家理查德·托格内堤，9月22日在北京音乐厅带给观众一台风格独特的室内乐音乐会。
出现在台上的托格内堤和他的17位伙伴，没有往常音乐会上笔挺的晚礼服，而是一袭黑色的绸衫裤；除了三位大提琴手外，都取站式；一样的年轻，一样的充满朝气。他们对于音乐在沟通不同民族感情方面的力量是那样的自信，以至于任何一句话都似乎是多余的。只见托格内堤轻扬起小提琴的琴弓，向同伴们一点头，18世纪意大利“红发神父”维瓦尔迪的C大调协奏曲便从18把琴的弦上流淌出来，活泼而富有想象力，和谐而不落俗套。
这支全部由澳大利亚杰出青年乐师组成的室内乐团，是享有国际声誉的澳大利亚国家乐团。它创建于1975年，是澳最活跃的文化组织，频繁出演于欧、亚、美洲及太平洋地区。每年夏季，它都会出现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以及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维也纳墨斯克维恩音乐厅、华盛顿肯尼迪音乐厅等。华盛顿邮报1993年3月报道该团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小型乐队之一”。1989年起担任该乐团团长的理查德·托格内堤出生在堪培拉，先后在悉尼音乐学院和伯纳音乐学院学习。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而且对运用现代和原始乐器试演古典音乐具有强烈的兴趣。他还是一位出色的乐团领导者。
托格内堤的年轻的乐团，的确使每一支乐曲都充满着活力。由中提琴手卡罗林·恒柏斯特独奏的德国当代作曲家欣德米特的《哀乐》，由哀婉凄凉的独奏开始，像一位少年向自己的亲人告别，接着你便好像听到了人们对逝者的称赞，对生活的赞美。这是一首葬礼的乐曲，但你却可分明感受到那其中对新生活的自信与歌唱。
当跌宕起伏激情荡漾的柴可夫斯基弦乐小夜曲第四乐章骤然收住时，观众的激动，不亚于享受了一首辉煌的交响曲。满脸汗水的托格内堤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重回台上，他依旧是一语未发转向了伙伴，只见他略一示意，十几把提琴弦上飞出的竟是中国名曲《二泉映月》，呵！观众席上发出了轻轻的赞叹声。这是对音乐的赞叹，或许是对感情理解的赞叹。听得出来，这优美旋律中蕴含着的丰富情感，他们分明是理解的！看来，托格内堤们的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金秋，他们作为澳大利亚民间的文化使者，将把友谊的信息带至北京、天津、广州和佛山。（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荷花银行
林心华
泰国人称盘谷银行为“荷花银行”。
泰国人民喜爱荷花。秀丽的花瓣，舒展的叶片，婷婷的枝茎，还有那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神韵，确实令人喜爱。
泰国地处热带，荷花生长快，繁殖也容易。泰国又是佛教国家，荷花是拜佛供品。含苞待放的荷花又似合掌祈福，富有形象寓意。
正因为如此，在市场经营策略中十分注重文化艺术作用的泰国盘谷银行选取荷花作为行徽，象征着银行是“泰国人的银行”。
盘谷银行31层大厦屹立在曼谷闹市，正面镶嵌着简洁秀美鲜明的“荷花”行徽和中文“盘谷银行”四个字。
去年初夏，我们踏进银行大厦底层营业大厅，这里业务繁忙，秩序井然。主人领我们来到26层，这里整齐而庄重地陈列着历届董事会领导人的大幅照片，记载着银行早期开拓者、事业继承者的业绩以及所受到的同行的尊重。
盘谷银行在国际经济激烈竞争中发展、壮大，如今它已跻身于国际大银行之列，享有很高声誉，是促进泰国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
1944年，盘谷银行有限公司在曼谷诞生。当时，它只是一家小小的商业银行，办事处设于商业闹区的两间陋室，注册资本400万铢（现合人民币100余万元），实收资本100万铢，职员23人。今日，它已一跃成为泰国和东盟地区最大的商业银行，实收注册资本达到泰币100亿铢（折合人民币约30亿元），资产高达8983亿铢，国内外分行453家，职员共2．53万人。《美国银行家》杂志按1993年度世界级各银行资产总额排名，盘谷银行列第163位。《欧洲货币》杂志评选盘谷银行为“1994年度泰国最佳银行”。该行已改名为“盘谷银行大众有限公司”，经营证券，发行买卖债券，走上金融股份道路。
当我们登上31层顶楼，环视曼谷市区，那弯曲的湄南河穿市而过，长长的高速公路横贯东西，大片旧区矮屋和新崛起的高楼大厦高低交错。这从一个侧面可看到泰国经济发展状况、速度和规模。
盘谷银行伴随泰国经济、世界经济发展而发展，确立了“全民银行”形象，运用自身实力扶持进出口贸易、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对培育积蓄风气，融通社会资金，回报泰国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提高了泰国在世界金融市场的声望。
中午，主人在大楼29层举行工作午餐。常务董事长陈有汉，董事长顾问王建华等银行董事会领导人都来了。陈有汉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曾任泰国总理秘书、交通部部长，王建华先生祖籍福州。他们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陈有汉先生说：世界企业家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有巨大的人力资源，世界四个人中有一个中国人，还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市场潜力很大。盘谷银行以其长远眼光，热心对中国投资，已在上海、汕头设立分行，准备在四川设立合资银行，准备定名为“四海银行”，服务范围为四川、云南、广西、贵州、西藏五个内陆省区。还准备在厦门设立分行，提供金融服务。
许多月来，我脑子里不时清晰地浮现盘谷银行鲜明的“荷花”行徽和中文行名，不因时日流逝而忘却，我深深感到：这是泰国金融家的现代金融意识、市场营销技巧和文化内涵的功力。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瑞典的森林节
章念生
斯德哥尔摩的秋天很短暂，但很迷人。最能点缀秋景的要数那遍布四处的树木，翠绿还未完全褪去，金黄色已翩然而至。早晚的时候，总能看见在林间跑步的人，他们踩着散落的树叶，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然后，沙沙声连同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树林之中。瑞典人对森林有着特殊的感情，不仅仅因为覆盖国土58％面积的森林为他们蕴积了财富，更因为森林为他们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和优美的环境。
秋天，瑞典的不少地方都要举办“森林节”。9月17日至19日，斯德哥尔摩市举办了第三届森林节。市区东部的一片大草坪，是每年举办森林节的地方。在活动开始前两周，便有大卡车将新近砍伐的大树拉进了草坪，那是组织者为了给学生们示范伐木工人是如何工作的。近两周时间里，他们共搭起了11座不同颜色的帐篷，垒起了几个露天的灶台，堆放了不少柴禾，灶台上放置的大铁锅，是用来烙饼的。11座帐篷分别有11个主题，比如森林历史、砍伐、造纸、新型森林工业等。
三天时间里，约有两万多名九年级（相当于初中三年级）以下的学生来森林节参观。他们来自市区及市郊，由学校组织坐车来这里参加活动。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相应主题的帐篷来参观，那里专门有人向他们讲述有关的知识，解答他们的问题，同学们还可以自己动手体验。
在森林建筑帐篷旁，摆着许多锯好的木板、铁钉、螺丝、榔头、改锥等工具，一群天真的孩子正在用木板“建房”，经过他们的劳动，一座房子已具雏形。艾立克就是其中一个小建筑工人，他今年13岁，一脸淘气样，可干起活来那调皮的神情就不见了。当我注意上他的时候，他正拿着一块木板，皱着眉头在那儿比划来比划去，为该钉在哪儿着实想了好一会儿，等到找着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将木板钉上去之后，他那小小的眉头才舒展开来。他说这是头一次参加森林节活动，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从小就爱摆弄榔头改锥之类的工具，尤其对建筑特别感兴趣。参加活动前，老师布置他们每人要根据自己的体会写一篇作文，他说这活动还没完，这篇作文已差不多在脑子里写好了，选的就是建筑这个主题。
当我正跟艾立克聊得起劲的时候，传来一阵热烈的掌声，那是从旁边一个大帐篷里发出来的。艾立克说那个帐篷正在演出节目，他正想进去看看，于是我们一起走进帐篷，只见里面几十排凳子上几乎坐满了人。舞台上，四个演员随着音乐的节奏边唱边跳，他们头上戴着树枝，身上绑着树皮，一个扛着纸箱，一个背着纸篓，唱词的内容是树木如何变成了纸浆，纸浆又变成了报纸，废报纸又不断地被回收。唱词中还说同学们扔垃圾时别忘将废纸与其他分开。他们幽默的动作，俏皮的演唱不时逗得同学们开怀大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负责这个专题的安德思·尼尔森告诉我，这个节目往年的森林节上没有，台上表演的几位演员来自瑞典一个有名剧团，他们每两个小时表演一次，来看的人特别多，最多的时候300多个座位都容纳不下，有的同学就站在帐篷外面听演唱。
森林节的总负责人雷夫·艾尔姆伯格来自瑞典森林工业协会。他说赞助参与这次活动的共有几十家公司和协会，其中包括瑞典著名的造纸公司、环保清洁公司、森林研究会等。斯德哥尔摩的森林节结束后，紧接着将在哥德堡举办森林节，此前已在林彻平、卡尔斯塔德等市举行，估计今年参观森林节的学生总人数可达8万左右，这在全国80多万小学在校生中比例已不低。他说森林节还将继续举办下去，他希望更多的学生和成人通过参加森林节，懂得更多关于森林的基础知识，懂得保护森林对环境的重要性。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社会广角
巴尔干的历史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延续。在这块不平静的土地上，“回家”这个温馨的字眼竟也变得如此苦涩难言……
回家路漫漫
吕岩松
本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站老房东娜达的家乡在克罗地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乌斯塔沙分子与德国法西斯沆瀣一气，大肆屠杀塞尔维亚族居民。当时还是小姑娘的娜达和母亲一起逃到了贝尔格莱德，再也没有回去。离家时系在屋檐下的那根红头绳成了娜达几十年来永恒的梦。几天前，老房东在街头巧遇同乡——一位在前南战争中逃到这里的塞尔维亚族难民。唏嘘良久，老人的声音才恢复了平静。“我妈妈是个聪明人，就是沦落在街头她也不带我回家。不然的话，我的孩子们这次又成了难民。”
回到梦绕情牵的家园，还是在本民族控制区白手起家？这不仅是半个世纪前老房东的母亲曾面对的难题，更是今天200多万波黑难民痛苦的抉择。
阿利亚·奥楚日是记者在萨拉热窝采访时结识的一位穆斯林。他今年57岁。波黑战争爆发前，奥楚日一直生活在索科拉兹（现位于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他对记者说：“我在索科拉兹开了35年公共汽车，那里的每一条街道我闭着眼睛都能叫得出名字。我开车什么人都拉，从未注意过谁是穆斯林，谁是塞尔维亚人。可做梦也没想到战争爆发后，不同民族的好朋友会相互残杀。”1992年夏天，奥楚日一家逃到萨拉热窝，至今已在难民营生活了4年多，用他自己的话说，最大的痛苦不是生活的艰辛，而是心灵的煎熬。索科拉兹有他亲手建造的住宅，有他侍弄了十几年的苹果树。尽管萨拉热窝是穆斯林的天下，可他还是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谈到回家，奥楚日激动得脸都涨红了，“索科拉兹距萨拉热窝不过几十公里，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去。可我实在是不敢，想起战争时的情景我就心颤。”
9月14日波黑大选这天，奥楚日和老伴在联合国警察的护送下终于回到了家乡。由于投票站与他们的家隔了两条街，两位老人没能看上一眼自己的老屋。回到萨拉热窝，奥楚日给记者写了两个地址：一个是他真正的家，一个是难民营。他恳求记者有机会到索科拉兹看一眼那个有苹果树的院子是不是有了新主人。
波多琳卡是记者在小镇帕莱遇到的另一位波黑难民。生活的磨难使这位35岁的塞尔维亚妇女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出十多岁。大选这天，她搭记者的车去萨拉热窝市郊塞控区投票。汽车在盘山公路上缓慢地行驶着，弹坑一个接一个，想绕都绕不过去。放眼窗外，只见公路旁是战争时塞族军队修建的工事，被打烂的武器和车辆仍旧胡乱堆放在那里。睹物生情，波多琳卡低声啜泣着向记者叙说了自己的不幸经历。战前她家住在萨拉热窝新城区的奈扎里奇，代顿协议将这个地方划归了穆斯林。今年2月23日她最后看了一眼丈夫的墓（他在战争中被打死），把家门一锁，一手拉着一个孩子沿着这条路逃到了帕莱。现在两个孩子在小镇一所学校上学，波多琳卡找不到活干只好呆在家中。孤儿寡母仅靠120第纳尔（约合二十几个美元）的抚恤金维持生活。
波多琳卡的投票站设在一座布满枪眼的楼房里，数百米远的一条马路就是塞尔维亚共和国与穆克联邦的分界线。虽然代顿协议规定双方居民往来自由，但马路上冷冷清清的，只有荷枪实弹的多国维持和平部队士兵来回巡逻。望着马路对面，波多琳卡泪流满面，她指着一座房屋告诉记者那就是她的家。谈及今后的打算，波多琳卡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孩子，我再也不会到马路对面去了。”
波黑难民几乎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安置工作一直是和平进程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两个实体内的强硬民族主义势力蓄意制造障碍，这不仅增加了难民返家的现实困难，而且加深了他们在异族控制区生活的恐惧心理。而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似乎也有些左右为难：急于恢复战前民族混居状况有可能引发新的冲突；认可民族割据现状则不利于波黑的真正统一。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回家”仍将是波黑难民苦涩难言的话题。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郁金香开遍阿拉木图粟周熊
一进入5月，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市的郁金香就竞相绽放。在大小公园，街道两旁，广场四周，总能看到大片大片红色或黄色的郁金香在争妍斗艳。就连房前屋后的空地上，临街的一些水泥花钵里，也开满了一片片红彤彤或黄灿灿的花朵。售花亭里也在出售由温室培育的引进品种。阿拉木图简直成了郁金香的海洋。
1990年5月初，我曾在阿市短暂停留，在二八烈士公园第一次见到这种美丽诱人的尤物，便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今年一开春，我便开始到处寻访它们的踪迹。3月下旬，覆盖大地整整一冬的冰雪开始消融，我就在江布尔大街街边围起来的一小块地里看到一些紫色的幼芽。以后我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到那里去走一走，看着幼芽长出绿色的叶片，4月中旬抽花葶，下旬末花蕾便相继绽开。那些日子我几乎走遍了阿拉木图城区，所到之处都深深为它们的美色所倾倒。
有报纸介绍，郁金香原产中国新疆等地，而《辞海》称郁金香原产小亚细亚，阿拉木图人则自豪地说这里是郁金香的故乡。其实，这三种说法并不矛盾，反而更证明了这一带的确是郁金香的原产地，后来才被引入西方，受到人们的喜爱，还成了荷兰的国花。我没去过荷兰，不知郁金香在那里受宠的程度，但就我在阿拉木图所看而言，说郁金香是阿市的市花也绝不过分。
我惊羡郁金香的天香国色，更欣赏阿拉木图人爱花的品性。公共场所怒放的郁金香亭亭玉立，未见一人摘取，房前屋后空地上绽开的花朵，也不曾有人糟踏，这足以说明他们的自觉自律。我说他们爱花，还因为他们把花当成最圣洁的礼物献给亲朋好友。一年四季的喜庆佳节，他们都送花。每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男士必须得给自己的母亲、妻子或女友备花。上剧场看演出，观众总要给自己心目中最喜爱的演员献花。新人喜结连理，向烈士纪念碑献花成了时尚。就连在纪念死者的日子，人们也要在故去的亲人墓前放上一束紫丁香、郁金香或水仙。尽管近几年多数阿拉木图人生活并不宽裕，鲜花价钱又昂贵，有时买一束花得花去20美元，一支红玫瑰也得花1—2美元，但送鲜花的时尚却长兴不衰，怪不得阿市内有如此多的售花亭，鲜花生意如此火爆。
郁金香的绽放给阿拉木图带来浓浓的春意，也给5月增添了欢乐气氛。尤其是在今年的纳乌雷孜节后传统的清洁卫生月里，市民在市府的领导下，花大力气清除积存一冬的垃圾，新栽近10万棵树，将公园的长椅、栅栏，商店的橱窗以及建筑物的立面、墙脚和栏墙都油饰一新，给水池注满了清水，加之随处可见的喷泉、艳丽的郁金香的衬映，阿拉木图焕然一新，成为广大市民梦寐以求的清洁和美丽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