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青松挺且直
——革命老人帅孟奇二三事
本报记者肖荻
不久前,中央领导同志怀着深情厚意去北京医院看望革命老人帅孟奇。看到帅大姐躺在病床上那亲切的面容,我顿时忆及曾经对她作过的一次难忘的采访。
那是1983年初冬,由于头几天在人民大会堂整党座谈会上看到帅大姐就党风问题慷慨陈词,想到她那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我当即产生了深入采访她老人家的愿望。当时,她是中纪委的常委。她的秘书陈双璧同志很快就答复了我,约我前往。
那是一所宁静的小院。阳光洒满角角落落,一棵挺拔的白杨直指天空。素朴的会客室里悬挂着部队书法家唐天际书写的一首陈毅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当帅大姐缓步走进会客室,用那嶙峋和微颤的双手握住我的手时,我立刻感到,这位历经风刀霜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老虎凳上坚强不屈,在“四人帮”冤狱中大义凛然的非凡女性,毕竟敌不过87年漫长岁月的侵蚀,她那有些迷茫的双目,已显示出失明的前兆了。但是,当话题一展开,她那清晰活跃富有思辨色彩的谈话,那越来越快的节奏,使我的笔记录不下来。我几次劝她:“大姐,您歇一会儿,别太累了!”
她似乎已敏感到记者记录的难处,微笑着呷一口茶。这时,我抬起头来,看到一张只有十分执著于事业的人才有的那种神情激越而容光焕发的脸!
当她听说我是驻天津记者时,话题就从她不久前的天津之行开始了。1983年10月,她去天津参观了5天。当时,动人心魄的引滦入津工程刚刚告捷,她看后激动不已。她说:“引滦入津的胜利,确实是了不起的!它证明我们党和人民中间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最可贵的一点是:我们已经出现了一批年轻的优秀干部,这是最令人高兴的!”
说到这里,帅大姐微微一笑,说:“我从天津还带回一个‘宝贝’来呢。”她让秘书从里屋捧出这个“宝贝”:一个身穿红袍足登官靴的小泥人儿。
啊,七品芝麻官!
帅大姐说:“这是我在天津文化街买的。这两天,谁来这里,我就给谁看。‘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个芝麻官是封建小吏,尚且有这等主张,我们共产党人更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在大多数同志做得是好的,可也有些人以权谋私,为子女、为亲友搞房子、占便宜,使党的威信受到严重的破坏。我想起小时候我父亲教导的几句话:‘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那些以权谋私的人,捞那么多便宜,占那么多房子又有何用?由于条件过于优越,弄得儿女也跟着养尊处优,只知吃喝玩乐,有的还走上犯罪道路。历史是不饶人的!这些同志在这次整党中应当好好开展批评,增强党性,避免再腐败下去!群众是重视现实的,你改了,他们自然会信心百倍。”
13年前的肺腑之言,至今依然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当陈秘书送我出来时,我冒昧地提了一个问题:
“帅大姐很少谈自己。比如,她当年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后,一直没有结婚吗?”
“没有。”陈双璧同志出于对长者的挚爱和一种女性的同情心,深叹了一口气,压低声音告诉我:
“帅大姐的革命和爱情经历,是极其感人的……”
她为我展开一幅幅令人永难忘却的人生画卷:早在70多年前,帅大姐在家乡湖南汉寿县参加革命,并和表弟结婚,还有了一个女孩。后来爱人去了苏联,她就把小孩留在家乡,只身为革命奔波。1932年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强不屈,被判无期徒刑。反动派还把她13岁的女儿活活毒死,一家人东流西散。远在苏联的爱人听到的消息是她已“遇害身亡”,后来就和别人结婚了。帅大姐出狱后对这件事豁达处之,给以谅解,但也没再结婚,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她那位表弟解放后担任工会领导工作,1964年因病去世时,帅大姐还去灵前默默致哀,感动得许多同志潸然泪下。
最为令人痛心的是,帅大姐的两只眼睛并非由于年迈而弱视。一只眼睛是坏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1932年10月被捕后,敌人丧心病狂把她倒绑起来向鼻子里灌煤油,致使她的耳、鼻、口、目等处长期出血。后经狱友百般救护保住了性命,但左眼的视力丧失了。另一只眼,则是坏在“四人帮”手里。1968年4月,“四人帮”给这位当时的中组部副部长、玉洁冰清的女革命家扣上“叛徒、里通外国、走资派”大帽子,整整关了7年,又流放两年半。在狱中,他们打伤了大姐的眼睛,还不分昼夜用强光刺激,使她的右眼失明了。
陈秘书说到这时,帅大姐在一位姑娘搀扶下到庭院中散步,步履缓慢而坚实。现在,13年过去了。在病榻上抬起身子和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交谈的这位百岁老人,依然是那么清癯而坚毅。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万众一心筑“长城”
本报记者袁亚平
面对浩瀚的东海,一条长达19公里的石砌海堤,巍然矗立;40多米宽的堤脚上耸起两层防浪平台和一堵防浪墙,蔚为壮观。
堤外,海水无际,海涂平展,海草高密,海鸟飞掠。堤内,水网密布,船只往来,蜜柑丛丛,红旗点点……
这条集堤、路、河、林为一体的海堤,护卫着温州市瓯海区100多平方公里土地,16万人口和那繁忙的温州机场。
这条投资近亿元的堤塘,是温州市和瓯海区各级党组织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明证,是凸现时代精神的东海“长城”!
两任书记的重负
1994年8月21日夜,17号台风裹挟着百年不遇的暴雨、大潮袭来,瓯海区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堤塘全线崩溃,海潮无情地吞噬了村庄、农田、厂房……
全区受淹村庄170个,受淹人口26.3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7亿元。
面对灾害造成的损失,瓯海区委书记黄德余想到,如果只在原堤上小修小补,势必年年毁年年修。只有修建一条高标准的堤塘,水患才能根治。
但耗资巨大、时间紧迫、群众情绪低落、技术难度大等困难,使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要下死决心,花大力气,勒紧裤带,破釜沉舟,苦战一二年,把沿海人民赖以生存的堤塘建设好!”黄德余在群众动员大会上一字一句,掷地有声。
堤塘建设是百年大计,在省、市水利部门的技术指导下,瓯海区集中了计划、规划、水利、交通、林业、农业、水产、土地、农机、围垦等部门的技术力量,对方案进行反复论证。
一个建造高标准、高质量堤塘的总体方案终于确定了。
黄德余想到那位当过镇委书记、富有水利建设经验的张崇权。他和区长立即上门。正在伏案工作的区广播电视局局长张崇权猜着了他们的来意。
“我这老骨头还硬朗,我去!”年已58岁的张崇权毅然出任永强堤塘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
兵马集结,决战堤塘,这时,堤塘建设的主要决策者黄德余却调任乐清任市委书记。
1995年1月,温州市委副秘书长翁锦武,来接任瓯海区委书记。
农历正月初八,翁锦武到瓯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堤塘建设第二次动员大会。他对干部群众说:“我们不光要建好堤塘,还要利用堤塘,搞高起点、多功能、综合性的开发,让温州的二次创业,城市经济中心的东移有一个更宽广的腹地。”
整个瓯海,上下一心,重建堤塘!
众多心愿的汇聚
建造瓯海高标准、高质量的堤塘,需要土方300万立方米,石方60余万立方米;投入的民工和技工,成千上万,预计工程总投资9836万元。
在海堤建设的千人动员大会上,区长叶际仁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全场动容。
地处瓯海区中部的梧埏镇委书记大步走到台上:“建设堤塘是全区的大事,我镇虽然不是沿海乡镇,但也要全力支持这项工程,我代表镇里捐资20万元!”
地处西部的新桥镇委书记也大步上台:“我镇先捐20万元,不够,再捐……”
地处沿海的海滨、永兴、天河、沙城等镇更是踊跃捐资,纷纷表示承担各自的建设任务。
1995年8月21日,在堤塘建设再动员大会上,在《爱的奉献》的动人旋律中,再次涌起捐资的热潮:
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张友余,浙江省水利厅厅长章猛进,带头走向捐款箱,分别捐了500元和400元。
区、镇、村三级干部党员和企业界代表,鱼贯而上,捐款袋一个接一个,越堆越高。
一位老党员挤向前,一位抱着小男孩的妇女使劲往前,小孩高高举起的小手中是一个红彤彤的捐款袋……
瓯海区已收到各类捐资集资款3644万元,占堤塘建设已到位资金的49.7%。
整体力量的显现
海岸线上,飘扬着鲜红的党旗国旗,回响着高亢的劳动号子。来自江苏、安徽、浙江三省40支专业队的4000多人在工地上安营扎寨,铁锤和石头“叮叮当当”迸出火星。瓯海区机关各部门和中西部乡镇出动2万多人前来助战,义务劳动竞赛热火朝天。
50多岁的老党员杨送元,因一次车祸导致脚残退休在家。自这堤塘开筑,他每天拐着脚,步行十来公里,到这里义务劳动。
这是一支白发苍苍的队伍。永兴镇沙园村的老党员们,脱掉鞋子,卷起裤筒,赤脚踩在寒冷泥泞的堤塘,传递着一块块数公斤重的泥块。
这是一群变成“黑人”的汉子。天河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沈永国带着9人管理小组,长达半年在工地上,渴了喝点生水,累了就地躺倒。那砌入1.93公里长的堤塘的每一块石头,他们都挑选过,检查过。当他们被烈日晒成“黑人”回家时,他们修筑的这一段堤塘却成了“样板中的样板”。
这是一个全然忘我的群体。瓯海区的领导和有关部、委、办、局主要负责人组成堤塘建设督导组,吃住在工地上;沿海各乡镇的干部不分上下班,没有休息日,沙城镇干部与石匠、民工们实行“三班倒”,一连熬了27个日日夜夜,一个按常规建筑需5至6个月的闸门工程,仅用一个月就保质保量完成。为了这闸门赶在潮汛前竣工,好几位党员累垮了,住进医院……
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三上瓯海堤塘。从灾后到现在,他用“担心、忧心、信心”概括了自己的心情变化。他望着这道绵延壮观的风景线,又望着堤内6镇在灾后迅速复建的数万亩农田和大片厂房,大声讲道:“真是一道海上长城!是我们教育子孙后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瓯海人筑起了坚实的“东海长城”,也筑起了一道不垮的“精神长城”!(附图片)
左图:1994年8月21日,17号台风摧毁了海堤,一派惨景。
下图:千军万马修海堤。 郑金寿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一楼

  “安官告示”的效应
树学德文国珍
8年前,黑龙江省延寿县中和镇先锋村办公室墙上贴过一张“安官告示”:上级领导来村工作一律不给吃招待饭。“安官告示”张贴后,村里不仅节省了招待费,还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
8年过去了。“安官告示”还有效应吗?最近,我们冒着寒冬的风雪又踏进了距延寿县城75公里的山区小村。当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林成久攀谈时,他如数家珍地讲述着“安官告示”的效应和村里的变化。
先锋村是个仅有136户、550口人、3500亩水田的朝鲜族村,先后被地、县两级授予“先进党支部”、“精神文明村”、“普法先进集体”等称号。村子出名后,每年到这里检查工作、总结经验的上级领导达400多人次。领导一到,村里就得忙着派人、派车去10公里以外的中和镇买酒、买菜,每年要花掉吃喝费数千元,农民意见很大。于是,村党支部研究规定,今后凡是来村工作或办事的上级领导一律吃派饭,标准是一饭一菜,不备禽鱼肉蛋,不备酒,每顿交5角伙食费。然后把这个规定写成告示贴在村办公室醒目的地方。
“近年来,社会上吃喝风较为盛行,你们怎么办呢?”林支书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说:“不管外面形势怎么变,但老百姓反对吃喝的心思没有变,经济发展了,我们仍然坚持规定,上级来的领导知道我们有‘告示’,都自觉地不吃招待饭。”
先锋村用发展生产和节省的吃喝费办了公益事业,使先锋村发生了今非昔比的变化。
一幢幢砖瓦房替代了过去的茅草屋,去年人均收入1800元,几年来投资15万元建校舍700平方米,家家喝上了自来水,有84户安上了程控电话。
“告示”历来是安民的,但先锋村的告示却是“安官”的。朝鲜族兄弟好客童叟皆知,我们两次去都受到村支书等人的执意挽留,让好好品尝一下他家的饭菜,我们都谢绝了。虽然我们没有吃先锋村的饭,但我们和先锋人的心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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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生舞台

  国氏钟神秀
——国敏元和她的减肥新思路
本报记者朱竞若
一个温暖的冬日下午,记者在京城初见国敏元。
她衣着朴素,神态安详,言语轻柔,这位57岁的女教授,近10年心血凝结成的科研成果,为万千体重超标者圆了苗条之梦。
说起她的实验室和科技成果,女教授大大的眼睛里闪烁着机敏的光彩。国敏元研制减肥食品十分偶然。80年代初,国敏元作为北京营养源研究所的工程师,受聘担任中南海的营养师。在这段时间,出身于北京中医世家的国敏元对我国传统药食同源的天然食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红墙内的工作令她声名鹊起。80年代中期,国敏元受聘为首都一些减肥门诊的中老年患者和减肥健美班的孩子们提供营养配餐。她发现,中老年肥胖病患者大多有便秘、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等疾病,而肥胖儿竟绝大多数营养不良,贪吃易饿乏力懒动是共同特点。她从中医调理气血、疏通经络的原理出发,寻找药食共源的天然食品,又从西医均衡营养、补充体力的角度来增加养分。一段时间下来,反馈的信息竟出乎意料的好。食用了她的全天然营养配餐,患者普遍减轻了体重,呆滞的肥胖儿们开始活泼好动了。
患者全新的精神状态令人鼓舞,国敏元蓦然发现自己正走着一条与前人完全不同的路:不是通过节制饮食增加消耗,而是通过补充全面营养和改善脂肪代谢来改变肥胖症状。她由此认识到,肥胖是由于营养不平衡,造成人体内分泌和脂肪代谢失调所致。
新的发现带来惊喜,也还有无数的疑问。这是一条全新的思路,需要以足够的临床实践来提供充足的论据。她开始更深一层的探索。国敏元是幸运的,几家医院的减肥门诊和患者都给予全力支持。几年下来,她积累了几千例跟踪档案,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配方的改进完善。国氏全营养素的配方在平均每天为患者减轻体重500克上稳定下来,它使患者的脂肪代谢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1992年,国氏全营养素通过轻工业部鉴定,专家的鉴定意见是:国氏全营养素系全天然营养食品。
1993年初,国氏投放市场后,受到异乎寻常的欢迎,中西医结合创造的功效出人意料。不少人服用后不仅体重大幅度下降,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等症状等也大为减轻。珠海一位企业家在信中说,服用国氏后体重减去了数十斤,同时感到精力特别充沛,常有一种想跑步的感觉,他担心其中是不是有兴奋剂。为了让消费者放心,1993年夏,从市场采样的国氏全营养素送到国家奥林匹克中心,顺利通过了270多项严格的检测,证实不含运动员禁服的所有药物成份。
中国女子举重队得悉国氏通过兴奋剂检测后,特意把国敏元请到训练驻地,指导选手赛前减轻体重。当年11月12日,世界举重锦标赛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行,8名选手组成的中国女子举重队一举打破了8个级别的世界纪录,捧得了6个冠军奖杯。美国CNA电视台的体育评论员说,中国姑娘简直是微笑着把世界举过了自己的头。
国敏元的桌上有厚厚一沓资料册,里面是国氏服用者的来信,不少人还附上了对比照片。那些姑娘们减轻体重后灵秀的身姿和欢快的笑容,与此前判若两人。翻开这些资料,国敏元的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她说,只要为社会努力工作,对人类付出了爱,人活着就会充实、愉快。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物志

  大红枣儿甜又香
祁勇孟西安
“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亲人尝一尝。”陕北红枣个大、核小、肉厚、皮薄、味甜,名声远扬。而今,在陕北高原东部,九曲黄河两岸,一条南北长347公里、东西宽约10公里的红枣林带,正在这古老贫瘠的土地上兴起。
陕北佳县、清涧、绥德、吴堡、延川等县的黄河沿岸地区,原为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缓慢,被国家列为重点扶贫县。1994年,陕西省科委、陕西省陕北老区建设委员会决定在这里实施“百万亩红枣基地建设”,到1998年使该地区枣园总面积达到100万亩。
今天,当你进入枣区,看到的是满坡满沟的枣树。佳县木头峪乡牛圈沟村群众过去“住在崖窑古寨,吃着熬瓜煮菜,家里缺铺少盖,出门少穿没戴”。近几年村里新栽枣树7000多棵,去年仅红枣一项人均收入1200元,全村通公路、通电,家家用上了自来水,住上了雨檐抱厦的新石窑,户户添置了新式立柜、满炕毯、大彩电。枣区70%以上的农民已靠种枣树脱贫。
绥德县四十铺镇三十寨村村民安世兆,是当地有名的农民技术员。他从1993年开始钻研红枣育苗技术,先后出资引进梨枣、骏枣、赞皇等10多个外省的红枣新品种,在自家院落的10来棵枣树上进行引种实验,每一项实验都保留详细的图片资料和实物标本。他说:“原产地的果重是57克,而我引种的梨枣最大果重已达57.4克,说明这种枣很适合在我们这儿生长。按梨枣的市场行情,一亩至少可收入2000多元,比栽种本地的团枣一亩可多收入1000多元。”像安世兆这样的农民技术员,在枣区已不鲜见。
“红枣要栽好,全靠科技保。”如今,这句话成了枣区人的口头禅。
这几年,搞枣加工业,提高经济收入,逐渐成为枣区人的共识。去年仅清涧一县,就出现小型红枣加工企业10多家。延川县柏树洼村村民李宝1993年在自己家中办起了该村有史以来第一个红枣加工点,当年加工蜜枣30吨,收入10多万元。枣区的红枣加工业开始以初加工为主,现正从初加工转向精深加工。清涧县的巨鹰枣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北方饮料公司已成为枣区红枣加工的龙头企业。枣区红枣面积最大、产量最多的清涧县,去年3月被国务院有关部门列为全国100个特产县之一,并被命名为“中国红枣之乡”。这两家企业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努力创造自己的名牌产品。北方饮料公司生产的北特牌红枣汁被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指定为专用饮料,巨鹰枣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肯健牌清涧滩枣荣获第五届亚太地区国际贸易博览会金奖。
(附图片)
陕北果农的欢欣。本报记者王忠家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一枝一叶总关情
——湖北省枝江县委书记张业玉一席谈
本报记者龚达发
张业玉,男,湖北省洪湖市人,48岁,大专文化程度。1965年参加工作,历任公社团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副书记。1983年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农经系,1986年毕业后任洪湖市委副书记、市长。1990年调任中共枝江县委书记至今。
到枝江的当天晚上,县委书记张业玉就到招待所与记者唠家常。两年不见,他明显地苍老了,本来清癯的脸庞更加瘦削了。说是唠家常,但他始终没有离开县委书记“要向党负责,同时向人民负责”这个话题。他说:
从理论上讲,从长远看二者是一致的,但具体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方,上级指示又可能与地方情况不一致。一致时好办,坚决执行就是了,真正考验一个干部党性强不强的是不一致的时候。这时是将上级文件、指示依样画葫芦、照抄照转,还是依据当地情况,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创造性开展工作?前者省事、稳当;后者不仅费事,搞不好,还可能受批评。我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毛泽东曾说,盲目地表面毫无异议地执行上级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而敢于向人民负责,把一个地方的工作真正做好,这才是从根本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上级的指示、文件是解决一个地区共性问题的,不可能解决每一个局部的具体问题。上级布置工作、作指示时也不可能全面了解每一个局部的情况。一个正直的党的干部应该以党的事业为重,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如实反映下情,不顺风跑。比如乡镇企业,枝江县原来基础较差,这几年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长,速度已经不慢了。但有的兄弟县市产值连年翻番,这对枝江产生很大压力。如果不从当地实际出发,把指标机械地分解、往下压,势必助长虚报浮夸。这不仅害了下级,也欺骗了上级。枝江的做法是,从实际出发,能快则快,宁愿要实实在在、有效益的“慢”,也不要有水分的“快”。
下级服从上级是我们党一条重要的组织原则,必须坚持;但向上级汇报不能看眼色行事,爱听什么讲什么,而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就汇报什么。当上级意见与实际不符时,要敢于亮明自己的观点,推心置腹地讲实话,讲心里话,这才是真正尊重上级。
向人民负责来自对下情的真切了解,来自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工作,不仅要看在任时是否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还要看他走了以后给当地留下什么。“人心是秤”,全县几十万人就是“公平秤”。要想人走茶不凉,就要多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把老百姓的疾苦时刻挂心上。“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封建时代的官吏尚且如此,何况共产党人?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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