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历尽沧桑真情在
——记保加利亚友好人士甘扬道夫妇
马秀瑛
一封散发着玫瑰花香的海外来鸿把我带回到那个芬芳四溢的国度——保加利亚。“我和甘扬道都盼你再次来保，我们还等着吃你做的美味包子、饺子呢！”信中的话勾起了我一段温馨的回忆。
１９９０年春天，我随丈夫到保加利亚工作。早就听说，索非亚有一位为保中友谊默默耕耘的女性，她的丈夫当年曾作为国际援华医生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我慕名前去拜访。在市中心一幢居民楼，我敲开了一家标有汉字“张”的房门。“欢迎你，马秀瑛！我是张荪芬”。身材娇小、满头银发的张女士笑眯眯地把我迎进屋，声音出奇地柔细悦耳，绝对找不出７５岁老人的踪影。房内布置幽雅整洁，一排顶天立地的书柜里全是中国古今名著。客厅角落那棵巨大的绿萝给房间增添了勃勃生机。写字台上放着张女士编著的《保汉分类词典》、《汉保常用词汇》及几本不同版本的汉语教科书。１９５３年张荪芬在索非亚大学首创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此后３０年中，张荪芬老师亲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通晓汉语的人才，为中保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的这些书目前市场上早已脱销，个体书摊偶尔有售，一本要价高达二三十美元。
“你好，记者夫人！”随着一声湖南腔的男中音，一位身材魁梧的保加利亚男子站在我面前，花白头发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灰眼睛友善地盯着我。张荪芬介绍说：“这是我老伴，他的中国名字叫甘扬道。”甘老用力握住我的手说：“我饿极了，很想吃中国饭。老伴不给我中国饭吃，天天叫我吃面包。”他以特有的幽默表达了对我的欢迎。
于是，我们就一起动手包饺子，拌馅、和面、擀皮……闲谈中我了解到，甘扬道的保加利亚名为杨科·卡内蒂，３０年代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医科，曾作为国际纵队一员参加过西班牙反佛朗哥内战，共和国失利后，甘扬道被关进设在法国的集中营。抗日战争期间，“国际医药援华会”到集中营招募有志反法西斯的医生，甘扬道应征入伍，和白求恩等外籍医生同期来到中国，参加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甘老当时曾任中国红十字会第三医疗队中队长，带领医护人员转战湖南、江西、贵州、云南等从事抗日战地救护工作（下图左一为甘扬道）。作为一名保加利亚共产党员，他曾多次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并在王炳南同志安排下，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接见。
当年在燕京大学护理系就读的张荪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于１９４０年只身从北京至上海转道香港、越南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所在地——贵州图云观，参加了甘扬道一行的医护活动。共同的事业和追求使张荪芬和甘扬道相识、相知最终结为终身伴侣。新房就在长满刺槐和杜鹃的山坡上，一排排临时搭起的茅草棚便是医疗队的办公室、病房和寝室。晚上睡觉时，只要感觉有东西在身上动，就得立即跳起来用力把它摔掉，不然，大耗子会咬伤鼻子、耳朵或其他什么地方。每天吃的是糙米和豆子，偶尔抓条蛇就算是餐桌上的美味珍馐了。组织上曾想安排他们去后方医院，但他们拒绝了。甘扬道说：“我绕过半个地球来到这个陌生国家就是为了到第一线参加反法西斯战斗，为什么要去后方呢？”回忆起当年的艰苦岁月，夫妇二人尤其得意他们就地取材的杰作：用竹子打水、煮饭、盖房、做家具。甘老说：“中国的竹子真好，既能吃又好用。我们用它为病人架起淋浴槽，太阳晒暖的水通过竹筒流出来，战士经常洗温水浴，身体恢复得很快。”
１９４３年，他们的大儿子在云南降生，取名保中。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甘扬道携妻儿返回祖国，转年生下次子保华。两人名字意在保中友好，保卫中华。如今，两位老人儿孙绕膝，四世同堂。全家人人都爱吃中国饭，个个都能说几句中国话，有一孙女现正在美国研修汉语，成绩相当出色。每年的春节、国庆日，张荪芬一家都应邀到我驻保使馆与我政府官员和在保华人欢聚。
临别时，我说起甘老作为当年唯一健在的反法西斯外籍医生，在中国史料记载上尚属空白，并对此表示歉意时，甘老却毫不在意。他认为，参加西班牙战争和抗日战争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他说：“如果历史重演，我还会做同样的选择。”（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漫话西方文化资助
何刚
伦敦的“皇家莎士比亚戏剧团”是英国最权威的莎剧艺术团体。从１９６０年起，这个剧团一直在伦敦专门上演莎翁的２７部戏剧。由于该团的艺术成就已成为伦敦作为文化之都的一个标志，英国“艺术委员会”每年拨给１３５０万美元，以确保其排练和演出；伦敦市政当局每年也拨款约３００万美元。该团在伦敦富丽堂皇的“巴比肯中心”占有一席之地，无偿使用。去年初，剧团想一改３５年来固守伦敦演出莎剧的传统，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伦敦为了留住该剧团，竟不惜将拨款从一年３００万美元猛增至５９０万美元。
“皇家莎剧团”得到的优厚待遇算是英国政府资助严肃艺术的典型例子。在英国，“艺术委员会”负责执行国家对艺术的资助政策，将国家的文化拨款和发行一种“文化彩券”的获利共数亿美元分别拨出，确保主要艺术团体的运作和文化建筑的修缮。
不只是英国，欧洲各国的文化政策向来受人称道。欧洲人常说，欧洲是浸透着历史的地区，文化艺术的繁荣被视为民族自豪感的源泉，尤其是那些代表着各国悠久历史和传统的文化艺术，像英国“皇家莎剧团”、法国的卢浮宫、意大利的古罗马建筑等。政府大力扶持文化艺术已成为多数欧洲国家的共同原则。今年法国总统竞选，希拉克与若斯潘激烈角逐，在许多政策主张上针锋相对，但谈到文化政策，两人却相当一致，都保证一旦当选，将大力扶持文化艺术事业。事实上这已是法国的一个传统，如果竞选者声称将对文化艺术事业一毛不拔，那他所激起的众怒定会把自己淹没。新卸任的总统密特朗备受法国人尊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执政１４年间的文化政绩。他不仅加强了法国文化部的权力，将约１％的政府预算，近３０亿美元划归文化部；同时他还扶持建造像“大卢浮宫计划”二期工程这样耗资１２亿法郎之巨、泽被后世的大型文化艺术建筑。
在许多欧洲国家，都有一套相当完善的公共艺术拨款制度。比如意大利，国家文化遗产部年预算约１２亿美元，用于管理和保护遍布全国的博物馆、教堂和罗马时代的建筑物遗址；而旅游和表演艺术局则将国家拨给的７亿美元补贴发放给歌剧院、乐团和电影业。德国一年的艺术补贴高达７０亿美元，其中５％来自联邦政府，３％来自个人和团体捐助，其余大部分由各州和地方政府拨款；西班牙的情况也是如此，地方政府分担了文化拨款的大部分，并使扶持当地的文化艺术事业与促进旅游业发展紧密相关。
欧洲国家对文化艺术的扶持，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西方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西方文化从欧洲起源，文艺复兴后形成以意大利为中心，全欧洲近现代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但进入二十世纪，尤其二战结束后，美国式价值观念和文化艺术也渗透到绝大多数国家，西方文化的中心似乎也因此而移居美国，以致有人言必称美，美国的文化和流行艺术成为一些人心目中的正宗西方文化。事实上，西方文化艺术在美国不过是实现了最大的流行化和商业化，若论西方文化艺术的传统和内涵，其主流依然在欧洲。
与欧洲各国政府对文化艺术事业的一致支持和大力资助相比，美国对于文化艺术事业的扶持就显得很不够。美国政府每年向“全国艺术基金会”和“公众广播公司”提供约４．５亿美元的经济支持，而国会还考虑大幅度削减这笔开支；多数美国文化艺术机构的经费来自个人和团体的捐赠，而非各级政府拨款。据伦敦政策研究所的报告，美国政府的人均文化艺术拨款约４美元，而英国是１９美元，荷兰为４１美元，法国４３美元，德国４８美元，瑞典５５美元。
从经济效益上讲，美国形成了一整套运作迅速的流行艺术和商业文化的制造传播机制，但由此导致对文化艺术的异化却更令人担忧：颓废艺术、色情暴力的甚嚣尘上，迎合猎奇、变态心理造成的艺术庸俗化和文化内涵的扭曲，终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大危机。商业化导致流行，并使文化艺术自给自足，但文化传统和严肃艺术由此而付出的代价、社会文化和人们心理遭受的冲击和扭曲，又如何能用钱计算得清呢？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一支特别的乐队
章念生
前不久，收到一位瑞典朋友来信，信中着意提到当初我们共同为之效力的一支现名为“周日茶会”的民间乐队。今年６月中旬，瑞典国家广播二台实况转播了乐队演奏的创作曲目《城市节奏》，同期录音的ＣＤ唱片亦已出版发行。８月１７日，乐队还将在瑞典国会广场为一年一度的斯德哥尔摩国际水节演奏。
读罢来信，为乐队今天的成就欣喜之余，亦不免陷入对往事的追忆……
两年前的夏天，通过学校里的一则启事结识了美国朋友斯蒂文，当时他正招募音乐爱好者，准备演奏他写的乐曲。我曾在小时候学过几天二胡，出国学习时为排遣寂寞就带了一把。斯蒂文初见二胡这件两根弦的乐器，尤其是听了几首传统的二胡独奏曲之后，讶异之情溢于言表。几天后他来电话，说正以东方曲调为主题写一首乐曲《城市节奏》。一个多月后，他的曲谱完成，一支由来自７个不同国家的音乐爱好者组成的民间乐队也应运而生。
乐队共有１５人，分别来自瑞典、美国、德国、中国、伊朗、伊拉克和智利，演奏的乐器有大提琴、小提琴、乌德（伊拉克的一种民间乐器，形似中国的琵琶）、二胡、长笛、单簧管、伊拉克手鼓等。成员中除了两位受过正规音乐训练外，都是业余爱好者，好几位甚至连五线谱都不懂。
乐队成立之后，约定每周日聚会。大家除练习演奏《城市节奏》外，还相互交流各自民间的传统乐曲，介绍各自的文化习俗。瑞典人推荐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民间乐曲；伊朗伊拉克人教我们颇具西亚特色的民间曲调，有位瑞典女士还会和着节拍跳阿拉伯舞；智利人介绍拉美风格的音乐；我则将中国民间的《四季歌》和《采茶舞曲》等根据记忆录成五线谱印发给大家。我们都将每周日的相聚看作是工作学习之后放松娱乐的好机会。
有意思的是，就像对音乐一样，大家对喝茶都有同样的爱好，对中国的茶更是赞赏不已。因而喝茶，特别是绿茶，成了我们聚会的内容之一。品茶时，大家要求放一些中国的乐曲。于是我将出国时带的所有中国民乐录音带连同绿茶一起贡献了出来。喝茶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后来乐队取名为“周日茶会”，大家都觉得名字很贴切。
这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杂牌军”，却又有别的乐队所无法具备的特别之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组合、不同民间乐器的组合。在长达２０多分钟的《城市节奏》中，乌德和二胡分别有一段独奏，表现乐曲的主旋律。乐曲的开头和中间又穿插着几位伊拉克歌手的阿拉伯语独唱和合唱，另有一段单簧管和斯蒂文的英语独白结合的美国爵士乐。在专业音乐工作者看来近似于“胡闹”的乐曲，却似乎被接受了。１９９３年冬，我们为迎接圣诞节组织了一次音乐会，上百名观众看完演出后给予了热烈的掌声回报（下图为演出时情景）。一位黑人老者听完后上前与斯蒂文热烈拥抱，神情很激动。然后他又和我紧紧握手，说二胡的声音很悠扬，他从来没想到两根弦的乐器演奏的乐曲音域那么宽。后听斯蒂文说，那是他的老师，演奏爵士乐已经几十年。一位电台记者会后专门采访了斯蒂文。瑞典国家广播二台于１９９４年１月５日播出了采访录音，《城市节奏》中二胡的独奏被用作背景音乐。
回国后，还经常能收到几位乐友的来信，告诉我有关乐队的最新情况。去年夏天，乐队已在瑞典正式注册，并得到了一些经费资助。在哥德堡市，乐队常常应邀参加一些演出，《采茶舞曲》成了经常演奏的曲目。为斯德哥尔摩国际水节演出之后，不知乐队是否又会有新的进展？（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我要掌握自己的生活”
——记曼德拉的女儿玛卡基韦
温宪
在纳尔逊·曼德拉的自传《漫漫跋涉向自由》中，这位现任南非总统首先写道：“我将此书献给我的６个孩子，我珍惜着他们的支持和爱戴……”６个孩子中，前４个是曼德拉与第一个妻子伊夫琳·玛丝所生。也许是一种怀念吧，在痛失第一个女儿后，曼德拉和伊夫琳又为他们的小女儿起了一个同样的名字：玛卡基韦·曼德拉，昵称玛基。
现在，４１岁的玛卡基韦·曼德拉已是４个孩子的母亲和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负责“机会平等行动”的顾问。１９４３年初，她的父亲曼德拉就是在这所大学攻读法学学士学位。
玛卡基韦对童年有着雾霭般难以理清的回忆。６岁那年，父母离婚了，以后，只是在“一些周末”才能见到父亲。曼德拉被投入监狱后，父女俩只能保持书信来往。“你对父亲不在身边的感受是不是特别强烈？”有人问玛基，她回答说：“任何一个孩子对此都会有强烈的感受，我也不例外。在很长时间里，我曾因爸爸不来看我而感到痛苦和受到伤害。”
玛基承认，尽管因为她是曼德拉的女儿曾遭监视的迫害，但与其他黑人相比，她是幸运的，“我没有受过那些出身贫寒、一无所有的人遭遇的痛苦。我亲眼见过那些绝对赤贫的人，而我至少一天还有三顿饭，还可以享受良好的教育。”玛基少年的时候便被送往斯威士兰读书，后来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获得了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
去年８月，玛基被任命为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机会平等行动”的顾问，这个岗位对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严峻的挑战。她的使命是要在这所高等学府内清除种族主义的残余，在高等教育领域促进实现种族平等。这又谈何容易。“在这个岗位上，我一点也没有闲着的时候，我要改变人们的整个观念。迄今为止，我只是在旧制度的墙上敲开了几道缝，”玛基说，“但整面旧墙还没有被推倒。别忘了种族主义可是个极顽固的东西。”在整个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里，至今只有一名黑人教授，而多数黑人学者只是助教或讲师，“当你翻开黑人学者业务职称晋升申请表时，尽管他们都具备申请资格，但在从事科研和发表论文方面，他们都显得很薄弱。他们一方面需要得到精神鼓励，另一方面要从机制上对他们予以辅导和支持。”
有人说，黑人学生在大学校园内的增加降低了高等教育水准。玛基争论说，黑人学生与那些从小有私人教师辅导的白人学生的背景完全不同，他们在一年级考试中的失败应更多地归咎于不合理的教育制度而不是学生本人，应从制度改革入手对黑人学生给予更多的帮助。
南非黑人有一个习俗，姑娘出嫁前男方须送彩礼，这被许多人指斥为降低妇女人格的陋俗。而玛卡基韦却拥护对女方送彩礼：“我不相信送彩礼的目的是将那个姑娘卖掉，而是要藉此加强双方关系，使男方懂得尊重女方和孩子，负起将来照顾家庭的责任。”玛基说，实际上，现在的南非社会再也没有纯粹的非洲黑人文化和西方文化，两者间早已互有借鉴和融通。
作为曼德拉的女儿，玛基在以往的经历中既感到了“一种负担”，又从中获益匪浅。“因为我的出身和名字，大门对我紧闭，有时对我敞开，”她说，“但我已经悟出了真谛：即使大门敞开时，归根结底我也要以行动和人品证实我自己，我要掌握自己的生活。我也不断地向我的孩子们讲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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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务农——德国休闲新时尚
章明
久住大城市的人都有些厌倦压抑的城市生活。每天在高楼大厦里，一眼望不到城市的边缘，一向以追求大自然为生活宗旨的德国人尤其无法忍受这种城市封闭感，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农村。目前，近六十万德国人在郊外乡村拥有自己的别墅，仅去年便有四百万德国人在乡村里度过难忘的假期生活。
一项新兴的业务也随之悄然诞生，那便是组织人们到农庄或牧场去度假，其间要充当义务的农场工人，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过上几天真正的农家生活。不少人为了体验这种生活，纷纷报名参加这项度假活动。照他们的话说，要把一双白净的手弄得脏些，把苍白的皮肤晒得黑些，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从而使心情焕然一新。
位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的奥克斯勒农场便是一处能令度假者体验到乡村气息的地方。农场主托马斯和夫人劳拉原先都是城市居民，对大自然共同的向往和渴望使他们来到了离慕尼黑四十公里处建起了一个占地约三十四公顷的农场，并拥有一百一十头山羊、十二头牛和一头猪。奥克斯勒农场主要为慕尼黑、汉堡和柏林的羊奶制造商提供上选的羊奶。这里经常会有一些慕名而来的度假者，所不同的是，这些城里人并不是来此观光旅游的，他们都是来义务充当劳动力的。度假者心甘情愿地要求在这里干活，清晨六点半，他们便开始了劳动，先是到羊栏里去挤羊奶，再到牛棚里去清扫牛粪。干完这些，就被分配去修栅栏。这些城里人便显得格外笨拙，最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中午，阳光驱散了雾气，一派生机勃勃的田园景象呈现在人们眼前。度假者们随着拖拉机又来到了萝卜地。晚饭后，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围坐在饭桌边享用着新鲜的食品。夜里，度假者们无心欣赏夜色，疲倦促使他们早早地上了床，进入梦乡。次日清晨，又是一天的劳动在等待着他们。劳动使得他们身心愉快，忘却了城里的烦恼和不快。
经过乡村里的度假生活，许多人精力充沛地又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也有人深深爱上了乡村的土地，爱上了那儿的生活方式，于是索性留在了乡村。对于他们来说，有些东西是极有价值的，那便是一种宁静、合作和诚实的生活情调。其实，他们内心在追求着过去年代遗留下来的一些美好的事物，这便是许多人摆脱不了乡村情结的缘由。
随着这股乡村度假的热潮，城市的郊外不再宁静，汽车长队、旅馆、餐厅、公路等都在破坏着乡村的本色。不少人担忧，人们竭力寻找着他们所要的，找到了却又毁了它。有识之士呼吁要保护那些未受城市侵袭的乡村地带，保护这片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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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莫斯科文化市场见闻
李景阳
莫斯科的古董店比比皆是。只是古董店从不挂“正牌”，一律标以“古旧书店”，古董专柜设为旧书店的“分部”。是否在古代俄国人的意识里，有价值的古物首推字写的书，次为实物类，因而成此习惯呢？
笔者居俄期间，最爱逛古董店。这种嗜好，素来有之，但一半也是受俄国人的影响。当地人家里，甭管其身份地位如何，均藏有一些书籍与文物，满室文化气氛。正因为有这样的大众为依托，便是在俄国经济最困难的１９９２年，文化市场也没有萧条的迹象。
俄国的古董及现代工艺品，风格古朴粗犷，大笔雕琢，重求神韵，以人为摹仿主体，或做文化名人塑像，或以凡人情态为题材，熏染着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与国内的山水花鸟文物感觉自然不同。近来又时兴把俄罗斯和前苏联领导人的形象画在俄罗斯的传统工艺品漆彩套盒上。此外，还有欧洲的、亚洲的各类工艺品，诸如法国的、德国的精工器皿，印度的雕花铜器，格鲁吉亚的民间彩陶。俄国土产的与舶来品，都杂在一起卖，颇有“世界博览”的意思。
古董及工艺品比较集中的地方原在市中心的老阿尔巴特大街。现在只剩下那个位于城东头“伊兹马依洛夫”地铁站附近、莫斯科河边上的露天“文化市场”仍旧红火。这个又称“跳蚤市场”的文化市场规模很大。只是市场的风貌不如北京的硫璃厂典雅，于一块地势起伏的广场上，高高低低列了几十条线、数千个摊位，五光十色，人潮涌动，从远处看，真好似一个奇异的城池。无论什么人，交上相当于三五元人民币的摊位费，即可占位售货。资本雄厚的，专售价值在几十美元以上的古董，本钱小的，则在地面上铺一块布，摆些纪念币、纪念章、小盒小瓶小刀叉之类。近时，入口处又有几位穿鲜艳民族服饰的姑娘专管售票收票，其打扮与现代人迥异，颇增情调。从地铁车站到文化广场入口的路上，还有一条立售文物的“长龙”，他们不纳税，也能挣钱，兼作“夹道欢迎”的人群。
不要小看这“夹道”的闲散人员。笔者就曾在这里成交一笔。一个老汉说他的海螺来自日本沿海，系亲自捕捞携带，且年轻时专操此业。沿途过境时，对这类海宝查得紧，每人限带２—３个，并须纳税，超带者没收。听了这则故事，又亲见那螺壳生有五六个如鱿鱼触须似的长角，的确与众不同，遂解钱囊。
文化市场逛得多了，也便悟出一点俄国文化的“门道”来。在俄国人的眼里，工艺品的价值，除直观的美感印象外，大约还取决于以下几个要素：现代的还是古典的；借助机械的还是纯粹手工的；批量生产的还是作者独制的；普通质料的还是贵重质料的。自然，不用说，后者为贵。卖主介绍货色时，常使用“手工的”、“作者的”和“博物馆的”等字眼。这实际是三个等级。至于博物馆的文物怎样流到市场上来，不得而知。文物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战争。有一回见一摊上摆着一个小瓷塑。上塑两人，都带高帽，穿高领大氅，一个立身吹长笛，一个躬腰拉大提琴，令人联想起街头的卖乐艺人，形象生动，线条古拙。卖主说这是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红军战士攻占柏林后带回来的德国工艺品。拿起瓷塑，看背面下沿，果有德文雕痕，看来并非虚传。
工艺品所用原料，“就地取材”，大约各国皆然。俄国盛产各类金属，于是以金属制品为工艺品之大宗，其次为石料、木料、人工水晶及粘土类。大众市场上，除首饰外，金器几无，因而领衔的为银，次之为“德国银”（实际是铜合金，但呈银色）、铜类及生铁。生铁在我国，只能铸锅，这里却能精制成铁狗、铁马、铁烟缸、铁果盒，还能使用镂空技术，外观乌亮浑重，不生锈，煞是可爱。俄国的木雕以苍鹰、奔鹿等为题材，都不饰漆，保持木头原色与刻刀痕迹，也是一绝。这里没有清莹剔透的翠、玉之类原料，为首的是称之为“半宝石”的乌拉尔石。这种石头，块小，无透明感，不能整雕，然而石质细腻，绿色高贵，且有清晰深浅花纹，我曾见圣彼得堡冬宫里用这种宝石拼接雕成的通顶立柱和巨型鼎状饰物，辉煌无比。
现代工艺品多为漂亮的摆设，古董就不一定。曾经实用的东西，只要有艺术感，皆成价值。烛台、酒具、胡桃夹子、皮革银饰钱包之类即是。但俄国人还有一好。有些东西既不新又不古，只因时代变迁，已被淘汰，且又稀奇，因而也登大雅之堂。如把旧军帽、旧奖章、旧绶带，以及带“卐”字的德军钢盔都在摊上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