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探索与商榷
关于第三产业性质的几个认识误区
李江帆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我国不少人对第三产业概念的误解，阐明与第三产业的产业性质有关的５个问题——第三产业的范围、服务业为何也是一种产业、产业排序的原则、产业性质与市场化的关系、政府等公共服务业属第三产业的原因。
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大战略方针的确定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第三产业已成为我国传媒、书面和口头语言中一个愈来愈流行的时兴用语。如何科学地理解第三产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第三（次）产业是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费希尔（Ａ．Ｇ．Ｂ．Ｆｉｓｈｅｒ）在１９３５年首先提出来的一个术语。它是指除了第一（次）产业（农、林、牧、渔业）和第二（次）产业（工、矿、建筑业）以外的其它各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统称三次产业。三次产业所包含的行业在世界各国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不过范围大同小异。一般认为，区分三次产业有三个标准：（１）看产品是否有形。有形的属第一、二产业，无形的属第三产业。（２）看生产与消费是否同时进行。不同时进行的属第一、二产业，同时进行的属第三产业。（３）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最远的是第一产业，次远的是第二产业，最近的是第三产业。对第三产业的产业性质，主要存在着如下５种困惑或误解：
１．对第三产业所包含的全部内容或范围不甚了了，理解得很狭窄。有的人认为，第三产业只是商业、饮食业、旅游业、生活服务业，尤其不知道科教文卫这些高层次的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也属于第三产业。其实，第三产业包括４个层次：（１）流通部门：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２）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金融业、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管理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信息咨询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３）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教育、文化、新闻、广播、电视、科学研究、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４）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警察、军队等。
２．不理解商业、交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教育、信息咨询服务业等不生产实物产品的行业为什么也叫作产业。这种困惑，来自传统的旧产业观。它认为，产业（即生产的行业）就是生产物品的行业，只有像工农业那样生产出物品（工农业产品），才算产业。然而，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从人类从事生产的一般动机来考察，生产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或精神需要。而满足需要的对象不仅仅是物品，还包括不采取实物形式的服务，因此，生产不仅包括对物品的创造，还包括创造（提供）出能满足人的需要的服务（可称为服务生产）；产品不仅包括人类生产出来的物品，还包括人类提供的非实物形态的服务（可称为非实物产品，或服务产品）。根据这一新的产业观，不生产实物产品但提供服务的行业也是一种既有投入，又有产出（服务产品）的产业，可称第三产业、服务产业，或无形产业。在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较大、收入水平提高和闲暇时间增多、生产信息化、社会化和专业化条件下，服务需求会以高于物品需求的速度增长，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无形产业的比重会日趋上升，逐步超过有形产业，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支柱产业。这是我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原因。
３．有的人望文生义地认为，第三产业就是重要程度居第三位的产业。其实，三次产业的划分与产业是否重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因为，其排序依据的是与其重要性根本无关的三个原则：（１）按产业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来排序：在人类经济史上，农业在一万年前就首先兴旺起来，故称第一产业；工业在英国工业革命后才迅速发展起来，故称第二产业；服务行业是在本世纪中叶才兴旺起来的，故称第三产业。（２）按需求层次的高低来排序：人类最基本的、最低层次的需求是对食物的需求，若经济水平极低，几乎全部收入只能用于食品；食品的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后，人们才将增加的收入用于满足对其他物品的需求；而对相当多服务的需求属于更高层次的需求，要在收入进一步增长时才有条件满足。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以其产品大致上由低到高地分别满足这三个层次的需求，也就依次被称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３）按各产业离自然资源的经济距离来排序：农业生产初级产品，离自然资源的距离最近，故称第一产业；工业生产加工产品，离自然资源的距离较远，故称第二产业；服务业生产服务产品，离自然资源的距离最远，故称第三产业。
４．有的人以为承认服务行业是第三产业，就意味着要将（或应将）第三产业所有行业全面推向市场，由市场需求来决定它们是否生存和发展。这是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对第三产业的一种误导性最大的误解。其实，承认服务行业是产业，只是说向它投入人、财、物力后不是什么也没生产，而是生产出服务产品。服务产品是一种非实物形式的劳动成果。服务产品以其具有的非实物性、非贮存性、生产交换同时性、非转移性、作为劳动产品的必然性、再生产的严格被制约性等特点区别于实物产品，同时又以其满足人们的精神或物质需要的可消费性类同于实物产品，所以它同样是社会产品的组成部分。只要服务行业生产出服务产品（例如教师给学生讲了课，演员表演了节目，医生给病人看了病），就证明了它们的产业性，不管这些服务产品是在市场上按市场价卖给他人，还是不经市场免费送给他人（如免费的博物馆展览服务），或是半卖半送（如有国家财政补贴的低价医疗服务）。工农业的产业性是由工农业生产出工农业产品证明的，并不以工农业产品必须在市场上按市价出售为条件。就算工农业产品减价卖掉，甚至免费送给灾民，工农业同样具有产业性。同理，第三产业的产业性不需要以服务产品的市场化为前提。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生产的服务产品中，也有大量是低价或免费“送”人的（如公共图书馆服务、中小学义务教育等服务），但从来没有人因此否定这些第三产业的产业性。
事实上，现代社会中，第三产业主要采取三种方式运营。其一，服务的市场分配方式。实行此方式的主要有营利性生产服务业和大部分生活服务业。其二，服务的非市场分配方式，如国防、环境保护、政府管理服务业。其三，服务的半市场分配方式，如基础教育业、部分文化、卫生服务业等。实行非市场分配方式和半市场分配方式的是非营利性服务业。非营利性服务业的存在和发展，是对现代社会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的一种适应，也是现代国家改善居民整体利益和基本福利状况的社会职能的一种体现。首先，一些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社会效益，但局部或短期经济效益较差的服务，不能成为在市场自愿交换的对象，所以必须由国家通过强征的税金支付，以非营利性方式经营。其次，为了保障低收入居民也可消费一些基本的服务，国家有必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低价甚至免费向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再次，某些服务以非营利方式经营，可以防止服务业做出不符合居民整体利益的经营决策。最后，一些公共性服务产品的消费不具有排他性，难以排除对它不付费的消费，以社会形式共同（免费或优惠价）消费比通过市场交换以个体形式消费它效率更高。所以，还第三产业本来具有的产业面目，决不是也不应该取消非盈利服务业，一窝蜂地把它们推向市场。特别是第三产业中公共产品（如基础理论研究、基础教育、代表国粹的文艺服务、全民卫生保健服务等），如推向市场，由于“市场选票”不足，肯定将走向衰落。那时遭受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的将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正确的方针应当是：经过细致分析合理划分营利服务业与非营利服务业的界限；保留非营利服务业的非市场分配方式和半市场分配方式；将营利服务业全面推向市场，通过市场竞争求发展，提高第三产业运行效率。
５．不明白为什么政府、政党、社会团体、警察、军队等也划为第三产业。三次产业理论划分产业依据的是经济学原则而不是政治学原理。只要一种消耗人、财、物力的活动产出了非实物劳动成果，提供这种成果的行业大致符合三次产业划分的上述三个原则，就可以归入第三产业。政府、政党、警察、军队等行业虽不生产实物产品，但它们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各类服务：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要正常运转，需要政府的公共行政管理服务和经济管理服务；社会系统内部，需要必要的社会团体服务；社会运转过程中会出现具有不良外部效应，影响社会和居民正常活动的犯罪、犯法行为，需要维持社会秩序的法制服务来制止、惩处、规范；国家对外需要国防服务，保卫国土完整、人民安居乐业。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管理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将进一步强化，将提供更多的经济管理服务。
当然，在阶级社会里，一切经济活动都打上阶级烙印。然而，产业经济研究必须采取抽象法把经济现象中交织着的政治因素抽出存而不论，才能弄清经济规律。所以，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能成为判别某行业应否属第三产业的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公共服务的机构形式可能变化，但其公共管理、经济管理的内容不会消失。由于上述原因，政府、政党、社会团体、警察、军队被划为第三产业是合乎逻辑的。不过，大概由于军事秘密的因素，在西方不少国家的第三产业统计中，军队是撇开不提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指加快第三产业的第１、２、３层次的发展，第４层次即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警察、军队等不在此列。它们面临的是精简机构、提高服务效率而不是外延扩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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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研究述评
李荣海
近年来，理论界对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讨论中，主要形成了下列不同观点。
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的几种观点
促进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道德进步的趋势是一致的。有的学者指出，市场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地将冲破在中国当前仍然存在的封建残余思想、小生产狭隘思想以及各种陈腐落后的观念，而有利于确立民主、自由、平等等观念。持这一观点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道德混乱现象，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源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
二律背反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给道德进步带来消极影响，道德建设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因此，市场经济发展与道德的进步是二律背反的关系。这一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具有一般商品经济的特性，在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中，由于竞争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必然要滋长某些损人利己等腐朽思想，产生某些损害他人、社会利益的行为。有些学者认为，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抬头，这是发展市场经济所需要付出的必要道德代价，是难以避免的。
双重效应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的求利本性及其运行机制，对道德发展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竞争使人们强烈地意识到个体的不可代替性，交换又使人感觉到个体人格的平等、独立和尊严。正是由于竞争，促使每个人竭尽全力挖掘自己的内在潜力和创造力，激发起人的主体意识，增强人的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追求价值，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就必然造成私有意识的膨胀，滋长拜金主义与个人主义。如果说个体意识的觉醒可以称为道德进步的话，私有意识的膨胀则是典型的道德退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劳动处于从“求生”到“求利”的转化期，在此基础上的道德双重效应也必然会出现。
外灌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针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道德衰落现象，应加强道德教育，通过使社会主体道德素质的提高从而使市场经济走向规范化、伦理化。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经济既然引发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消极道德现象，我们就应通过社会主义道德尤其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教育，塑造人们的道德品格，从而使人们以正确的伦理价值观为引导，抑制市场经济的负效应。
内引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同意“外灌说”的论点，认为“外灌说”由于忽视了经济与道德的内在关联而难以为伦理道德建设找到现实的历史依托，并且由于没有解决要“外灌”进去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就难免将道德演绎成某种超历史的东西。同时，“外灌说”未曾审察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而置某一道德价值于绝对优先的地位，会走上以道德支配经济的老路上去。“内引说”认为，应立足于从市场经济本身的特点出发去论证道德和道德规范的生成。持这种观点者还认为，道德与获利不是对立的，有效的经济行为本身就具有伦理性。市场经济的目的实质上就是一种伦理目的，也是道义之所在。“内引说”追求道德理论与人们的经济行为真正地圆融统一，因此，他们认为，应将市场经济的“规范”内化于人们的心灵，内化于人的道德之内，这样，才能达到道德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步。
划界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在本质上是一种他律性的行为，利益的驱动构成市场经济行为的最原始动因和最直接动力。他律性和功利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而道德是超功利的、具有自律意义的行为。因此，为了避免在实际操作中陷入功利与道德的混淆，就应当对这二者实行严格的“划界”，即把市场经济和道德作为两个相互区别的领域，按不同尺度来分别处置，“对症下药，分而治之”。一个人进入商业活动，道德约束弱化，主要受到金钱尺度、效益尺度的约束；而当人们退出商业领域，介入其他社会生活层面时，则应放弃金钱尺度，而把道德尺度置于至上地位，按伦理原则行事。市场经济与道德划界，可以通过二者的互相作用和相互约束来限制对方，避免金钱尺度或道德尺度的独断化。
亟待探讨的几个问题
上述不同理解，有的观点是相互对立的，有的则是通过从不同视角对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的刻画中所体现的差异。客观地审视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的讨论及其不同论点，为了把这一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亟待解决下列问题。
（一）对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实际上涉及到经济与道德关系的认识问题。以往我们由于对经济与道德关系的多重性理解不够，僵滞地认识经济对道德的决定作用，而忽略了道德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片面理解的不良后果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总认为传统道德以及社会主义原有道德规范已失去了存在意义，似乎道德要发生“颠倒式”的革命。结果，造成道德建设的“空洞”。实际上，道德本身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与历史，由此构成了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因此，根据市场经济与道德的互动特点，如何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从道德的“变”与“不变”二重视角理解二者的关系，应引起重视。
（二）对市场经济引起道德的变化，大多数学者停留在从市场经济“共性”基点上加以理解。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它与社会经济制度是什么关系？在我们看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发展，应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内在要求与市场经济特点对道德的两重规定中来统一把握。应该说，这是我们把握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的基本前提与出发点。对此问题的探索还有待深化。
（三）道德重在建设。总起来看，由于传统批判性思维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的讨论中，有的学者注重了对传统道德的否定，而从建设性意义上对当前应确立什么样的道德原则以规范、指导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道德生活，则讨论不够。另一方面，整个讨论还过多地滞留在抽象层面，而缺乏应有的实践理性。因此，若把讨论引向深入，还需从理论与实践的切合点上引发开去，才能切实廓清二者关系，从而突出这一讨论的实践意义。
（四）对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的讨论，涉及到对许多伦理学基础理论的不同见解。比如，道德自律与他律、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道德的功利性问题，道德的本质问题。此类问题认识上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人们对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的看法。因此，在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的讨论中，有必要结合道德科学的建设，对一些基础理论加以拓深研究。
随着改革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的现实意义将更加突出。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会引起更多的理论工作者的兴趣，并将其推向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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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辛亥滦州起义研究有新进展
李炳清
长期以来，人们对孙中山先生奔走海外与发动南方辛亥革命和起义的历史业绩已有详细的记载，而对于他在北方革命中的作为，却很少有人提起。海峡两岸的权威史著都明明白白地写着：从中国同盟会的角度而言，“从１９０５年同盟会成立到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全国的起义事件共２４次”，“若就发生地区来说，华中与华南显然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因为华中１１件，华南１３件，已经网罗所有的起义事件了。”２４次起义中根本没有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爆发的辛亥滦州起义。
最近，在河北省滦县召开的辛亥滦州起义学术研讨会上（由中共滦县县委、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学会与河北省辛亥滦州起义研究会共同举办），许多学者认为，辛亥滦州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辛亥革命期间北方的重大事件，是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彪炳千古的一章。同时，与会学者提供不少史料，说明孙中山先生在发动南方革命的同时，对北方地区的革命，也是十分关注、屡有策划的，他亲自部署了辛亥滦州起义。史料证实：孙中山先生早在１９１０年就编制了《华北清方兵力调查表》和《武器装备调查表》，掌握了滦州及京畿一带的清军部署，他在信中曾说：“北军必可起于燕齐……此弟数年之计划也。”后来，滦州起义军确实自称“北军”。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５日，孙先生由海外回国，立即召请同盟会代表王葆真由滦州赴上海向他汇报滦州起义进程，后又听取胡鄂公汇报滦州起义情况，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北方革命，固重于目前一切也。”还有，他曾亲批起义经费２０万元。起义失败后，他仍保存着滦州起义的有关电报。台湾史书说，孙先生亲自部署过１０次起义，现经考证应是１１次，而且滦州起义是其中唯一正式建立革命政权并得到外交承认的一次。
在会上，有些学者还谈到，一些史料中发现青年李大钊曾经参与辛亥滦州起义的策动。当时孙中山４６岁，李大钊２３岁。经研究确认，他们曾在互相隔绝的情况下，从不同层次分别参与了滦州起义的部署和策动。当时，李大钊就读于天津政法学堂。１９３５年夏，李大钊的同学、滦州起义敢死队队长凌钺曾上书当局，陈述滦州起义业绩，其中三次提及李大钊：第一次是起义前成立共和会。原文是：“革命同志久已愤恨……由凌钺、王法勤、李大钊、张良坤、汪瀛、胡宪、于树德等，密约至日租界荣华里……组织北方共和会”……“往滦州向第二十镇各级官长进行”发动；第二次是该文第二节所说的：“如凌钺、李大钊、胡宪、张良坤等，富于国家思想、革命志愿，早与革命同志秘密结合。”第三次是该文第十八节所说的：滦州起义失败之后，“会中同志如马浩、汪瀛、李大钊、徐铮、凤文祺等数十人，或愤恨而悲痛失声，或疾首痛心而莫知所措，或搔首问天愤不欲生，或疑信参半，亲至唐山、开平、古冶等地密探真相”，又“急在生昌酒店召集会议”，“为死难烈士复仇”……以上记载，现存台北史档，经专家确认属实，认为这一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思想历程具有重要价值。由于孙中山、李大钊两位伟人与滦州起义的关系，８０年代以来海内外均未论及，因而上述史实被称为“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两项重要发现”，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成果”。研讨会上，有的学者认为，以上论据尚不充分，缺少直接史料证明，尚待进一步查证。
与会者还分析了辛亥滦州起义史绩长期湮灭的历史原因，并对史学工作者唐向荣同志多年来历尽艰难所挖掘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公诸于世，表示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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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绿色设计：
工业设计的未来潮流
章明在《绿色设计——工业设计的未来潮流》一文中指出：绿色设计，是指以环境和环境资源保护为核心概念的设计过程。随着国际环保呼声日高，绿色产品在未来的１０年内将主导世界主要工业市场，绿色产品的设计也将成为工业生产行为的规范。
绿色观念正在激发起世界许多国家的制造商们的热情。西门子公司的咖啡壶、施乐公司的复印机、柯达公司的照相机、美国的个人计算机、日本的激光打印机、德国的机车和加拿大的电话机等都已开始制成可拆开的结构，减少部件，使原材料合理化，使部件可以重新使用。“绿色”机器比常规机器能更有利于制造和推销。因为，绿色产品的生产最切合当前的制造业战略：资源全球化、并行设计、全面质量管理等。欧洲各国已制订了新立法，使生产从汽车到电话机等各种产品的厂家必须回收它们的旧产品。德国人已建立了一套事实上的全球制造业标准。美国工业界专家估计，目前的绿色产品比例大约为５％—１０％，再过１０年，所有的产品都将进入绿色家族：可回收、易拆解、部件或整机可翻新和循环利用。人们可以预言，不实行绿色设计，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将被取消资格。
“我们不是生产垃圾”，这是绿色产品设计界的时髦行话。据德国宝马公司估计，到本世纪末，仅欧洲每年内退出使用而需要“扔掉”的汽车就达２０００万辆，其中宝马公司本身的车将达到一年２５万辆。为此，德国所有的汽车厂家都开办了拆车试验基地。据美国全国科学院统计，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原料中有９４％在几个月之内就被扔进了垃圾。在欧洲有关法律生效的头两年里，包装用的废弃物就减少了４％，约有６亿吨。如果说，当初是西方国家严格的环保立法和“绿色法规”促进了制造业奉行绿色设计和开发绿色产品，那么，现在是“绿色设计”的先行者尝到甜头后自觉地遵循绿色行为。施乐、柯达和惠普等公司的绿色计划，已经有了直接赢利。据报道，柯达公司在１９９３年销售了３０００台绿色相机，在其各类售出的相机中，按重量计的回收率已达８７％。目前柯达公司卖得最好和最赢利的相机，就是一种名为相迷救星的绿色相机。这一款相机的机芯和电子部分的回收并循环使用的次数竟多达１０次。汽车制造业绿色设计已成时尚。美国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汽车回收国，它的几乎占每辆汽车重量的７５％的部件都已重新利用起来，首先是把汽车上值钱的零部件如发动机、电机和其他零件拆下来，美国的大约１．２万家汽车零件回收商能够把这些零部件加以翻新，重新出售。在美国，这已是一项获利的、年营业额达几十亿美元的行业。
（摘自《中国科协报》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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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贡献
——读《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李立新
读了由汤群英、蒋映光合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邓小平生产力发展思想研究》一书之后，掩卷沉思，深感该著关于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有了比较深刻、比较系统的阐明。科学的生产力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基础。经典作家曾对它作过大量论述，邓小平则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中，对“生产力发展论”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该书把邓小平生产力发展思想作为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加以研究，并将它归纳、概括为由以下几个分论组成的系统体系：社会主义本质论，生产力发展根本任务论，生产力发展战略论，生产力发展改革动力论，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手段论，生产力发展对外开放论，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先导论，生产力标准论。作者阐明了邓小平生产力发展论的最大贡献，是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这既是邓小平生产力发展思想的升华，同时也是他的生产力发展论的基础。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
作者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力求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生产力发展论，阐明了这个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在我国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它的中心使命，就是如何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缩短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这就决定了生产力发展论必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居于中心地位。
有比较才有鉴别。作者注重运用纵横交错的比较分析法，使理论具有科学深刻性。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生产力发展开放论的论述中，立足于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提出对外开放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作者把视野转向世界和未来，对当今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作了科学分析，指出当今世界新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已使整个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时期，其显著特征是生产、市场、金融高度国际化，形成合作与竞争交织的发展机制和利益格局，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必然要融入这个全球性经济体系之中。由此，作者强调，中国必须与世界经济接轨，把中国经济变成开放经济，形成国内国际统一大市场，唯此才能更有效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立足于中国实际，而又放眼于世界和未来，既重视从纵向上揭示问题的历史沿革，而又注意在横向上将今日中国与当今世界连接起来的研究，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对现实和未来探索的深度，从而更加深刻地阐明邓小平生产力发展论的深远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生产力发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发展。邓小平的这一理论思想是分散在他的各个不同时期的众多谈话之中的。本书作者则在认真学习、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把它们汇集、系统化，并在把握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作了比较系统、完整、科学地阐述邓小平生产力发展论，这有助于人们深刻地、全面地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大力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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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简介
王生平
侯才著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一本有新见解的学术专著。
人们都很熟悉列宁关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来源于法国的看法，但是很少知道，青年黑格尔派的学者、德国的赫斯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也给马克思很大影响。作者经过严密考察，以确凿不移的材料证明了马克思起码在下面几点上受过赫斯的启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两概念的理解；“科学共产主义”用语；对哲学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解；对费尔巴哈“类”学说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解；“自由活动”范畴；“共同体”思想；有关“精神的必然史”的必然王国和“精神的真正历史”的自由王国的划分等。
与缜密的资料考察和严谨的逻辑分析相连的，是作者的独立思考精神和理论创造能力。作者提出的“主体主义”与“客体主义”这对范畴，不仅对分析西方哲学、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而且对于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中西文化比较也不无裨益。另如，作者很有分寸地从层次差异和一般关联上提到的“广义的自然主义”与“天人合一”的关系，以及对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最后理论代表施蒂纳与老庄道家的同异比较，都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文化、哲学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