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学者访谈录
中国靠自力能够实现丰衣足食
——与丁声俊研究员对话录
本报记者杜飞进
内容提要：粮食，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对中国粮食前景无须悲观，那种认为中国将无法养活中国人的论调是一种主观臆断；但人们对我国的粮食前景也不可盲目乐观，必须认真对待未来的严峻挑战；从国情、农情、粮情出发，选择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采取“综合战略”，中国靠自力完全能够实现丰衣足食。
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大特殊商品，粮食在耕地少、人口多、需求大的中国，更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问题。日前，记者就如何科学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的未来前景，中国在２１世纪有无能力实现粮食自给这一为世人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走访了我国长期从事粮食问题研究的专家丁声俊研究员，并与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粮食，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
记者：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这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足食强兵之道。据专家研究论证，到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口将增加到１３亿，粮食需求总量将增长到５．２亿吨以上。这是一个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结构调整合理化、国民经济发展稳定化、全国人民生活小康化的战略任务，它充分说明了粮食在中国具有特殊战略地位。
丁声俊（以下简称“丁”）：这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粮食观。粮食，作为“食物链”中的第一性产品，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它是维系整个人类生活、生存、生命之源泉，也是社会安定、政治稳定、国家安全的战略物资。分析全国粮食发展趋势可以发现，到２０００年，全国每年人口增长１０００多万的趋势不会变，耕地总面积每年缩减几百万亩的趋势不会变，全国粮食需求量将达５亿吨以上的趋势不会变，人均粮食占有量４００公斤以上的趋势不会变，立足国内解决粮食问题的方针不会变。这“五个不会变”说明，粮食在中国所具有的特殊战略地位也不会变。
粮食悲观论站不住脚，中国能够实现丰衣足食
记者：一位美国学者在去年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长文，对中国粮食未来描绘了一幅暗淡的前景：“突然之间，中国开始失去养活自己的能力。”他预测：到２０３０年，中国总人口将增长到１６亿；而同期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下降２０％，供求缺口达３．７８亿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供养中国。对此，你有何评论？
丁：人们知道，从１９世纪末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粮食观，即盲目乐观主义的粮食观和悲观主义的粮食观。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粮食悲观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随着世界粮食形势的好转，悲观思潮也逐渐被盲目乐观情绪所取代；到７０年代初，发生世界性干旱，粮食歉收，爆发了“粮食危机”，严峻的事实又把盲目乐观情绪一扫而光。历史表明，交替出现的盲目乐观和悲观的两种粮食观都已被世界粮食发展的事实所抛弃。
我认为，那位美国学者对中国粮食问题得出的悲观主义论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在中国，存在着多种发展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国家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和粮食，近年来采取一系列护粮、兴粮的政策措施是重要保证；在农村改革中获得自主权的中国９亿勤劳的农民，是兴农增粮的力量源泉；中国还拥有相当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基本要素，是我国发展粮食生产的巨大潜力，或者说是物质基础。
记者：那么，我国发展粮食生产的潜力何在呢？
丁：首先表现在中国耕地增粮的潜力巨大。迄今，全国耕地中有２／３、即大体有９亿多亩的耕地仍处于中、低产水平。全国土地的复种指数约为１５０％，最高可提高到２００％。全国复种指数每增加１个百分点，就等于扩大粮食种植面积１５００万亩。在我国光、热、水、土条件优越的南方１２个省、区还有冬闲田２亿亩，近期可开发利用的至少有１亿亩。
记者：按照计算，你所说的以上改造中低产田、合理提高复种指数和开发南方冬闲田等三项措施可使我国增产粮食３９００—５７００万吨。
丁：是的。我国发展粮食生产的巨大潜力还表现在科技兴粮的前景广阔。据农业科技部门推算，农业科技进步在我国农作物增产中的作用，已从过去的２０％提高到现在的３０—４０％。但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也正说明在中国科技兴粮潜力大。如果我国通过努力使技术进步在农业和粮食增产中的作用由现在的３０—４０％提高到５０％、再提高到７０％的先进水平，就意味着全国粮食生产能力可提高４５００—９０００万吨，足以保证中国粮食到本世纪末再上一个新台阶。
记者：看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潜力确实巨大。那么，我国在开发国土资源方面是否还有文章可做呢？
丁：在我国“七分山水、二分草原、一分耕地”的构成中，国土资源仍有较大开发潜力。据调查：全国有成片可垦荒地５亿亩左右，其中近期可以开垦为耕地的约有１．２亿亩；有零星荒地１亿亩，近期可以开垦为耕地的约为５０００万亩；还有适垦滩涂５０００万亩、可以改良的草原面积５０００万亩以及可供养殖的淡水水面和约１００万平方公里的近海海域。除宜垦荒地外，由于各种自然灾害和基本建设造成损毁的耕地资源数量颇大，累计在１亿亩以上，至今只复垦２％左右。如果达到国外一些国家５０％的复垦率水平，那么，全国就可新增宜农耕地４５００万亩以上。
记者：如果说以上三方面都可归结为在增产粮食即“开源”方面的潜力的话，那么，在减少粮食的绝对损耗量即“节流”方面是否也大有潜力可挖呢？
丁：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粮食“节流”的潜力也非常巨大。如果改善粮食仓储、加工、运输条件和综合开发利用粮食和其他食物资源，以减少损失率５％计算，每年就可以少损耗粮食１５０—２００亿公斤，若以中等单产３５０公斤计，大体相当于不种田而收获４０００—５５００万亩的粮食总产量。如果推广配合饲料和科学饲养技术，那么，全国每年可节约粮食二三千万吨之多。
记者：实际上，要解决中国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除了可在粮食的开源与节流方面下功夫外，人们在开辟新的食物资源方面也是大有作为的。
丁：是这样。广辟食物资源，在中国是一项大有希望的工程，主要表现在：①我国是世界上拥有草原面积最广大的国家之一。据农业科研部门计算，若将全国可利用草场的８０％改造成人工草场，则可增加奶牛１０００多万头，肉牛２０００多万头，高产半细毛羊２亿头，都比现有饲养数高出几倍，使我国的肉、奶、毛产量翻几番。②我国海域辽阔，鱼虾贝藻等海产品和海涂资源十分丰富。如果进一步开发利用，可以生产出多种水产品，增产多倍于现有２０００多万吨各种海产品的产量。③全国拥有宜林荒山荒地约１２亿亩，如果通过大力发展木本粮油，则对丰富居民生活和改善国民营养将发挥重要作用。④全国粮油、食品加工副产品资源丰富，若加以充分利用，则可大大提高饲养效率，增产数量可观的动物蛋白食品。由此可见，只要采取切实措施，充分挖掘我国发展粮食生产的各项潜力，那么，全国粮食总产量到本世纪末乃至下世纪初保持２％上下的年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说，到本世纪末，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能达到５．２—５．３亿吨；到２０３０年将达到６．４—６．５亿吨。届时，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完全可保持在４００公斤以上的水平。中国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和粮食的发展将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能养活中国人，而且中国人在下一世纪将生活得比现在更好。
切莫盲目乐观，掉以轻心
记者：我国的粮食问题虽然不像悲观主义论调预测的那么严重，但确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人们切不可盲目乐观。
丁：这是一个辩证的、现实的观点。可以说，在我国粮食领域，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同在，希望和困难共存。我在广泛的调查研究中发现，近年来不少地方对农业和粮食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观点有所模糊、有所动摇。一些地方在重演着东亚和非洲某些国家实现工业化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历史悲剧，造成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发展比例失当。作为不可替代的、稀缺的耕地资源连续萎缩、抛荒和消失，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４年，耕地面积净减７０３２万亩，人均耕地面积也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６亩，下降到１．２亩。与此同时，粮食播种面积剧减。其中稻谷种植面积下降幅度最大。作为农业和粮食生产命脉的水资源日益短缺，灌溉水危机日趋严重。据统计，我国农业常年缺水约３００亿立方米，受干旱面积达２—３亿亩之广，约有８０００多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与农业和粮食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局部有改善，但在总体上呈恶化趋势，像土壤侵蚀、盐碱化、空气污染、酸雨和全球变暖等都是“无法计算却潜伏着极大危害”的大患。污染已从大中城市向农村蔓延，并正在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和粮食生产的一大隐患。农业和粮食生产取得新突破之希望所在的农业科技落后，农技推广体系出现“网破、线断、人散”的局面，农业科技新成果应用推广缓慢，难于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总之，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我国粮食发展的前景是严峻的，人们决不可掉以轻心。
记者：但是，社会上有时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有钱就有粮，无粮也不慌”。对此你怎么看？
丁：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第一，靠进口国外粮食，国内需要有雄厚的外汇资金，需要有足够的港口装卸能力，需要有发达的交通运输网，这些目前在国内都是薄弱的。第二，中国人口众多，粮食需求量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具有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据统计，占世界人口７０％以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粮食生产和消费水平很低，营养不良人数多达５亿以上，且呈增长趋势。从８０年代后期以来，世界粮食贸易量呈下降趋势，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３年，由２．７亿吨减少到１．５５亿吨。１９９５年，估计全球大米出口量只有１４９０万吨，大米库存量进一步降至５３００万吨。可见，所谓的“洋米囤”并非取之不尽。第三，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粮食在超级大国的“武器箱”中是一件重要的“外交武器”。如果中国粮食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中华民族的自立和发展。所以，必须立足国内解决中国粮食问题，而不能寄希望于向外国买粮来养活自己。
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基本对策
记者：既然我国粮食问题既不必悲观，亦不可盲目乐观，那么，我们就应当面对现实，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充分挖掘各种潜力，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粮食生产发展道路。
丁：我认为，要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必须在科学把握中国国情、农情、粮情的基础上，确立一条综合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战略。
第一，坚持农业为基础，粮食为主业的方针。近年来，人们似乎一提抓种植业和粮食，就被认为是缺乏开拓精神。现在看来，必须澄清这种错误观念。“全面发展农为本，多种经营粮为主”，应当成为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发展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基本方针。
第二，加强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扶持和保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加强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扶持和保护。因为粮食经济存在着种种矛盾，如粮食的基础性和弱质性矛盾、公益性与低效性矛盾、生物性与风险性矛盾等，而解决这些矛盾单纯靠市场调节不仅无济于事，甚至反而会加剧矛盾。国内外经验表明：切实采取扶持和保护粮食的措施，不仅可以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和农业易受忽视和排挤的问题，而且还有利于保证粮食产业后续力量的增强。扶持和保护粮食生产，当然包括增加投入，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从关键环节入手，通过建立各项制度，使农业和粮食生产获得良好的政策环境，如建立和健全农产品安全保障制度，完善粮食储备制，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制，健全粮食保护价格制等。
第三，开发耕地稳粮田，科技兴粮攻单产。在农业科技未取得重大突破以前，足够的粮田面积是保证粮食总产稳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没有粮田的稳定，就没有粮食总产的稳增。因此，为了减少和消除浪费耕地现象，我们必须走内涵开发为主、外延扩大为辅的道路，在当前则要下大力做到“一保、二清、三改、四开”，即：依据土地法加强土地宏观调控，做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划定保护区；清理各类闲置土地，以经济手段杜绝占地不用，或多占少用、先占后用；下大力改造经过世代耕作已成为熟地的９亿亩中、低产田，使中产变高产，低产变中产；多途径开发耕地资源，如开垦宜农荒地和零星荒地，复垦受自然灾害毁坏的耕地，提高耕地复种指数，以及垦植滩涂等。这样，就可保证把全国的粮田面积稳定在１６．５亿亩的水平上。与此同时，要切实加强科技兴粮的步伐，通过采取现代科技措施，提高粮食单产，使我国粮食总产量能在现有耕地面积基础上实现稳步增长。
记者：你以上所提出的发展粮食生产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都十分重要，此外粮食流通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我国近些年来交替出现的“卖粮难”和“买粮难”现象，极大地挫伤了粮农积极性，损害了粮食生产的持续快速发展。你认为，我国粮食流通体制应当如何改革，才能形成一种激发粮农增加投入、增产粮食积极性的良性机制？
丁：我认为，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应当坚持发展大流通，健全大市场的方向，其要义包括：以逐步形成完整的粮食价格体系为突破口，还粮食以商品属性，实现粮食商品化；以彻底转变企业机制为中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经营市场化；以健全粮食市场体系为载体，实现贸易规范化；以创造财政、信贷、安全保障等大环境为前提，实现宏观调控间接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现代市场经济，既不是垄断统制，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实现微观经济行为的自由原则和宏观经济平衡原则的有机统一。没有微观主体的自由，粮食经济会失去活力与生命力；没有宏观层面的平衡，粮食经济就会陷入无序和混乱。总之，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出路在于坚持宏观调控下的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从而促进粮食产业化的进程。
记者：对于社会化服务还相当落后的我国来说，还应当把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为提高粮食经济效益而帮助农民排忧解难，作为我国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一项重要措施来加以落实。目前特别重要的是，从长远来说，尤其是立足于２１世纪，我国解决粮食问题是否还应有更为宏观的思路呢？
丁：鉴于２１世纪的需要，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应在广辟食物新源上下功夫。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一是积极开源，提高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食物的增产率；二是广辟新源，提高肉类、水产、蛋类、奶品、果蔬、草食动物、木本粮油等食物的占有率；三是科学保管，减少粮食、肉蛋、果菜等各种食物的损耗率；四是改进加工，提高米、面、油、食品、饲料等产品的加工成品率；五是综合利用，变无用为有用，变小用为大用，变少用为多用，提高各种食物资源的利用率。
记者：看来“综合战略”真不失为２１世纪确保中国人民实现丰衣足食的科学的理性的选择。
第9版(理论)
专栏：
科学的理论 致富的法宝
李孟顺
近年来，河南孟县县委、县政府对全县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认真调查发现：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以后，有些人就认为这不符合共同富裕原则，甚至害“红眼病”；有些人看到个体、私营经济成分增大了，就忧心重重，担心这样发展下去，会出大问题。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少群众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调整农业结构表现出缩手缩脚，发展乡镇企业满足于小打小闹。在干部、群众中不同程度存在的上述糊涂观念，阻碍了孟县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为了促使全县经济快速发展，县委、县政府认为，必须让广大农民、尤其是农村干部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以这一理论统一人们的思想，消除他们心中存在的疑虑。为此，县委先后出台了几个组织、引导广大农民深入学习科学理论的文件。在组织农民学习理论的过程中，县委注重从实际出发，联系农村中暴露出来的热点、难点问题，采取灵活多样、简便易懂的方法，使之能够贴近农民思想，指导农民行动。我们把这一理论有关农村的论述和贴近农民思想的论点概括为七大要点：一、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论述；二、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述；三、关于衡量改革是非得失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的论述；四、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五、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论述；六、关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论述；七、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论述。县里将这些论述汇编成册，发到每个农民手里，便于农民学习。
围绕这些学习内容，县委采取重点培训与面上普及相结合的办法。在重点培训中，我们以县乡党校为阵地，根据难易程度和不同对象，先后聘请中央党校、省市党校、有关社科单位的著名学者、教授，以及本地模范人物讲理论讲实践。目前，全县９５％以上的乡镇、村组的党员干部接受了轮训，并成为农村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辅导员和宣传员。县委还要求党员干部每人联系三五户农民，针对他们暴露出来的问题，对症下药。与此同时，我们还围绕这一理论的学习，在全县组建了先锋报告团和农民技术讲师团。通过这些活动，寓教于乐，使全县广大农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为了使科学理论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县委引导广大农民、主要是农村干部思考四个问题：一、为什么要让一部人先富起来？怎样才能先富起来？二、少数人富起来以后怎样带动大家共同致富，党支部采取了哪些办法？三、实现共同富裕的各项目标是什么？四、如何帮助个别困难户共同富裕起来？广大农民反映说：咋一提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感到高深莫测，通过学习和讨论，才发现这一理论与农村工作结合十分紧密。为了巩固学习成果，我们还把全县农民学习这一理论的经验体会文章编辑成册，以推动全县的学习进一步深入。
几年来，随着全县范围内广大干部、农民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活动的深入开展，为我县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不少村组干部上东北下江南考察市场动向，去香港赴国外学习外埠经验。１９９４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４６．５亿元，财政收入８０４４万元，分别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３．３倍和２．６倍，综合经济实力在河南省１１６个县（市）中名列第１５位，被河南省委、省政府列为全省改革、开放、发展特别试点县。我县有一个桑坡村，全村家家户户都搞皮毛加工，人均纯收入长期居全县之冠。这个村富裕起来之后，对全村经济如何进一步发展上，一些人们心中无数。在学习中，村党支部组织广大农民围绕县里提出的“本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否调动起来？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是否得到充分发挥”等专题，结合本村实际展开讨论，终于找到了新的发展目标。广大农民纷纷告别了过去一家一户的小作坊生产模式，在短期内建起了投资在１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３１家，投资在２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１００家，组建了上联国际大市场，下联千百个农户的皮毛集团总公司，做起了两头在外的跨国生意，去年全村产值达３亿多元。
小平同志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已被广大农民所认识并接受，科技热在农村蓬勃兴起。城伯乡前姚村飞孟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金刚石系列产品的企业。这家公司先后投入３００万元用于科学研究，并从省内外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聘请了１５名博士、教授和高级工程师等技术人才，甚至还出资选送两名科技人员到日本深造，使这家公司的金刚石产品生产在全国稳稳站住了脚根。目前，全县乡镇企业中吸收和招聘的各类技术人才已达５８０多人，每年科技投入资金达６６００万元，仅金刚石一项两年内就有５种产品填补国家空白，１０多种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一部分率先致富的农民，在学习过程中思想产生了升华。槐树乡涧西村村民王西玉承包果园后挣了钱，但心有余悸，谈富色变。在学习过程中，县委领导找他谈话，鼓励他消除疑虑，大胆致富，使他放下了思想包袱。经过苦心经营，他每年承包的十几亩苹果园都硕果累累，年收入８万多元。几年下来，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富户。王西玉富了以后不忘乡邻，先后无偿为村里福利事业提供资金达１万多元，并拿出４万多元支持其他农户发展苹果生产。为了让群众尽快掌握苹果栽培技术，他自费订阅了１０多种报纸、杂志，并采取讲课和现场指导等形式，向１万多人次农民传授了苹果栽培技术。在他的带动下，涧西村的果林面积迅速发展，人均达到２亩果园，１９９４年全村人均收入达５０００多元，一跃成为我县的首富村。全村又带动了全乡、全县的苹果生产，他所在的槐树乡果园３年内由８０００亩发展到２．１万亩，全县果园面积达１０．８万亩，成为全省闻名的苹果县。目前，全县８万多农户中结成帮带对子的已有１．２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