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要闻)
专栏：
《张闻天建议开放市场的报告》序
薄一波
（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０日）
刘英同志给我送来了张闻天１９６２年７月的一份调查报告：《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读后引起了我对闻天同志的深深怀念。
我与闻天同志是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在延安相识的。那是我在准备参加“七大”，也是我入党以来第一次到党中央时。我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看望了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同时也看望了闻天同志。此后我与闻天同志各在一方，有时见面也是在会议上。但是有一件事使我久久难忘，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他在个人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所谓“六十一人案”的表态。
“六十一人案”，完全是康生一伙为诬陷刘少奇同志制造的大冤案。历史本来很清楚。１９３６年，在日本军国主义快要侵吞整个华北地区的危急形势下，华北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去领导，而华北党组织却派不出干部。当时北方局一位负责同志告诉少奇同志：“干部是有的，他们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就是不肯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北方局报经中央批准采取特别措施，即向宋哲元所属“军法处”活动，争取把狱中保存下来的一批干部成批、尽快释放出狱。那时我们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里，在党支部干事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了长期反对敌人“反省政策”的斗争。所以当北方局通过秘密交通渠道送来第一封信，要我们履行“出狱手续”，即在敌人规定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出狱时，支部干事会决定“不付讨论”。北方局的第二封来信中说：上次给你们的信，是徐冰根据胡服（刘少奇）指示口授，由孔祥祯笔录写的，已经三、四个月了，未见你们动静。胡服让再给你们写这封信：你们过去多年坚持反对“反省政策”，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是完全正确的；也正因为这样，你们才更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出狱。党需要你们这样做。过去你们坚持不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现在你们还继续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不执行党的决议，那你们就要犯严重错误。现在要求你们立即执行这一指示，等等。收到这封信后，我们仍未立即答复，还是通过秘密交通渠道向外面有关同志打听此事是否确实已经中央批准。正在这时，北方局第三次来信明确告诉我们这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又经过多方了解，证实了确实如此，才决定执行中央指示，履行了“出狱手续”。这件事中央是完全知道的。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初，毛主席找我谈话，当我汇报到这段经历时，毛主席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进行代表资格审查时，对这批同志的出狱问题特地作了说明。
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的真相被康生等人完全歪曲了，诬陷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并把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给这次出狱的同志扣上了“叛徒”的罪名，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的恶浪。在形势最紧张的时候，有一天我在被“监护”的地方看到一张小报，透露了张闻天出来说明此事的消息。他说自己当时是中央负责人，这件事是经他批准的，并将北方局和少奇同志最初如何提出此事，他是如何答复的过程都讲了。至于此事的全貌为什么没有和盘托出，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时闻天同志被康生等人指定的专案人员警告说：“绝不准讲中央批准，更不准涉及毛主席”。在这种情况下，闻天同志还是无所畏惧地顶住压力，不顾个人安危，把一切责任自己担当起来，站出来澄清这件事情的真相。“疾风知劲草”，真是难能可贵。
建国前，闻天同志在东北工作。他的文章我虽然读得不多，但他在一些问题上常有其独到的见解，我是有所了解的。记得一次在中央开会，他同少奇同志讨论问题时有过一次争论，争论的问题是农村供销合作社要不要分红。闻天同志认为合作社在坚持为群众服务这个基本方针下，入股社员年终应该有部分的分红，而少奇同志则不主张分红。开会的地点就在毛主席住处。对他们的争论毛主席起初没有表态，后来在去吃饭的路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支持洛甫（张闻天）的意见，不能同意你的意见。”这件事留给我的印象很深。
闻天同志同少奇同志在供销合作社分红问题上有过不同看法，但在如何看待土改后农村的两极分化，以及农业集体化步骤等重大问题上却有许多共同的深刻见解。可惜他们的一些正确意见，没有能得到很好的重视和采纳，少奇同志为此还受到批评。我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那本书中写道：“如果闻天、少奇同志的意见受到充分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就可以避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紧张，我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可能不会遇到那么多的曲折。”现在又读到闻天同志这篇１９６２年向中央建议开放市场的报告，就更产生了一些关于市场问题的联想。
回顾历史，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虽然是按苏联模式管理经济，但当时除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外，还有个体经济、资本主义工商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这些经济都是独立的，因此我们不能不通过市场来领导它们，组织它们。因此，那时我们还是比较好地发挥了市场的作用。在这期间，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按照经济联系的需要，形成了经济中心，彼此间不受行业和地区的限制，直接联系，形成网络。但是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国营和集体经济一统天下，条块分割，原有的商业联系给破坏了。特别是１９５８年刮“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总结起来，造成６０年代初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原有市场网络的破坏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失误，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主席亲自抓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同志，以及邓子恢等同志，都曾对如何克服困难、恢复国民经济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过许多富有创见的意见和建议。１９６１年制定《农业六十条》时，确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但是商品、市场的观念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开放集市贸易后，一方面群众要求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却总是害怕搞大了，最终还是逃不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命运。
如果从上面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张闻天１９６２年的这篇开放市场的报告，应该说它确实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是党和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一部分。闻天同志谦虚地说，他的意见，同中央当时已经实行的办法差距不大。实际上却超出了当时集市贸易政策的范围。第一，从地域上说，报告明确建议“超出本地区范围”，“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从产品种类来说，报告建议向农民宣布，“在完成其交售任务后，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卖其农副产品（包括粮棉油在内）的权利”。并允许国有企业工业产品“按较高的市场价格在城市和集镇出售”。第三，从参与市场流通的成分来说，不仅有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而且允许恢复个体经济和私商；第四，从规定价格来说，报告提出国家调节的同时，要给地方商业机关以“较大的机动权”，根据“市场的行情”变化，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
从以上这四个方面建议来看，它不仅恢复了三大改造前利用市场的许多做法，而且有所前进和发展。至于如何形成这样的全国市场，报告也不是盲目地主张一下子放开，而是要“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扩大；对于市场中将会出现的“自发势力”，报告也不是主张任其泛滥，而是要靠“适当的经济措施”，要靠国家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文明经商”的本领，在“谁把生意做得更好”这一标志下同私商进行竞赛；对个体商人的投机倒把行为，报告并没有认为可以不管，而是强调要把“投机倒把”的观念，“限制在违法乱纪的范围内，不要扩大化”。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市场问题，应该说我们党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艰难曲折的探索，才逐步弄清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我觉得，小平同志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４日的谈话，在理论上更有所突破。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然而历史又是不能割断的，这种突破也离不开建国以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探索。
自然，今天来看闻天同志的这篇报告，不可否认还有其历史的局限。然而难得的恰恰是在那样的条件下，能够提出这样一篇很有见地的报告。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将这篇珍贵的历史文献连同他撰写这篇报告前的调查活动资料编辑出版，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这些年来，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举世瞩目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我想，这是我国经济在“转轨”时，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应该用市场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问题，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闻天同志这篇报告还反映了他一贯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他由于讲真话遭到了批判，罢了官。可是事隔两年，当他在调查中看到了问题，还是不避风险地向中央如实反映，写了这篇报告。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仍然按照自己的真知灼见来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他的这种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党过去在一段特定的时期里，未能对这样一位坚持真理的老同志的许多意见，给予重视和研究，应该说是一个很值得总结的教训。
应刘英同志之约，写了这些。是为序。
第4版(要闻)
专栏：
钱其琛在联合国五十周年暨中国联协十周年纪念会上说
中国一贯重视联合国活动
本报北京八月二十五日讯记者蒋千红报道：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今天在联合国五十周年暨中国联合国协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说，“从形势发展来看，联合国因两极对抗而无所作为的情况将不会再现。作为当今最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的作用将取决于全体会员国在政治及财政等方面的支持。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贯重视联合国的活动。”他还谈到，“事实表明，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立场是最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中国联合国协会自成立以来，在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促进对联合国及其面临的重大国际问题的了解和研究，宣传我国国内以及对外政策和成就，增进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友谊与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出席纪念会的还有费孝通、雷洁琼、吴阶平、伍修权、黄华、刘华秋、刘述卿以及中国联协理事、会员团体的代表和研究国际问题与联合国问题的专家学者等二百多人。
第4版(要闻)
专栏：
中央统战部举办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座谈会
本报北京８月２５日讯今天，中共中央统战部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在会上讲了话。
王兆国说，我党从“九一八”事变起，就确立了团结抗日的方针，号召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并为促成全民族抗日局面的形成作出了最大努力。他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统战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只要我们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必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平杰三、江平、江山、马文斌、柳毓仁也分别在会上发了言。
（孙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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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安全部举行老战士座谈会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
本报北京８月２４日讯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国家安全部今天在这里举行了老战士座谈会。曾战斗在我党情报、保卫战线上的约２００余名老战士相聚一堂，回顾了抗战期间的战斗历程。
与会代表有曾参与制定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各项政策、策略和重要工作部署的老同志，也有战斗在第一线、深入敌人要害部门获取机密情报的无名英雄，以及当年默默奉献在机要电台、情报资料研究、交通联络等岗位上的老战士。在座谈会上，他们围绕我党情报、保卫工作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等问题发了言。
国家安全部部长贾春旺参加了座谈会并讲话。
（孙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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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宁儿童画进京
本报北京８月２４日讯记者卢小飞、余继军报道：蜚声世界的睢宁儿童画带着她特有的天真与秀美在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８年之后又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今天上午，“睢宁儿童画获国际奖作品展”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
睢宁儿童画形拙神真，外朴内秀，想象丰富，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充分表现了童心童趣，被誉为“香溢神州，蜚声海外”的异卉奇葩，睢宁县也因此被称作“儿童画之乡”。从１９８１年至今，已有３１００余幅睢宁儿童画作品在世界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有４００多幅作品获奖，其中获金奖的就有上百幅，并有４幅悬挂于联合国大厅。这次展出的１５０幅作品是从中精选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