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丹青堪绘旧史魂
——当代历史小说琐谈
韩瑞亭
这里所称之当代历史小说，是指新时期以来创作或出版的，以“五四”运动所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我国漫长的历史生活为取材领域的，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描写对象和基本内容的小说。将近２０年间，当代历史小说是整个新时期文学中发展较快、成就可观的一部分，尤其在新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是一个分量较重的收获。前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出的１６部获奖作品中，就有《李自成》（第二卷）、《少年天子》、《金瓯缺》等三部当代历史小说入选。近几年，当代历史小说更呈活跃发展之势，又有《暮鼓晨钟》、《白门柳》、《曾国藩》、《戊戌喋血记》、《百年沉冤》、《林则徐》等一批受到读者注目的新作问世，其创作质量与艺术品位较之其他领域的当代小说毫不逊色。由于这类题材创作的特定要求，更须潜心敛志，安于寂寞，故而较少受到喧嚣的商业文化的冲击与流派纷争时尚的干扰，保持了稳定扎实的创作态势，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周折。尽管现今也有不少取自旧史材料的影视或文学作品，滥俗粗劣之风几乎泛滥成灾，败坏着人们对于历史题材作品的欣赏兴味，但它们与严肃郑重的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却不能同日而语。
茅盾先生在新时期文学开端之际，曾有专文评论当代历史小说《李自成》，认为这类历史小说不同于“五四”以前的旧的历史小说的新鲜价值，在于以科学的辩证唯物史观解剖封建社会，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由《李自成》以后，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已有长足发展，其艺术品貌与形式特征愈加显豁、繁复而严整，人们对于当代历史小说成功标志的判别，也由茅盾先生原有看法的基础上趋于深化。正是随着当代历史小说创作成果的不断丰富，使这类小说艺术的特征及其价值得到较为充实而完备的显现，因而现今的读者判定一部当代历史小说成功与否，就看它能否通过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艺术再造，真实地写出历史生活的复杂本相并由此透示给当代人以与其生存发展相关涉的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精神内蕴。王国维所言历史小说应不失“全史文之真精神”，黑格尔所谓“具有真正的客观性的艺术内容（意蕴）”，恩格斯所称“意识到的历史内容”，都是从不同角度强调这一要求。
应当说，十多年来当代历史小说的发展演进，已经提供了不少事实，证明它在走向自身成熟过程中作出的努力。这首先表现于历史观念方面的更新与拓展。同旧的历史小说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意识的局限与偏见相区别，以《李自成》为开端的当代历史小说，力图以科学的历史观对２０世纪初叶之前的中国旧史进行重新认识和把握。《李自成》就将被封建时代蔑称为“流寇”的明末农民起义者，描绘成自觉的社会力量，还原了其在真实的历史运动中所应占据的地位。不过，历史的运行毕竟是充满了复杂因素的过程，制约历史运动的不单纯是某一两种社会力量，却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是这种总的合力的产物。当代历史小说对于历史运动的实体性内容的把握，也须取更多的角度和侧面，不仅表现农民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和农民战争，也可以表现民族矛盾与民族战争，表现统治集团内部及各个社会阶层中革新与守旧势力的斗争，先进思想力量与衰朽思想力量的冲突等等，如此方能给予真实的历史运动以客观、完整、统一而又多样性的展示。《金瓯缺》描写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就是将民族战争、农民起义以及朝廷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的矛盾等等错杂交织为一体，再现北宋覆灭、南宋偏安那一段复杂万端的社会历史行程，它所涵盖的丰富历史内蕴更增添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感。《少年天子》在描绘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顺治变革图新的历史活动时，则摒弃了正统意识与民族偏见，将这个征服了开化民族的满族皇帝顺应时势，吸纳先进民族优质，促使民族融合，以巩固和强化王朝统治的明智作为，在充满个人悲剧色彩的艺术氛围中表现出来。
其次，在历史小说的价值观念方面的变化，使得当代历史小说所表达的历史生活内容与创作主体的当代意识相契合，而愈加可能显示其具有现实价值的历史精神。一般而言，旧的历史小说没有脱出演绎历史的范畴。清代小说家吴趼人即把历史小说当作正史的辅助教材来看待，所谓“小说附正史以驰，正史借小说为先导”，带着将小说混同于历史的偏颇。当代历史小说显然摆脱了此种演绎历史的旧范，而代之以某种有主体意识参与的积极的创作动机，作家们总要通过对史料的研阅辨析，探求有普泛意义和某种带规律性的历史内蕴，寻找历史与现实之间那些隐匿不露的内在联系，用当代思想去照亮它们，重新发现和认识其价值。事实上，并非所有存在过的历史都有进入艺术描写的必要价值，只有那些同现代生活有关联的东西才能引起现代人的关注，才更易为他们所了解和接受。黑格尔说得好：“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代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相关，它们才算是属于我们的。”从描述存在过的历史转向描述属于我们的历史，可以认为是当代历史小说在创作观念上的转化。构思于抗日战争初期的《金瓯缺》，对于砥砺全民族抗战，是有积极意义的。《少年天子》和《暮鼓晨钟》揭示出的历史生活内蕴，在今天亦不失其借鉴价值。
历史文化品味的营造，成为当代历史小说的艺术创造中不可或缺的条件，是这类小说所具有的真正客观性的艺术内容的有机部分。此种历史文化品味，常常体现于历史的环境、习俗、典章制度、人伦关系、思想语言形态、日常生活内容的文化特征、民族特征与时代特征等等方面具体精微的描绘。它们作为血肉组织，构成作品所展示的艺术内容的历史生活底色。如果缺少这类底色，不仅会削弱小说的历史真实感，难以让读者的阅读欣然入境，也会影响小说的艺术内容的深刻展示。成功的作品总会让人在字里行间领略到这种东西。《李自成》对明末豫陕一带农村凋敝困苦境况与皇宫禁苑奢靡森冷景象的描绘，《金瓯缺》对东京都市风习与军旅征战生涯的描绘，均能营造出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氛围，将读者带入那个历史文化环境之中。《白门柳》对于江南士林生活的表现，则侧重这类仕宦文人交游清议、放浪不羁的生活状态的特定环境与习俗的工笔细描，营造出一派笼罩着这类特殊阶层人物生存境况的历史文化气息。有些当代历史小说，尽管在人物的塑造，历史精神的揭示方面均有成功之处，但由于缺乏充足的历史文化品味，难免产生“隔”的感觉，犹似皮影戏里只见活动的人形，而幕布却没有底色。历史文化品味的营造，自然离不开作家的学识、文化素养及对浩繁史料的精研细磨功夫。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历史小说也是一类最有难度、更见功力的小说艺术。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繁荣长篇小说创作笔谈
呼唤长篇小说的精品意识
云德
长篇小说几乎是在不为人们注意的情况下悄悄地热起来了。据有关方面的统计，１９９２年出版３７３部，１９９３年出版４２０部，１９９４年出版量也达到４００部以上。尽管这个统计中可能包含有旧作再版，或者部分作家收单本长篇编入文集被重复统计的情况，但长篇小说新作以不低于３００部的异乎寻常的高产足以表明，长篇热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
分析长篇热兴起的原因，一是作家的生活积累不断丰富，非长篇无以表述；二是变革时期不同观念的激烈冲撞，带给作家许多崭新的生活感受，易于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三是许多作家经过了新时期十几年的文学创作经验的积累，作家的写作水平正逐步得到提高；四是一些作家从成就事业的角度着眼，意欲为自己留下一部可以视为“枕头”的作品。
无论从哪个侧面看问题，作家们争相创作长篇小说的热情都是值得称道的。因为长篇小说作为一种篇幅长、容量大的叙事性文体，往往可以体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某一特定时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水平。我们寄希望在大量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产生一批与我们伟大时代相称的经世之作，尽管目前还处在一种热切的期待之中，但是有了这年产量４００部的基础，我们有理由为这种期待而鼓舞。
当然，愿望毕竟只是愿望，愿望不能等同于现实。从愿望到现实或许还存在相当的距离。透过长篇小说纷纭的热闹层面，我们不免会泛出几分忧虑，因为在洋洋４００部的庞大阵容中，真正能被社会广泛承认、可称得上精品力作者，可以说微乎其微。抱怨市场经济的冲击，纯文学市场的萎缩；抱怨读者鉴赏能力低下，似乎都过于牵强且冤枉。因为与此同时，一些佳作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像《战争与人》、《长城万里图》、《新战争与和平》、《天网》等，都在默默地一版再版，有的印数超过４０万。说到底，长篇佳作屈指可数的关键仍然是一个艺术质量问题。
繁荣长篇小说创作，保持一定的创作数量固然是必要的，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繁荣，不仅要求创作数量的增加，而且必须要求创作质量的提高。在目前长篇小说创作总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努力树立精品意识，不断提高创作质量，是确保长篇小说创作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这是长篇小说创作避免盲目、增强自觉、少走弯路、多出精品的重要环节。
提高质量，多出精品，联系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实际，我认为，必须在以下四个方面狠下功夫。
首先要强化作家的生活积累，补好作家学习社会的创作必修课。现在不少长篇包括一些著名作家的长篇小说，或沉湎于一己悲欢，玩味着个人一点小感受、小聪明，或鸡毛蒜皮，陈芝麻碎谷子，旁若无人地讲述着自己“过去的故事”。这些缺乏生活积累、缺少人生感受的作品，充满信心地去考验读者的阅读耐力，对于读者确实是一种痛苦的折磨。面对着一个伟大的、日新月异的历史变革时代，如果我们的作家不积极地投身其中，把自己关进象牙之塔，从尘封的历史、从一己的悲欢离合、从朋友或家人的闲言碎语中去汲取创作灵感，使自己成为试管里的蚯蚓，那是注定没有出息的。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是被无数成功的经验证明了的真理。作家们务必克服对于“深入生活”的心理障碍，热情地投入现实生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线，自觉地从人民生活中去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是锻炼自己、提高自己，蓄势而进、厚积薄发，有利于出精品力作的基本保证。
其次要加强理论学习，提高作家的思想素质。许多长篇小说思想苍白，缺乏蕴涵，一览无余，没有深度，其要害在于作家把握生活素材的思想力度不到位。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家无一例外地都是思想家。没有思想深度的作家，只能称其为文字匠人，永远不能摆脱小家子气而成为巨擘；没有思想深度的作品，不可能给人以深刻的感悟和启迪，绝对不会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静下心来，学点哲学和理论，提高作家的思想水平，增强作家在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把握时代本质和历史发展趋势的能力，这对于提高长篇小说创作质量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再次，要下气力花本钱充实作家的文化修养，提高驾驭长篇小说写作的艺术功力。长篇小说需要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和复杂的矛盾纠葛中，多方位地展示波谲云诡的社会生活，多侧面地描绘众多人物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深入细致地表现和把握人物性格的发展历史，尽可能地深刻反映特定时代的本质特征，因而，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高超的把握生活的艺术创作能力，要写好长篇小说是不可能的。某些长篇小说缺少足够容量，没有独到建构，捉襟见肘，首尾难顾，充其量只能算是中篇小说的机械抻长，不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那是自然的。我以为一些作家在驾驭长篇力所不逮的情况下，不必匆忙操刀，勉为其难，认真地写好自己驾轻就熟的文体，不断积累创作经验，充实写作能力，待到非写长篇难于自持的时刻，顺手拈得来，出手定不凡。此其时，尚不为迟也。
最后，冀望从事长篇创作的作家能够保持一种平常心，拿出一种惨淡经营的从容和气度。追时髦、赶潮流、跑马占荒、草率行事，是长篇小说平庸之作居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一些作家抱着浮躁的心态，或效颦于文学时尚，或听命于赵公元帅，或揣摩着地摊需求，或沾沾自喜于高产，匆忙写作，匆忙出版，势必生产出许多艺术价值很低的急就章。如果我们能把眼光放得远一点，拿出一点对自己未来负责的态度，就不难发现，这类速朽的东西不会在文学史上留下什么痕迹，甚至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连作者自己都会羞于提及。我们当然不能笼统提倡作家都去“十年磨一剑”，但倡导每个人都具备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去对待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或许能为作家提供更多的传世之作的机会。
值得欣慰的是，有关长篇小说的创作质量问题已日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据悉，在中宣部和中国作协联合召开的文学创作会议上，已把繁荣长篇小说创作的问题列入了会议的重要议程。会议期间从各地上报的近６００部长篇小说创作规划中，选定出２００多部重点选题。在此基础上，决定对其中３８部创作选题，从深入生活，到创作、出版，给予切实的扶持和资助。但愿以此为契机，促使长篇小说创作能从目前大幅度的数量增长形态向着增进质量、多出精品的方向转化。作为长篇小说的忠实读者，我们寄予真诚的期待。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文学语言与语言文明
何崇文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学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和反映社会生活的。高尔基曾经明确指出：“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重要工具，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文学的材料。”文学作品的语言即文学语言在作品中是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我们的文学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重任，文学语言必须准确、鲜明、生动，必须符合文明的要求。文学要传播文明，文学语言就必须文明，这是繁荣文学的需要，也是广大读者的呼声。
从总体上说，很多作家是重视语言修养并认真锤炼语言的，很多作品的语言是文明的。但也要看到，一些作品的语言却不够文明，有的作品甚至有很不文明的语言。其主要问题，表现之一是“脏”，就是有些作品脏话多。文学作品的语言包括人物语言和叙述人的语言，作品的脏话多既表现在人物语言里，也表现在叙述人的语言中。比如有的小说写人物对话，一些脏话竟原封不动地搬进作品，有人还自认为这是人物语言的个性化、通俗化。有的叙述故事在描写感情生活中的某些细节时，露骨地使用一些污秽的词语，简直不堪入目；或者虽然是为了揭露丑恶却对某些情景进行绘声绘色的庸俗描写，还把这说成是“生活化”。这怎么能叫做个性化、通俗化和生活化呢？文学固然是生活的反映，但文学是应当高于它所反映的实际生活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文学。文学语言也应当是经过作者加工提炼的富于形象性和艺术美感的语言，否则就失去了文学语言的价值。个性化的语言能充分地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但脏话并不就是语言的个性化，粗俗也决不等于通俗。这样的语言是根本谈不上文学性和艺术美的，在思想上更是十分有害的。有些作者为了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而在作品中使用了不少污秽的词语。他们忘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作者的社会责任，他们的这种作品既害了读者，也必然损害他们自己。表现之二是“乱”，就是有些作品的语言存在着种种文理不通的混乱现象，这样的语言也是不符合文明要求的。特别是在个别小说中，有些句子词不达意，有些句子似是而非。几十年前曾经为人们所普遍反感的“欧化句式”，现在又出现了，有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随意组合词语，胡乱构成句子，使人不知所云。人物语言和叙述人的语言都有这种情况。文学语言固然要多姿多彩，可以有词的活用，句的倒装，也应当有多种修辞方式；但既然主要是写给中国人读的，其语言就要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特色。那种颠来倒去故弄玄虚的语言并不是生动，更不是创新。文理不通的句子是任何时候都要注意避免的。表现之三是“差”，就是有些作品用字和标点有不少差错，这样的语言当然也是不文明的。写错别字，乱用标点符号，必然会影响作品内容的表达，怎么能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呢？有些作者语言功底不够，又缺乏责任心，造成种种差错。这样的作品是会贻误读者的，对青少年读者更为不利。以上三种表现归结起来就是文学语言上的“脏乱差”。要繁荣文学，这些不文明的现象都是必须切实注意克服的。
我们的文学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家们就必须努力做到“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而要实现这一点，作家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上要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在文学语言上也要多下功夫。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更需要文学精品，文学更需要精美的语言。而精美总是和文明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呼唤文明的文学语言，这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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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抗战文学的可贵收获
——读《长城万里图》第六卷《雾重庆》
张炯
《雾重庆》是周而复同志描写我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六卷长篇小说《长城万里图》的最后一卷，它的出版标志这部长达３８０万字的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的的巨著，历时１２年，在作者坚韧不拔的努力下，终于全部完成。这实在是我国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可贵收获，可喜可贺！
发生于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损失也最惨重的一场战争。而我国的抗日战争则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跟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一样，都不仅决定我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决定２０世纪人类的命运。反映这场战争的《长城万里图》可谓是大题材、大视野、大气魄、大手笔之作。它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全书的故事框架，从“七七”卢沟桥事变，蒋介石在庐山宣布全民抗战写起，在广泛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详细描写了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和我国抗战的各个阶段，而以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应蒋介石邀请到重庆参加和平谈判做结束。最后这卷《雾重庆》反映的是德黑兰盟国三巨头会议以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我国抗日战争都进入最后阶段，盟国和我国军民经历种种曲折而夺取胜利的过程。纵观全书，真正是包罗万象，涵盖五洲，事件迭起，人物众多。而且处理的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重大的题材，非有开阔的生活视野，雄伟的内在气魄和得心应手的笔墨才力，是难以竟全功的。周而复同志兼此数者。
《雾重庆》一如《长城万里图》前几卷那样继续展开国际敌我友三方以及国内、国共两党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种种复杂矛盾和斗争，包括国民党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主战派与投降派的矛盾与斗争。这卷不仅正面描写了斯大林与罗斯福、丘吉尔的会见，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冲突，还写了日本内部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军方主战派和近卫文麿为代表的贵族、政客主和派的矛盾，既写了日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打通平汉铁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又写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进行的英勇战斗，写了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还写了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惨剧和苏联军队最后参战、击溃日本关东军，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的经过……其中穿插了蒋介石的婚外情与宋美龄的争风吃醋、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和周佛海、陈公博的争权以及蒋军将领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蒋鼎文之间的种种矛盾。小说不但为人们再现了那个时代开阔的历史全景图，而且以丰富的生活细节，生动地刻画了笔下的种种人物形象。由于作者在结构上精心安排，各种事件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中有条不紊，剪裁得当，且把人物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前方惨烈的战争与后方的运筹帷幄，以及英雄气短儿女情长，都交织起来描写，从而把各种色彩丰富而又波澜起伏的场面都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这卷８０万字的小说读来仍然十分吸引人。其中，一些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画尤有相当的历史深度，血肉饱满而生动，性格鲜明而突出。
像蒋介石的形象便把握得极有分寸，既写他坚持抗战、坚持主权，作为民族主义者的主导面，又写他暗中勾结敌伪势力，动摇于主战派、主和派之间的非主导面；既写他表面容共，又写他骨子里反共；既写他表面不乏气度，尽量兼听各种意见，又写他骨子里刚愎自用，真正是独夫独裁；既写他在公众面前，很注意形象的威严乃至儒雅，酷像虔诚的基督教徒，又写他背地里何等阴险毒辣、寡廉鲜耻……正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色厉而内荏，口蜜而腹剑。对蒋介石的性格复杂性的充分刻画，不仅使这个人物血肉丰满，而且避免了漫画化简单化的笔法，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这个人物在那个时代何以能一时充当全民抗战的“领袖”而日后又走向失败的必然性。其他如表现何应钦的庸懦、陈布雷的忠谨、孔祥熙的贪婪、白崇禧的机智乃至汪精卫“又要当婊子又想竖牌坊”的细微心理，也都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小说对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盟国高层人物的描写，皆富于细节的特征和一定的心理深度，尤属不易。作家对战场上英勇牺牲的国民党将领同样给予热烈的歌颂，而对叛变投敌分子则予以尖利的揭露，在张扬民族正气和爱国主义精神方面，跟广大读者的心灵正是完全相通的。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热血》（长篇小说）
作者林家品长江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部颇有新意之作。它以春节前后的一场大雪为契机和象征，多侧面地描绘高峰煤矿这个特定的世界。作品的主线是浓墨重彩叙写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诸多个体小煤矿蚕食国营大矿的极其尖锐、复杂、残酷的竞争进程；其它主要矛盾冲突则是以被矿里除名的“窑古佬”倏地摇身一变而成为风云人物的个体煤矿主的裴哥与国营高峰大矿的头们特别是其中的老一——党委书记金宫才之间激烈而繁复、历尽血和死的人生拷打的斗争，这主线和主要矛盾又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社会生活各个不同层次和方方面面，上至中央部、省厅、矿局领导人，下至地层深处的芸芸众生，从而使众多人物的矛盾斗争呈辐射状扩散。
《热血》塑造出有特色的人物颇多，最为成功者要算裴哥和老一金宫才。
高峰矿第一号人物金宫才，有抱负、有魄力、有才干，有矿工的血性，更经历过人生舞台上的磨砺和摔打，本应大显身手干一番事业，可是他却陷进了种种困境之中。
小说最着力刻画的形象是裴哥，在这个极其复杂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性格的多重性：他有抱负、慷慨大义、敢作敢为，具有矿工的血性和优秀品质，但当他的抱负在高峰矿不能实现，在生活中饱受挫折碰撞得满身伤痕的时候，他就进行疯狂的报复；而在危急关头，他舍己救人，一口气拖出了１３条生命，裴哥的复杂性格的核心是矿工的高贵品德，由此也使小说增强了艺术的力度。
（王文）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战后热点追踪》（纪实文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这部丛书将视点定在战后，立足于环球大视野，区别于全国已出版的大量描写二战本身的书，从波谲云诡的半个世纪中选出最精彩最具震撼力的秘闻轶事，追踪交战各国、元勋士兵、英雄败类等风云人物的战后余生和热点事件的发展轨迹，涉及人类伦理道德之忠奸、善恶、荣辱、爱恨、生死等普遍而永恒的主题，依据最新解密材料及其研究成果，做全方位多视角的写真。
二战以来发生过或仍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热点的一幅幅历史画卷、一桩桩重大事件、一个个热点人物，经过著作者索隐探微和文学描写，愈显得精彩纷呈，引人入胜，重现了历史的辉煌与深广内涵。读者将看到希特勒遗嘱执行人鲍曼为代表的潜藏纳粹战犯怎样一一从南美洲缉拿归案；曾经活跃于二战中的著名女谍晚年如何度余生；叱咤沙场的著名战将有着怎样风流潇洒的战后生涯；日军慰安妇、中国劳工、细菌弹、活人解剖、南京大屠杀等战灾幸存者及日本遗孤残妇那些充满情仇爱恨与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喜剧；失踪异地士兵生者的怀乡与遗骸的返乡安息；还将看到围绕柏林墙两个半球的“冷战”阴晴云雨；震撼全球方兴未艾的索赔风潮；广岛上空的蘑菇云留下了什么启示、核武器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势；日军残兵败将战后在中国大地上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复辟狂梦；诞生于二战的众多新奇武器的家族史及战后归宿；科尔总理等德国人如何向犹太人受害者忏悔，日本天皇的谢罪之旅及右翼势力的张狂活动，而从光头党、奥姆真理教等笼罩世界的新法西斯分子制造的恐怖氛围中您又会更加感受到人类面临的现实威胁，令人警醒，令人反思，联系当今动荡的世界，人类是多么急切地呼唤和平与良知，而保存人类的自身和实现人类的发展已成为多么刻不容缓的事情啊！……总之，二战烽烟可散，但二战留给人类的思索与记忆却是相当沉重，远未完结的。本系列丛书正是基于以上意图，触及不少深刻甚至敏感的话题，并将其投散到广阔的国际大背景上，追求高品位多趣味最新知识与永恒价值，熔知识性、趣味性和文学性于一炉，给人以全新的阅读感受和爱国主义人类高尚情操的陶冶。
（贤明）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中外文化文艺理论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
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山东师大联合召开的中外文化、文艺理论国际学术讨论会日前在济南召开，来自海内外一百四十多位文艺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面对世纪之交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世界文艺理论发展的状况与格局，与会者以探索、总结、交融、创新的学术精神，对文艺理论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其中包括文艺发展中的人文精神、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中外文艺理论的交流与融合、理论话语的建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设等问题。与会者认为中国的文艺理论成就深厚，面向二十一世纪，必须要与国外文化、文论相融合。中外文艺理论在各自的历史、逻辑的起点上，既保持独创性，又要建立比较研究的思路，只有这样才能互补而壮大。
（王闻）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中国女杰》研讨会召开
为了向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献上一份厚礼，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侯钰鑫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女杰刘志华》一书。八月十八日，河南省新乡市委、新乡县委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国女杰刘志华》一书座谈会。
刘志华同志是新乡县小冀镇京华实业公司总经理，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女杰之一，是参加世妇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唯一的农民代表。
（汪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