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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抗日战争中
张国义
取得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张和坚持抗战，并促进全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的结果。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香港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一、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以救亡文化运动为主要形式
抗战爆发后，全中华民族迅即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中，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在国内，社会各界、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采用各种形式宣传、鼓动和支持抗日。与此同时，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也风起云涌
，成为整个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延伸和组成部分。
从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到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本开始进攻香港之前，香港暂时免遭战火，一时成为一个战争“避风港”。这一特殊的条件，遂成为一批文化人用不拿枪的方式参加祖国抗战的良好阵地。抗战伊始和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当局强化文化专制，加紧控制进步文化和思想，迫于此，先后有两批文化人士由内地疏散到香港。他们在这里掀起了抗日文化热潮，使“在富丽物质生活掩盖着贫瘠精神生活”的香港，变成抗日救亡运动的特殊文化据点，大批进步的团体和组织相继成立，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香港的抗日文化运动是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内容。
香港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中，抗战文学成为抗日救亡文化的典型代表。发表在进步刊物《文艺阵地》上的《华威先生》和《差半车麦秸》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在纽约、伦敦和莫斯科等地著名文学刊物上发表，中国抗战随中国抗战文学一起为国际社会所了解。
抗战文化之所以能在香港迅速兴起和发展，一方面是内地人才荟萃于此，借助了香港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是我党利用香港有利因素组织和促进的产物。
对香港特殊的环境和条件，我党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香港是商业自由港口，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通过它既可了解国际形势动态，又能争取港澳和海外同胞、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港英当局对中国战事的中立态度，使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得以在这里存在，从而为在抗战中刚刚取得合法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活动和扩大影响的空间。为了充分利用香港，早在１９３７年底，周恩来就在武汉与驻华大使面商在香港建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并派廖承志到港主持工作。
我党在组织和建立香港抗日文化宣传阵地时，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维护国共团结抗战的局面。尤其是皖南事变爆发后，全国国统区抗战文化低落，按照我党“政治上采取全面攻势，争取国内时局好转”的总策略，在港党组织利用新闻、文学、电影、美术、音乐等文化形式，围绕呼吁团结、抗战、民生，讴歌中华民族抗战精神这一主题，大量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发动许地山、范长江等４００多名文化人联名上书蒋介石，呼吁“制止内战，一致对外”。这些斗争在政治上有力地配合了我党的整体战略部署。
为了国际反法西斯宣传，我党积极开展工作。廖承志每周主持一次有邹韬奋、乔冠华、范长江、胡绳等著名文化人参加的时事漫谈，互相交流信息，分析对时局的看法，然后在漫谈的基础上，采取实际的宣传活动。夏衍、戈宝权等人发表文章，呼吁全世界文化界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提议组建国际反法西斯作家同盟；以我进步文化人士为骨干的中国文协香港分会为响应反法西斯运动举行音乐会，为英苏将士募捐；在港的剧人协会演出了宣传反法西斯的《希特勒的杰作》，极受国际友人的赞扬，引起空前的轰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宣传活动，既扩大了国际反法西斯宣传，又团结了国际反法西斯进步力量。
在香港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主潮之外，香港同胞还以其他形式组织和参与救亡运动。他们为祖国抗战募捐，就连儿童亦纷起响应，在长洲岛，儿童们曾举行别开生面的舞狮筹款活动。为了更好地支持祖国的抗战，香港同胞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如“中国南方抗日救国总会”、“九龙救灾会”等，它们同东南亚各埠的爱国华侨联系援助祖国抗日救灾，积极为抗日活动筹措经费，寄给国内慰劳抗日部队。香港同胞还收容从内地来港的难民，抵制日货，更有不少热血青年回到内地直接参加祖国的抗战。
二、香港的抗战以救助在港进步文化人和国际人士、开展游击战争为主要内容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进攻香港。港英当局抵抗不力，仅半月余，即丢盔卸甲而走，港督杨慕琦在圣诞之日竖起白旗。因此说，英国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香港的作战中，并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真正能够为了民族自身的利益抗战，只能是香港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同胞。英军投降了，并不意味香港的抗战就停止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团结和依靠广大的香港同胞，在香港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它是在香港坚持抗战的主要力量，曾给日寇以重大的打击。东江纵队于１９４１年正式成立，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南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东江纵队的主要成员是香港爱国青年，据初步统计，先后参加东江纵队的香港同胞近千人，出现了不少“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场面。同时，得到广大香港同胞的掩护和支援，是东江纵队在游击战期间能够活跃在崇山峻岭、出没于丛林郊野的主要原因。
对于整个中国战局来说，由于香港尚为英国占领及其他战略原因，中日之间并没有在香港爆发大规模的战争，香港的抗战主要是营救在港的进步文化人士和国际友人，并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日军一占领香港就封锁码头、铁路，大肆搜捕抗日分子，大批文化人所处情势紧迫。在这紧急关头，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廖承志，要求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批我国文化界的精英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从１９４２年１月上旬到２月底，在敌人严密控制下，我东江纵队抢救护送进步民主人士和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８００多人，脱离了香港日本侵略军的监视和搜捕，无一人遭受损失。营救过程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对一切抗日爱国人士以诚相待，患难与共，表现了共产党宽广的襟怀。营救活动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发展了统一战线，体现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爱护，从而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信赖。著名作家茅盾在《脱险杂记》一文中称，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在驻港英军投降后，被俘的英国、加拿大、印度等国籍的人士，被关在３个集中营里。本着国际主义精神，东江纵队勇敢地与日寇周旋，灵活机动地营救了一批在港国际人士。据不完全统计，香港沦陷期间，东江纵队一共抢救了英国、美国、苏联等国的８９位国际友人，得到了他们高度的赞誉，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被救的美国飞行员在感谢信中写道：“我们美国人从历史记载中和我们全部的学问中，都从来不曾有像你们游击队这样英雄的军队。终有一天，全世界都将传颂你们伟大的工作。”
东江纵队还开展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有力地配合了盟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早在日军攻占香港时，东江游击队就以积极的行动，配合英军进行香港保卫战。香港沦陷后，他们在铁路线上伏击日军，破坏铁路、机场，深入敌后除奸，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东江纵队利用香港这个商业中心，通过商人和渔民采购一些物资和武器弹药，除自需外，还支援内地游击战争。东江纵队还大力协助国际上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友军，建立秘密电台，布置情报、交通网络，帮助他们在香港市区建立地下活动据点。英国政府为表示感谢东江纵队的友好合作，于１９４６年在伦敦把一枚皇家勋章颁给东江纵队成员黄作梅。正如东江纵队在抗战胜利后撤离香港时发布的宣言所说：“三年零八个月，冒出生入死之险，不惜重大牺牲，救护盟邦人士，肃清土匪活动，破坏敌伪统治，保护人民利益，确实尽了我们应有的努力，并做了许多成绩。”
香港同胞是香港抗战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参与和支持，是东江纵队发展、壮大和抗战的基本保证。
三、抗日战争中我党对香港的利用和香港同胞对民族团结和统一的意义
我党在抗战中利用香港的环境和条件，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卓有成效地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充分实现了香港特殊的作用和价值。
抗战中，共产党一直坚持充分利用香港的立场，周恩来曾亲自作出“香港这块地方我们不能丢”的战略指示。利用香港是既与国民党团结抗战，又要坚持斗争的需要。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压制、封锁，利用其所谓“正统”地位积极反共，想方设法压缩共产党发展和影响的空间，加强新闻检查和“邮检”，查封各地生活书店，对我进步报刊《新华日报》、《救亡日报》进行限制。我党利用香港有利的舆论环境，作针锋相对的斗争。１９４１年５月，邹韬奋、茅盾等人在港发表《我们对国事的态度》，严正指出，只有“坚持抗战国策，除去阻碍团结之障碍，确定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严惩贪污，整顿官场，解除对抗战文化的压迫和封锁”等等，才能“力争祖国之进步与光明”。在我党的影响下，邵宗汉、郁风等人联名发表声明，集体退出香港《星岛日报》，以抗议该报屈服于国民党重庆政府的压力而向右转。
利用香港也是宣传中国抗战，壮大抗战力量的需要。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党对外宣传工作的一个有力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香港起着重要的运输站和联络点的作用。通过它，强化了中国抗战文化与海外抗战文化的联系，与世界进步文化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交汇。同时，香港作为一个世界性自由港口，通过它，建立广泛的爱国抗日统一战线，筹集抗战资金，为新四军、八路军购买医疗器材和枪支弹药，这是在中国其他地域无法取代的。
利用香港还是组成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需要。抗战爆发时，香港已是一座与世界有着广泛经济联系的城市。中国人民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抗战的时候，并没有把这场战争孤立地看成是中国与日本间的局部战争。毛泽东一直强调，要把中国战场放到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去考虑。正因为如此，东江纵队在配合英美等国从事反法西斯事业中，不畏艰难，承担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际主义义务。
香港同胞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高度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感，是香港抗日救亡运动和香港抗战的基本动因，它再次证明，全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是民族解放和振兴的根本保证。
香港自古是中国的领土，香港同胞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造就了共有的民族意识。它一方面表现于人们对故国故土和传统文化执著眷恋，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责任感；另一方面，表现为民族的凝聚力和一致性，在民族敌人面前团结为一体，同仇敌忾。香港同胞的这种传统，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后，在中华民族蒙受苦难中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得到锤炼，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洗礼，更见鲜明。
在中国近代史上，多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正义战争，都以屈辱告终，而抗日战争首创历史纪录，取得完全胜利。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国人，以不同的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到空前的民族团结和统一，使抗日战争成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是中国抗战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和香港的抗战是中华民族抗击日寇侵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全民族空前团结的重要内容。
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在取得民族解放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越的抗战中得到锻炼、发展和壮大。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开展的斗争及其战略方针，都是弥足珍贵的斗争经验和思想财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运用统一战线，是其重要内容。从抗日战争到今天，我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对我们这一代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依照“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有着生动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附图片）
这是飒爽英姿的东江纵队队员。 罗欧锋摄
我军在反蚕食斗争中收复基本区，攻克了许多据点。图为攻占据点后的胜利情景。
本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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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山中“报国亭”
——访山西孝义抗日模范村
本报记者安洋
编者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讲述当时如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全民抗战的实践，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直接组织民众抗战的地方，证明了毛泽东论断的正确性。此文介绍的“抗日模范村”９０余户人家，竟有１０８人参加到坚决抗日的八路军、游击队中，就是突出一例。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之际，记者慕名拜访了吕梁山区的石像村。“七七事变”后，我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晋西区党委，八路军１１９师都曾驻扎孝义县，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因此当时有“抗日先进县”之称，而石像村是该县更为突出的一个抗日模范村。
记者一进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半山腰上的一座六角亭，随同采访的市党史办老王便兴奋地高喊：“看见了吧，报国亭！报国亭！！”爬上山腰，只见“报国亭”中央竖立着刻有“抗日模范村”五个大字的石碑。村小学的一群“红领巾”正在这里活动，七旬老人冯芝祯一字一句地向学生们讲述石像村的抗日斗争历史。
１９３５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掀起了山西的反共高潮，为反对和阻止红军东进抗日，阎锡山“防共团”逐村进行反共宣传，而石像村青年冯家斌、冯光熙等人则逐户开展反宣传，揭露阎顽阴谋，因此群众不受欺骗。当１９３６年３月，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东征的部队到达石像村时，受到乡亲们的欢迎。红军指战员大力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道理，进一步激发了村民爱国主义觉悟。红军撤返陕北后，冯二元、冯水全、冯四害、冯七斤等因积极协助红军而被政府关押，他们据理不屈，大义凛然。石像村作为吕梁山的一个小小村庄，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对日寇远在东北的罪恶行径有如此强烈反应，能对国民党卖国反共宣传有如此明确的辨别，不能不令人万分敬仰。这也为以后石像村的抗日光荣历史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逼近吕梁山，八路军抗日工作队深入石像村组织抗日游击队，八路军１１９师补充团也进驻石像村，小小石像村掀起了空前的抗日高潮。全村大会制订的口号是：“出人出力出钱出物石像人与抗日共存；打寇打鬼打奸打特石像村与国土共在。”真是气壮山河。
当时石像村仅有９０余户人家，青壮年不足百人，却有１０８人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牺盟工作队等抗日部队和单位。因此形成了各户皆抗属无人不抗日的局面。仅在曹诚为团长的游击３团１营就有数十名冯家叔侄兄弟在一起共同战斗，因此战场上只要牺牲一人，或其兄弟，或其叔侄，则家仇国恨集于一身，其英勇拚杀的场面，可歌可泣之报国心，真可以惊天地而动鬼神。
１２岁的冯万金是年龄最小的，扛不动步枪，就死磨硬缠当了决死队通讯员。冯致中已５０多岁，据说当时连家里的门也顾不上关就追部队参军了。皮影戏老艺人冯廷云，是山西皮影戏的民间艺术家，也是皮影戏的开创者，在山西、陕西一带很有声望。他不但到处唱皮影戏时宣传抗日，还将四个儿子冯进文、冯进武、冯进山、冯进川全部送上抗日前线。冯光仁、冯光礼、冯光智弟兄三人也一起参加抗战，冯光智英勇献身，以血肉之躯抱着炸药端掉了敌人的炮楼。抗日战场上石像村人有数十人血染疆场，为国捐躯，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民族壮歌。后为政府追认的烈士就有２２名之多。
“前方好男儿为民族流血，后方好乡亲为前方输血，”这也是石像村人的豪言壮语。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０年期间，全村共捐粮３６００担、土布２０００余尺、银元１８００块、白银２５００两、１５匹驮骡、２０多头毛驴、３辆铁轮车。有人把盖房子用的木料都拿出来，做了救护伤员的担架。村里的妇救会在冯全英的组织发动下，夜以继日赶做军鞋、军衣、军被，源源不断送往前线。冯全英出身大家闺秀，但抗战一开始便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出家门参加抗日运动，在孝义一带对妇女参加抗战起了带头作用。
不能直接上前线的村民们，也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冯致和、冯芝甫、冯世隆、冯法珠等还先后活捉了两个日本鬼子和一个汉奸。为了表彰石像村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当时的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傅立民亲自将“抗日模范村”的锦旗高高挂在石像村。
１９４１年１月，背信弃义的国民党策动了“皖南事变”，不久，阎锡山也在山西策动了“晋西事变”，残酷迫害牺盟会和新四军，抗日有功的石像村，自然被他们视为眼中钉，称为“叛军村”。他们对战斗在前方的抗日战士的亲属实行非人的折磨，抗属冯衮、冯辅、冯芝梅、冯丕贞、冯芝贤、冯根元、冯元厮等被捕后受到酷刑拷打；以后又将宣传抗日的文艺战士冯松的父亲冯俨逮捕，整夜拷打，逼他承认儿子是“叛匪”，冯宁死不屈，翌日，被阎军杀死于兑九峪河滩。郝根元因多次给抗日政府运送弹药，也被他们用石头活活砸死。尽管如此残酷镇压，石像村人没有一人屈服，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共产党和抗日部队，直到胜利。
忠魂树长青，岁月抹不去。１９８５年９月２日，孝义县（当时尚未改市）隆重集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４０周年，并为石像“抗日模范村”纪念碑亭剪彩。抗战时第一任的县委书记梁占祥亲书的“抗日模范村”碑文一字千钧，当年的八路军总部民运部长傅钟老人题写的“报国亭”匾牌肃穆庄严，当年的抗日战士冯松手书的“人人爱国奋勇救亡捍卫全民族，家家仇敌齐心参战击败侵略者”对联铿锵有力。
那天，石像村遍及四面八方的抗日老战士重返故里，当年参加抗日的１０８人，大多为国捐躯，而今幸存者只有冯飞、冯光裕、冯光礼、冯涛、冯松、冯烈、冯光晋、冯法禹等人，这些白发苍苍的老战士，面对那块普普通通的石碑，情不自禁，热泪纵横……
他们深知，那是石像村人用热血和生命铸成的丰碑，她凝结着一个民族不可欺、不可辱、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气节，她凝结着一个民族弘扬正义、崇尚真理、追求和平的襟怀！
靠着这种精神和灵魂，石像村人与全民族一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迎来了今天幸福美满的新生活。冯守龙是抗日烈士冯焕亮的后代，在他那座磁砖贴面的二层楼里，他一板一眼地讲述着他的好日子：“去年连种地带做买卖，６口人毛收入９万多元，满够花了。”冯光玉５口人，又承包煤矿又养车，“每年人均收入１万元不算回事”。村支书冯金虎满脸的自豪：“石像人干啥都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儿，科学种田，办企业，干部就不需要费啥力，人家懂的道理比你还多。”全村１７３５口人，去年人均收入２５００元，被省政府命名为千万元村。石像村人尊师重教的风尚依旧，校舍是楼房，桌椅板凳崭崭新，４００名学生的校服齐刷刷，教师除工资外，村里还有丰厚的津贴。
石像村，光荣与骄傲永存。
石像人，奉献与幸福同在。
（附图片）
（压题照片汪昌新摄）